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回首30年高考，我們看見了什么

　　今年是恢復高考30周年，對于我們這些77、78年考上大學的人來說，當年的恢復高考，如同久旱遇到了甘霖，一個當年看起來似乎很倉促的決定，改變了我們，也改變了中國。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年的改革，起步的時候，并沒有多少新東西，不過是恢復秩序和恢復常識，用當時一句時髦的話說，就是撥亂反正。因此，高考的恢復，可以說是改革的開始。

　　回首當年，整個社會對高考的癡迷，今天回想起來，依舊令人激動。不過，過了30年之后，回頭再看，就會發(fā)現(xiàn)，恢復高考所引起的巨大反響和產(chǎn)生的巨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前十年文革造成的秩序過于混亂所賜。當一個社會上大學的人可以有文盲，而且這些上大學的人不僅上學，還要管大學，改大學的時候，這個社會的高等教育就連起碼的秩序也談不上，因此牽動整個教育體系，都處于混亂狀態(tài)，學校沒有考試，沒辦法正常上課。社會沒有正常的上升階梯，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優(yōu)秀的年輕人沒有奔頭，整個社會，蘊藏著巨大的隱患和不安�；謴透呖�，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使混亂多年的教育體系安定下來，走向正軌，人心安定，多年壓抑的能量得以噴發(fā)，為后來的一系列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在一個長期混亂和無序的社會狀況下，任何一種有助于改善社會狀況的舉措，都會產(chǎn)生超過這個舉措本身的效應，此前的狀況越糟，由此引發(fā)的連帶效應就越大，實際上，不是這個舉措有多么高明，而是此前的社會狀況過于糟糕。新中國的統(tǒng)一高考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傳統(tǒng)社會科舉的部分的復活。通過國家統(tǒng)一考試的形式，對每個考上的人，賦予國家預備干部的身份，統(tǒng)一考試的內(nèi)容，不僅強調(diào)意識形態(tài)的一致性，而且其他科目，也有“標準答案”式的趨向。這種高考制度，好處是重建了國家政權與社會精英之間的制度性聯(lián)系，通過一種為中國社會廣泛認可的方式，定期將社會精英吸納到國家政權中來，對于以國家政權為中心的秩序建設，有著極大的好處。這種高考制度，對于當時推行的蘇式專才高等教育，也是適應的。應該說，在文革前的十幾年中，高考制度，對于當年的國家建設，新的工業(yè)化城市化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

　　當然，在今天看來，這種高考制度的弊病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全球化時代需要通才的時代，高考制度，將中小學變成了自己的附庸，使得整個中小學教育體系，都在圍著高考的指揮棒轉，使得素質(zhì)教育無從談起，通才教育，自然也就無從談起。從某種意義上說，統(tǒng)一的考試，統(tǒng)一的試題，對學生的創(chuàng)造性，已經(jīng)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放大了“標準答案”式教育的危害，使得學生頭腦僵化，思維固化，人格弱化。多年的程式化高考，連作文都形成幾種固定的模式，造成現(xiàn)在的中小學生，不知道什么是好文字，只知道什么是在考試中可以拿高分的文字。

　　應該說，30年后，高考的改革已經(jīng)提到議事日程。當今的高等教育，早已從當年的面向政府，轉向面向社會，政府已經(jīng)無力包下所有的大學畢業(yè)生，只能讓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投向社會，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第一位的就是如何使自己的教育，適應社會的需要，而作為高等教育的入口，高考必須適應素質(zhì)教育的改革，也就是說，進入大學的中學生們，不一定博聞強記，掌握大量標準答案，而一定要思維活躍，有一定的創(chuàng)造性。因為社會越往前走，對于教育世界性的要求越高，對創(chuàng)造性的要求也越高，要想在新的時代，使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求自己國民具有創(chuàng)造性。

　　可悲的是，改革30年，教育的改革舉步為艱，高等教育甚至還迎來了屬于自己的大躍進，幻想在不改變體制的前提下，靠大量資金的投入，在短時間內(nèi)打造出幾十上百所世界一流大學來。在這個大躍進的熱潮中，原本早就應該啟動的高考改革，被一拖再拖，使其病上加病，積重難返，甚至造成了大學的衙門化和高考弊端相聯(lián)接的錯綜復雜的局面，使高考改革，平白增加了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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