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寧：跨文化形象學的中國問題

　　一

　　一項研究的興起，不是因為理論，而是因為問題。10多年前開始回味新時期社會思想短暫的自由與浪漫時，總忘不了最后那部風靡一時的電視片《河殤》。一段充滿激情隱喻的、以現實批判為立場的、反思中華文明興衰歷史的敘事，怎能如此自然而誘人地鑲入黑格爾式的歷史哲學框架中。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大河文明，把輝煌留在歷史的源頭，然后就宿命無情地奔向蔚藍色的海洋。其中激情澎湃的敘事主體，是否意識到，用西方的“中國思想”思想中國，中國從一開始就被他者化了？背棄中國歷史主體的反思，即使可以看到中國過往的陷阱，也看不到中國未來的前景�，F代中國思想是否可能超越西方現代性觀念而思想自身？不論“五四”時代的經典自由主義傳統(tǒng)還是后五四時代反現代西方的革命傳統(tǒng)，實際上都難以擺脫西方現代性觀念霸權。而這種霸權真正令人生畏的是，你無法不在西方現代性框架內思想中國，除非你放棄思想。

　　那時候朦朧意識到跨文化研究的中國問題，如何從思想中拯救中國的歷史主體。這個問題還不僅是柯文先生所說的“從中國發(fā)現歷史”的觀念的選擇，更直接的是對西方的中國思想的解構，分析西方現代性觀念體系中的中國話語的生產分配并發(fā)揮文化霸權的方式與意義。以往也有人研究西方的中國觀，描述從馬可·波羅游記開始，或從古希臘只言片語的傳說開始，西方認識中國的過程。這類研究在觀念與方法上尚未自覺（筆者的研究也經歷過這一未自覺的階段）。因為一旦假設西方認識中國，知識自身的合法性問題就出現了。西方的中國觀，真正的意義不是認識或再現中國的現實，而是構筑一種西方文化必要的、關于中國的形象，其中包含著對地理現實的中國的某種認識，也包含著對中西關系的焦慮與期望，當然更多的是對西方文化自我認同的隱喻性表達，它將概念、思想、神話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構成西方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空間。

　　研究西方的中國觀，有兩種知識立場：一是現代的、經驗的知識立場，二是后現代的、批判的知識立場。這兩種立場的差別不僅表現在研究對象、方法上，還表現在理論前提上�，F代的、經驗的知識立場，假設西方的中國觀是中國現實的反映，有理解與曲解，有真理與錯誤；
后現代的、批判的知識立場，假設西方的中國觀是西方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自身構成或創(chuàng)造著意義，無所謂客觀的知識，也無所謂真實或虛構。在后現代的、批判的理論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國觀，就不必困擾于西方的中國觀是否“真實”或“失實”，而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國形象”作為一種知識與想象體系，在西方文化語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傳播、如何以一種話語力量控制相關話題、又如何參與西方現代性實踐的。

　　《天朝遙遠》使用“中國形象”，而不是“中國觀”來討論這個問題。理論前提的變化，決定概念術語的選擇，“形象”作為一種文化隱喻或象征，是對某種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隨意性表現，其中混雜著認識的與情感的、意識的與無意識的、客觀的與主觀的、個人的與社會的內容。或許關于西方的中國觀的客觀認識與真實知識這一假設本身就值得商榷。我們分析不同時代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變異與極端化表現，并不是希望證明某一種中國形象錯了而另一種就對了，一種比另一種更客觀或更真實，而是試圖揭示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意義結構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學界研究西方漢學者，也喜歡使用“中國形象”的說法。實際上這種有意無意地混淆概念，在研究中是有危險的。西方漢學的意義在于假設它是一門學科或知識體系。如果使用中國形象取代漢學，那就假設漢學的意識形態(tài)化，其知識包含著虛構與想象，協(xié)調著權力，因此也無法假設其真理性。筆者曾寫過《漢學或“漢學主義”》一文，從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角度質疑漢學學科的合法性并嘗試進行解構性批判，希望學界警惕學科無意識中的“漢學主義”與“學術殖民”的危險，基本用意也正在于此。西方漢學研究關注的是知識問題，而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關注的是知識與想象的關系以及滲透知識與想象的權力運作方式。例如，西方漢學研究可能評介韋伯或魏特夫的中國研究，但跨文化形象學卻可能研究卡夫卡的《萬里長城建造時》，分析其想象結構，在卡夫卡的荒誕小說與韋伯或魏特夫的嚴肅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漢學中找到意義關聯(lián)，揭示西方文化無意識或集體想象層面上的中國形象，以及該形象貫穿從帝國主義時代到冷戰(zhàn)時代意識形態(tài)的權力潛勢。

　　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不同于西方漢學研究。在研究對象、前提、觀念與方法上，都有不同。《天朝遙遠》在一般社會觀念意義上研究中國形象問題，涉及不同類型的文本，從一般社會科學著作中有關中國的論述、專業(yè)的漢學研究、諸如新聞報道、游記、傳教報告、日志等關于中國的紀實作品、有關中國的外交等官方文件，一直到虛構的文學藝術作品，諸如小說、詩歌、戲劇、電影。在研究對象上已經超出漢學或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范圍。比較文學形象學只關注文學作品中的異國想象。而筆者所開展的跨文化形象學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文本如何相互參照、相互滲透、共同編織成一般社會觀念或一般社會想象與無意識中的中國形象。比較文學形象學大多只滿足于描述某部作品或某一時期某些作品中的中國形象特征，只意識到研究什么，沒有反思為什么研究，缺乏真正的問題意識。

　　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從來就不是漢學、也不僅是比較文學的問題，而更多與跨文化研究相關，揭示形象隱含的文化政治意義。比較文學形象學是沒有問題的學科，而跨文化研究形象學，是沒有學科的問題。文化研究的思想性挑戰(zhàn)及其開放性活力，也正體現在這種跨學科性與非學科性上。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在思想領域提出的主要問題是：西方的中國形象如何生成演化？如何參與構建西方現代性自我？如何在意識形態(tài)或社會無意識意義上形成“互為主觀性”與“互相他者化”的關系？如何影響中西關系與世界現代文化格局？如何塑造中國的現代性自我想象？如何控制著世界不同國家地區(qū)的中國形象的生產與傳播，形成后殖民時代的泛東方主義化傾向？而這些問題，都不是比較文學研究或任何單一學科研究可以回答的。

　　跨文化形象學研究本身也是跨學科的，探索從學術通往思想的道路�！短斐�遙遠》上卷主要討論西方現代性精神結構的形成時期烏托邦化的中國形象，問題是從傳統(tǒng)的、基督教倫理主導的“統(tǒng)一的文化價值”中掙扎分離出來的西方現代文化觀念，諸如民族-國家與民主政治信念、世俗化物質主義與個人主義、科學與進步觀念、理性主義哲學等，最初如何借助烏托邦化的中國形象隱喻地表現自身，完成西方現代性文化的自我建構。西方現代烏托邦化的中國形象，從一個側面證明，現代性思想形成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際的“公共領域”或“公共空間”中，是一個多元發(fā)展、相互作用的進程，不僅西方現代性塑造了現代中國文化，中國形象也作為文化“他者”參與塑造西方現代文化的“自我”。

　　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如何在自身文化無意識中構筑中國形象完成自我認同的。中國形象是西方現代文化的“他者”鏡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現欲望與向往、表現自我否定與自我超越的烏托邦；
也可能是丑惡化的，表現恐懼與排斥、滿足自我確認與自我鞏固的需求的意識形態(tài)。我們從不斷烏托邦化的中國形象歷史經驗中，建構出三種形象類型：“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
這三種形象類型決定著1250-1450、1450-1650、1650-1750年三個時段西方不同類型的文本對中國的表述策略。啟蒙運動高潮時期，西方現代性確立，中國形象也相應出現徹底的轉型，從社會文化想象的烏托邦變成意識形態(tài)。中國成為停滯衰敗的帝國、東方專制的帝國、野蠻或半野蠻的帝國，三種意識形態(tài)化的中國形象類型出現。西方現代性自我觀念的構成與身份認同，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動力結構中通過確立他者完成的。進步大敘事、自由大敘事、文明大敘事，構筑起西方現代性的主體意義，同時設定停滯、專制、野蠻的中華帝國的“他者”形象。只有在中華帝國甚至整個東方世界的歷史停滯背景上，才能確認現代西方、現代西方的進步與現代西方在世界歷史中優(yōu)越中心的意義；
只有在中華帝國代表的整個東方專制主義黑暗大地上，才能為西方現代性奠定政治哲學基礎——自由精神與民主制度；
只有在否定整個非西方世界的“野蠻性”上，才能充分、全面地肯定西方現代文明。

　　肯定的、烏托邦式的中國形象與否定的、意識形態(tài)性的中國形象，劃定了西方的中國想象的疆域，而兩種兩極化形象類型之間形成的張力，表現出西方文化擴張發(fā)展的特有的活力，這才是我們在現代化文化進程中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傲慢征服與謙遜求知，自我擴張與自我批判，西方走向世界的兩種心態(tài)及其構成的充滿活力的文化性格，是最有借鑒意義的。中國的現代化性格，在文化觀念上向往與仰慕西方，在政治經濟上卻受西方擴張力量的壓迫與侵略，對外的向往仰慕往往伴隨著對內的自卑與輕賤心理出現，文化心態(tài)與社會結構失衡，從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政治經濟上以封閉表現反抗，在文化上以自大表現仇外，在觀念與現實之間，不但沒有形成一種健康的內向與外向的張力關系，還造成文化精神的偏狹，或極端仰慕或極端仇視，或極端自卑或極端自大。這也是第三世界或整個東方的現代化歷程中共同面臨的問題。

　　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有不同的意義。在它產生的西方文化語境中，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意味著西方文化自身的開放與包容性以及自我反思與批判的活力。而在那些后殖民或后半殖民的社會文化中，卻可能為偏狹的文化保守主義與狂熱的民族主義所利用，成為排斥與敵視西方甚至現代文明的武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被介紹到中國，成為一時顯學。學人們忙著搬弄理論，卻忽略了知識分子應有的現實關懷。在中國的現代化文化語境中一味批判那種否定的、意識形態(tài)性的東方主義，很容易培育一種文化自守與封閉、對立與敵視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使前現代或反現代的狂熱愚昧的本土主義與后現代新銳奇幻的新左派理論，在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熱潮中不倫不類地結合起來。

　　在西方現代性的縱深處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對象是西方現代文化，但問題卻是跨中西文化以及中國現代文化自省與自覺的。現代中國在進入西方中心的現代世界體系的同時，也進入西方中心的世界觀念體系。現代中國在西方的鏡像面前確認自我，西方既表現為一種強大的現實壓力與欲望對象，又表現為一種超現實的幻象�，F代中國不斷從這個虛幻的他者鏡像中完成自我的身份認同，而這種自我認同與其說是確認，不如說是誤認。西方中心的世界觀念體系的核心，是西方現代性思想圍繞著進步、自由、文明等概念構筑的宏大敘事。在這個宏大敘事系統(tǒng)中，在特定的中西之間、自我-他者之間的想象域完成中國的現代性自我構建的過程，也就可能成為自我異化的過程。于是，必然出現在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的思想延伸線上的問題，就是所謂“歐美眼中的亞洲形象是如何逐漸成為亞洲人自己眼中的亞洲形象的一部分的”的“自我東方化”問題（參見阿里夫·德里克著《后革命氛圍》）。

　　二

　　思想的歷程中，一部著作的完成，只是一個起點，一個開放向更多疑惑與思考的起點。筆者反思跨文化形象學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以及如何進一步研究。在《天朝遙遠》所進行的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的邊界或盡頭，出現的是中國形象的跨文化流動問題。這個問題指向兩組相關的課題：一是西方的中國形象影響或塑造現代中國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自我東方化”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國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義”的問題；
二是世界的中國形象與全球化的中國形象網絡形成，與此相關的是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跨文化霸權以及“彼此東方化”的問題。

　　西方的中國形象支配現代中國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塑造中國的現代性自我。西方現代性想象正是通過中國現代思想轉換成現代中國反思歷史、改造現實、憧憬未來的思想視域與問題框架。繁榮與進步、自由與民主、啟蒙與文明等等，現代中國文化的問題與方法，都變成西方的，這是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關注的自我東方化問題。解構西方的中國形象，必然延伸到解構西方的中國形象對中國自我形象的回饋性影響問題上，揭示西方現代性話語中所隱藏的文化霸權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結構”，以及這種結構在世界現代化化過程中所展示的危險與誘惑。從停滯衰退、東方專制、野蠻半野蠻的中華帝國形象到劇烈變革、動蕩危險的現代中國形象，西方現代性語境中的中國形象，在話語生成的歷史過程中呈現出多義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變化的是中國形象的特征，不變的是構筑中國形象的、存在于西方現代性內在邏輯中的、具有歷史連續(xù)性活力的話語構成原則。在這種文化霸權中，現代中國看得到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道路，卻看不到現代化的中國的文化身份。筆者在《天朝遙遠》中提出這個問題，卻沒有展開研究（見該書第四編），因為這已經屬于另一個課題了。

　　西方現代意識形態(tài)化的中國形象，將有關中國的概念、思想、神話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構成西方現代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的幻象空間，從啟蒙知識向帝國權力領域分配。如何在西方文化沖擊下建構現代中國的問題，同時也意味著如何回應西方現代文化的沖擊和挑戰(zhàn)問題。中國的現代性自我構建是在西方尺度下進行的，其中的西方形象滲透中國現代性想象的各個方面。而且，在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意義上（參見《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第四章），中國的西方形象同樣具有烏托邦與意識形態(tài)兩個意義維面。烏托邦化的西方形象可能為中國現代性自我調整自我批判提供思想或想象資源；
而意識形態(tài)化的西方形象，則成為中國現代性自我認同與自我肯定的方式與方向。Ian Buruma和Avishai Margalit在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一書中，將東方的自我東方化以及對西方的回擊或報復性想像稱為“西方主義”。中國的西方形象中，同樣存在著“西方主義”傾向，只是這種傾向表現在中國歷史語境中，有不同的特點。穿越西方現代性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目的在于建構現代中國，中國的國家-民族-文化主體的實現才是目的。伴隨著現代中國的自我意識與文化自覺，必然出現建立在“國家民族主義”之上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皣�家民族主義”以現代化為手段追求國家民族富強，“文化民族主義”為走向富強的國家民族堅守文化身份與傳統(tǒng)。而“文化民族主義”很容易陷入一種危險的西方主義，因為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是共生的。

　　任何一種理論，在揭示某些問題的同時，也在遮蔽一些問題。從�？滤枷氲胶笾趁裰髁x文化批判，西方后結構主義思想提供了解構的方法，卻沒有提供解放的道路。在中國問題語境中如何超越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是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如何超越東方主義與西方主義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陷阱，進入一種跨文化的間性智慧，在文化自覺的基礎上開展深層次對話，是值得我們跨文化形象學研究循此深入探究的大問題。

　　第二組課題來自超越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對跨文化的中國形象研究的進一步反思。為什么只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如果是這樣，解構西方的“漢學主義”的前提就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因此有必要開展世界的中國形象研究，發(fā)掘中國形象在全球化時代的多元意義維面與多元意義語境，解構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文化霸權。Bryan S. Turner在其Orientalism, Postmodernism and Globalism一書中指出，超越東方主義的問題關鍵在于超越西方視野與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從東方主義到全球主義或用全球主義取代東方主義/西方主義，這樣不僅破除東西方地緣政治與文化的偏見束縛，也要破除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偏見。但問題是，在全球主義視閾下提出的問題，可能會威脅到全球主義假設的合理性本身。

　　世界上不同國家民族的自我想象與自我認同，總是在與特定他者形成的鏡像關系中完成的�，F代中國首先在西方的鏡像面前確認自我，在現代西方面前，我們發(fā)現自身的落后、專制、愚昧、野蠻，或者完全相反，進步、革命、自由、浪漫。不管怎樣，我們總是在與“西方”構成的強暴性的、自戀式的想象的認同關系中，才能找到現代中國的自我。但是，現代世界卻不僅有西方文化，還有伊斯蘭文化圈、東亞儒家文化圈、南亞、東南亞、非洲與拉美不同地區(qū)文化，這些地區(qū)文化圈中國家的中國形象，同樣也可能成為我們自我認同的鏡像，只是我們特定的“文化勢利”使我們對這個研究領域關注不夠。在現代性觀念體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念結構似乎左右著現代不同國家民族自我認同的想象秩序。我們討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時，經常不自覺地意指“中國與西方”，西方的文化霸權不僅意味著外在的西方的壓制性力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已經成為“非西方”的某種文化無意識。

　　跨文化的中國形象研究，不僅關注西方的中國形象問題，也關注其他國家的中國形象問題。否則，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本身，就是在西方中心主義的前提下進行的，為什么只研究西方的中國形象呢？跨文化形象學研究的中國問題，必然面對所謂的“世界的中國形象”問題。世界的中國形象課題探討現代中國自我認同的多重維面與多重意義�，F代中國的自我認同，是在與多向他者的意象性關聯(lián)中完成的，從中中國可能獲得不同的身份。在竹內好、蘇加諾、泰戈爾的中國想象中，現代中國的映像可能完全不同。如果說西方的中國形象是一面鏡子，那么，世界不同地區(qū)國家文化圈的中國形象，則是個多棱鏡。在多棱鏡中認同現代中國的自我身份，既是一種建構過程，也是一種解構過程。建構是發(fā)現現代中國自我的意義的豐富性，解構的功能則從意義的差異矛盾與比較批判中覺醒到鏡像認同的虛幻性與異化過程。

　　在跨文化形象學的中國問題領域，我們究竟是否找到了超越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的方向與道路？還是一種虛幻的前景？探索才剛剛開始，最重要的是開放的思考與自我批判精神。開展世界不同民族國家地區(qū)文化圈的中國形象研究，首先出現的問題，就是世界不同國家地區(qū)文化圈如何、在什么知識領域或世界觀念秩序中構筑中國形象？他們與中國構成一種什么樣的想象的文化關系，如何在中國形象中確認自身的文化身份？現代中國又如何可能從他們的中國形象中建構現代性自我的多重多維意義。帶著這種全球主義視野與期望進入世界的中國形象研究，思考中國形象的跨文化流動問題。站在這種研究的起點上，前景似乎是開闊的，但研究深入的境地，卻越來越窘迫。

　　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所有非西方國家在確認自我、想象他者的時候，都不自覺并自愿地將自身置于現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現代的世界觀念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日本、俄羅斯、東南亞、阿拉伯、拉美與非洲的中國形象，其知識框架與價值立場，都有西方的中國形象的規(guī)訓的痕跡，成為這些國家地區(qū)在現代性自我認同結構中“自我東方化”與“彼此東方化”敘事的一部分。在逐漸全球化的西方現代性話語霸權中，不論日本或印度、阿拉伯或東南亞，都難以在西方的東方主義或東方的西方主義話語外表述中國。這樣，研究世界的中國形象的實質性的問題，就難以回避世界的中國形象如何成為西方的中國形象話語的再生產形式問題。域外的中國形象是一面多棱鏡，但遺憾的是，這個多棱鏡總是折射著“西方之光”。我們面對“西方”在強暴性的、自戀式的想象的認同關系中建構現代中國自我的困境，同樣出現在我們面對全球化世界其他鏡像他者的處境中。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國形象網絡，已被西方的中國形象程序所操縱，這才是隱藏在全球主義中轉移病變的最危險的東方主義因素。

　　意識到問題，就是思想超越的開始。開展世界的中國形象研究，不僅開辟了新論域，提出新問題，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化了跨文化的中國形象研究。超越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確立跨文化形象學研究的中國問題與中國方法，回應中國文化自覺與文明崛起的時代問題。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環(huán)境中思考現代中國文化自覺的問題，重要的不是高談多元共處、多極均衡、和諧發(fā)展的理想，而是認清現實，積極面對文化多元主義背后的西方現代文化一元主義的強勢沖擊，向文化間性的自由烏托邦躍進，煥發(fā)現代中國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
不是一味到古代中國思想中尋找復興的資源與靈感，從后殖民文化的東方主義滑到大國崛起夢幻的西方主義，而是勇敢地開放自身文化，進入我與你，跨文化的深層對話，是讓我在你中做客，也讓你在我中做客，從異鄉(xiāng)到異鄉(xiāng)，像從家到家。人類歷史上最富文化創(chuàng)造力的時刻，都是文化間性空間最為開放的時刻，不論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時代的歐洲還是春秋戰(zhàn)國與盛唐時代的中國。

　　上述兩組大課題，擺在筆者與學界師友面前，等待我們的共同思考與相互反駁。在糜爛的幸福之后，在午夜的沉醉之中，驚醒。

　　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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