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談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從經濟人走向和諧人

　　當年的改革符號人物皇甫平認為,思想解放就是要突破傳統的發(fā)展理念和全能主義的政治模式,完成從經濟人到和諧人的轉變

　　周瑞金,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上世紀90年代初曾用筆名“皇甫平”發(fā)表《改革不可動搖》系列評論

　　編者按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要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思想解放描繪出了怎么樣的歷史軌跡?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現實意義是什么?廣東謀求破局的抓手在哪里?全國“兩會”期間,南方都市報于3月14日在北京舉辦《廣東解放思想論壇》,12位思想理論界頂尖專家學者為廣東在新一輪思想解放中如何破局建言獻策。筆名比真名著名,名字始終與解放思想相聯系的皇甫平(周瑞金)告訴我們:只有解放的思想才能推動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也離不開解放思想。今天本報刊登他的精彩論述,敬請垂注。

　　歷史走了這樣一個巡回,路徑選擇一次次往南方走,由南往北,終于來到了廣東。我感覺到,改革開放越深入,就越需要思想上的解放。而從中國的思想源泉上看,真正的新思想都出在南方。

　　政府要轉型,首先要拿出財政來解決社會問題、解決民生問題,這才是服務型的政府。政府作為利益主體站在前面,權錢必然結合,腐敗必然加重,社會風氣必然變壞。所以政治體制改革是這次思想解放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這一輪的思想解放和前兩輪是不一樣的地方。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標就是要把原來的經濟人轉化為和諧人,使人在追求物質生活的同時也要追求精神生活；
在追求物質的同時,精神層面能夠平衡。這樣人和人之間取得和諧,人和自然間也取得和諧,人和自我間也能夠取得和諧。這就是馬克思提出來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發(fā)展。這也就是黨的十七大提出來的口號。

　　歷史是很有意思的。三十年以來的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從北京發(fā)起的,光明日報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記得很清楚1978年5月10日。第二輪是1991年2月15日,上海的解放日報發(fā)表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人》,發(fā)起第二次關于社會主義要搞市場經濟的新的思想解放運動。而這一次第三波的思想大解放是從廣東發(fā)起的,在海外也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歷史走了這樣一個巡回,路徑選擇一次次往南方走,由南往北,終于來到了廣東。我感覺到,改革開放越深入,就越需要思想上的解放。而從中國的思想源泉上看,真正的新思想都出在南方。近代,真正放開眼睛看世界的林則徐就從廣州起步,包括孫中山在內的革命者都是從南方出發(fā)。

　　改革開放以后,廣東又殺出了一條血路:幾個經濟特區(qū)中深圳一枝獨秀,珠海、汕頭也搞得不錯。所以,這一次在一個新的歷史發(fā)展的關鍵時刻,新的改革新的思想解放又發(fā)生在廣東,從廣東起興,其是有歷史的必然。

　　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國走上改革開放路

　　回顧前兩次的思想解放,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都是處在中國發(fā)展的關鍵時刻發(fā)生的。思想解放的本質是什么?就是要突破主要的思想障礙,樹立了一個新的判斷是非的標準,這也是歷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的共同點。

　　比如說第一次思想解放,當時雖然已經粉碎了四人幫,但之后還是徘徊了三年,沒有徘徊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中國向何處去在當時是很大的問題。那時主要的思想障礙就是“兩個凡是”,講到底就是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帶來的教條主義,唯上唯書不為實,這才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才能認識到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才能從階級斗爭為綱中走出來,走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道路,才在后來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如果當初這一步不跨出來的話,中國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

　　第二次思想解放: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要再講幾十年

　　說到第二次思想解放。時間到了1990、1991年的時候,中國又到了一個發(fā)展的關鍵節(jié)點、重要時刻。改革開放搞了十年了,這十年內我們國內發(fā)生了政治風波,中國的政治風波又引起連鎖反應,波及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他們1990年一個個倒臺,先從德國推倒柏林墻、倫敦走向統一開始,接下來是波蘭,老總統雅魯澤爾斯基把總統權力交給了新當選總統的工人瓦文薩,波蘭就變了。這一年年底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垮臺。到1991年蘇聯解體,8月變局發(fā)生了8·19事件。國內外面臨這樣一個形勢,當時國內是一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反對和平演變的聲音,分析東歐、蘇聯的解體。不斷地搞清理和政治風波有關的人和事,有的人重提階級斗爭,當時也處在思考中國走向何處的關口。

　　這三年中國的經濟正急劇的下降,到1990年增長率只有3.56%。治理整頓,加上外國制裁的因素,在這個情況下政治經濟都沒有走出陰影。輿論上是一片反資本主義自由化的肅殺之聲,經濟上是把個體和私有企業(yè)鬧得傾家蕩產。中國是面臨著歷史性的關鍵時刻,在向何處去?

　　鄧小平首先站出來,在1990年召開十三屆七中全會前夕找了相關的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明確提出來要抓緊時機把經濟搞上去,要通過改革開放謀發(fā)展,不要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當作區(qū)分社會制度的主要標準。鄧小平認為資本主義也要有計劃,社會主義也需要搞市場經濟。他明確提出,要走出歷史的陰影唯有深化改革,而且要用大的招數來搞改革開放,認為上海浦東開發(fā)會帶動全國的改革開放。后來證明,這個作用是很明顯的。

　　又過了一個月,鄧小平到上海過春節(jié)。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這是鄧小平在上海過的第四個春節(jié)。但和前三次不一樣,這一次他視察了企業(yè)、參觀了工廠,還聽取了浦東開發(fā)開放的匯報,同時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改革開放的言論。當時我看到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視察情況,他談的是動了真情的。他說改革開放我們要講幾十年,一定會有不同意見,所以我一個人講不行,全黨都要講。

　　我當時感覺到小平同志絕對不是對上海講的,而是對全國的情況提出了一個繼續(xù)推進改革開放的動員令。當時我還在解放日報,我們研究后就接連發(fā)表幾篇文章,就是傳達了小平同志1991年初在上海的講話精神,這就是皇甫平的由來。皇甫平真相:意思是奉人民之名宣傳鄧小平的思想�，F在大家都說皇甫平就是黃浦江評論的意思,其實這是以訛傳訛。我來給大家解個密,我雖然是溫州人,但是老祖宗是泉州的,我講話還是講閩南話�；矢�這兩個字用閩南話念就是奉民的讀音,我的意思是我是奉人民之名來宣傳鄧小平的思想的,叫做奉民之命。

　　我用這個名字寫了四篇評論。第一篇要做改革開放帶頭人,第二篇叫要有改革開放新思路,重點是闡述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要搞市場經濟的觀點,就是把市場和計劃只看作是一種手段,而不能看作是制度區(qū)別的標準。第三篇講了擴大開放尺度要更大一點,包括保稅區(qū)、免除出口稅等等一些實施,不要糾纏于姓資姓社的問題,否則我們就邁不出步伐。第四篇,我又寫到改革開放需要各類人才。

　　當時正處在關鍵時刻,有人很明確地提出要破除市場經濟因為這是姓資的,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就是批判私有化和市場化。所以我一提市場經濟,當時就遭來很多人的批判,1991年基本就在批判聲討聲中度過。如果沒有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我不敢設想后來會怎樣。

　　當時聽了小平同志的話之后,我就不斷地思考,我想起了1956年八大確定的方針,要確定社會主要矛盾還是發(fā)展生產力的問題。但在發(fā)生了匈牙利事件后一切觀點就改變了,就重提階級斗爭是社會主要矛盾。這樣來回搞了20年教訓慘痛,改革開放搞了十年,到1989年卻又迎來三年徘徊。徘徊以后,中國社會要往何處去?此時鄧小平出來登高一呼,呼喊改革開放,終于明確了我們的方向,他特別提出來90年代改革開放就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進入存量改革,進入國有企業(yè)改革領域,來深化各項事業(yè)改革。

　　歷史上的第一次、第二次思想解放事實上都是在小平同志主導下推動的。第一次,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寫了一篇文章引發(fā)討論,后來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是改革開放的號角,就是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起來向前看。第二次,皇甫平的文章引起爭論,最后定下來的標志是小平同志視察南方。也有人提出,十五大前后有一次思想解放,就是指在江澤民同志領導下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十五大上一舉突破公和私的矛盾,提出公有制有多種實現方式,私有經濟私有化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認為,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大到2002年十六大這十年是把小平同志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變成了現實,但它只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必然延續(xù)。

　　政府全能主義亟待打破:中國發(fā)展又到了一個拐點

　　時間又過了15年時間,改革開放推進到了十七大前夕,2004—2006年連續(xù)三年改革大爭論甚囂塵上,圍繞著市場化改革方向對不對的話題,十七大召開前夕兩封萬人書上書中央,影響巨大。萬人書里大批特批我們搞市場經濟改革是不對的,直接矛頭指向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所以十七大報告中要講那么一大段解放思想,具體就是針對這個背景,作出的直接回應。報告在肯定市場化改革的同時也提出了這一過程中積累的大量問題,包括了汪洋同志針對廣東提到的幾個尖銳問題,我總結為六大問題:

　　第一,三大差別的拉大,即區(qū)域差別、城鄉(xiāng)差別、貧富差別的顯著拉大。第二,社會管理嚴重滯后,社會問題嚴重成堆,包括社會治安,包括整個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特別是2003年非典后看到社會管理的嚴重滯后。全國在縣一級醫(yī)院只有一臺呼吸機,根本救不了人。在這個情況下,2003年總結了非典以后才提出科學發(fā)展觀,才要注意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要相協調。第三個問題是民生問題十分突出。就業(yè)難、上學難、看病難、買房子難,問題都非常突出,第四個是粗放式發(fā)展,高投入、高消耗帶來高污染,這種粗放式的發(fā)展一直沒有轉變。第五個問題是環(huán)境、生態(tài)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環(huán)境受破壞、生態(tài)受污染。第六是腐敗嚴重,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社會風氣、社會治安混亂等等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通過梳理這六大問題,我們能夠意識到這時中國的發(fā)展又到了一個重要關頭,又到了一個拐點,這時需要新思想的解放。這個解放突破的是什么一種舊思想呢?我認為這種突破就像第一次是突破對領袖的個人迷信、“兩個凡是”,第二次解放思想突破的是姓資姓社,驅除姓資姓社的干擾一樣,這次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主要是突破傳統的發(fā)展理念和全能主義的政治模式。

　　那么,今天要樹立什么衡量是非標準的權威呢?我認為,就是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權威�；仡櫄v史,第一次思想解放樹立了實踐標準,第二次樹立了生產力標準,今天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標準。我們要用新的發(fā)展理念、發(fā)展模式來破解我們當前面臨的發(fā)展難題。這關乎全能主義的政治模式,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

　　前兩次解放思想發(fā)展中,經濟體制改革走在前面,政治體制改革相比較走得非常緩慢,兩者不相適應。上面提到的六個問題,最重要原因就是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上。這個問題首先是政府職能,你不是服務主體,你根本沒有想到連年增長的GDP、增加的財政收入是用來干什么的?專門拿去蓋高樓大廈,把政府的機關造得很漂亮,老百姓住房卻很困難,這是服務型政府嗎?政府要轉型,首先要拿出財政來解決社會問題、解決民生問題,這才是服務型的政府。政府作為利益主體站在前面,權錢必然結合,腐敗必然加重,社會風氣必然變壞。所以政治體制改革是這次思想解放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這一輪的思想解放和前兩輪不一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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