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晚清電報和鐵路的性質之爭

　　中國傳說中早有“順風耳”的神話，表達了古人對萬里之遙卻能瞬間互通消息的盼望；
早有關于“日行千里”、甚至“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的種種故事，表達了古人對萬里之遙卻能即刻到達的憧憬。

　　然而，當把“順風耳”變成現(xiàn)實的“電報”、把“日行千里”變?yōu)楝F(xiàn)實的鐵路在近代真的要來到中國時，卻遇到了今人想象不到的巨大阻力，不僅沒有被當作明察遠見的“仙卿”和縮地成寸的“神靈”，反而被頑固派嚴厲質問電報究竟“姓什么”、鐵路究竟“姓什么”，因其產(chǎn)生于西方而被斥責為會污染中國文化、破壞中國國家“文化安全”的“奇技淫巧”而遭到強烈抵制、反對。

　　所謂“電報”，是后來從日本引進的“新詞”、新譯名，當時國人更多將其稱之為“銅線”或“電線”。近代中國外患頻仍、內亂不斷，時時軍情緊急，能夠瞬息萬里的電報無疑是一直身處危境的清政府的當務之爭。然而，“電報”卻被認為有害，不必說“頑固派”堅決反對，就是以“開明”著稱、一心要學習外國“船堅炮利”、“師夷長技”的某些“洋務派”官員開始對電報在軍事和經(jīng)濟上的重要性也缺乏認識。所以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他們不僅不熱心創(chuàng)辦電報事業(yè)，甚至與頑固派一樣表示抵制、反對。專門負責處理與北方“外夷”包括通商在內的各類交涉事宜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稱“銅線、鐵路”這兩件事“于中國毫無所益，而貽害于無窮”；
江西巡撫劉坤一認為“以中國之貿遷驛傳”，根本不需要鐵路和電線；
福建巡撫李福泰指責電線、鐵路都是“驚民擾眾，變亂風俗”的有害之物；
甚至曾國藩此時都認為無論是外國商人還是中國商人，只要架電線、修鐵路都將使“小民困苦無告，迫于倒懸”，結果都是“以豪強而奪貧民之利”，所以不僅不能同意外國人架線、修路，而且同樣要禁止中國商人架線、修路。值得注意的是，李鴻章的觀點卻與眾不同，他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說：“銅線費錢不多，遞信極速，洋人處心積慮要辦，將來不知能否永遠禁阻。鴻章愚慮，竊謂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稟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銅線，禁阻不及，則風氣漸開，中國人或亦仿照外洋機巧，自立銅線，改英語為漢語，改英字為漢字，學習既熟，傳播自遠，應較驛遞尤速。若至萬不能禁時，惟有自置銅線以敵彼飛線之一法�！比欢�，李鴻章的意見沒有得到包括其他洋務派官員的支持、贊同，朝廷當然也未采納他的建議。

　　事實很快就證明李鴻章判斷正確。從1870年開始，經(jīng)過種種活動、努力，清政府同意英國大東公司和丹麥大北公司在海上敷設電報電纜，愚昧地認為不經(jīng)陸路就對中國主權無損、就不會“驚民擾眾、變亂風俗”。英國大東公司獲取了上海迤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設置海底電纜的權利，不久就將印度經(jīng)新加坡到中國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線路敷通；
而大股東是沙俄皇室的丹麥大北公司獲取了架設從海參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電纜，很快也將這一線路完成。到1871年6月，中國實際上已被納入世界電報網(wǎng)絡之中。這樣，外國在中國經(jīng)商、談判各種事項都可以“瞬息萬里”傳遞信息、下達命令，而中國依然故我，不許架設電報線，仍靠馬匹驛道傳遞信息、下達命令。在這種“信息戰(zhàn)”中，優(yōu)劣對比委實太過懸殊。

　　在這種鮮明對比中，原來反對創(chuàng)立電報事業(yè)的洋務派官員紛紛改變了自己的觀點。1870年出使法國的崇厚就經(jīng)常用大北海線與“總理衙門”互通電信，主管“總理衙門”的恭親王開始認識到電報的便利。曾國藩在上海租界內實情觀看電報，贊不絕口。李鴻章更明確地說電線將在中國盛行，應改驛傳為電信。但真正使洋務派下決心架設電報線的直接因素，還是70年代中期日本對臺灣的進犯。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清廷派洋務派官員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率兵援臺。到臺后，他深感臺灣孤懸海外，與福建聯(lián)系極不便利，“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必將影響軍機大事。他看到外商能越洋架線，信息往來無阻，便上奏請朝廷正式提出中國應架設福州陸路到廈門、廈門海路到臺灣的電線。

　　然而，在海疆如此緊急之時，頑固派仍然反對興辦電報。如工科給事中陳彝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堅決表示要禁止架設電線，認為電線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國”，因為：“銅線之害不可枚舉，臣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木主。中國視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沖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藉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丘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在頑固派的邏輯中，電報的性質姓“天主、耶穌”，興辦電報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人架設電線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設電線必然導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

　　幾經(jīng)波折，沈葆楨、丁日昌等在福建、臺灣架設電報線的努力最終未成。

　　1879年，為加強海防，也是為了作一試驗、探索，李鴻章于大沽、北塘�？谂谂_試設電報以達天津，效果良好，他高興地向朝廷奏報說“號令各營，頃刻響應”，增強了他架線設局的信心。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軍情驟緊、俄國已經(jīng)開始侵略新疆，新疆與內地聯(lián)系仍慢而又慢，李鴻章不失時機于這年秋再次上奏，詳陳必須立即架設電報線的理由：“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所以西方各國“欲通萬里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只有中國仍靠驛遞，“雖日行六百里加緊”，但與西方電報相比遲速大為懸殊。在俄國彼德堡談判的曾紀澤數(shù)萬里之外發(fā)電報到上海只須一日，但將電報從上海送到北京要從輪船轉寄，最快也要六七天，如果海路不通，驛遞則須十日�！疤扔鲇帽�之際，彼等外國軍信，速于中國”，將對中國大為不利。總之，戰(zhàn)爭“全賴軍報神速，相機調撥，是電報實為防務之必需之物”。這些理由，今日看來都是“常識”，但那時卻是被排斥、有待普及的“新知”。他以正在俄國進行的中俄談判和自己年前在天津作的試驗、探索為例，具體說明架電報線的緊迫性與可行性。李鴻章深知經(jīng)費、經(jīng)營管理方式與主權是朝廷最關心、最擔心的問題，所以在奏折最后部分專門針對朝廷的疑慮提出了具體解決辦法：“旱線”（即陸線）從天津到上海所需不過“十數(shù)萬兩”，可先從淮軍軍餉項內撥款開辦，等到辦成后仿照輪船招商局的辦法招募商股，分年繳還本銀；
經(jīng)營方式自然是“官督商辦”；
由于中國目前沒有這方面人才不能不雇傭外國專家，但他明確提出要設立電報學堂培養(yǎng)中國學生“自行經(jīng)理”，“庶幾權自我操，持久不敝”。

　　險惡的現(xiàn)實和李鴻章的透徹分析，使清廷終于顧不得電線究竟“孝不孝”“忠不忠”，立即允準李鴻章著手辦理電報局。1880年10月，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同時設立電報學堂，這是中國近代電訊事業(yè)的開始。

　　電報在近代中國的命運如此坎坷，而鐵路的命運則更加艱難。直到今天，鐵路對一個國家國計民生仍有重要意義，在一百多年前，沒有汽車和飛機，鐵路的意義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鐵路在近代中國引起的反對卻最強烈，爭論時間最長也最激烈。

　　洋務派造炮造船，當然知道修建鐵路的重要，所以從19世紀70年代起就不斷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1872年，俄國出兵侵占我國伊犁，李鴻章借機提出改“土車為鐵路”的主張，指出俄國侵占伊犁，“我軍萬難遠役”，如果不修鐵路，新疆等西北邊境就無法運兵，而且不僅俄國想侵占西北，英國同樣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國自己開采煤礦、修建鐵路，則列強將有所收斂，而中國“三軍必皆踴躍”，否則，中國將面臨更加緊迫的局面。但這種完全符合實際的救時之策，在當時卻遭到一片反對，據(jù)說“聞此議者，鮮不咋舌”，視為駭人聽聞之論。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國臺灣，海疆告急，李鴻章又乘機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這年底，他奉召進京見恭親王奕?時，力陳中國修建鐵路的重要，并請先造清江到北京的鐵路，以便南北交通。奕?向來支持洋務運動，當然同意李鴻章的觀點，但他深知修鐵路將會遇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恐難實行，所以對李鴻章說此事“無人敢主持”。李鴻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機會勸說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說“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由此可見修鐵路的阻力之大，而李鴻章便不再直接談此問題，轉而不斷策動他人提修路建議。1876年，丁日昌擔任福建巡撫后，李鴻章要他上疏建言因臺灣遠離大陸，只有修鐵路、架電線才能血脈暢通，才可以防外安內，不然列強總會對臺灣垂涎三尺。1877年，清廷表示同意丁日昌所請，但此事卻因經(jīng)費短絀而中止。轉眼幾年過去，到1880年，中俄伊犁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加緊張，兩國之間的大規(guī)模軍事沖突一觸即發(fā)，運兵成為重要問題。在這軍情緊急時刻，淮軍將領劉銘傳應召進京，就防務問題提供對策。到京后，劉在李鴻章的授意下上《籌造鐵路以圖自強折》，正式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并認為這是自強的關節(jié)點。劉折中具體提出應修從北京分別到清江浦、漢口、盛京、甘肅這四條鐵路。但由于經(jīng)費緊張，不可能四路并舉，建議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局勢的演變和劉折的說理充分，清廷似為所動，命令分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的李鴻章、劉坤一就此發(fā)表意見。

　　修建鐵路是李鴻章的一貫主張，而劉折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灑灑地寫了此折，約四千言，將壓了幾年的想法一吐而出。他知道反對修建鐵路的最大阻力是“道義”、“傳統(tǒng)”、“祖宗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須進行“意識形態(tài)自衛(wèi)”或“意識形態(tài)證明”，論證現(xiàn)在修建鐵路與中國古代圣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本質一樣，目的都是以濟不通、以利天下。如果現(xiàn)在不用火車，就如同早已用舟車的“中古”又放棄舟車回到茹毛飲血的荒蠻時代，必然要落后于人。針對頑固派一貫堅持的理論，即認為機器是敗壞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強調機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樸而精，風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勢，非智力所能強遏也”。機器能使人的心智由“拙”而“巧”、“樸”而“精”，既是一種“知識論”，但同時也含有肯定進步觀念的價值觀，他以此反駁機器使人心敗壞的“道德論”，確有說服力。然后，他再概述國際局勢，強調鐵路在列強興起、強盛中的作用。從國際形勢再說到中國面臨的險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鐵路的“九利”，在這“九利”中，經(jīng)濟與軍事是富國強兵最重要的。對這“九利”，他不吝文字，詳細陳說，以期打動朝廷。具體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贊成劉銘傳的主張（其實，劉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線。他當然明白，朝廷必然會擔心修路經(jīng)費和主權問題，所以直陳由于所需資金龐大，無論是官還是商，都難以湊集，只能向洋人借債。但他強調，在借洋債時必須在合同中訂明一切招工、采購材料及鐵路經(jīng)營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債之人毋得過問”，而且還規(guī)定不許洋人附股，強調與海關無涉、由日后鐵路所收之利歸還借款。他不僅提出了由名望甚高的淮軍將領劉銘傳主持修路，甚至提出可用淮軍“勇丁幫同修筑”，可謂中國“鐵道兵”的首倡者呢。

由于創(chuàng)修鐵路于國計民生確實至關重要，且是李鴻章的多年心愿，所以一折書后他感到言猶未盡，同時又附上《議覆張家驤爭止鐵路片》，對張家驤等反對者的觀點作了進一步反駁。張等認為，修鐵路會使市鎮(zhèn)繁華、民眾富裕，因此會更加刺激列強侵略野心觀點。對此李鴻章反駁說，“洋人之要挾與否，視我國勢之強弱”，我們如果能自強、百姓富裕，“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相反，如果“我不能自強”、百姓貧窮，則國勢更弱，將更受外人輕蔑、更易為外人侵凌。李鴻章順勢進一步論述了民富與國強的關系：“蓋強與富相因，而民之貧富又與商埠之旺廢相因”，如果像張家驤等人那樣因擔心列強侵略“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機”，其實未必能阻止列強的侵略；
他甚至退一步說，即便這種百姓貧窮之法真能杜絕別人的侵略野心，“揆之謀國庇民之道，古今無此辦法也”。對反對者提出的鐵路將“有礙民間車馬及往來行人，恐至擁擠磕碰，徒滋騷擾”的觀點，他則不厭其詳?shù)孛枋隽藝�人當時聞所未聞的鐵路與普通道路交叉時的兩種解決辦法：一是“旱橋”，即今天的“立交橋”之法，另一是“于兩邊設立柵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望，火車將至則閉柵以止行人，俟火車既過，然后啟之之法”。最后他情緒頗為激動地寫道：“士大夫見外侮日迫頗有發(fā)憤自強之議，然欲自強必先理財，而議者輒指為言利。欲自強必圖振作，而議者輒斥為喜事。至稍涉洋務，則更有鄙夷不屑之見橫亙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時艱如此其棘，斷非空談所能有濟。我朝處數(shù)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shù)千年未有之奇業(yè)。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終無以自強�！彼�還鼓勵朝廷說：“臣于鐵路一事，深知其利國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決計創(chuàng)辦，天下之人見聞習熟，自不至更有疑慮�！�

　　然而，盡管李鴻章的一折一片入情入理、情理并茂，但頑固派的反對更強烈、力量也更強大。如有人上奏指責說：“觀該二臣籌劃措置之跡，似為外國謀，非為我朝謀也……人臣從政，一旦欲變歷代帝王及本朝列圣體國經(jīng)野之法制，豈可輕易縱誕若此！”把修筑鐵路說成是“為外國謀”，將改革者說成是漢奸、賣國賊，而把自己打扮成“愛國者”，憑借一套具有“道德優(yōu)勢”，但實際虛假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話語打壓革新者，是近代以來頑固派的慣用技倆。實際上，正是反對變革的頑固守舊，才是中國積貧積弱的重要原因，真正誤國害國的，正是這些頑固派。

　　還有人上奏說鐵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是驚動山神、龍王的不祥之物，會惹怒神靈，招來巨大災難……更有反對者奏稱說鐵路“行之外夷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何者？外夷以經(jīng)商為主，君與民共謀共利者也；
中國以養(yǎng)民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鐵路是“蠹民”的“邪說”。對鐵路，也要問一問究竟是姓“以利利民”的中國式君主制還是“與民共謀共利”的外夷式君主制，問問它究竟是什么“性質”，這種傳統(tǒng)，其實非常深厚呢！

　　洋務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劉坤一以圓滑著稱，知道反對修鐵路者力量強大，所以上奏時態(tài)度模棱兩可，認為修與不修各有利弊，最后要求清廷飭令劉銘傳再仔細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作決定。

　　由于反對者力量強大，而洋務派并沒有理論創(chuàng)新，很難從“道德”、“意識形態(tài)”層面反駁頑固派的詰難，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發(fā)布上諭：“疊據(jù)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毋庸議。”這次修鐵路的爭論以頑固派力論鐵路姓“外夷”不姓“中國”、不適合中國國情而戰(zhàn)勝洋務派結束，中國的近代化再次受挫。

　　近代中國的“頑固派”從來不從技術層面論證、反對“新事物”，而是將是否應當興辦電報、興修鐵路這種技術問題提升到“道德”、意識形態(tài)層面，從“政治”、“道德”、“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來否定新事物的合法性�！半妶蟆本尤荒鼙簧暇V上線到“忠”、“孝”的高度；
修建鐵路居然能被上綱上線到是否“以夷變夏”的高度。從道德和意識形態(tài)上否定設立電報、興修鐵路，從而使新事物的主張者、興辦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勢”，再次說明“泛政治”、“泛道德”、“泛意識形態(tài)”傳統(tǒng)的深厚。從“文革”中“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和改革開放中一直不絕于耳的“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聲中，依然可以看到這種對什么器物都要問“姓”什么的傳統(tǒng)依然強大。

　　導致大清王朝最終滅亡的因素當然很多，而這種凡事都問“姓什么”當是原因之一；
這種“姓什么”之爭，使清王朝的自強之機屢被延誤�；蛟S，清王朝如此愚昧頑固的“自取滅亡”并不值得人們?yōu)橹�挽惜哀嘆，但它的這種愚頑對民族、社會的生存和發(fā)展的嚴重影響，卻使我們不能不深思：這種凡事都先要問“姓什么”究竟是維護了傳統(tǒng)文化還是耽誤了傳統(tǒng)文化？對統(tǒng)治者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究竟是“愛國”還是“誤國”、“害國”？究竟是促進還是阻礙了社會發(fā)展？

　�。ㄗ髡呦抵袊�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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