秦治來：新保守主義的失靈與美國中東政策

　�。埂�11以后，新保守主義的崛起促使美國強化在中東地區(qū)“輸出民主”的戰(zhàn)略。布什政府一開始寄希望于新保守主義為中東事務的應對帶來戰(zhàn)略契機，但是事與愿違，美國一意孤行的民主化戰(zhàn)略不僅未能實現(xiàn)預期目標，反而帶來一系列問題。在美國新保守主義退潮的同時，2007年以來的中東形勢出現(xiàn)一些新的氣象??月底，美國國務卿賴斯的中東之行向巴以領導人正式推出“政治地平線”的新概念；
4月3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領國會代表團抵達大馬士革進行為期2天的正式訪問；
4月15日，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的首腦定期會談（每兩周舉行一次）在西耶路撒冷正式起步。通過這些變化，我們可以觀察美國中東政策的調整及其走向。

　　新保守主義在美國中東政策上的“失靈”

　　新保守主義在美國大多為意識形態(tài)味濃的知識分子所信奉，對共和黨具有一定影響。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主要有兩條：一是自由、民主與專制水火不相容，民主國家應挺身而出反對暴政；
二是美國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觀，應主動擔負“天賦使命”。在對外事務方面，新保守主義者看重武力與民主的“雙重變奏”。在他們看來，老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國際政治思維均存在一定問題：前者常常為了特定需要而忽視國家的長遠理想，其現(xiàn)實主義做派極為露骨；
后者樂于通過國際制度來推廣民主，其國際主義傾向有些幼稚。

　　布什就任總統(tǒng)之初，并未看好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影響力。新保守主義在美國中東政策中的崛起得益于9?1的政治遺產(chǎn)。9?1對美國中東政策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促使美國深刻反思并調整以往的中東政策。9?1以前，美國中東政策主要立足于中東地區(qū)的政權穩(wěn)定、循序漸進，不刻意追求劇烈變化。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這種中東政策失敗的原因之一在于：為了實現(xiàn)穩(wěn)定的能源供應這一“實實在在”的利益，美國主動放棄與阿拉伯國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專制、經(jīng)濟失敗和文化落后的斗爭，導致中東地區(qū)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因此，戰(zhàn)勝中東地區(qū)恐怖主義的重要法寶，是在該地區(qū)掀起民主化浪潮，努力（包括動用武力）將專制政府改造成民主政府。2004年6月，美國在8國集團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推動中東―伊斯蘭世界民主化的“大中東倡議”。

　　布什政府堅信，大中東倡議一定能產(chǎn)生民主化運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美國先后發(fā)動了阿富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試圖通過這兩個國家確立的民主制度在大中東產(chǎn)生示范作用。

然而，在經(jīng)歷短暫的輝煌之后，新保守主義在中東地區(qū)倡導打破常規(guī)的做法（如，為了加速民主化進程，將中東問題的核心——巴以和談——暫時擱淺）很快陷入循環(huán)沖突的“泥潭”。大中東民主計劃帶有嚴重的誤導性，其最大的弊端在于，美國帶著“有色眼鏡”審視并干預中東事務。布什政府強化以軍事反恐，不僅無助于化解伊斯蘭世界的反美、仇美情緒，反而會刺激極端主義的滋生蔓延。新保守主義給布什政府的中東政策留下的是一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例如，哈馬斯在巴勒斯坦政壇的橫空出世，著實讓美國的戰(zhàn)略應對顯得有些措手不及。盡管阿富汗和伊拉克至今彌漫著動蕩的陰云，是布什政府最不愿意面對的尷尬局面，但卻是最值得美國進行反思的�？梢赃@樣說，美國新保守派人士在中東地區(qū)推行的民主規(guī)劃出現(xiàn)了“過度痙攣”之癥狀。

　　同樣，新保守主義在美國也大有昨日黃花之勢，對中東政策的影響力急劇下降。2006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在跌宕起伏的氣氛中落下帷幕，伊拉克戰(zhàn)爭“后遺癥”成為民主黨在競選活動中攻擊共和黨的有力武器。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的失敗有些令人大跌眼鏡，甚至連一向強硬的拉姆斯菲爾德也“主動”提交辭呈。以“歷史終結論”而聞名的日裔美國人福山曾是新保守主義的熱心支持者，但現(xiàn)在卻“自愿”背叛了新保守主義。福山在新書《十字路口的美國》（2006年3月出版）中對新保守主義流露出失望情緒，并明確表示伊拉克戰(zhàn)爭（武力移植民主）造成的困境已經(jīng)使新保守主義走到了盡頭。

　　美國中東政策的未來走向

　　過度喧囂之后必然是深刻反思。新保守主義的失靈，能夠為透視美國中東政策的走向提供新的注腳。

　　有輿論認為，美國的中東政策面臨分裂的危險。作為近年來訪問敘利亞最高級別的美國要員，佩洛西的敘利亞之行在華盛頓掀起了軒然大波。布什批評佩洛西此舉向敘利亞發(fā)出了“混亂的”信息，因為敘利亞至今仍是支持恐怖主義的“邪惡軸心”之一。也有輿論認為，美國中東政策正在向現(xiàn)實主義“回籠”。中東形勢繼續(xù)惡化，要求布什政府重新審視新保守主義與其中東政策的適當性。2006年12月初推出的有關伊拉克問題的“貝克報告”表明，美國國內出現(xiàn)了一種強烈要求中東政策回歸現(xiàn)實的呼聲。

　　綜合各種判斷，在未來一段時間，美國中東政策的調整不會發(fā)生根本性變化，新保守主義的退潮只是美國調整其中東政策的一種階段性反映。雖然共和黨中期選舉失利和拉姆斯菲爾德辭職，使美國中東政策的調整成為熱門話題，但是實際上調整工作早已進行。例如，繼“大中東計劃”之后，賴斯在2006年1月提出了“植根于伙伴關系，而不是家長作風……”的“轉型外交”。在2006年7月以黎“夏雨風暴”過后，賴斯又提出了“新中東計劃”，主張聯(lián)合“溫和派”的阿拉伯國家，形成抗伊朗、反極端的大同盟。

　　美國中東政策的調整只能是微調，原因之一是大中東倡議的政策目標短期內不會變化。大中東倡議是美國整體戰(zhàn)略、特別是安全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在大中東地區(qū)推動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變革以外，大中東倡議更多是為了鏟除伊斯蘭世界滋生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土壤，進而徹底改善美國的安全環(huán)境。盡管布什政府強硬的單邊主義政策給中東秩序帶來了混亂，也使美國的一些盟國感到心有余悸，但是大中東倡儀開啟的思維慣性在美國朝野仍有一定市場�，F(xiàn)在看來，美國不可能退回到孤立主義的中東政策：一是因為對世界霸權的追求已經(jīng)成為美國政府“擋不住的誘惑”，二是因為美國在某種程度上也獲得了“先發(fā)制人”戰(zhàn)略的紅利，必將會“有節(jié)制和聰明地”使用這種軍事戰(zhàn)略。美國的中東政策也不可能完全回到現(xiàn)實主義的道路上來，因為美國在中東地區(qū)的戰(zhàn)略利益是確定的、客觀的。以往美國政府追求的現(xiàn)實利益仍然存在，不存在“簡單”回歸的問題。

　　美國只能對其中東政策做出微調，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從歷史慣性的角度看，基督教與伊斯蘭的沖突已有一定積累，美國與以色列已經(jīng)形成了長期性密切關系，猶太人在美國的院外游說活動已成規(guī)模。因此，觀察美國中東政策的走向需要引入“長時段”的眼光。從孤獨帝國的心態(tài)看，作為世界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美國本身需要自我調整對外政策。失去了對手，美國外交注定是搖擺不定的。從美國社會的結構看，美國內部思想呈現(xiàn)多樣性，存在分歧、爭論是慣例。新保守主義的退潮并不意味著，這種理念已經(jīng)不復存在或者完全失去了作用。

　　當前，判斷美國中東政策的走向，應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美國中東政策的走向與美國國內的政治布局有關。雖然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的失利使布什政府在余下任期內不可能對中東政策做出重大調整，但是即使民主黨入主白宮，也難以在中東政策的調整方面有所作為。民主黨可以為了贏得大選猛烈抨擊布什的中東政策，但是它既未曾就中東事務形成一個完整的施政綱領，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取代共和黨已有的影響。事實上，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中東政策只能服務于政黨政治的需要，甚至僅僅是兩黨爭奪選票的一個籌碼而已。美國不可能也不想真正探尋破解中東問題的有效之道。

　　美國中東政策的走向與中東地區(qū)的形勢發(fā)展有關。僅就巴以關系而言，在阿巴斯的“新政改革”未能收到實效的同時，以色列常常以一些出人意料的“單邊行動”為巴以和談設置障礙。除了原有的問題（阿以沖突），中東地區(qū)也不斷產(chǎn)生新的問題，如伊拉克重建、伊朗核問題等�！氨鶅鋈�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東問題是已有矛盾、爭端長期積累的結果。要想解決這些積重難返的問題，僅僅依靠外部提供“理想方案”是遠遠不夠的。上述復雜形勢，必將對美國中東政策的走向產(chǎn)生重大影響。

　　總之，美國中東政策調整的成效，不能取決于美國“兜售”各種新式政策的一廂情愿，而是取決于中東當事國之間及其與美國相互合作的意愿、程度。（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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