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周來：公平是一種至上的美德

　　非常高興有機會與大家交流。這幾年我一直關注轉型期中國的社會公平問題。2005年我在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贊助下，曾帶領一個課題組對中國人的公平觀與公平感做了一些調查，同時比較系統(tǒng)地梳理了經濟思想史上關于公平的一些文獻與觀點，在此基礎上發(fā)表了一些文章與評論。正好去年世界銀行年度報告主題就是《公平與發(fā)展》，我也參加了其中一些討論。我想與大家交流以下幾方面的內容：第一，什么是社會公平？第二，公平是一種至上的美德。第三，公平與效率以及個人自由之間的關系。第四，建設一個公平的社會。

　　■講堂語錄

　　●要實現真正的“機會公平”，政府的公共政策就應該主要照顧社會中的弱者，而那些本來就掌握了大量資源的人群應該有所收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否則，“起點公平”的最后還是讓“贏者通吃”。

　　●即使這個社會中人人都是機會均等的，而且富人的財富的獲得也具備正當性，但如果貧富差距過大，這樣的社會仍然是不公平的。

　　●我曾經反復思考諾斯的這個觀點，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如果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導致人們普遍認為社會不公平，那么，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一樣，對中國經濟增長將是沒有幫助的。

　　演講人：經濟學家盧周來

　　演講地點：涵芬樓書店

　　1 么是社會公平？

　　什么是公平？剛剛出版的《世界銀行2006年年度報告/發(fā)展與公平》把社會公平定義為兩項原則：“公平”的定義是兩項基本原則。

　　第一項是“機會公平”，即：一個人一生中的成就應主要取決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這種才能與努力是可控的，而不是被種族、性別、社會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國等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第二項原則是“避免剝奪享受成果的權利”，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費水平的權利。

　　僅僅“起點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

　　我們先看關于機會公平。有人說，機會公平就是把大家放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從報告看不是，而且從自由主義經濟學看也不是。比如，在同一個起跑點上，我們讓一個專業(yè)的長跑運動員與一個有著先天殘疾的孩子賽跑，盡管起點公平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機會并不公平”。所以，真正的機會公平應該是充分考慮到先天條件的不平等，然后在比賽規(guī)則中體現對弱小者的照顧。也正因此，要靠社會政策來“損有余、補不足”�！皳p有余”的方法就是依靠累進的個人所得稅以及遺產稅等手段，對富人擁有的資源進行適當控制；
而“補不足”就是通過社會對窮人的各種援助政策對擁有資源少的窮人進行適當補償�！皺C會公平”并不是簡單地“讓大家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相反，要實現真正的“機會公平”，政府的公共政策就應該主要照顧社會中的弱者，而那些本來就掌握了大量資源的人群應該有所收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否則，“起點公平”的最后還是讓“贏者通吃”。

　　公平指數與窮人保障有關

　　有人說自由主義經濟學講效率，是一種誤導。著名自由主義經濟學芝加哥學派的“領頭雁”———弗蘭克·奈特，他曾是包括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的老師。他認為，一個人是窮人還是富人，主要決定于“出身、運氣和努力”，而且他著重指出，“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他的學生布坎南后來對奈特的論述又做了擴展。他說：“競爭性制度最主要的缺點是，它基本上是根據世襲權和運氣（努力只占很小比重）來分配收入。

　　即使這個社會中人人都是機會均等，而且富人的財富的獲得也具備正當性，但一個公平的社會同時還是不允許絕對貧困的存在，而應該有對窮人的“兜底”政策。

　　否則，人們還是會認為社會不公平。這也是竟然有26%的公眾認為“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就能增加社會不公平感的基本原因。這一點對于制度轉軌國家尤其重要。

　　著名的轉型經濟學家G.羅蘭德在《轉型與經濟學》中就說，即使有一定的貧富差距，但政府如果給窮人有基本的生活與醫(yī)療保障，人們仍然能夠承受轉型的壓力；
但如果政府沒有給窮人的基本生活與醫(yī)療保障，即使貧富差距并不特別突出，窮人仍然會覺得這個社會不公平。

　　公平不公平是誰說了算？

　　公平更多指分配上的差距在某個社會所允許的范圍內，不能出現兩極分化。從廣義上看，公平是指結果符合這個社會的“習慣法”。所以，公平不公平是老百姓說了算。

　　去年年中，我曾主持過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問題研究”的課題，為此我組織了一項關于“中國人公平感與公平觀”的調查。盡管事先我“感覺”可能大多數人會認為社會不公平程度在擴大，但結果還是讓我有些吃驚：在萬余名調查者中，認為社會“很不公平”和“不太公平”者合計達到參與調查問卷者的93%.只有1%的人認為這個社會是非常公平的，認為基本公平的也只有7%；
調查結果還表明，認為我們社會的不公平程度比歐美國家和其他發(fā)達地區(qū)嚴重得多的被調查者占到被調查者總數的62%，認為比歐美國家略為嚴重的占18%，兩項相加比例占到80%.然而，在不久后我參加的一次會議上，一位經濟學家提出，社會不公平狀況在老百姓那里被過分夸大了。

　　他還拿出國際上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說，在國際上其實有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最后，他得出結論：是老百姓的感覺出了問題！言下之意，老百姓不會像經濟學家這樣進行理性的計算。

　　坦率地說，對于經濟學家或“改革精英”們的“理性算計”與普通百姓的感覺相距如此之遠的事實，我是非常擔心的：改革本來事關社會大眾的福利，而非某個人或某些人的事，所以，本來應該體現民意、集中民智，以期改革的效果更好。但由于“民意”與“民智”被認為“不理性”，這樣，就可能隔斷民意的表達渠道與民智的參與渠道，而改革當然推進起來就要困難得多。而實際上，歷史的經驗與教訓都反復表明，即使有意排斥老百姓的“感覺”，老百姓的“感覺”往往在最后時刻是起著決定作用的。

　　2 公平是至上的美德

　　明確提出財富的公平分配是人類社會至高無上的美德的是羅納德·德沃金，一個著名的美國經濟哲學家。在其著作的開篇，他就明確提出，平等的關切是政治社會至上的美德；
而宣稱對全體公民擁有統(tǒng)治權并要求他們忠誠的政府，它必須對于全體公民的命運表現出平等的關切，否則其合法性值得懷疑。

　　當然，公平是至上的美德，并非是政治或法的觀念，而更是我們人類社會中人性以及追求幸福的需要。

　　追求公平是人類社會天生的偏好，是符合人性的。我們某些經濟學家可能想當然認為，應該是收入較低的人才更偏好公平。但最近某機構在對幾個經濟發(fā)展與合作組織（OECD）國家進行調查后發(fā)現，這些高收入國家的公民表現出對平等的強烈偏好：即各個收入層次的公民通常認為較低收入的職業(yè)應該得到更多報酬，而較高收入的職業(yè)應該適當降低其收入。

　　公平的社會可以提高公民的幸福感覺。世界銀行年度報告透露，近期在歐洲國家和美國有一項研究，請被調查者個人回答下述問題：“在下列選項中，你在過去這段時間里———認為自己非常幸福、比較幸福還是不太幸福？”結果發(fā)現，當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時候，個人更傾向于認為自己是不幸福的，即便在控制了個人收入、一系列的個體特征以及年份、國別等虛擬變量之后也同樣如此。有意思的是，不久前，中國知名媒體《南方周末》在對中國富人進行調查時發(fā)現，高達80%以上的富人認為自己并不幸福。

　　為什么一個不公平的社會會降低公民的幸福感？

　　這更似乎是一個社會學的話題�？梢钥隙ǖ氖牵瑥闹贫冉洕鷮W角度，不公平的社會中，人群之間分配性沖突會加��；
嚴重時可能造成窮人與富人之間“低烈度”的“戰(zhàn)爭”，即“拉美化”現象，這樣的社會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當然沒有幸�？裳�。

　　正因為追求公平是人性的需要，追求公平就是追求人類的幸福，因此，我們也可以把一部人類歷史看作是追求公平的過程。僅僅是晚近以來，這種追求公平的過程就成功地推進了人類的進步。這些成就包括美國的人權運動，南非反對種族隔離的民主運動，一些巴西城市中出現的參與式預算行為，以及在印度喀拉拉邦所展開的土地、教育和地方政府改革等等。也是在這其中，弱勢群體成功地打破了不公平造成的陷阱，成為這個社會中有機組成部分；
而原本強勢的階層也因暫時的讓步換得了長遠的利益保證以及生活的安全與和諧。

　　3 公平不會妨礙效率與自由

　　按照學科分工，效率的觀點的確應該是經濟學家看待問題的基本維度，但我們需要防止的是，經濟學可能以其學科的強勢，用效率的維度掩蓋了其他更重要的視角。這一點，作為“經濟學良心”的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也明確提出了警告。他在論述關于自由的價值時就說，經濟學家習慣按照他們“狹隘的觀點提出這樣的問題：自由能不促進經濟增長？”而實際上，“自由也的確有助于經濟增長”，“但自由本身的重要性不需要通過它們在經濟方面的作用來間接地證明”。我想說的是，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權衡本身也是經濟學家狹隘的觀點，公平本身的重要性也不需要它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來間接證明。從這點上，公平無關效率。

　　但毫不客氣地說，中國知識界對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的看法，竟然好像被始終鎖定在20世紀80年代；
而在現代經濟學界，關于公平與效率之間關系的研究則在90年代后有了新的發(fā)展。在此之前，主流的經濟理論認為，效率與公平之間是負相關，追求效率只能犧牲公平；
反之，追求公平只能犧牲效率，二者不可兼得。但現在看來，當以財富而不僅僅是貨幣收入分配差距來衡量社會公平后，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在財富不平等與增長之間似乎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即財富在社會中的分布越不平等，經濟增長越乏力�；蛘叻催^來說，財富分配狀況越平等，經濟增長可能會越快。此時，公平與效率之間不再是矛盾，反而有相互促進的作用。

　　追求公平與追求效率可以兼得。而一旦人們有了不公平感，將會影響到經濟增長。

　　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公平是一種集體指向的價值，因而會妨礙個人自由。但實質上，社會公平在兩個層面上是促進自由的。首先在保證社會中每個人享有“免于匱乏的自由”，社會公平要義之一是避免剝奪享受成果的權力引伸出的基本保障原則。其次是保障我們每個人通過自我努力與選擇實現解放的自由。因為在四個要素中，出生、運氣、努力與選擇，公平的原則要求排斥前兩者，而突顯出后二者。當然，公平促進自由有時是有代價的，即自由不是免費的。社會公平要求我們每個人被公平對待，但有時不公平的事很多。每個人都要感同身受，為別人的公平對待而努力，就是為個人自由而努力。

　　否則，當不公平的事沖我而來時，沒有一個人吭聲。

4 建設一個公平的公民社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關于“機會公平”原則，以此檢討中國的公共政策在造就“機會平等”上，我們不能不遺憾地看到，中國此前階段的公共政策不僅不是“損有余、補不足”，反而過分偏向這個社會中本來就擁有更多經濟與行政資源的地區(qū)或人群。另外，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姚洋指出：腐敗與暴富現象泛濫沖毀了中國人幾千年來形成的“應得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廣泛的相對剝奪感。

　　其實，中國當下最大的社會不公平還不是在經濟領域，而是在公共領域中廣泛存在的社會排斥現象。在消極排斥方面，往往是因為貧富懸殊導致貧困人口無法進入富裕人群的社會空間。

　　在北京，稍微具備一點檔次的商場、影院、博物館何曾見到過農民工的身影？在積極排斥方面，往往是經濟、社會某些規(guī)章或規(guī)定導致弱勢與貧困人口無法進入某些社會空間。比如，在經濟生活中，金融系統(tǒng)對貸款人擔�；虻盅旱南薅�，以及近幾年出臺的限制小額存款的規(guī)定，將所有的貧困人口排除在金融系統(tǒng)服務范圍之外。在社會生活中，大城市對小排氣量轎車的限制，賓館門口“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內”的告示牌，都將低收入者排除在某些場合之外。公共決策領域的社會排斥則表現為，強勢集體一邊倒地主導著關于改革設計的公共辯論。以醫(yī)療改革為例，只要看看設計改革的是些什么人什么機構，就知道這個制度的好壞：有財政部門代表，抱怨醫(yī)療包袱太重；
有醫(yī)藥企業(yè)代表，說企業(yè)利潤太低；
有社會保障部門代表，說醫(yī)保資金入不敷出；
有醫(yī)院的代表，說醫(yī)生待遇必須提高，醫(yī)院需要資金更新設備。而恰恰最重要的代表即患者與老百姓被排斥在方案設計之外，于是，醫(yī)療改革就變成了政府扔包袱、藥廠與醫(yī)院漲價這樣一個簡單的方案。

　　而可笑的是，就在國際范圍內都對中國醫(yī)改予以批評時，那些當初的方案設計者、現在仍然因為高坐在某些要位上而具有替自己的方案辯護的強勢話語權。

　　中國的社會公平狀況的確惡化到必須予以足夠重視的程度了。

　　5 更多市場經濟，更多社會主義

　　承認問題、正視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性條件。我們需要解決不公平問題。然而不幸的是，在當下中國的知識界，公平一度竟然成了一個被玷污的名詞。曾經有段時間，不僅自由主義者攻擊這個名詞，將追求公平與烏托邦夢想或民粹主義聯系在一起；
而且左派說起公平竟然也不能理直氣壯。究其原因，我們可以說，部分精英不道德地利用了“社會公平”這個名詞，將其與貧困、絕對平均主義、剝奪財產權等造成的恐怖聯系在一起，脅迫我們放棄所有的嚴肅的激進的信仰。也就在這其中，齊澤克稱之為“保守的自由主義流氓惡棍”便可以為現存秩序進行辯護：他們知道有腐敗，有剝削以及諸如此類的不公平現象，但是，他們可以將所有試圖改變不公平現狀的努力指責為具有烏托邦或民粹主義的危險性，是反改革開放的，甚至是反現代化的，因而不可接受，從而，有效地維護了他們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認為，建設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絕不僅僅是政府某些政策層面的調整可以解決的問題。

　　2004年以來，“郎顧之爭”開啟了中國知識界關于改革之爭，而支撐爭論背后的，恰是因改革與發(fā)展成果分配不均而導致的日益嚴重的社會公平問題。但是，有人為了能在爭論中占上風，很輕松地使出慣用的手法，認為這場爭論的背后其實是第三次“姓‘社’與姓‘資’”之爭。正如我前面所言，在這些人看來，只要喚醒了人們關于某個年代的回憶，以社會公平為基本訴求的社會主義，就好像將與“貧困”、“專制”、“財產剝奪”聯系在一起，因而就可以讓對手噤聲。但他們沒有料到的是，這次普通百姓并沒有被唬住。到2005年年初，南方有一個媒體發(fā)表了題為《更多社會主義、更多市場經濟》的評論。對著這個標題，我感慨萬千：面對中國社會愈來愈大的貧富鴻溝，在“社會公平”這個詞被忽略甚至被玷污了若干年后，我們終于有人重新提出：在需要“更多市場經濟”的同時還需要“更多社會主義”。

　　當然，我僅僅是談了指導思想層面的事。但建設一個公平的社會，還是需要全體公民的積極參與。戴維·米勒曾指出，“我們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必須具有這樣的政治社群：在這種政治社群中，公民以跨越各種界限的方式被當作平等者來對待；
公共政策適合于滿足每個成員的基本需要；
而經濟以這樣的方式組織起來并受到約束：使人們得到的收入和與工作相關的其他利益符合他們各自的應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建設一個公平的社會需要有負責任的公民，而負責任的公民又端賴于公民社會的建設。這是一個更大的話題，且待我們以后再說。

　　■講堂問答

　　關鍵詞：經濟學家批判

　　●提問：盧老師你好，我聽過一個笑話，就是一個經濟學家的追悼會就是大家都去參加，念悼詞的人說今天我們在這里紀念一位經濟學家，一個正直的人。

　　這時一位參加追悼會的人驚訝地說道：“原來今天死的是兩個人”。這反映了經濟學家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請問經濟學家為什么會把自己弄到這樣一個地步？

　　盧周來：實際上主流經濟學家在美國也是受到嘲笑的，國外專門有一個經濟網站，是專門說經濟學家的笑話的。我是這么看的，中國經濟學家對于中國改革開放是有貢獻的，對于市場經濟在中國的體制建立是有推進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有些經濟學家又為不同利益的集團服務。我覺得這個關鍵在于，你是為誰說話，你從什么樣的角度說話，你要先把你的立足點說出來�，F在經濟寫家挨罵不是在專業(yè)領域，在公共領域談的一些公共話題，這些話題涉及到的背后的利益群體之間本身就有矛盾，所以導致了不同的人挨不同人的罵，比如有的人挨這個人的罵，但是另外群體把他視為教父。

　　關鍵詞：財富分配方式

　　●提問：有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式的問題，你把財富分配給到底哪一批弱勢群體，是最弱的窮人，還是有可能培養(yǎng)成中產階級的一大批人？我個人認為，對整個社會來講，應該讓中產階級壯大起來。

　　盧周來：關于分配到底是應該給中產還是給最低保障。中央的文件也說，要擴大中等收入者人群，總體指導思想是這樣的，但問題是怎么樣擴大這個中等收入者人群。說社會公平，絕對不是說停下來搞分配，也是在發(fā)展和改革中，通過制度性來搞分配。但是一切共有的東西，原則性的東西，無論怎么樣的分配辦法，比如對最低的人口保障，這是必須要有的，而對最低人口的保障，造就他們發(fā)展的機會，也是造就中產的過程。

　　關鍵詞：人性的經濟學

　　●提問：你的報告有一個說法，人是偏好公平的，但是同時又說人是自私的。

　　我想，人本性是自私，人又是偏好公平，這兩個會不會是矛盾呢？比如說北京的戶口政策。外地人沒有拿到北京戶口之前，希望戶口政策是放松的，等他取得戶口政策之后，又覺得政策緊一點好，這個自私和偏好會不會有矛盾？

　　盧周來：這個問題的確是比較麻煩的問題。剛才世界銀行的報告說人是偏好公平的，這也是人性中的一個方面。剛才你又說人是自私的，這也符合人性中的某些方面，也有例證。所以，西方的經濟學關于人的假設，實際上承認人是多面體的。

　　人在某種情況下，在資源遇到分配性沖突的時候，可能會表現出自私的一面。你講的情況都是公共資源比較有限的，比如說在北京，公共資源比較有限，分配沖突又比較厲害，這種情況下表現出自私的一面多一些。為什么發(fā)達國家高收入人群反而更加偏向于公平？是分配性沖突并不高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對公平的偏好。

　　這個問題很復雜，我也沒有辦法講得更清楚。

　　關鍵詞：政府調控問題

　　●提問：前些天報紙說，商業(yè)銀行80%的資源給固定客戶，20%給老百姓，造成了一些民憤，民憤大一點可能有調節(jié)的政策，如果聲音小一點，還會持續(xù)下去，因為銀行的利益是20%的客戶給了80%的利益，這種情況會不會持續(xù)下去？您剛才說的博弈的問題，公眾的反彈大一點，有一定的調節(jié)，但實際上呢？

　　盧周來：去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是尤努斯，他有一個觀點，商業(yè)銀行是一個富人的制度，這是肯定的，商業(yè)銀行要盈利嘛，它是嫌貧愛富，追著富人跑。

　　窮人窮得要死，我給你貸款，讓你買個饅頭，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這個問題最終還是要靠政府來解決，市場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美國怎么樣解決這個制度的？助學貸款，大家都知道，大學生很窮，中國的貸款制度是大學生直接面向商業(yè)銀行，中央給商業(yè)銀行下指標，你必須貸多少。商業(yè)銀行說，這違背市場規(guī)律啊，我銀行是要盈利的，你讓我貸給這些沒有基本的資信保證的人，不是違背規(guī)律嗎？的的確確是違背規(guī)律的。美國不是這樣的，學生面向政府申請助學貸款，政府到銀行按照一定的利息借錢。既滿足了市場的要求，因為政府的信用在那個地方，又滿足了公平的要求，因為學生是面向政府，不是面向銀行，這還是取決于合理的制度設計，把這兩者兼顧起來。（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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