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最自由的中國人——讀《空谷幽蘭-尋訪當(dāng)代中國隱士》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與比爾·波特不一樣,我常常尋找孤獨,而不總是被孤獨吸引。然而,當(dāng)我遇到了波特這本書之后,卻被他描寫的孤獨所吸引了。

          改革開放了,生活富裕了,中國人卻很累了。鄉(xiāng)下人有錢進城了,城里人卻往鄉(xiāng)下住別墅了;
        鄉(xiāng)下人有錢結(jié)婚了,城里人卻鬧著離婚了;
        鄉(xiāng)下人有錢吃肉了,城里人卻要吃素了;
        鄉(xiāng)下人用紙巾擦屁股了,城里人卻用紙巾擦嘴了;
        ……文明的變化已使人手足無措、難以適應(yīng)了。一個“五一”長假,幾億中國人在城鄉(xiāng)之間奔來跑去,尋找樂趣和安慰。

          中國之大,已難以找到一塊清靜的凈土,足以使心靈獨處自在了。在躁動的現(xiàn)代生活方式里,孤獨可能會成為一種奢侈。

          《空谷幽蘭》里,被波特稱為“最自由的中國人”,當(dāng)然就不是在城鄉(xiāng)之間奔來跑去的中國人,而是那隱藏在當(dāng)代中國的一個隱士群體。他們紅塵遠隔,息影于深山老林,雖有佛道信仰,卻不常住佛寺道觀。其中還有知識分子,為窮盡宇宙人生之奧秘,棄絕了人際網(wǎng)絡(luò),加盟了這一隱士群體。

          誰也說不清楚他們的準(zhǔn)確人數(shù),因為他們不用在任何部門進行登記,不用報戶口;
        誰都不用擔(dān)心他們的生活,因為他們在任何地方都能挖掘到生命的根源。作為中國文化最古老的價值觀,這些隱士的信仰及其生活方式,實際上象征著中國文化信仰中一個最大的秘密。

          當(dāng)中國人需要在宇宙與人生、凡人與神圣之間需要真正的交流時,中國人就會想到、需要這些隱士了,需要他們?nèi)橹袊苏覍ひ粋信仰的答案。所以,不要誤解、甚至是曲解他們存在的意義。他們往往是社會的精英,道教、佛教和學(xué)人中的精英。他們在中國當(dāng)代社會里,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隱士及其信仰傳統(tǒng),曾是中國文化中很有活力的一部分。這些隱居深山的修行者,常懷有比世人更深的覺悟和仁慈,孤獨之中蘊涵著那種能打通宇宙-人生關(guān)聯(lián)的思考,為繁復(fù)人世錨定一個可以棲息的港灣。

          “信仰”這個概念,它和什么是“人”,什么是“文化”一樣,沒有統(tǒng)一的說法?少F的是,隱士們在君子存而不論的六合之外,把信仰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活出信仰的過程中,剔除了信仰就是一種認(rèn)識方式、人際交往方式、利益交換方式的種種毛病,把信仰修練成一種道德體驗,一種解脫自在的樂趣,一種獨與天地往來的精神。

          在中國人的處世哲學(xué)中,隱居、隱士曾經(jīng)是建構(gòu)信仰和信仰表達的行家里手。他們最能得心應(yīng)手地處理個人與社會、道德與政治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他們身處世界邊緣,卻心懷信仰真諦。他們的信仰方式,是身體信仰,活出來的信仰。他們能夠以一種身體信仰方式,出離了道德-政治的主宰。正因為它的這種能夠出離政治的精神結(jié)構(gòu),才會使它成為中國信仰體系中碩果僅存的一塊凈土。

          中國人最講究道德,亦熱愛政治,但道德與政治有如月亮和太陽那樣,自然轉(zhuǎn)換過渡。它們之間的矛盾,秘不可分而彼此互補,缺乏一種明確的界限。這就會使中國人常常會深陷在道德與政治之間的沖突而難以自拔,更談不上明哲保身了。所以,道之為道也,信仰之為信也,實為保身者明哲之術(shù),能夠把本來一體化的道德-政治模式,使用隱居、隱士的信仰生活方式把它們二者予以分離,建構(gòu)出二者之間的精神距離。

          為此,可以說,隱士信仰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身體政治,建構(gòu)了最適合中國人的一種信仰表達方式和一種政治批評方式。特別是隱士們的信仰表達,以他們獨特的個人信仰方式,隱藏了“隱居”和“從政”之間的 “終南捷徑”,隱藏了中國人彷徨于廟堂和江湖之間的選擇痛苦,隱藏了一個國家古往今來在道德與政治間常常發(fā)生無界限沖突的秘密,進而把道德與政治之間的張力化解為個人化的神秘修道路徑,在冰箱里冷凍了政治的顧盼,從而建構(gòu)有比較完整的個人認(rèn)同結(jié)構(gòu)。

          盡管這些道教隱士忙碌于生命,佛教隱士執(zhí)著于心性,學(xué)者隱士則喜歡把隱居變成了人生藝術(shù),但這些取決于信仰者個人的修行方式,它的文化本質(zhì)是個人的,而在當(dāng)代社會,個人的就是政治的,亦同時是信仰的。倘若人們都能在道德與政治間建構(gòu)一種信仰距離,興許中國人就會因此而建成一個遠隔紅塵的精神群體、道德修練的共同體。不需要登記,不需要報戶口。隔離了那些不自由的外相,人就自由了。因此,我依然愿意相信,波特找到的這些隱士,就是當(dāng)代中國最自由的中國人,而他們的信仰表達方式,等同于建構(gòu)了當(dāng)代中國社會最基本的身體政治。

          比較隱士們的信仰方式,曾因出家為尼而轟動中國、如今哀榮遍地,被譽為上品上生的“林妹妹”,她所表達的佛教信仰,就不是一種生活方式,僅是一種告別生活的方式罷了。我不像作者那樣樂觀,以為隱士們的“純粹思考”和“純粹生活”,遲早會找到合適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至于比爾·波特的“尋隱之旅”,是否就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復(fù)興之旅”,此言甚大,不敢多慮。最后要指出,波特很熟悉中國信仰的奧秘,卻在書的末了,說錯一句話,“小隱隱于野,大隱隱于市”。正確的說法應(yīng)當(dāng)是:“小隱隱于野,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朝”。它告訴中國人,“終南捷徑”,亦殊勝因緣,但一了非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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