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勝：中國國際角色分析
發(fā)布時間:2020-06-05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內容提要」角色定位是國家對外戰(zhàn)略中一個重大的基礎性問題，屬于戰(zhàn)略哲學范疇。中華民族的復興以及伴隨而來的與國際體系關系的深刻調整，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中國國際角色的確立需要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實現。在當前及未來相當長的時期里，國際體系的力量結構、中國與其他大國的戰(zhàn)略互動、國際政治特征的演變等幾方面因素對中國國際角色的選擇具有根本性影響。中國國家利益的實現不能采取過于直接的戰(zhàn)略途徑，需要開發(fā)廣泛的戰(zhàn)略資源和回旋空間、經過曲折的道路和長期努力才可以達到。在國際體系中，中國應做一個積極自主的參與者，妥善處理與整個國際體系、包括與占主導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國這個唯一超級大國的關系。
「編者按」《現代國際關系》2006年第8期發(fā)表了胡健博士“中國國際角色的轉換與國際社會的認知”一文，引起了讀者的關注。本刊第10期接踵發(fā)表的唐永勝教授“中國國際角色分析”一文，是繼胡文后又一篇有關中國國際角色定位及國際戰(zhàn)略問題研究的力作。唐教授提出，中國國際角色的確立需要在中華民族的復興以及伴隨而來的與國際體系關系的深刻調整中實現，中國的國際角色定位應該是做一個積極自主的參與者，妥善處理與國際體系包括與占主導地位的西方世界的關系。唐教授這些獨到見解應能對讀者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本刊期望更多專家、學者就中國國際角色、對外戰(zhàn)略、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及其他一些重大國際問題展開討論、爭鳴，以期進一步推進中國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相關問題的學術研究。
「關鍵詞」中國/國際角色/戰(zhàn)略哲學/戰(zhàn)略途徑/參與者
「作者簡介」唐永勝，國防大學戰(zhàn)略教研部教授，主要從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和國際關系研究。
《現代國際關系》第8期發(fā)表了胡鍵先生“中國國際角色的轉換與國際社會的認知”一文，讀后引起進一步思考。中國國際角色的選擇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基礎性戰(zhàn)略課題。遠的不說，如果從時殷弘先生于1995年提出的“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guī)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算起，①國內學術界對中國國際角色問題的理論關注已經持續(xù)了十余年，且相關研究逐步得以深化。但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以及伴隨而來的中國與國際體系關系的深刻調整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中國國際角色的確立需要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實現，而學術上的深入探索也遠遠沒有完結。國際角色的確定既取決于客觀條件，也與主觀選擇緊密相關。②同時這也是一個國家對外戰(zhàn)略的核心問題，長期影響到戰(zhàn)略實施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和各個階段。適當的角色定位能夠積極因應和充分利用各種客觀條件為實現國家戰(zhàn)略目標服務。如果從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深刻調整以及戰(zhàn)略哲學的角度來分析問題，尤其應該注重國際體系的力量結構、中國與其他大國的戰(zhàn)略互動、國際政治特征的演變等三方面因素對角色選擇的根本影響，進而理清角色定位的邏輯線索。
一、在國際體系結構中的位置是決定國際角色的基本依據
國家角色定位的基本依據來自國際體系的力量結構及自身在其中所處的地位演變。一個世紀以來美國“首要地位”的獲得和鞏固是以其超強實力作為基礎的，而幅員和人口十分有限的國家?guī)缀醪豢赡茉趪H事務甚至地區(qū)事務中處于主導地位。也有些國家較小，由于具有特殊稟賦而使其重要性得到提升，但這種提升畢竟不能無限制放大。③
有一些基礎性因素決定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遼闊的疆域、眾多的人口以及具有強勁生命力的戰(zhàn)略傳統(tǒng)決定了中國無法不顯示其重要性。尤其從現有實力和發(fā)展?jié)摿�，中國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不同領域具有綜合實力和潛力的國家之一。④由此也決定了中國必然具有長期的國際政治抱負。如果再考慮到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快速的經濟增長、社會發(fā)展及引起的各種連帶效應，更可以看到中國的實力已得到迅速提高，發(fā)展的潛力越來越多地顯現出來，并受到世界日益增多的關注。與此相關聯(lián)，中國積極參與到越來越多的國際經濟、政治和安全體制中來，⑤在世界范圍尤其是亞太地區(qū)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地長期直線發(fā)展，中國現代化進程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甚至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
而在國際體系中，尤其在政治、安全和思想領域中國遠非處于主動地位，甚至還面臨著所謂“崛起困境”。⑥因此可以理解，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保持了比較積極但相對低調的外交姿態(tài)，那就是鄧小平反復告誡的“要多做實事，少說空話，不爭一日之短長，不扛旗，不打頭陣，不引火燒身，不將西方的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是一心一意搞好現代化建設”。同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能夠在國際社會中發(fā)揮獨立積極作用”。⑦
關于中國未來的崛起前景，有學者做了非常系統(tǒng)的研究，其中不乏深入精辟的分析。感覺欠缺的是，許多作品對崛起前景的展望和過程的分析往往顯得過于樂觀，研究中過多采用的是比較線性的分析方法，缺少更嚴謹的結構性分析。戰(zhàn)略思考需要立足于消除威脅并尋求達成目的的有效途徑。我們當然愿意看到中國未來樂觀的前景，但是現代化的困難并不僅僅是中國前進過程中的伴隨品，而是稍微松懈就隨時可能釀成嚴重后果的危機，其中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尤其值得高度警惕。比如有分析認為：“到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占世界GDP 總量比重將達到22%，高于美國所占比重（20%），中國的人均GDP水平相當于美國的1/4，屬于中等發(fā)達國家。”⑧不論這種分析是否過于樂觀，在筆者看來，前景固然光明也需要理想的支持，但過程也許更重要，對于潛在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性危機，對于可能的世界性經濟動蕩，我們有足夠的警覺并做好充分預防和應對的準備了嗎？
關于“崛起困境”，它與“安全困境”相似，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安全困境”�！鞍踩Ь场睆娬{在無政府狀態(tài)的國際體系中國家之間相互恐懼、相互防范和相互對抗的關系，而“崛起困境”是在此基礎上崛起國家在擴展體系影響力的過程中所必然遭遇體系施加的限制，承受較大的安全壓力。⑨就如同修昔底德看到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一樣，“雅典勢力的增長，引起拉棲代夢人的恐懼，從而使戰(zhàn)爭成為不可避免的了”。⑩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盛行，至今仍有市場的“中國威脅論”的基本邏輯也在于此。
中國致力于民族的復興，并不是向現有國際體系及其秩序挑戰(zhàn)。實際上，中國近30年的快速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融入國際體系的開放政策。當然，隨著對外關系的深入，許多人進一步體會到國際秩序并不是中性的，它存在嚴重的權力分配失衡，中國作為后發(fā)國家也時常受到來自霸權國家和體系主導國家的防范和遏制。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文化稟賦不同，一些國家對中國的發(fā)展存在很深的疑慮，甚至將中國定位為潛在的最大戰(zhàn)略對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中國在外交上遇到的種種困難，包括中美關系的起伏和“臺獨”勢力的猖獗，都與一些國家的對華遏制政策緊密相關。而且，它們將在較長時期繼續(xù)困擾中國。
這里要強調的是，僅僅注重霸權國家和體系主導國家的政策約束還遠遠不夠，它僅僅是“崛起困境”的直觀表象。在筆者看來，當前國際體系賴以存在的資本擴張與聚集的邏輯所帶來的影響更為隱蔽，同時也更為深刻，它對后發(fā)國家具有無形的卻是持久的慣性制約。在國家間相互聯(lián)系日趨強化的新國際關系背景下，這種慣性在加強，并對后發(fā)國家的影響更具基礎性。
在國際體系發(fā)展的特定階段，主要力量的分布與對比關系會維持相對固定的態(tài)勢，如果沒有大的戰(zhàn)爭，這種基本態(tài)勢難以動搖。在體系演變中，存在維持其原有結構的內在要求，后起國家要沖破原有體系結構的限制而進入先進行列具有很大難度。有人也許看到了冷戰(zhàn)結束以來國際格局的迅速變化，即蘇聯(lián)的解體及隨后大國力量的消長，然而問題在于，較長時期以來，不論格局的外在形式如何變化，其國際資本擴張和聚集的內核并沒有發(fā)生實質性改變。而且，由于西方國家強大的資本在全球化過程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全球化的發(fā)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國際格局的歷史慣性。（11）在世界范圍資源有限、發(fā)展機會有限的條件下，不同發(fā)展水平的國家不可能擁有一樣寬廣的發(fā)展空間。
一個多世紀以來，還不曾有過后進大國能夠躋身于發(fā)達國家的行列。中國如果能夠突破歷史慣性的束縛實現現代化，必然成為當代世界的一個偉大創(chuàng)舉，但目前沒有任何條件允許我們低估這一過程中必須克服的艱難與困苦，中國在較長時期里都將保持發(fā)展中國家的身份。從這個角度，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將長期處于戰(zhàn)略守勢，忽略這一點，戰(zhàn)略思考就容易犯冒進的錯誤。中國與外部世界適應和調整彼此的關系，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對中國而言，如何處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經濟進程與保持必須的自主性之間的關系，仍然是戰(zhàn)略籌劃必須關注的問題。
一方面，歷史證明，孤立于國際體系之外，中國就不可能跟上世界發(fā)展潮流，就難免會陷入更加落后被動的境地；
而向現有秩序挑戰(zhàn)往往卻收效甚微，甚至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完全做體系的追隨者以求躋身強國之列，或脫離現階段國際體系的現實而追求世界范圍的政治經濟利益，（12）對實現中國的崛起無異于緣木求魚。因為在當前資本擴張邏輯仍然占主導地位的國際體系中，在全球化深入發(fā)展的背景下，利益向少數人和少數國家傾斜的情況不僅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反而在總體上趨于強化。沒有自主的體制和社會創(chuàng)新，現有世界體系不可能自動為人口眾多的中國提供現代化的空間。（13）
二、與國際體系尤其與主要大國的戰(zhàn)略互動對角色確定產生重要影響
國家角色定位的基本依據源于國際體系的力量結構及自身在其中所處的位置，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將被動地接受某種宿命。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戰(zhàn)略文化和歷史傳統(tǒng)，有不同的戰(zhàn)略偏好和歷史機遇，同時也必然要在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動中調整戰(zhàn)略和政策。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的戰(zhàn)略互動復雜而敏感，沒有一成不變的單行線。歷史的發(fā)展有規(guī)律可循，但并沒有必然要經過的點，否則只能相信上天或神靈的安排，而今天人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將是徒勞的，僅僅是命運安排而已。
國家與國際體系尤其與主要大國的戰(zhàn)略互動，對國家角色定位產生重要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14）持續(xù)40余年的美蘇冷戰(zhàn)對抗固然有權力爭奪的基本成分，但是相互懷疑和敵對政策的循環(huán)刺激也是重要的動因，并使局面逐漸惡化。在失去法西斯這一過去必須共同面對的威脅后，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最終主導了美蘇兩國關系。（15）隨后一些事情的發(fā)展令許多人始料不及，其中包括中蘇關系破裂、中美達成戰(zhàn)略諒解等，它們對冷戰(zhàn)最后的結局絕非無足輕重。
許多研究已經揭示：影響國家戰(zhàn)略決策的因素眾多，并且相互間具有非常復雜的作用關系。只集中于傳統(tǒng)構成要素——國家實力、結構變化和外部威脅——的戰(zhàn)略籌劃是不全面的，僅僅從這些要素入手不能圓滿解釋國家所采取的行動；
與此同時，相互聯(lián)系、觀念變化及國內制度特征、集團的政治壓力等要素在戰(zhàn)略選擇中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16）由此而形成的國家間戰(zhàn)略互動必然是復雜的過程。這里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佩里早些時候關于中美關系的看法：中國和美國并沒有注定走向沖突，它們最終是伙伴還是敵人，“將取決于政策而不是命運”。（17）
中國采取不同的戰(zhàn)略將可能產生迥異的效果，穩(wěn)健而積極的參與和冒進而剛性的擴張之間有天壤之別；
而其他國家不同的對華政策也必然引起相應的反應，強化防范和限制必然迫使中國尋求化解之道，而進行積極的溝通與協(xié)調，也許對誰都有益處。
但是，總有人相信大國政治必然導致悲劇的發(fā)生，認為國際體系是一個險惡而殘忍的角斗場，要想在其中生存，國家別無選擇，只得為權力而相互競爭。米爾斯海默說：“在21世紀初期，美國可能面臨的最危險前景是中國成為東北亞的潛在霸權國�！保�18）“富裕的中國不可能是一個維護現狀的大國，而將是一個決心獲取地區(qū)霸權的雄心勃勃的國家�！保�19）這實際是對問題采用單一邏輯的簡單理解，（20）沒有看到國際條件的變化和世界政治的進化。事實上，與過去相比，國家戰(zhàn)略選擇的余地畢竟不一樣了。
二戰(zhàn)結束后，依據以往經驗，人們對世界政治的本質認識仍然主要限于權力爭奪，幾乎不相信合作，所以才有冷戰(zhàn)的出現�；谠馐芪鞣搅袕娖蹓旱膽K痛歷史，新中國成立后采取了向蘇聯(lián)一邊倒的政策，并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敢于和外部強權抗爭，進行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從而極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當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后來由于對環(huán)境的變化沒有作出準確反應，中國脫離了世界潮流，過于強調斗爭，一段時期甚至把國家發(fā)展放在了一個封閉的環(huán)境里。相比較而言，今天的國際環(huán)境畢竟比較寬松了，國家已經越來越難以做出比較極端的選擇。
“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國際體系的挑戰(zhàn)者”等諸多對中國未來走向的武斷預見之所以難以絕跡，一個原因是有人習慣于按某種預定邏輯對國際政治做出簡單圖畫式解釋，另一個原因在于中國崛起的過程遠沒有結束，沒有比較完備的事實經驗作為分析依據。事實上，這也正是中華民族復興對戰(zhàn)略研究提出的強勁挑戰(zhàn)，同時也是國際關系研究經常遇到的困難，即“理論和經驗工作的聯(lián)系比較松散”（21）。當然，無論如何，這也不能成為掩蓋戰(zhàn)略研究和國際關系研究相當落后和質量低下的借口。
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中國與主要大國關系的發(fā)展顯示出競爭與協(xié)調的總體平衡，中美關系雖然多次出現反復，但并沒有陷入安全困境的惡性循環(huán)。鄧小平說：“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做威脅自己的對手。我們沒有做任何一件傷害美國的事�！保�22）也許正因為如此，近年美歐一些國家對中國的積極評論有所增多。2005年9月，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有關中美關系的講話中提出，中國應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這其中固然有約束中國的成分，但總體上表現出一個比較積極務實的定位。另外還有分析認為：“中國的軟實力正在不斷增強，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正散發(fā)巨大的能量吸引國際社會關注，‘北京共識’成為世界爭先效仿的發(fā)展模式，務實、主動的外交姿態(tài)獲得認可。中國運用‘軟實力’實現和平崛起，消除其他國家的顧慮，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23）
中國的弱勢地位不可能在短時期改變，要想達到預定戰(zhàn)略目標，應防止與強權進行正面的直接對抗和碰撞，不應采取簡單的直接路線，一般需要開發(fā)更廣泛的戰(zhàn)略資源和更廣闊的回旋空間、經過曲折的道路和長期的努力。在互動過程中創(chuàng)造條件拓展機遇，是中國國家角色定位中必須考慮的因素，應避免逞一時之勇，賭國家之命運情況的出現。
然而，強調國家間積極的戰(zhàn)略互動，并不代表對待強權要一味示好而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國家的生存和發(fā)展是乞求不來的。在總體上處于守勢，并不意味處處被動、處處防范。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不曾有過霸權國的實力強大到可以壓制所有的真理和正義，何況中國長期以來的戰(zhàn)略實踐已經積累了巨大的戰(zhàn)略資產。中國要推進與國際體系的良性互動并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不僅要越來越依賴強化相互信任和合作，而且需要必備的戰(zhàn)略威懾力，甚至具備打贏合法性戰(zhàn)爭的能力。（24）
國家間互動固然重要，但不能將其絕對化。在根本上，只有中國社會變革與進步的歷程不可逆轉，中華民族的復興才可能最終得以實現。我們應該重視外部因素，但也不能為其左右，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除自強之外，無勝人之本。需要指出的是，推進與國際體系的良性互動，一方面不應蛻變?yōu)橐栏接谒耍硪环矫嬉惨苊膺^于敏感而反應過度。“百年來，中國人總是把自己應走的道路系于有關國家對自己的態(tài)度，因此總是走不出那個怪圈。”“過去由于對西方的失望，轉而以俄為師，結果不也是受欺辱嗎？如果前蘇聯(lián)的道路真能使我強大，也不能因為它對我行大國沙文主義而不學。這個道理其實并不深奧，從晚清到如今一個半世紀以來不乏有識之士對此做出過精辟論析，但是民主的呼聲總是為民族主義所淹沒，或者說反民主的力量總能利用國人本能的、帶有排外性質的民族主義情緒抵制向現代化方向的改革�！保�25）
三、國際角色應適應世界政治的特征演變
這一問題屬于第二個問題的延伸，由于世界政治特征演變對角色定位具有特殊意義，這里有進一步分析的必要。中國要想在21世紀里有較大作為，就決不應該僅僅在國際競爭和互動的一般技巧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及時認清世界政治的特征演變和發(fā)展大勢，從而激發(fā)出更大的戰(zhàn)略智慧，敏銳洞察未來世界可能的走向，及時消除自身存在的不適合未來發(fā)展的種種弊端，謀求社會的全面發(fā)展，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換言之，戰(zhàn)略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為世界設計某種自以為是的結局，誰也不能“憑借國家的力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周密藍圖強加于客觀世界，而只能審時度勢，做歷史發(fā)展允許做的事”（26）。
從目前情況看，對中國角色定位已經產生影響的世界政治特征演變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世界的整體性增強，國際體系對作為個體的國家的影響逐步強化，任何國家，其中包括中國也包括美國，都應適應世界整體性帶來的約束，順應世界發(fā)展大勢以求獲取自身的利益。世界整體性增強，必然削弱大國的特殊性。布熱津斯基曾指出：“從長遠看，全球政治注定會變得與一國獨掌霸權力量的狀況越來越不相協(xié)調。因此，美國不僅是第一和惟一的真正全球性超級大國，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個。”“這不僅是因為民族國家正日益相互滲透，而且因為知識作為力量正被越來越廣泛地傳播和分享，并越來越不受國界的限制。經濟力量也可能會變得更加分散”。（27）未來世界很難按照某個國家或某種勢力所設計的方向去發(fā)展演變，即使采用極端手段或擁有超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也做不到。在約瑟夫。奈看來，信息革命構成更加微妙的挑戰(zhàn)，它正在改變國家、主權和控制的性質，也正在改變軟實力的作用，“在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中，沒有哪個問題會容易用我們的軍事力量優(yōu)勢加以解決”。（28）奈進而認為：如果美國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獨奏，而是樂隊指揮，那么美國治下的和平可能更長久一些。（29）這對于目前的美國如此，對于未來更加現代化的中國也是如此。
中國在對外關系中所要爭取的不應該是領導者或者霸權地位，而是尋求戰(zhàn)略主動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促進中國與世界關系更為和諧地發(fā)展。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即使今后發(fā)展起來，也決不稱霸，永不當頭，“如果十億人的中國不堅持和平政策，不反對霸權主義，或者隨著經濟發(fā)展自己搞霸權主義，那對世界也是一個災難，也是歷史的倒退”（30）。世界歷史是進化著的，順應世界潮流，才能立于不敗之地。（31）在崛起進程中，中國既要善于以合作借勢，以迂為直，又要勇于承擔責任，待時而動。國家興衰的謎底，也許就藏在特定國家于變與不變的世界整體趨勢下的不懈努力和積累、順勢而為的大智大慧之中。
第二，國際關系更趨復雜，國家為了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在處理與其他國家尤其是大國關系時，越來越難以過于強調個別領域的共同性或者差異性，而要在諸多領域取得平衡。由于國家與外界的聯(lián)系在空間上不斷延伸，更多的國家被牽扯到一些原本屬于特定區(qū)域的利益聯(lián)系甚至矛盾糾紛之中，各國利益要在與更多競爭對手的博弈中獲得；
與此同時，國家間的聯(lián)系已經不是發(fā)生在個別領域，而是需要在日益眾多的領域實現，并越來越難以忽視非政府組織及個人的介入和影響。這一切都發(fā)生在非常多樣化的世界里，在這樣的世界，“距離曾經給國家提供過保護，而全球化正在縮小這種距離”（32）。
國際關系的復雜化發(fā)展將給世界的未來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沃勒斯坦認為現代世界體系正處于結構性危機之中，“這是一個極不穩(wěn)定、不可能預知結局的時期。歷史并不站在任何人一邊，變革的前景取決于每個人的行動”（33）。今天的戰(zhàn)略謀劃要習慣面對這樣一個充滿未知的世界，不得不承認，要為“難以預測和動蕩不安的世界上每一件事情做好準備并非人力所能”（34）。所以這必然迫使每個國家不得不謹慎從事，進行更多的協(xié)調，否則就不能推動國家間關系相對平穩(wěn)地發(fā)展，也不利于形成較為有效的全球治理。實際上，在冷戰(zhàn)結束以來的時間里，復雜性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國際局勢的相對平穩(wěn)，也曾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強權政治的發(fā)展。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冷戰(zhàn)結束后的世界會處于這樣一種狀態(tài)：既沒有進入一種有序的軌道，但也沒有失去控制；
到處充滿動蕩和矛盾，卻又保持總體平衡。
中國的對外戰(zhàn)略努力必須具有認識復雜和運用復雜的能力，這是國際局勢發(fā)展的自然要求。一方面，復雜性給實現國家利益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zhàn)，使我們從一個對手容易識別的世界向一個威脅難以確定的世界過渡。另一方面，復雜性也為推動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發(fā)展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回旋余地。在這種條件下，任何缺少遠見的或極端的舉動都可能引起新的動蕩，對角色進行簡單的或極端的定位將是不適當的，對外戰(zhàn)略的思考應積極尋求能夠通過多種途徑、運用多種力量、化解多重威脅、達成多重戰(zhàn)略目標的方法，以求更好地實現國家利益，推動國家間關系的協(xié)調發(fā)展。
第三，國際關系的非零和特性逐漸顯現，“非友即敵”、“非合作即對抗”、“非得即失”等價值取向已經越來越不合時宜，謀求國家的生存和發(fā)展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更具遠見的戰(zhàn)略思維，角色定位既要有利于國家利益的實現，也要具有適當的彈性，為國家間的戰(zhàn)略博弈提供條件。
在實力迅速增長和正在崛起的條件下探討中國角色定位問題，無疑帶有濃重的現實主義色彩。有研究強調崛起的零和特性：“崛起為世界強國意味著該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上升，影響力增大，客觀上要分享原先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權�！薄跋碛惺澜缰鲗嗟膰也辉敢夥艞壠渲鲗У匚�，而崛起大國要分享主導權，這決定了后者對前者的挑戰(zhàn)是不可避免的�！保�35）吉爾平也曾說過，“在根本上，今天的國際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況并沒有什么區(qū)別�！保�36）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如此，世界政治中一直存在著一種權力政治的邏輯，每當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崛起或衰落時，都會帶來體系的劇烈震蕩，甚至發(fā)生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直到今天這種邏輯依然占有重要地位，許多國家時常會像當時的雅典一樣處在安全困境之中，今天的中國也遇到了許多棘手的安全問題。
然而，世界畢竟在不斷變化，國際體系不是簡單循環(huán)，而是進化的系統(tǒng)。一些新因素和原本不重要的因素對國際體系的演化進程發(fā)揮越來越明顯的影響，各種全球性問題和威脅的凸顯也促使國家面臨新的選擇，單純的權力政治邏輯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歷史證明，權力政治將國家束縛在或領導、或自助、或挑戰(zhàn)、或追隨等比較有限而又單純的選擇之中，其主導下的國際關系容易發(fā)生沖突、對抗和戰(zhàn)爭。探索中國角色定位和國家利益的實現，不能過于局限于現實主義視角，今天的世界也不能用純粹的現實主義理論或其他某一特定的理論來解釋，甚至那些試圖將現有多種理論綜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很可能不見成效，因為在本質上這種努力依然難以擺脫按圖索驥的局限。更為有益的工作也許是針對重大問題做一些“樸實的分析”，逐步改進、深化和積累我們對迅速變化的世界、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認識和理解。
國際關系的非零和性特征將隨著國家間聯(lián)系的增多而增強。過去這種非零和性表現為二戰(zhàn)后法德和解及由此推動的西歐聯(lián)合，也表現為冷戰(zhàn)沒有升級為熱戰(zhàn)而是以非戰(zhàn)爭方式結束等重大事變和連鎖反應，但僅有這些還不夠，未來國際關系進化的空間也許更大，國家也將具有更多的選擇余地。這一點連吉爾平也承認：“盡管總受到限制，但選擇永遠存在。歷史經驗有助于我們明白這些選擇是什么及其可能帶來的后果。從這個意義上講，學習過程可以出現并將影響到國際關系的進程�！保�37）
四、簡短的歸結
角色定位是國家對外戰(zhàn)略的一個重要的基礎性問題，屬于戰(zhàn)略哲學范疇。中華民族的復興以及伴隨而來的與國際體系關系的深刻調整，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中國國際角色的選擇既為這一過程提供戰(zhàn)略支持，最后也需要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實現和檢驗。
在當前及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對外戰(zhàn)略的哲學思考至少應著眼于解決以下重大戰(zhàn)略難題：第一，突破一個多世紀以來，后進大國難以現代化的困惑，擺脫國際體系慣性對中國崛起有形和無形的束縛，處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經濟進程與保持必須的自主性之間的矛盾；
第二，盡快認識、適應和充分運用冷戰(zhàn)后國際關系的變化，超越傳統(tǒng)權力政治的種種局限，推動對外關系平衡協(xié)調的發(fā)展；
第三，增強中國社會自身持續(xù)發(fā)展和進步的能力，并以此作為參與世界和影響世界的基礎。這些問題相輔相成、相互聯(lián)系，甚至互為條件、互為支撐。
盡管實力增長較快，但是中國在較長時期里仍將處于弱勢地位，在現有國際體系中中國尤其缺少結構性資源，亦即在體系中處于相對下游的位置，并受到慣性制約，對世界政治進程的影響能力還相對有限。由此決定中國對國家利益的追求不能采取過于直接的戰(zhàn)略途徑，需要開發(fā)更廣泛的戰(zhàn)略資源和更廣闊的回旋空間、經過曲折的道路和長期努力才可以達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此，在國際體系中，中國角色的選擇似應定位為做一個積極而自主的參與者，妥善處理與整個國際體系、包括與占主導地位的西方世界以及美國這個當前唯一超級大國的關系。在未來較長時期里，這種選擇的依據都將存在。
另外，多維的世界需要用多維的視角來認識。中國在總體上保持積極而自主的參與者角色的同時，還應使角色具有必備的適應能力和必要的靈活性。對于具體問題和在具體領域，則應根據具體情況和條件有所區(qū)別，采取不盡相同的姿態(tài)和處置方式，不能死守某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不同的手段和途徑只有相互配合、相互借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對待外部強權也是一樣，一味采取對抗的姿態(tài)不可取，而一味屈從追隨也不可行，需要發(fā)揮力量時就要有足夠的決心，而應該妥協(xié)時就要及時適度后退。
當初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如此精煉而又深刻地概括了中華民族的特點：“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zhàn)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保�38）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已經大大不同于那個時候了，但是我們賴以存在的民族特性和戰(zhàn)略智慧應該發(fā)揚光大，并以此為基礎，推動社會創(chuàng)新，用更寬闊的胸襟走向世界。若如此，中國的未來和中國對世界的貢獻都將不可限量。
注釋：
�、佥^早的相關探討可參見時殷弘：“國際政治的世紀性規(guī)律及其對中國的啟示”，《戰(zhàn)略與管理》，1995年第5期；
王在邦：“世界領導者地位交替的歷史反思”，《戰(zhàn)略與管理》，1995年第6期；
楊錚：“世界政治進程的周期性規(guī)律與中國的機遇”，《戰(zhàn)略與管理》，1995年第6期；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可能選擇”，《戰(zhàn)略與管理》，1995年第6期；
唐永勝：“國際政治長周期規(guī)律在當代的演變”，《戰(zhàn)略與管理》，1996年第1期；
吳國光、劉靖華：“‘圍堵中國’：神話與現實”，《戰(zhàn)略與管理》，1996年第6期。
�、诤I：“中國國際角色的轉換與國際社會的認知”，《現代國際關系》，2006年第8期，第21-24、52頁。
③如阿塞拜疆面積僅8萬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800多萬，但它的地緣戰(zhàn)略價值卻十分突出：位于里海西岸，北面是俄羅斯，南面是伊朗，是西方通向里海、中亞的必經之地，綿延1700多公里的巴杰石油管線正是以阿塞拜疆的巴庫為其起點，經格魯吉亞到達土耳其的杰伊漢。20世紀90年代中期，布熱津斯基曾非常形象地比喻道：阿塞拜疆就像裝滿里海盆地和中亞地區(qū)財富的大瓶子的瓶塞，“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俄羅斯控制，中亞各國就無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可言。阿塞拜疆如果喪失獨立，它本身非常重要的石油資源也將被俄羅斯控制。一條獨立的、由不穿過俄羅斯控制的領土的石油管道同西方市場聯(lián)結在一起的阿塞拜疆還將提供一條重要通道，使經濟發(fā)達的石油消費國能進入能源豐富的中亞國家。”然而即便如此，阿目前仍擺脫不了美俄等大國的爭奪與滲透。
�、車H地位分析是確立國際角色的基礎，甚至其本身就是確立角色的重要內容。有關中國國際地位的分析可參考閻學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zhàn)略》，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黃仁偉：《中國崛起的時間和空間》，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
唐永勝：“中國國際地位分析”，《國際經濟評論》，2002年第1期；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BasicBooks ，1997，Pp.151-193.
�、萦嘘P中國參與國際體制的分析可參見王逸舟主編：《磨合中的建構：中國與國際組織關系的多視角透視》，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03年。
�、迏⒁婇悓W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zhàn)略》，第三章。
⑦顧德欣主編：《鄧小平國際戰(zhàn)略思想研究》，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2、23頁。
⑧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國情與發(fā)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9頁。
�、衢悓W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zhàn)略》，第28-29頁。
�、猓酃畔ＥD］修昔底德著，徐松巖、黃賢全譯：《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5頁。
（11）相關分析可參考唐永勝：“世界經濟格局演變的背后”，《國際經濟評論》，1997年第2期：“八國集團背后的歷史慣性”，《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4期。
�。�12）比如，有學者就主張中國應緊跟全球化進程，促進民主的世界秩序（喻希來、吳紫臣：“世界秩序和大國的歷史選擇”，《戰(zhàn)略與管理》，1998年第2期）；
另外還有學者認為應以“天下”作為政治、經濟利益的優(yōu)先分析單位，以世界責任為己任思考天下秩序（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導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13）根據對現有國際體系的經濟、政治結構分析，筆者初步研究的結果是富裕人口最多能占世界人口的20%左右，若如此，則可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現代化必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14）亞歷山大。溫特強調國家之間的互動是國際進程中的核心成分，國家理性可以通過國家在國際進程的互動活動中被解構、被改變、被重新定義。但是筆者以為，溫特的理論有些過度重視認知或共有知識的作用，認知因素在一些時候發(fā)揮重要作用，但畢竟是物質條件為認知提供基礎。
（15）甚至，在國家間戰(zhàn)略互動中，由于判斷和決策失誤也可使國家間關系向某個特定方向發(fā)展。杰維斯在《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一書中列舉了許多由于錯誤知覺引發(fā)的沖突和戰(zhàn)爭。參見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6）有關國內因素對大戰(zhàn)略的作用可參見Richard Rosecrance Arthur Steineds.，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e Strateg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17）［美］艾什頓。卡特、威廉姆。佩里著，胡利平等譯：《預防性防御——一項美國新安全戰(zhàn)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頁。
（18）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Norton Company，2001，p.401.
（19）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402.
�。�20）借用胡鍵的用語，就是對中國國際角色認知的“固化”。參見胡鍵：“中國國際角色的轉換與國際社會的認知”，《現代國際關系》，2006年第8期，第52頁。
�。�21）［美］巴里。艾肯格林：“牙齒衛(wèi)生與核戰(zhàn)爭：國際關系的經濟學視角”，彼德�？ㄙ澦固沟染帲貋喦嗟茸g：《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419頁。
�。�22）鄧小平：“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0頁。
�。�23）Bal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soft power"，"Survival，Summer 2006.
�。�24）郭樹勇認為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崛起得益于中國人民的正義革命和合法性戰(zhàn)爭，進一步崛起需要加強對戰(zhàn)爭合法性和合法性戰(zhàn)爭的認識。郭樹勇：“試論戰(zhàn)爭合法性與中國崛起”，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院編：《國際體系與中國軟力量》，時事出版社，2006年，第24-47頁。
�。�25）資中筠：“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為了人民的長遠福祉”，《太平洋學報》，1999年第4期。
（26）金鈿主編：《國家安全論》，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2年，第50頁。
�。�27）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pp.209-210.
�。�28）［美］約瑟夫。奈著，鄭志國等譯：《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么美國不能獨斷專行》，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第80頁。
�。�29）［美］約瑟夫。奈著：《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么美國不能獨斷專行》，第181-182頁。
�。�30）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8頁。
（21）時殷弘在對中國外交哲學的進一步分析中，仍主張中國應成為一個“搭車者”，但同時指出這種搭車主要是搭世界基本潮流之車，主要表現為在深入和廣泛地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不斷地多方面進步。
�。�32）［美］約瑟夫。奈著：《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么美國不能獨斷專行》，第80頁。
�。�33）［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反體系運動在今天意味著什么”，《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1期。
�。�34）［美］保羅�？夏岬暇�，時殷弘、李慶四譯：《戰(zhàn)爭與和平的大戰(zhàn)略》，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第182頁。
（35）閻學通、孫學峰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zhàn)略》，第3、6頁。
�。�36）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28.
�。�37）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228.
�。�38）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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