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布什原則,西方人文傳統(tǒng),新保守主義

　　布什原則的提出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美國總統(tǒng)布什在西點軍校畢業(yè)典禮上發(fā)表講話，首次闡述了被西方輿論界稱為布什原則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國戰(zhàn)略不再主要是“冷戰(zhàn)時期的遏制與威懾原則”，而是要保持“先發(fā)制人”( preemptive strike ) 的權利，“在最壞的威脅出現(xiàn)之前”主動出擊打敗 “敵人”；
第二，美國價值觀是普適全球的，特別包括伊斯蘭國家；
第三，美國 “試圖保持不可挑戰(zhàn)的軍事力量，從而使以往時代的軍備競賽不再有任何意義，國家間的競爭將局限于貿(mào)易和其它和平事業(yè)”。

　�。玻埃埃材辏乖拢保啡眨�布什正式簽署發(fā)表了“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 報告。該報告更系統(tǒng)地解釋了“布什原則” 的三大要素。報告指出，從遏制與威懾原則向“先發(fā)制人”原則的轉(zhuǎn)變，是由于非理性的恐怖主義份子不受遏制與威懾的阻扼；
美國價值觀的普適性，是因為“地球上沒有人渴望被壓迫，渴望受奴役，或熱切期待著秘密警察的夜半敲門”；
美國保持不可挑戰(zhàn)的軍事力量是基于“美國特色的國際主義”（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它“反映了價值觀與國家利益的統(tǒng)一”。美國將創(chuàng)造出一種“１７世紀民族－國家出現(xiàn)以來”的嶄新局面，即國家間將只有經(jīng)濟競爭而無軍事競爭�？傊�，美國“將通過打擊恐怖主義組織和獨裁政權而保衛(wèi)和平”。伊拉克戰(zhàn)爭就正是“布什原則”的第一次應用。

　　“布什原則”問世后，西方輿論普遍認為它是后冷戰(zhàn)時代的“大戰(zhàn)略”（grand strategy），其意義與１９４７年喬治．坎南提出的冷戰(zhàn)時代的“遏制”戰(zhàn)略相當。但是，也有一批美國主流國際關系學者對“先發(fā)制人”戰(zhàn)略表示不解和懷疑。耶魯大學冷戰(zhàn)史專家蓋德斯（John Lewis Gaddis）指出，“先發(fā)制人”對于打擊恐怖主義組織的必要性可以理解，但對打擊獨裁政權的必要性則不清楚，因為獨裁政權畢竟在保證自身生存的意義上是理性的，“遏制”戰(zhàn)略仍應該管用 。芝加哥大學的密施海默（John Mearsheimer） 和哈佛大學的瓦爾特 （Stephen Walt）認為， 布什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是不必要的，因為 “邏輯和歷史經(jīng)驗都證明”用 “遏制”戰(zhàn)略對付薩達姆．胡塞因是有效的 。他們特別強調(diào)，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為本身并不證明薩達姆．胡塞因是非理性的。薩達姆侵略科威特的原因是，他認為伊拉克保衛(wèi)海灣國家免受伊朗擴張主義之苦，但科威特不僅不報答（不減免伊拉克在８年兩伊戰(zhàn)爭中所欠債務），反而超過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生產(chǎn)定額，從而使世界石油價格下降，減少了伊拉克的石油出口收入。薩達姆在出兵之前征求了美國大使和國務院的意見，得到的答復是“美國對科威特沒有特殊的安全承諾”。不管這其中是否出現(xiàn)了美伊之間的交流誤解，薩達姆侵略科威特并不是非理性的發(fā)瘋行為，并不證明“遏制”戰(zhàn)略已經(jīng)失效。

　　對“布什原則”的另一種批評，是認為它違背了美國國務卿韋博斯特（Daniel Webster）于１８３７年率先提出的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先發(fā)制人”的“國際習慣法”。

杜克大學法學院的貝耶斯（ Michael Byers） 在“倫敦書評”上撰文， 介紹了“先發(fā)制人”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的這一“國際習慣法”的形成過程 。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英國襲擊并在美國水域擊沉了美國私人船只 “卡落琳”號。事后英國大使致函美國國務卿韋博斯特，說這是“先發(fā)制人”攻擊， 因為“卡落琳”號近來曾向加拿大的反英獨立力量偷運武器。

在給英國大使的回信中， 韋博斯特列出了合理使用“先發(fā)制人”必備的嚴格限制條件， 即“必要性”和“比例性”。

所謂“必要性”，即對方發(fā)起攻擊的危險已經(jīng)迫在眉睫且其它談判與防御方法均已失效；

所謂“比例性”，即“先發(fā)制人”的打擊度應和直接危險成比例，應區(qū)分軍事與民用目標。簡言之，在韋博斯特眼中，“先發(fā)制人”，如果合理使用，僅僅是一種特殊條件下的“自衛(wèi)”方式。英國不先經(jīng)談判和警告就襲擊美國私人船只“卡落琳”號并造成無辜船員的傷亡，在“必要性”和“比例性”上都不符合采用“先發(fā)制人”的限制條件。貝耶斯進一步指出，“布什原則”中的“先發(fā)制人”顯然不符合合理使用的限制條件。例如， 薩達姆１０多年前使用過化學武器，但這并不能證明危險已經(jīng)迫在眉睫。

　　本文認為，上述這些對“布什原則”的批評，雖不無道理，但都忽略了一個要害， 即廣義的“先發(fā)制人”（即不加韋博斯特的嚴格限制條件），實際上是羅馬共和國晚期的西塞羅所開創(chuàng)并經(jīng)歐洲文藝復興獲得發(fā)展的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ǒng)中的核心戰(zhàn)略思想。

　　先發(fā)制人與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ǒng)

　　把“布什原則”與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ǒng)相提并論，初看起來，似乎牽強。但其實不然。

布什的政策班子里，有不少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飽學之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現(xiàn)任國防部副部長伍福維茲（Paul Wolfowitz）。西方媒體甚至常常將“布什原則”稱為“伍福維茲－布什原則”，因為伍福維茲早在１９９２年的“防務計劃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e）中就已經(jīng)提出了今日“布什原則”的基本思想。當時正值冷戰(zhàn)結束，海灣戰(zhàn)爭勝利不久，美國的軍事優(yōu)勢不可匹敵。伍福維茲認為，美國的根本利益在于使這種優(yōu)勢永久化，“使?jié)撛诘母偁幷呦攵紕e想發(fā)揮更大的地區(qū)或全球作用” 。為此，美國必須先發(fā)制人，運用軍事力量來制止大規(guī)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但這份正在高層傳閱的“防務計劃指南”被泄漏給紐約時報，遭到美國的歐洲盟國和公共輿論的強烈反對，于是老布什總統(tǒng)決定不予采納。直到9．11事件后，小布什才逐漸接受了伍福維茲的思想。

　　伍福維茲于１９７２年獲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學位。他最親近的教授是柏拉圖“共和國”的英譯者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布魯姆是列奧．斯特勞斯 的真?zhèn)鞔蟮茏�。他１９８７年以其“美國心靈的封閉”一書轟動全美國。該書猛烈抨擊當代美國校園文化和教育體制，號召回到西方文明的精神源頭―古希臘羅馬政治哲學。布魯姆的芝加哥大學同事兼好友索爾．貝羅（Saul Bellow，１９７５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以他為原形創(chuàng)作了一部小說，其中特別描寫了他與伍福維茲（在小說中名為Phil Gorman）的親密師生關系。小說中一個場景是，１９９１年海灣戰(zhàn)爭期間，Gorman（伍福維茲）從華盛頓給布魯姆（小說中名為Ravelstein）打來電話說：“鮑威爾和貝克爾建議總統(tǒng)（指老布什）不打到巴格達�？偨y(tǒng)明天將宣布�；�。他們害怕一點點小傷亡。在展示了無堅不摧的高科技戰(zhàn)爭技術后，他們竟然把獨裁者留在原位。” 小說中的“布魯姆”高度稱贊“伍福維茲”，說他是“現(xiàn)代性第四波” 中最杰出的學生，“擔任部長職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這是美國的一大好事” 。

　　果然不出“布魯姆”所料，小布什總統(tǒng)將伍福維茲從老布什政府時的國防部第三號人物提升為現(xiàn)任國防部第二號人物。在克林頓當政時期，伍福維茲回到學術界，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１９９７年，他和切尼（當時為一大公司總裁，現(xiàn)任美國副總統(tǒng)）共同創(chuàng)建了一個名為“新美國世紀工程”的思想庫 。該思想庫的兩位主任是新保守主義年輕一代的健將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羅伯特．凱根（ Robert Kagan）。威廉．克里斯托的父親是有“新保守主義之父”之稱的歐文．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羅伯特．凱根的父親則是耶魯大學羅馬戰(zhàn)爭史講座教授唐納得．凱根。羅伯特．凱根請他的父親出陣。在唐納得．凱根主持下，“新美國世紀工程”思想庫于２０００年９月完成了“重建美國國防”的報告 。該報告以繼承發(fā)揚１９９２年流產(chǎn)的伍福維茲“防務計劃指南”為宗旨，明確提出建立美國軍事力量的四項“核心使命”（core mission）：１．保衛(wèi)美國本土；
２．同時在多個全球主要戰(zhàn)區(qū)作戰(zhàn)的能力；
３．在塑造關鍵區(qū)域的安全環(huán)境時執(zhí)行國際警察（constabulary）職能；
４．改革美國部隊組織以充分發(fā)揮“新軍事技術革命”的潛力。不難看出，這是要把美國建成新羅馬帝國的雄心勃勃的計劃。隨著“新美國世紀工程”思想庫的創(chuàng)建人和研究人員紛紛進入小布什政府擔任要職，這一計劃正在逐步實施。

　　談到羅馬帝國，首先要談羅馬共和國。事實上，羅馬帝國的大部分領土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就已經(jīng)獲得了 。羅馬共和國晚期的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法學家和雄辯家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他在著作和演說中多次強調(diào)，潛在的威脅就足以構成“先發(fā)制人”的理由，而不必等到潛在的威脅變成現(xiàn)實的直接威脅。他的名言是：“罪惡在萌芽狀態(tài)最容易被消滅” 。羅馬戰(zhàn)爭史上充滿“先發(fā)制人”的戰(zhàn)例，如著名的馬其頓戰(zhàn)爭和凱撒的高盧戰(zhàn)爭。馬其頓戰(zhàn)爭的起因是，羅馬參議院誤以為馬其頓王國和敘利亞王國結盟是針對羅馬共和國的（實際上是針對埃及），因而以解放“希臘世界”為名對馬其頓國王菲力浦的軍隊“先發(fā)制人” 。高盧戰(zhàn)爭的起因，是凱撒阻止一些德意志部落移民到萊茵河西部。為防止已經(jīng)越過萊茵河的移民和當?shù)馗弑R人可能聯(lián)合對羅馬不忠，凱撒“先發(fā)制人”，對德意志部落移民進行了大屠殺，進而全面占領高盧。西塞羅親自為凱撒的勝利而發(fā)表演說 。

　　以法學家自傲的西塞羅，當然知道羅馬法是禁止個人之間因為無根據(jù)的猜疑而“先發(fā)制人”的�！安槭慷∧帷狈ǖ涿鞔_規(guī)定，“只聽說有人帶武裝而來就放棄自己的土地”是一種不合理的恐懼，帶武裝的人必須實際上踏入該片土地才構成現(xiàn)實威脅 。西塞羅之所以認為國家可以具有個人所不應具有的“先發(fā)制人”的權利，是和他關于“共和國的光榮”和“自然奴隸”的觀點密切相關的。西塞羅認為，共和國的光榮是可以發(fā)動“先發(fā)制人”戰(zhàn)爭的充分理由，因為“光榮”的定義在他那里已經(jīng)是“通過征戰(zhàn)而達到不受危害的和平”。正如著名法國羅馬史專家Paul Veyne所說，按西塞羅對光榮的定義，任何其它獨立的國家在原則上都是對羅馬的威脅 。

　　西塞羅論證“先發(fā)制人”的另一個觀點是訴諸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隸”論。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有一段名言：“戰(zhàn)爭的藝術是獲取的藝術，它包括對野獸的打獵和對奴隸的占有。奴隸是依照自然的意圖應被統(tǒng)治的人，但他們卻反抗自然的意圖。因此，針對他們的戰(zhàn)爭是符合自然正義的” 。這里的關鍵在于，因為奴隸反抗自然，他們總是潛在的威脅，所以對他們“先發(fā)制人”就是正當?shù)摹６�西塞羅實際上認為羅馬之外的“野蠻人”是“自然奴隸”。

　　１５世紀以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西塞羅之間隔著羅馬帝國和中世紀的漫長歲月，但西塞羅卻是文藝復興運動中人文主義者認為的思想源頭。這部分是因為大量古希臘原典遺失了或尚未重新發(fā)現(xiàn)，而西塞羅的著作卻一直被廣泛閱讀，使人文主義者得以汲取基督教“經(jīng)院哲學”之外的古典思想資源。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近代西方的航海大發(fā)現(xiàn)，殖民地和奴隸貿(mào)易活動，需要理論上的論證，而西塞羅的“先發(fā)制人”之說提供了現(xiàn)成的理論武器 。正如16世紀的著名人文主義法學家 Justus Lipsius所說，“對野蠻人和其他與我們習慣和宗教截然不同的人群的攻擊是正當?shù)�，即使他們以前沒有對我們造成傷害；
如果他們強大并侵略過其他國家，我們的攻擊就更正當了” 。西方近代國際法的奠基人格勞秀斯( Hugo Grotius)也直接訴諸“自然奴隸”說來論證荷蘭東印度公司暴力征服原駐民的正當性 。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奠基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自然狀態(tài)”（state of nature，即“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理論中，“先發(fā)制人”起著關鍵的作用。與流行的看法相反，霍布斯的“自然狀態(tài)”理論并不假設人人是惡人，而只是假定一部分人是惡人，而“好人”出于對惡人的恐懼而訴諸“先發(fā)制人”，從而導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 。正如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塔克（Richard Tuck）精辟指出，霍布斯是西方人文主義“先發(fā)制人”理論的集大成者 。

　　顯見，“先發(fā)制人”之說蘊涵著深厚的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ǒng)。但奇怪的是，在西方左，中，右各派對布什原則的解讀中，沒有一篇文章追溯到這一傳統(tǒng)。而布什原則的始作俑者伍福維茲副部長兼教授， 是不可能不熟知這一傳統(tǒng)的，否則怎么會被“布魯姆”稱為“現(xiàn)代性第四波” 中最杰出的學生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新保守主義之新

　　前面已經(jīng)說過伍福維茲等人是美國“新保守主義”在國際戰(zhàn)略上的代表人物。那么，新保守主義新在何處呢? 這是一個大課題。按 “新保守主義之父”歐文．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的說法，新保守主義“是一個描述性的詞。它描述了一批為數(shù)不多但智慧超群的學者和知識份子從自由主義轉(zhuǎn)向保守主義的過程。但這一保守主義在一些重要方面與共和黨的傳統(tǒng)保守主義不同” 本文認為，至少可以指出它的三點新意。

　　第一，新保守主義致力于將美國從“非正式帝國”轉(zhuǎn)變到“正式帝國”。這既不同與共和黨的傳統(tǒng)的國際戰(zhàn)略（狹義的現(xiàn)實主義，相對注重維持現(xiàn)狀穩(wěn)定），也不同于民主黨的傳統(tǒng)的國際戰(zhàn)略（自由主義，相對注重通過國際制度來發(fā)揮“領導權”）。“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 或 quasi-empire）是歷史學家施萊辛格（曾任肯尼迪總統(tǒng)顧問）對美國的刻畫。他認為，美國畢竟還有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傳統(tǒng)，美國人是“帝國夢的不熱情的做夢者” （unenthusiastic dreamer of imperial dream）。伍福維茲則與施萊辛格不同，他明確要求人們“學會熱愛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

歐文．克里斯托也不遺余力地鼓吹建立“正式帝國”。他在１９９７年的一篇發(fā)表于“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中寫到：“美國人民某一天一覺醒來會發(fā)現(xiàn)我們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帝國國家（imperial nation）．．．這不是外交政策精英的陰謀，而是因為世界向往美國帝國，需要美國帝國．．．” 。由于新保守主義在公共輿論上的努力，帝國的話語在美國媒體上已經(jīng)到了令人熟視不驚的程度。例如，最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寫到，“我們剛剛領養(yǎng)了一個名叫巴格達的孩子。現(xiàn)在美國有了2300萬人的第51州” ，他號召共和黨和民主黨不要再互相指責，要象負責任的父母一樣把養(yǎng)子管教好。這不由令人想起當１８９９年美國占領菲律賓時英國著名詩人吉普靈（Rudyard Kipling）獻給美國的一首詩：

　　“挑起白人的負擔

　�。�．．

　　你的新的俘虜，憂郁的人，

　　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子”

　�。ā癟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

　　Your new-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 devil and half child”）

　　意味深長的是，現(xiàn)在紐約大學商學院任教的英國歷史學家弗格森剛剛出版的“帝國：英國世界秩序的興衰及其對全球大國的教訓”一書正是以吉普靈這首詩結束的。弗格森忠告美國：不要著急離開巴格達。英國１８８２年占領埃及，在１８８２年到１９２２年間，曾６６次宣布撤軍，但都未能兌現(xiàn) 。

　　新保守主義的第二點新意在于它和美國南方新教原教旨主義(Southern Protestant Fundamentalism)建立了政治同盟。這是通過兩個機制實現(xiàn)的。首先，南方新教原教旨主義屬于一種特殊的“前千年主義” ( premillennialism)，其信徒相信在耶穌再次降臨人世之前以色列將重新建國 。新保守主義者中許多是猶太人（包括克里斯托和伍福維茲），他們和南方新教原教旨主義的同盟大大有利于美國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早在1996年，他們就在給以色列總理的咨詢報告中建議以色列繞開巴以和談，通過徹底改變中東力量對比來解決巴以問題 （當時即以暗示攻擊伊拉克）。這種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在共和黨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于南方新教原教旨主義者積極參加選舉投票，他們已經(jīng)成為控制共和黨初選的關鍵力量 。小布什的競選策略之一就是安排南方新教原教旨主義運動的第二號領袖擔任后來破產(chǎn)的“安然”（Enron）公司的高薪顧問（“安然” 公司總裁是布什父子競選的籌款負責人 ）。而小布什之所以能戰(zhàn)勝他的共和黨初選對手參議員John McCain，正是利用了他本人的“宗教資本”：小布什在40歲時決定戒掉酗酒惡習，昄依了南方新教原教旨主義，成為了一個真誠的“再生基督徒”。

　　新保守主義的第三點新意在于它的哲學基礎不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傳統(tǒng)保守主義，而是列奧．斯特勞斯的“自然權利”學說。這意味著新保守主義并不認為越老的事物越有價值，越老的制度安排越合理。歐文．克里斯托在他自傳中說，促使他開展新保守主義運動的學術動因是列奧．斯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和Lionel Trilling的文學批評 。斯特勞斯的政治哲學雖然復雜 ，但其關于“自然權利”的看法并不難理解�！白匀粰嗬�”是一種超歷史，跨不同社會的是非標準。

他在“自然權利與歷史”一書中，將自然權利與“歷史主義”對立起來，認為歷史主義的是非標準隨時間地點而轉(zhuǎn)移，必然導致相對主義，最終走向虛無主義。斯特勞斯指出，“否定自然權利無異于認為一切權利都是實證權利，即權利的來源是各國的立法機構和法院。但我們有時侯覺得有必要，甚至必須談論“不正當?shù)姆�律”，這意味著我們實際上有高于實證權利的是非標準” 。斯特勞斯接著指出，歷史主義認為，高于實證權利的是非標準無非是某社會在某時期的人們所擁有的理想。斯特勞斯反駁說，如果這就是“是非標準”的全部，那末有什么力量能保證社會的理想在下一時期不變成“人食人”（cannibalism）呢？斯特勞斯強調(diào)，只有依靠超歷史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或譯為“自然正當”），我們才可能具有對自身所處社會和其他社會的批判能力。

　　不難看出，布什原則的另一要素－—美國價值觀普適全球－—與斯特勞斯的“自然權利”學說有著聯(lián)系。事實上，布什在西點軍校講話中已經(jīng)說得明白：“有些人認為大是大非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right and wrong）不夠外交辭令。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不同的環(huán)境需要不同的方法，但并不需要不同的道德” 。但是，斯特勞斯未能，也不可能給出究竟什么是自然權利的一勞永逸的答案。正如布什原則是對全世界人民的政治挑戰(zhàn)一樣，斯特勞斯的“自然權利”學說是對我們的理論挑戰(zhàn)。它迫使我們再度反思現(xiàn)代的歷史觀，權利觀，人生觀和民主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感謝新保守主義的智力刺激 。

相關熱詞搜索：布什 保守主義 人文 原則 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