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強：逆來順受與造反有理

　　提起《西廂記》，大家都記得那個機智、善良、活潑、可愛的紅娘。她促成了張生和崔鶯鶯的一段千古佳話。解放后，《西廂記》被解釋成打破封建包辦婚姻、追求自由戀愛的故事而繼續(xù)流傳。但是，人們大都忘了，《西廂記》的真正主題不是追求自由戀愛，而是鼓勵當時的青年人埋頭讀書，成就功名。對張生來說，崔鶯鶯是一個真真切切的“顏如玉”，可以隨時回憶、想象、展望，成為張生讀書的強大的、生動的動力。而且，越是得不到，讀書的動力越強。即使有那么一點追求自由戀愛的味道，也只是像今天的電視劇里的脫衣鏡頭一樣，是為了提高收視率，而不是宣傳人體美�！八接喗K身后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這一傳統(tǒng)戲曲套路，就像美國的“英雄救美人”的電影套路一樣，體現了各自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一、逆境成才與逆來順受

　　這一套路背后，則是更加深刻的人生和社會信念：逆境成才。中國人很少不知道孟子的那段名言：“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鄙�于憂患，死于安樂。不僅個人如此，一個組織，一個社會也如此。奧斯特洛夫斯基，為保衛(wèi)和建設祖國，承受了肉體上的巨大創(chuàng)痛，身殘而志不移，還寫出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感動了蘇聯，感動了世界。紅軍長征，經受了千難萬險，鍛造出一支無堅不摧的軍隊。歐洲寒冷，物產稀少，不得不更加重視發(fā)明創(chuàng)造，終于戰(zhàn)勝了富裕的亞洲；
日本資源貧乏，不得不靠自主創(chuàng)新，鉆研核心技術以自強；
中國物產豐富，人口眾多，淪落為世界打工仔。南美洲土地肥沃，礦產豐富，所以長期吃資源飯，被鎖定在資源國、農業(yè)國，受盡美國的欺壓。北美洲寒冷、貧瘠，歐洲移民不得不刀耕火種，自制工具，成為發(fā)達的工業(yè)國。

　　但是，順著逆境成才的思路，就會出現“逆來順受”的說法。我們的祖先，舜，據說就是一個逆境成才的典范，但也是一個“逆來順受”的典范。舜出身平民，母親死得早，父親是個瞎子，又沒有主見，卻娶了一很自私的繼母，繼母生了一個兒子叫“象”。繼母總想除掉舜，把舜的口糧給象吃。有一回，舜去挖井，挖到人爬不出來的時候，繼母帶著瞎眼父親和弟弟象一起往井里填土，要把舜埋了。再又一回，舜爬到房上修房頂，下面三個人又點上火，想把舜燒死在房上。當然，舜都設法逃了出來。這樣一個家庭，顯然是逆境。舜怎么辦呢？舜逃出陷阱后，他并沒有報復他們，還和平常一樣與他們相處，繼續(xù)尊重父親和繼母，繼續(xù)關心愛護弟弟。舜這種一味退讓、忍耐的行為，就是逆來順受。大概舜相信人性之善，舜以為繼母行為的出發(fā)點是為了弟弟好，還是有善意成份，不全是壞的。以后應該有機會感化繼母，使她棄惡從善。繼母的百般挑剔，客觀上使自己做事情盡善盡美，客觀上增強了自己的意志，鍛煉了自己的身體，客觀上提高了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客觀上還使舜名聲遠揚，達于帝庭，成為堯帝的接班人。如果舜反抗繼母的壓迫，以惡報惡，以暴易暴，起了殺心，當然也是情有可原，但是這一切鍛煉都無從談起了。

　　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中，逆境成才是一個正面詞匯，逆來順受卻是一個負面詞匯。其實，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不可分割的。逆境成才是指最后的結果，逆來順受，則是成長過程中的心理狀態(tài)。人們通常都只想要那個好的結果，卻不想要壞的過程。于是，盡管有口齊頌逆境成才，但卻很少有人愿意逆來順受。

　　逆境有多種。山區(qū)和農村，生活條件艱苦，自然環(huán)境的逆境，能承受的人多；
大學宿舍里富裕同學的歧視，社會環(huán)境的逆境，能承受的人少。敵人的進攻，陌生人的欺侮，意料之中的逆境，能承受的人多；
領導的冷落，朋友的背叛，父母的責罵和誤解，意料之外的逆境，能承受的人少。在社會變遷中，資本家的剝削壓迫，呵斥鞭打，能承受的人多；
所加入的政黨的貪污腐敗，官僚主義，能承受的人少。但是，越是難以承受的逆境，對人的身體和心智的鍛煉越強。承受得了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可以鍛煉堅強的意志和健康的體魄。承受得了富裕同學的歧視，就能夠超越當下處境，培養(yǎng)出長遠眼光和開闊視野。承受得了父母的責罵和誤解，還體諒父母的艱難，感謝父母的培育，就能夠換位思考，超越自我；
承受得了資本家的剝削，就可以學習生產技術，學會經營管理；
承受得了所追隨的政黨的腐敗，還能夠不同流合污，能夠懂得將黨員、黨的組織機構與黨的理想分開，能夠堅守理想，據理力爭，就能夠了解社會變遷的深刻和復雜，成長為具有堅定的信念和適當寬容的優(yōu)秀領導人。

　　逆來逆受呢？環(huán)境惡劣，就想辦法逃離，或者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所謂窮山惡水出刁民；
富裕同學歧視，就去偷去搶來滿足虛榮心，或者覺得“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學著混進富人圈，學習溜須拍馬，立竿見影地獲取財富。父母責罵和誤解，就疏遠父母，挑剔父母的錯誤，對父母產生怨恨甚至仇恨。資本家剝削壓迫，就搗毀機器，燒毀工廠。所在的政黨腐敗，就跟著同流合污，或者徹底否定該黨。

　　因此，從個人發(fā)展角度看，“逆來順受”恐怕是對杰出人才成長的心理活動的最準確的刻畫�！叭�人行，必有我?guī)煛保�總是看別人的長處，看自己的短處，越看自己氣越短，心越虛，這就是日常相處時的逆境。反之，總是看自己的長處，看別人的短處，暫時地，可以滿足虛榮心，但是，停步不前，長遠來看，就會遠遠落后于他人。“吾日三省吾身”，越反省問題越多，越不安，這是晚上獨處時自造的逆境。

　　當然，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需要指出。“逆來順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積極地面對消極的環(huán)境和壓力。按照事物的無限可分性，任何消極的環(huán)境中都含有積極成份。反過來說也一樣，任何積極的環(huán)境中都含有消極成份。心態(tài)積極者，總是能在任何消極環(huán)境中發(fā)現其積極成份，從而擱置其消極面，放大其積極面，保持心態(tài)的樂觀，不喪失斗志，不喪失信心。監(jiān)獄，本來是剝奪人的自由，迫使人屈服的場所。但是，古往今來卻都有一些人卻把監(jiān)獄看作大學，看作自由意志的訓練所。當他們從監(jiān)獄出來后，意志更加堅強了，智慧更加豐富了，心地更加善良了。但是，能夠一分為二地看問題，能夠在惡行背后看到善的成份，這是能夠“逆來順受”的思想前提。因此，“逆來順受”主要適用于那些心地善良的、頭腦復雜的人，適用于那些有遠大理想的少數人。多數人則往往抱著“順來順受，知恩報恩；
逆來逆受，有仇必報”的心態(tài)。面對別人的批評，能夠“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逆來順受；
反之，對自己的缺點拒不承認，反唇相譏，或者避實就虛，避重就輕，這是逆來逆受。

　　一旦從個人成長角度認識到“逆來順受”說法的內在合理性后，緊接著可以重新思考的另一個命題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前面提到，在邏輯上，能夠做到“逆來順受”需要兩個前提，一是善良，二是頭腦復雜。具備了這兩個前提，長期“逆來順受”的實踐，就能夠結出“逆境成才”的結果。這不就是“善有善報”嗎？從理論上說，每一次克服困難和缺點，作為當事人，都可以感受到自信心的增長、自豪感的增強。也就是說，善有善報，是一種即時回報。但旁觀者卻看不到這種即時回報。當旁觀者發(fā)現此人已經成為獨當一面的杰出人才時，一定是在多年以后。所以，從旁觀者的角度看，“善有善報”是一種長遠回報。

　　二、造反有理與歷史循環(huán)

　　以上全部是從個人成長的角度考慮的問題。

　　但是，從社會關系角度看，逆境就是一種受壓迫的處境。如果每個人都對社會壓迫逆來順受，不就是縱容了壓迫者，助長了邪惡，使壓迫變得更為深重嗎？善的動機不就是產生了惡的社會后果嗎？“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正是逆來逆受，包括搗毀機器、火燒廠房、偷盜搶竊、殺人放火，這一系列惡行，迫使壓迫者不得不考慮讓步政策，減輕壓迫。站在壓迫者的立場上，讓步是不得已，首選策略是勸告人們要逆來順受，使自己的剝削利益最大化。

　　麻煩出來了。我們到底到提倡“逆來順受”呢？還是要提倡“造反有理”？更進一步，要提倡“善”，還是要提倡“惡”？是相信“善”推動歷史進步？還是相信“惡”推歷史進步？

　　這是一個歷史哲學命題，也是古往中外每個社會、每個人都會不知不覺卷入其中的一對根本矛盾。正是在這對根本矛盾的困擾下，有的人“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追求局部的善，局部的完美，而置社會天崩地裂于不顧。有的人想追求社會之大善，卻不得不利用惡，但反過來又可能被惡所利用。有的人肆無忌憚地行惡，他卻相信，惡是歷史進步的動力。有的人行惡，卻也崇善，遇事反復搖擺，莫知所從。也是在這對根本矛盾的困擾下，富不過三代，興不過三世。世界大戰(zhàn)，蘇聯解體，中東戰(zhàn)火頻仍，世貿大樓倒塌，中國礦難不斷，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重大事件都是這對矛盾此消彼長、往復交替的結果。

　　有沒有擺脫這對矛盾循環(huán)的可能性？可能性不是沒有。我們可以注意到，個人的、自發(fā)的反抗，的確是惡對惡的反抗，是以暴易暴。但群體的、自覺的反抗，在反抗群體的核心地帶都有一個一心為群體之公的、經受過逆境考驗而心智能力卓著的領袖群體。推動社會歷史前進，迫使壓迫者讓步的，主要是這種群體的、自覺的反抗。這種反抗是一種善與惡的結合，精神和物質的結合，領袖和群眾的結合。在結合中，誰為主導，誰為基礎？善是主導，惡是基礎；
精神是主導，物質是基礎；
領袖是主導，群眾是基礎。因此，既不是純善推動歷史進步，也不是純惡推動歷史進步，而是以善為主導、以惡為基礎，以精神為主導、以物質為基礎，以領袖為主導、以群眾為基礎的力量，在推動歷史進步。當然，隨著反抗的成功，領袖群體從面對逆境到身處順境，惡的成份逐漸發(fā)展，領袖逐漸貴族化，與群體脫離，又進新一輪歷史循環(huán)。如果領袖群體能夠功能身退，使新一代領袖群體得以成長；
或者他們繼續(xù)以逆境心態(tài)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工作，帶動群眾追求善；
這樣，是否就能夠擺脫歷史循環(huán)，或至少使循環(huán)周期拉得更長一些呢？

　　更進一步，在領袖群體的嬗變蛻化過程中，壓迫剝削會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強化。這時候，是造反有理、更換領袖層呢？還是迫使領袖群體自我反省，重塑信仰和道德呢？有人可能會認為，迫使領袖群體自我反省，這是改良之路，是不徹底的。更換領袖層，才是革命的，徹底的。但是，新的領袖層就一定不會逐漸淡化信仰、脫離群眾嗎？

　　三、新人追求與人類出路

　　這樣思考著，就走向了歷史的最深處。只有在社會結構核心地帶的人們，他們的歷史大善始終能夠主導自身之小惡時，整個社會才能夠實現善對惡的主導。這種社會可以叫和諧社會。在實現和諧社會的意義上，逆來順受和造反有理都不具有絕對正確性。造反，只有在掌握主導權的一方動機不善時，才有合理性。可以順受的逆境，只有在削弱剝削壓迫的意義上，才有合理性。兩者都意味著要把個人的行為和社會整體的方向聯系起來，本身則都不具備絕對的正確性。當社會方向錯誤時，逆來順受，“埋頭拉車”，就是錯誤的。當社會方向正確時，逆來順受，“上山下鄉(xiāng)”，“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就是正確的。

　　正因為社會方向如此重要，所以各個社會的統(tǒng)治或領導層都千方百計地論證社會方向的正確性。相應地，那些不顧社會方向，只顧本集團或本階層利益的言論，則會被視為極端。極端，是與正確的社會方向相比較而言的。如果社會方向被成功地論證成只代表了一部份人利益，即統(tǒng)治層或領導層走極端，那就到了“造反有理”的時候了。

　　更進一步，有的統(tǒng)治層或領導層論證能力強，有的論證能力弱。論證自身的正確性，而實際上卻在實現、保護自身利益，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如果統(tǒng)治層或領導層壟斷論證權，把教授、博導的名義和大筆經費授予那些御用論證者，則反抗者就可能找不到社會方向性的“理由”。實際上，為什么“造反有理”？就是因為所有的“理”都被統(tǒng)治者或領導者壟斷了、把持了。當大規(guī)模的屠殺、赤裸裸的奴役可以被解釋成歷史進步的代價時，被壓迫者只能是“造反有理”！

　　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哲學不太注重論證社會的合理性，而注重統(tǒng)治者的善惡。當人們認定統(tǒng)治者“昏庸無道”、“荒淫無度”時，這個社會就自動失去合理性，即失去方向上的正確性。由于道德評判比較直觀，不容易偽飾，所以，生活在古代中國，要找到造反理由是相對容易的。古代中國的起義者似乎不需要強調造反有理。他們的戰(zhàn)斗檄文上一般都會寫上類似“昏庸無道”指責，這就是造反的理由。但到了近代，西方思想傳入，是弱肉強食也罷，是生產力階段論也罷，惡推動歷史進步論也罷，都使得被壓迫者找不到造反的理由了，所以，才有毛澤東的“造反有理”論！

　　因此，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下，“逆來順受”與“造反有理”的對立并不是那么強烈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甚至是可以相輔相成。在逆境中，先假設領導者為善，從而積極地面對消極環(huán)境，提高著自身的心智素養(yǎng)。但同時，則通過學習和交流認識統(tǒng)治者或領導者的真實意圖和動機，進而判斷著社會的方向。一旦認定統(tǒng)治者或領導者從根本上缺乏善意，社會危機日益深重，就到了“造反”的時候了。那時候，他又有足夠的能力去參與統(tǒng)治層或領導層的更換，甚至成為新的領袖群體中的一員。當越來越多的人這樣做時，就可以出現群眾領袖化，領袖群眾化的社會—真正的和諧社會。

　　四、從道不從君：深刻的民主

　　其實，先賢荀子就向往過這種“群眾領袖化，領袖群眾化”的社會。在他的設想中，這個社會是有分工、有等級的，但是分工和等級都服從“道”，都是按德才而處位。如果最高領導—君—行為乖張，昏庸無“道”，動搖國家的根本，危及人民利益，則臣下可用四種方式處理他。第一級，諫，即勸諫，擺事實，講道理，勸其改邪歸正。如果勸不了，就辭職。第二級，再勸，當勸說不力時，就以死表明決心。為什么要以死表明決心？因為，當社會成為一個組織體系時，其最高領導權的更迭對社會影響重大。如果以一人之死可以換得最高領導人的翻然醒悟，那么，從社會角度看，這是一種社會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舉動。人固有一死，“重于泰山”還是“輕于鴻毛”而已。第三級，輔，當說服教育不起作用時，就團結全體大臣，強迫最高領導收回成命，改變路線，“君”雖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少數服從多數。第四級，如果君一意孤行怎么辦？拂，廢了他，另選新的領導人。君者，“替天行道”者也。當君執(zhí)意不行道時，只能廢了他。荀子總結說，作部下的原則是：“從道不從君”。

　　從道不從君，這是一種中國式的民主，是一種基于對社會深刻認識—道—以后的民主，是深刻的民主。相比之下，人人一票的西方民主倒成了一種淺薄的民主。按說，民主需要人民有作主能力。作什么主呢？作選擇社會制度之主，作選擇領導人之主。但是，社會制度和結構對于日常生活的重大而復雜的影響，并非18歲以上的成人都能有較多了解的。事實上，甚至是大多數人都不了解的。特別是在感官文化流行的今天，絕大多數人都失去了對社會的深刻思考，成為感官的俘虜，快餐文化的俘虜，消費文化的俘虜，因而很容易成為各種各樣政治作秀者的俘虜，這些作秀者中還不乏獨裁傾向嚴重的專制者�？词侨ナ敲裰鳎瑢嶋H上是資主，甚至進一步是專制。毫不奇怪，膚淺的民主有可能等價于深刻的專制，而深刻的民主也可能等價于膚淺的專制—在膚淺者看來是專制。這是一種物極必反，這也是膚淺者不容易想像的—善良的動機完全可以結出邪惡的果子。

　　五、為什么一定會有分工、有等級？

　　當面臨深重的社會壓迫時，反抗者的天然反應是無政府主義。為什么要政府？能不能既無官長，無資本家，又無教師，甚至也不要家長？人人自由而平等，豈不更美好？更進一步，能不能不要國家，不要企業(yè)，不要學校，不要家庭？只有要這些機構，就會有機構的頭。分工、等級，一定會在每一個領域、每一個層級上形成各式各樣的、大大小小的君主，這不是剝削社會的標志嗎？能不能讓社會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

　　問題在于，自由人以什么方式聯合？以分工的方式聯合，還是以無分工的方式聯合？如果有分工，要不要協調？當協調成為一種經常性的事務時，會不會出現等級？歷史的基本進程是分工日益細密，等級日益增長。分工和等級是制度的基本框架，分工是框架的水平線，等級是垂直線。只要人的物質性不滅，制度就很難消滅。難道無政府主義者主張人人無私無欲嗎？顯然沒有。相反，他們可能希望一個保證人人之私可以自由釋放、不受約束的社會�？墒牵�私與私相沖突怎么辦？當無數人在一起相處時，私與私之間發(fā)生日常的、無數的沖突怎么辦？如果不是人人成為圣人君子，是不是需要制度？制度會不要由分工和等級作為基本框架？

　　無政府主義者可能會說，為什么無數人要一起相處？為什么要分工合作？我們能不能回到自由自在、無分工無等級的原始社會？更具有文學煽動力一些：為什么要相濡以沫？能不能相忘于江湖？

　　至此，我想無政府主義者自身邏輯的幼稚和混亂已經充分展示出來了。請不要以為如此幼稚和混亂的東西就不能吸引人，相反，在分工和等級日益細密、日益增長，并且剝削壓迫也隨之日益增長的社會中，無政府主義具有天然的、日益增長的吸引力。這是一種感情，不是一種邏輯。

　　荀子的“從道不從君”則試圖將無政府主義者反抗剝削壓迫的感情和分工、等級的邏輯統(tǒng)一起來，追求一個有分工而無剝削，有等級而無壓迫的社會。你可以說這是空想社會主義，你也可以說這是空想封建主義，你可以說這是空想民主主義，也可以說這是空想專制主義。但是，沒有空想成份的歷史，就是一部剝削壓迫日益深重，社會周而復始循環(huán)交替的歷史。如果沒有像荀子這樣的空想家，就如沒有像圣西門那樣的空想家一樣，社會的黑暗也許將更加難以承受。人類社會之不同猴子社會，就在于有持久、深沉的空想。我們空想飛機上天，飛機就上天了。我們空想千里眼、順風耳，雷達、電話就產生了。我們空想自己能夠成為“世界歷史”意義上的新人，我們就可能成為這種新人，而社會也就能成為新社會。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的歷史表明，其科學性是大有疑問的。其所以能激動人心，所以能在一個又一個國家鼓動革命，恰恰是由于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持久、深沉的空想。

　　六、道：將世界連成一個整體

　　幾年前，我到古巴參加一個會議。會議代表主要來自拉丁美洲各國，大部分說西班牙語，我聽不懂他們說什么。幸好有英文同聲傳譯，又有書面英文資料可以參證，我還是可以了解個大概。聽著膚色各異、語言各異的代表神情激動地控訴新自由主義給他們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看著海洋般的記錄災難的數據資料和圖片，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是那么近，近得就像是中國，第一次真切地感到，這些國家的人民就是中國人民。他們的災難就是我們的災難，造成他們?yōu)碾y的世界秩序就是造成我們?yōu)碾y的世界秩序，造成他們?yōu)碾y的社會理論就是造成我們?yōu)碾y的社會理論。他們的探索和斗爭就是我們的探索和斗爭。中國走過的百年曲折歷程也是他們的曲折歷程。他們在吸取我們的經驗，反思我們的錯誤，接受我們的教訓—雖然程度上有很大差異。

　　然而，按照西方學術的原子論思路，每一個國家的災難成因都是獨特的。甚至災難本身也是需要定義的。如果不了解各國獨特的資源、人口和地理位置，如果不了解影響各國歷史進程的重要事件、人物和思想，不了解當地的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不了解各國與其他各國的貿易、投資、金融、軍事和政治往來，怎么能了解該國災難—即使有—的真正成因呢？更進一步，每一項因素都有待進一步分解。具體說，阿根廷的資源就是一個龐大的研究對象，可以分解為水資源、土地資源、礦產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一樣，還可以進一步分解為河水資源、湖泊資源、近海資源……。正是按照這種思路，各國都建立了越分越細的研究機構。但是，該國災難的原因真是在這些越來越細小的局部中嗎？為什么研究機構越來越多，研究對象越分越細，“研究水平越來越高”，而社會災難卻越來越頻繁呢？或者相反，首先應該在世界政治格局的轉換中，例如冷戰(zhàn)格局結束中，在美國霸權中、在華盛頓共識中，去尋找該國陷入災難的原因呢？

　　世界被研究者分解得越來越細小時，世界本身也就越趨于分裂化、細碎化。正是在世界的分裂化和細碎化趨勢中，世界的統(tǒng)治者—美帝國，達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在古巴會議上，我同樣感受到這種細分化、學術化、原子化趨勢對于社會研究者的影響。資料收集得越來越多，數據越來越詳盡，圖片分辨率越來越高，但真正的、世界性的、共同的原因卻被可見的局部、豐富的細節(jié)、“高水平”的研究所遮蔽了。

　　宏大敘事消失了！

　　世界的結構被遮蔽了！

　　整體被遮蔽了！

　　道被遮蔽了！

　　在這種前提下，任何反抗剝削壓迫，改造社會的愿望和行動都可能成為歷史的泡沫�；貧w道，認識整體，認識結構，重構宏大敘事，成為歷史進步的最迫切的需要。

　　這一切，意味著以善良和智慧為起點，以成為改寫社會遺傳基因的新人為終點。也許，在經歷了剝削壓迫循環(huán)更替的“山重水復”之后，我們可能會達到“柳暗花明”的人類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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