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文：上海租界地與晚清小說的繁榮

　　【內(nèi)容提要】晚清上海租界在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領域中所發(fā)生的積極與消極作用學者們論述的較多，而從文學的角度來研究上海租界對小說的影響，人們探討的還不夠深入。晚清小說的繁榮以上海為中心，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租界的存在。其中的報載小說的迅速發(fā)展又促成了古代小說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

　　【關鍵詞】 晚清；
租界；
影響；
小說

　　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生活決定文學藝術的發(fā)展，這是我們研究文學藝術的基本原理。但晚清小說形成的熱潮為何不在北京，而是上海，為何以報載小說的形式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要求我們必須對其進行實踐上的調(diào)查和學理上的闡釋。我對晚清的小說期刊、文藝雜志、報紙做了大量的調(diào)查統(tǒng)計工作，把其中登載的小說作成了目錄，一座含金量不高的巨大礦藏被我們發(fā)現(xiàn)了。這座礦藏的成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上海租界的存在與發(fā)展在小說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是我們無法回避的課題。

　　關于晚清小說興盛的原因前輩學者已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但從文學的角度來研究租界對小說的影響力度還不夠。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

　　光緒庚子（1900）后，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nèi)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慨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頓有掊擊之意矣。［1］(P205)

　　這是魯迅先生在研究清末譴責小說興盛的原因時所說的一段話。指出腐朽的清王朝在內(nèi)憂外患的情況下卻仍舊故步自封、阻撓改革，百姓深知清王朝已是扶不起的阿斗。在這種社會氛圍中小說家們以小說為武器，對清政府展開了猛烈的攻擊。魯迅先生的分析著眼點在于人們?yōu)楹我�譴責政府，未對小說興盛的原因作出深入的分析。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也探討了晚清小說繁榮的原因，他說：

　　第一，當然是由于印刷事業(yè)的發(fā)達，沒有此前那樣刻書的困難；
由于新聞事業(yè)的發(fā)達，在運用上需要多量生產(chǎn)。第二，是當時知識階層受了西洋文化影響，從社會意義上，認識了小說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屢挫于外敵，政治又極窳敗，大家知道不足與有為，遂寫小說，以事抨擊，并提倡維新與革命。［2］(P1)

　　阿英先生對魯迅先生的觀點做了兩點補充，強調(diào)新聞事業(yè)的發(fā)達和小說觀念的轉(zhuǎn)變對小說繁榮的作用。歐陽健先生在他的《晚清小說史》的引言中肯定了魯迅先生“把眼光投向庚子（1900）以后，以為小說至此而‘特盛’，是很有見地的�！苯又�又說：“只是其時是否因為‘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頓有掊擊之意’而導致小說創(chuàng)作繁榮，則需要作實事求是的分析�！苯又鴼W陽健先生做出了這樣的分析：“1903年的39部，幾乎全是新型小說。也就是說，這一年的小說創(chuàng)作，無論在數(shù)量上還是質(zhì)量上，都確確實實有了一個極大的飛躍。事實揭示我們：在1901年—1903年間，一定有一個特別重大的歷史性事變發(fā)生，因而影響了小說自身演進的軌跡�！薄澳敲�，這個歷史性事變是什么呢？就是清廷自1901年開始的改革�！保�3］(P3~5)改革影響到晚清小說的發(fā)展和繁榮，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就憑這一點也很難全面把握晚清小說繁榮的真正原因，而且這一點更不是普遍的規(guī)律。因為歷史上的商鞅變法、王安石的變法也沒有在文學界造成特別大的影響。胡適先生在《官場現(xiàn)形記?序》中曾提到租界對晚清小說的影響：“向來人民對于官，都是敢怒不敢言；
恰好到了這個時期，政府的紙老虎是戳穿的了，還加上倘來的言論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禍的人，都明白地攻擊官的種種荒謬，淫穢，貪贓，昏庸的事跡。”［4］(P1234)胡適先生已注意到租界的存在與“譴責小說”的關系，但他并沒有展開論述。

　　各位學者對晚清小說繁榮原因的探討各有各的角度和著眼點，觀點雖然不盡相同，但都從不同的側(cè)面闡述了晚清小說興盛的原因，具有較高的借鑒意義。為了更全面地弄清晚清小說興盛的原因，總結(jié)出一些經(jīng)驗，供人們參考，還有必要把著眼點放在上海租界上，對晚清小說興盛的原因做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一、相對于清廷，特殊而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

　　清廷于1901年刊布了《大清律例增修統(tǒng)纂集成》，其中就有《造妖書妖言條例》，1903年復通令查禁悖逆書刊。清政府為了延續(xù)自己的統(tǒng)治，除了禁止書籍外還對報紙進行查禁。1902年2月間《申報》刊出查禁《春江花月報》的報道，1907年2月間《申報》刊出查禁《民報》的新聞，1908年11月《申報》又刊出查禁《新世紀報》及《自由新報》的報道。不管清廷怎樣大禁特禁，卻無法阻擋人們利用小說這個武器來反清、反帝、批判現(xiàn)實、抒發(fā)理想，而且是聲勢越來越大，對清朝的滅亡起到了催化作用。清廷在歷朝歷代中文禁算是比較嚴厲的，文人們面對文字獄還是毛骨悚然的。那么晚清的小說作者為何可以憑借小說大罵朝廷、官場，鼓吹維新、宣揚革命呢？這與租界的存在有著重要的關系。

　　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清末時局變動中曾多次擴張，占據(jù)很大地盤，并逐漸形成行政、立法、司法俱全的市政管理機構(gòu)，成了獨立于清政府的“國中之國”。這個“國中之國”“保護”了一批文化人。殖民主義者禁止清軍隨意進入租界，并侵奪了中國政府對居住在租界內(nèi)犯法華人的逮捕權(quán)，這一特點，有利于清季以來的反對勢力。對此，1914年陳獨秀先生就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說，“租界是中國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安靜的地方�！�1919年五四運動時孫中山先生也說，“上海是自治區(qū)域的模范。”著名近代史家陳旭麓先生1988年在“租界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上說：“以公共租界為例，它曾確實帶來中國中世紀所沒有的東西。”“租界是非正義的，是侵略者的產(chǎn)物，然而上海公共租界，它有值得學習之處，它送來了資本主義及其先進事物�！保�5］(P644~605)新聞自由、法治等無疑都是它送來的先進事物。即使要封閉報紙也要經(jīng)過法庭審理，好歹有個程序，并不是任意就封了。當時在上海從事與小說傳播有關的文化人就有：江蘇的狄楚青、李伯元、曾樸、劉顎，浙江的蔡元培、夏曾佑、王國維，安徽的有陳獨秀、胡適，廣東的有吳趼人、蘇曼殊，福建的有林紓，陜西的有于右任。他們或直接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或辦報紙登載小說，或從事小說理論研究，使小說有了作者和傳播者。

　　租界這種相對于清廷，特殊而又較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催生了一批報刊雜志。姚公鶴曾在《上海報紙小史》上談論上海報紙的地位時說到：“是上海報紙發(fā)達之原因，已全出外人之賜。而況其最大原因，則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嬰國內(nèi)政治上之暴力。然則吾人而茍以上海報紙自豪于全國者，其亦可愧甚矣�！保�6］(P261)托足租界靠外國勢力來生存確實是國人的恥辱，但這個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報刊的存在是與租界相維系的，而這些報刊又是小說的重要傳播媒體。在上海租界內(nèi)出版過《蘇報》、《國民日日報》、《中國白話報》、《二十世紀大舞臺》等持不同政見的報刊。大量登載小說的三大日報《申報》、《新聞報》、《時報》也在租界中發(fā)展。租界中出版過《革命軍》、《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蘇報案紀事》、《孫逸仙》等書籍。當時出版小說的出版社、書局也大都設在上海的租界區(qū)，如月月小說社、競立社小說月報、小說月報社和小說林社，可以說當時小說大都在租界地出版。報刊雜志有了租界這樣的生存環(huán)境，它們得以迅速繁盛起來。報刊雜志為了吸引讀者、填充版面，需要大量的小說，小說以驚人的速度繁榮起來就成了必然。

　　二、豐富多彩的題材來源

　　租界地內(nèi)沒有戶籍制度，界內(nèi)的居民不需要登記戶口，不要說中國居民，就是來自海外無護照、無國籍的僑民都可以自由出入，并可自由遷居。加上租界內(nèi)經(jīng)濟發(fā)達，界內(nèi)建有眾多的工廠、碼頭、商店、公用事業(yè)及戲館、舞廳、茶樓等娛樂設施，向流入租界的華人提供了大量的就業(yè)機會。特別是租界內(nèi)幫會、黑社會的勢力很大，公開的或地下的煙館、賭場、妓院數(shù)量眾多，販賣鴉片、走私軍火、拐騙婦女等“黑道”生意也十分興隆。上海作為一個商埠，其貿(mào)易地位在乾嘉時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所謂“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7］當時的上海還不如蘇州、揚州。19世紀60年代以后，上海有了很大的變化。最早的上海租界是華洋分居，由于戰(zhàn)爭，華人不斷涌入租界，結(jié)果是華洋居住界限被打破�！吧虾１�事幾經(jīng)三次，第一次道光時英人之役，為上海開埠之造因。第二次咸豐初劉麗川之役為華界人民聚集租界之造因。第三次末太平之役，為江、浙及長江一帶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經(jīng)一次兵事，則租界繁盛一次……”［8］(P60)租界人口因戰(zhàn)爭而增加。隨著工商業(yè)的不斷發(fā)展，中國封建社會男耕女織的傳統(tǒng)生產(chǎn)模式以及相應的消費方式都不得不發(fā)生變化。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被破壞之后，許多人被迫離開土地進城當學徒和做工，連婦女也進入紗廠或絲廠謀生，租界的各種誘惑使農(nóng)村人口大量涌入，是造成租界人口劇增的又一原因。上海在道光年間，人口僅50多萬，同于我國的一個普通縣份。開埠后人口大幅度增長。到上世紀初，超過100萬。到20世紀20年代末，已達３００余萬。租界人口的迅速膨脹，租界的房產(chǎn)也興旺起來，英國商人造的房子也租給華人，并出現(xiàn)了華洋雜居的局面。隨著上海商業(yè)的發(fā)達，人們發(fā)現(xiàn)：“夷場上添社戲館、酒肆、娼樓，爭奇競勝。各路避難僑居者，盡有迷戀煙花、揮金如土。”［9］有人把當時上海的繁華社會概括為十景：“一曰桂園觀劇，二曰新樓選饌，三曰云閣嘗煙，四曰醉樂飲酒，五曰松風品茶，六曰桂馨訪美，七曰層臺聽書，八曰飛車擁麗，九曰夜市燃燈，十曰浦江步月�！保�10］王韜還談到：“租界中諸圜，尤以寶善街為銷金窩：自宵達旦，燈火輝耀，與日市無疑，飲饌諸物，求之無不具備，咄嗟立辦，游人以群聚，幾于踵趾相錯也�！保�11］19世紀70年代初的《申報》即曾發(fā)表過這樣的文字：“凡中國之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者，惟洋涇浜一區(qū)幾于無微不至，無美不臻。”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從消費觀念、消費方式等各方面的迅速變化看，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堪稱翹楚。在晚清，西方的許多娛樂消費方式已傳入上海，使得“蕞爾一彈丸地”的上海，能夠“舉中國20余省，外洋20余國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來，人多于蟻。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煙花以快冶游，有車馬以代步行，有戲園茗肆以資遣興，下而煙館也、書場也、彈子房也、照相店也，無一不引人入勝�！保�12］有了如此繁華的大都市，如《申報》這樣的報紙才有可能把報紙寄售于雜貨店、書坊、刻字店、信局、打包鋪、酒店、糟坊、煙膏店。

　　絢麗多彩的租界生活為小說提供了豐富的題材。晚清的小說大都在上海出版，這些小說有相當一部分以上海為背景，書名標明上海的自不必說，如《海上花列傳》、《上海游驂錄》、《上海新繁華夢》，那些沒有標明上海的，也每每以上海為背景、素材。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初載于1903年至1905年的《新小說》，1906年以后出單行本，凡108回。書中以自號“九死一生”者為線索，歷記其20多年中所見所聞。書中描繪的是末世社會風情，所述“怪現(xiàn)狀”約189件，件件都是丑現(xiàn)狀、惡現(xiàn)狀、壞現(xiàn)狀。所述怪現(xiàn)狀，不少是發(fā)生在上海的，書中述及上海市政、風俗、民情的地方甚多。小說開頭的“楔子”，就是一幅上海世情畫：

　　上海地方，為商賈麇集之區(qū)，中外雜處，人煙稠密，輪舶往來，百貨輸轉(zhuǎn)。加以蘇揚各地之煙花，亦都圖上海富商大賈之多，一時買棹而來，環(huán)聚于四馬路一帶，高張艷幟，炫異爭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孫公子去問津；
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著要嘗鼎一臠。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蘆葦灘頭，變成了中國第一個熱鬧的所在。唉！繁華到極，便容易淪于虛浮。久而久之，凡到上海來來往往的人，開口便講應酬，閉口也講應酬。人生世上，這應酬兩個字，本來是免不了的；
爭奈這些人所講的應酬，與平常的應酬，所講的不是嫖經(jīng)，便是賭局，花天酒地，鬧個不休，車水馬龍，日無暇晷。還有那些本是手頭空乏的，雖是空著心兒，也要充著大老倌模樣，去逐隊嬉游，好象除了征逐之外，別無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為上海的土產(chǎn)物。這還是小事。還有許多騙局、拐局、賭局，一切希奇古怪，夢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現(xiàn)，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風淳樸的地方，變了個輕浮險詐的逋逃藪。［13］(P1)

　　吳趼人小說中所描寫的與現(xiàn)實是相符的，作為現(xiàn)代化的大都市其中最能體現(xiàn)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魅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這里也是罪惡之淵藪。李伯元：《海天鴻雪記》第一回也描述到：

　　上海一埠，自從通商以來，世界繁華，日新月異，北自楊樹浦，南至十六鋪，沿著黃浦江，岸上的煤氣燈、電燈，夜間望去，竟是一條火龍一般。福州路一帶，曲院勾欄，鱗次櫛比。一到夜來，酒肉薰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這個地方，覺得世界上最要緊的事情無有過于征逐者。正是說不盡的標新炫異，醉紙迷金。那紅粉青衫，傾心游目，更覺相遇無言，解人難索。

　　曾樸在《孽�；ā分幸矠槲覀兠枋隽松虾Ｗ饨绲木跋螅�

　　咦，咦，咦！原來這孽海和奴樂島，卻是接著中國地面，在翰海之南，黃海之西，青海之東，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那中國第一通商碼頭的上�！�—地球各國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希罕，天天討論的討論，調(diào)查的調(diào)查，禿著幾打筆頭，費著幾磅紙墨，說著此事。內(nèi)中有個愛自由者聞信，特地趕到上海來，要想偵探偵探奴樂島的實在消息，卻不知從何處問起，那日走出去，看著人來人往，無非是那班肥頭胖耳的洋行買辦，偷天換日的新政委員，短發(fā)西裝的假革命黨，胡說亂話的新聞社員，都好象沒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雞，安塏第喝茶，天樂窩聽唱，馬龍車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愛自由者到不解起來，糊糊涂涂、昏昏沉沉的過了數(shù)日。［14］(P2)

　　洋場上的畸形繁華，不但為小說的繁盛提供了小說家和讀者，同時還為小說家提供了豐富的創(chuàng)作題材。上海灘是一個光怪陸離的大世界，為小說家提供的素材是十分豐富的，小說家們從不同的側(cè)面反映了上海租界的千姿百態(tài)。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們這里只從妓院、鴉片、經(jīng)濟三方面來略做分析。

　　首先，妓院成了小說家們關注的題材。

　　近代的上海是一個藏污納垢的黑色大染缸，妓院林立，煙館成群。消費方式存在著不良傾向。有些研究上海歷史的學者認為，畸形發(fā)展的近代上海，稱之為當時中國的色情消費之都或許并不過分。這也是近代中國消費方式變革過程中色情消費泛濫的表現(xiàn)。當時的上海灘上，可謂妓院林立，名花如云，人稱“十里洋場，粉黛三千”，“妓館之多甲天下”。據(jù)20世紀20 年代上海知縣陳其元介紹，上�！耙南碾s揉，人眾猥多，富商大賈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雜處，娼寮妓館，趁風駢集，列屋而居，倚洋人為護符，吏不敢呵，官不敢詰。日盛一日，幾于花天酒地矣。余攝縣事時，欲稍稍裁抑之，而勢有不能，嘗飭洋租地秘密稽之，蓋有名數(shù)者，計千五百余家，而花煙館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與焉”［15］(P554)，可知上海的妓院在租界的庇護下發(fā)展到了驚人的地步。上海妓女的人數(shù)也多得驚人，根據(jù)20世紀初上海工部局和公董局的報告，租界華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達12.5%。小說《文明小史》第14回所寫的一件事就反映了一部分人對上海這方面的憎恨：一位青年執(zhí)意想去上海讀書開眼界，他的老太太表示強烈反對，并說“少年弟子一到上海，沒有不學壞的，而且那里的混帳女人極多，花了錢不算，還要上當。……有我一日，斷乎不能由你們?nèi)ズ�鬧的�！保�16］(P92)《海上花列傳》就是以清末上海租界的畸形社會為背景，以趙樸齋、趙二寶兄妹的身世遭遇為主要線索，廣泛地描寫了官僚、名士、商人、買辦、紈绔子弟、地痞流氓等人的狎妓生活以及妓女的悲慘命運，真實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社會的部分面貌。反映妓女生活的小說還有鄒弢的《海上塵天影》、李伯元的《海天鴻雪記》、孫玉聲的《海上繁華夢》、張春帆的《九尾龜》、老上海的《上海新繁華夢》、夢花館主的《九尾狐》，均述上海妓院生活，包括妓女的遭遇、妓女與嫖客的關系。魯迅稱之為“狎邪小說”�！逗Ｉ戏比A夢》、《九尾龜》，被人們稱為“嫖界指南”。

　　其次，小說真實地反映了鴉片的罪惡。

　　上海出現(xiàn)租界后，大批西方鴉片販子在租界內(nèi)公開出售鴉片，并轉(zhuǎn)銷中國各地。當時上海販賣鴉片的商行大致有四類：大同行，小同行，挑膏店，煙館。大同行是專做印度煙土進口的英國洋行，其中又分三種，一種是英國人開設的煙土商行，如怡和洋行；
二是英籍猶太人開設的商行，如新康、老沙遜、新沙遜、哈同等洋行；
三是英籍“白頭行”，即頭纏白布的英籍阿拉伯人開設的商行，如“八巴利”洋行等。小同行如同二道販子，它向上家大同行購得鴉片后，再行零售，或轉(zhuǎn)批給內(nèi)地商販，從中牟利。第三類挑膏店，是專門熬制煙膏，零售給煙館及鴉片吸食者的。當時在上海最有名的當數(shù)九江路“廣誠信”挑膏店，據(jù)說這里所煎熬的清膏大土，被視為煙中上品。至于煙館，顧名思義，便是隨時供人前來吸食鴉片的所在了。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公開販賣鴉片，均由租界當局征收各種名目的捐稅，并發(fā)給牌照，不問中外商人，都可以公開營業(yè)。在這一時期，煙毒泛濫，挑膏店與煙館在熱鬧馬路上觸目皆是，其中著名的大煙店，如南城信，地址在公館馬路(現(xiàn)金陵東路)江西路口，陳設華麗，為全市煙館之首。還有閬苑第一樓，在福州路，規(guī)模很大。還有四海升平樓，在福州路，樓上賣茶，樓下開煙館。還有小廣寒，在福州路，書場兼煙館。此外，公共游樂場所也備有煙榻，隨時可供人躺下吸食大煙。因為有錢可賺，所以一些菜館、茶館也紛紛辟出煙間，供人酒余飯后過把癮。如四海升平樓，就是樓上喝茶，樓下做煙館。上海的土行和挑膏店，本來分布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后來公共租界的都搬到法租界。由是法租界成為販毒、運毒、賣毒和吸毒的集中地。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個流氓頭子都是依靠法租界從事販毒起家的。

　　因此，當時租界內(nèi)外一片煙毒泛濫，走在路上，抬頭可見挑膏店與煙館。在此公共售毒吸毒的高峰時期，上海人對于抽吸鴉片煙，認為是時髦風尚，無論官僚買辦、資產(chǎn)階級以及各行各業(yè)的勞動人民，大都視為交際場中的應酬品，而一上了癮，即不能自拔，以致骨瘁形銷，破家敗業(yè)者，不知凡幾，其毒害社會之深，莫此為甚。發(fā)表于1906年《月月小說》第四期上的吳趼人的《黑籍冤魂》就是一篇揭露吸食鴉片對國家民族和人民健康造成危害的小說。在小說的“引子”中作者說他在去張園聽亞歷山大講演回來的路上被一個垂斃的人絆了一交，得到他留下的一本殘冊，冊子上面自敘一生的歷史。吳趼人生活的上海，租界的鴉片罪惡震撼著他的心靈，并為其小說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題材。

　　再次，小說家們把視角投向了租界的經(jīng)濟領域。

　　由于租界地涉及了許多不同的利益，使之互相制約求得平衡，上海租界以“國際化”、“世界商市化”著稱，這種特殊的存在及其相對安全、自由的局面，使上海在很大程度上避開了近代中國的紛亂，保持近代上海社會、經(jīng)濟、文化等有一個持續(xù)、穩(wěn)定的發(fā)展過程，上海城市在從太平天國起義到軍閥混戰(zhàn)等幾十年的國內(nèi)混戰(zhàn)中較少受到破壞。局勢穩(wěn)定的同時，在經(jīng)濟領域也存在著激烈的競爭。西方列強憑借軍事優(yōu)勢打破中國與世隔絕的狀態(tài)后，緊接著就是憑借經(jīng)濟優(yōu)勢與落后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競爭，這種不平等競爭結(jié)局不言而喻，而這種競爭在上海租界表演得最為精彩。中國在經(jīng)濟競爭中的失敗必然強烈地觸動小說作者的靈魂。1905年《繡像小說》第四十三期開始連載的姬文的長篇小說《市聲》，小說否定依附洋商而致富的行徑，推崇一心振興民族工業(yè)，以與外國抗衡的愛國的工商業(yè)者。《市聲》是運用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理論來解說富民強國觀點的小說。

　　光怪陸離的上海租界是小說家們挖掘不完的礦藏，小說家們從各個方面描述了這個“國中之國”，從當時報刊上為小說所貼的標簽就可以看出晚清上海小說的豐富多彩。

　　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性，使產(chǎn)生于此的小說也有了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小說的特點，與產(chǎn)生于政治中心北京的小說有著截然不同的特點�！毒┰捜請蟆贰ⅰ侗本┬聢蟆分械禽d的小說仍保持傳統(tǒng)小說的特點，而當時上海報刊上的小說已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租界里的小說家生存環(huán)境相對自由，他們有更多的機會放眼世界。因此，他們寫的小說題材多樣，類型豐富，在借鑒西方小說的基礎上，小說的藝術有所創(chuàng)新，使中國小說由古代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成為可能，也就是說中國小說的近代化與上海租界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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