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釗：從傳記看漢娜·阿倫特與法蘭克福學派關系

　　朱學勤先生《“怕”與阿倫特》（《南方周末》2007年3月1日）一文中提到漢娜·阿倫特屬于法蘭克福學派（原文是“包括阿倫特在內(nèi)法蘭克福學派” ）王曉漁先生在3月25日《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所刊《小小眾書籍》一文中提到鄙人曾在文章中提起漢娜·阿倫特流亡到美國后，“與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沒有什么來往”說法，與朱學勤的說法相異。文章中，王曉漁先生瞻前顧后一番后，吞吞吐吐表示：“我有些存疑”。

　　阿倫特流亡到美國后與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的關系如何？是否屬于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從她在《人的條件》（已經(jīng)有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就不難知道她的政治觀、歷史觀與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有很大差異，盡管阿倫特的前夫君特·斯特恩、好友本雅明與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來往密切。即使讀了《過去與未來之間》所收的論文《歷史的概念》、《傳統(tǒng)與近代》，就可以知道阿倫特的歷史觀與法蘭克福學派有極大的差異。筆者在《阿多諾的“硬傷”》（載《博覽群書》，2005年第5期）一文中，也曾介紹過阿倫特很厭惡法蘭克福學派第二把手阿多諾。其實，楊-布洛赫（Young-Bruehl寫的）傳記《漢娜·阿倫特：愛這個世界》（第二版，160頁至168頁）里涉及她與法蘭克福學派關系的片段，可以進一步祛除王曉漁先生和其他讀者的“存疑”，在此錄出該書有關章節(jié)的片段：

　�。ㄔ谇巴�里斯本途中自殺之前），1940年8月，瓦爾特·本雅明在馬賽最后一次與布

　　呂歇爾夫婦見面時,把包括《關于歷史哲學諸論綱》的在內(nèi)的所有的手稿一起交給了他們,希望他們抵達美國后能送到紐約的“社會研究所”去。

　　到達紐約沒幾天后，漢娜·阿倫特就把放有瓦爾特·本雅明遺稿的手提箱送到本雅明的朋友特奧多爾·阿多諾及其同僚一起重建“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在的西117街的辦公室去。研究所的秘書、以后成為阿倫特的友人的阿莉塞·邁爾（Alice Maier）接待了她，把“Teddy”（阿多諾）叫來。阿多諾得知本雅明的遺稿“安然無恙”也意外感到吃驚。

那些著作，特別是《歷史哲學綱要》的手稿，后來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學問的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阿多諾一開始對這些遺著處理的做法，讓阿倫特感到異常痛心。

　　她在溫徹斯特期間，接到過一封告訴她遺稿被遺失了的信。阿倫特不相信這是事實，懷疑那不是被人“故意隱藏了起來嗎？”這件事情更加加深了她的印象——法蘭克福研究所的成員們不打算出版本雅明的遺稿，而她是把這看作是他們應負的道德義務。她幾乎要發(fā)狂了，不知道怎么辦才好。她把整理好的遺稿的復印件交給了扎爾曼·朔肯（Salman Schocken），想通過他在耶路撒冷的“朔肯圖書公司”，“堂堂正正地公開”出版。但是，這必須等到研究所成員打算如何處理他們的復印件的意向明確之后（他們卻決不會明白地說出來的）才能行動。考慮再三，阿倫特最終還是寫了封信到巴勒斯坦去，把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決斷告訴他們。這樣一來，就和格肖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聯(lián)系上了，她想也許他會對阿多諾或朔肯施加影響。她憤怒得幾乎要爆發(fā)了，埋怨說：“大概是誰也不會對研究所的成員進行要忠誠于已故的朋友的那種說教吧！”

　　漢娜·阿倫特原先絕不想把本雅明的遺稿交給阿多諾，只是受制于朋友（即本雅明——譯者）所托。她對阿多諾幫助本雅明辦成來美國避難的緊急簽證是很感激的，可是，她還清楚記得當年本雅明為了研究所成員們可能會不提供精神和經(jīng)濟上的援助一直憂心忡忡的樣子。1938年11月本雅明把一篇關于波特萊爾的評論交給阿多諾之后，就感到很擔心。這份稿子被退回給他，要求做大幅修改。本雅明很勉強地根據(jù)要求修改后，這一評論再由阿多諾作了刪改、重新編輯后，刊載在1939年某期《社會研究雜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schung）上，對本雅明這個朋友，阿倫特在1968年的一篇評論中這樣寫道：“本雅明與不是從青年時代開始交往的熟人來往的時候，是很拘謹?shù)�，但是，他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有求于人。”本雅明懼怕阿多諾，阿倫特對此憤憤不平。她是讀了帶到紐約的這些遺稿中的一篇，才知道本雅明是因為懼怕，為了“穩(wěn)妥和保險”才不得不修改的。而且，即使做出這樣的犧牲，法蘭克福學派的人們還是把本雅明看成是壞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那種能用辯證法來進行充分思考的思想家。一想到那時候沒有好好勸慰本雅明，她就感到內(nèi)疚。

　　抵達美國一年后，與巴勒斯坦之間的郵政業(yè)務重新開通了，阿倫特給肖勒姆寫信了。因為她沒有寫抵達（美國）后自己曾為“Benji”（本雅明）作過種種努力，所以，肖勒姆回信說自己無法說服阿多諾，只是提醒阿倫特：“也許你可能在他們中點起一點火星�！币虼耍�之后事情又回到了原先的出發(fā)點。除了本雅明的一部分遺稿曾被謄印后分發(fā)之外，到1945年為止，研究所的刊物上未刊登過遺稿中任何一篇論文，乃至1955年為止，本雅明的著作未能結集出版。1968年，阿倫特不改其對已故友人的忠誠，編輯了英文版的文集《啟明星》（Illumunations），并且為之寫了序言。在去世的1975年，她正著手編輯文集的第二卷《沉思》（Reflections）。肖勒姆和阿倫特在1966年把收集的本雅明的往來書信編成兩卷�？墒�，被阿倫特精心保存下來的、他在死前那個夏天寫的備忘錄沒有被收入這兩卷本的書信集中。這是因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之后，對這本書反感的肖勒姆和她交惡、最終絕交的緣故。

　　瓦爾特·本雅明的著作公開問世后，馬上就引起很多爭論。盡管他是不為人喜歡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被法蘭克福學派的后繼者們看作是自己的同伙；
盡管他和阿倫特一樣也是“賤民”中的賤民，也還是被作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肖勒姆及其同伙承認是猶太人文學家。本雅明生前認識到，阿倫特也反復領悟到：所謂意識形態(tài)，就是貝爾托爾特·布萊希特的那首題為《老子在出關的途中——〈道德經(jīng)〉的由來》詩中所敘說的、能阻止老子與邊境檢查官在共有的境界中相互純粹認知瞬間的那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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