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勵生：哀悼日，一個重要而特殊的時刻

　　今天中午，在肅穆中注視著屏幕上的北京新華門的三位升旗戰(zhàn)士的升旗并降半旗儀式，我?guī)缀鯗I流滿面。不僅僅是為這次汶川大地震中我數(shù)萬死難同胞，而且更為我們死難同胞的生命尊嚴得到的尊重。我跟全國人民一道默哀三分鐘后，看到電視屏幕上反復疊印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肅穆默哀的鏡頭，心潮澎湃，情緒激動且難以自抑。

　　2008年5月19日-21日，國務院宣布確定為“哀悼日”，中央機關和全國各地與中國所有駐外機構下半旗，哀悼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死難同胞。這是一個無比重要的時刻，也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時刻。與此同時，這還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一個的政治大事件，甚至是亙古以來少見的政治大事件。

　　人民，只有人民的生命“大于天”，盡管他們曾經(jīng)被認為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但是很長時間以來，“人民”是個復數(shù)概念，基本與個體生命無關，充其量只是個沒有內容的“空殼”，盡管以“人民”形式命名的“單位”鋪天蓋地�！鞍У咳铡�，意味著人民的生命，終于在我們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得到了前所謂未有的空前大尊重。這是一種文明，一種正在深刻改變的文明，事實上只有真正文明的中國才可能在這個已經(jīng)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立足，并發(fā)出我們強而有力的“大國”聲音。否則，所謂“核心價值”叫得震天價響，不僅于事無補，甚至可能招來眾多“扭曲的理解”。“形象工程”之所以靠不住，之所以勞民傷財，便是這個“主體性中國”形象既不可能是關起門來塑造的，也不可能是靠“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或者干脆就是“自我中心主義的對抗和抵制”之類能夠生效的。我們只有在這個全球化語境之中，堅持多元對話與互動之中，在開放的立場和世界之中不斷地變革自身，我們的所謂“核心價值”便將不證自明。

　　非常感謝像楊恒均先生這樣的諸多公共知識分子，在年初雪災以及之后的“西藏騷亂事件”、“奧運火炬?zhèn)鬟f風波”直至“汶川大地震”抗災，楊先生均有一系列精彩的建言和建議，尤其是最后者對“外國救援隊”入境的最初呼吁等，對生命的關懷和敬畏，其熱切緊迫之情溢于言表；
當然也感謝茅于軾、賀衛(wèi)方以及趙國鴻等先生的關于設“哀悼日”并停止娛樂活動的倡議，最后者甚至寫作有《建議國務院降半旗，宣布5月16日為國家哀悼日》（參見《天益》網(wǎng)站）的專文，其人文關懷與制度變革的吁求一樣讓人印象深刻。我不知道這些可敬知識分子們的真誠迫切的聲音是否到達了國家的主要決策層，但我們清楚地看到“外國救援隊”破天荒第一次被允許進入我們境內救災，同時我們更是看到了由于此次對這個世紀大災難的空前的透明報道跟進，中國的形象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全新的改寫。我們當然要特別感謝我們可敬的總理溫家寶先生，就現(xiàn)有體制的動員狀況來說，溫家寶總理總是第一時間每每出現(xiàn)在任何一個大災難的前沿現(xiàn)場，對救災本身、對人民、對軍隊、對地方政府等等，無疑均是最大的動員力量。也因此，溫家寶總理也深得全國人民的愛戴。

　　然而，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隨著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風險社會正在越來越明顯地侵襲到了全球的每一個角落。豈止是雪災、震災還有一個接一個（難說又緊跟著而來）的洪災，“股災”、“金融危機”、“口蹄疫”、“核擴散”等等可能的災難，都需要徹底改變我們的社會理論和決策機制與合作方式。單靠“民族國家”已經(jīng)難以完全奏效，傳統(tǒng)的組織形式正在面臨巨大的挑戰(zhàn)，盡管我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可能擺脫傳統(tǒng)的社會組織和動員形式。也許我們需要即刻修正的便有“人民”的概念、“群眾”的概念以及“親民”的概念等等，“人民”的概念不再贅述，“群眾”的概念已經(jīng)變得很可疑：在革命的年代，也許群眾需要政黨的組織和宣傳；
在逐漸確立的現(xiàn)代性民族國家里面，就應該是國民或是大眾，理想的狀態(tài)當然應該是公民，否則就意味著“盲動”和“烏合之眾”（關于這個問題，蕭翰先生曾經(jīng)對西方學者的闡述有過闡釋，有興趣的讀者可網(wǎng)上搜索參閱蕭翰先生相關文章）；
“親民”的概念意味著不平等，就跟“父母官”的概念相近總有一種拒人于千里的高高在上屈尊俯就的味道，用溫家寶總理的此次救災陣前動員的極精彩的話說：“是人民養(yǎng)著你們的，你們看著辦！”也就是說，既然是“公仆”就不可能是“父母官”，是“人民養(yǎng)著你們的”就不可再用“親民”的概念。如果仍然沿用“親民”的概念，老百姓當然就只有感恩戴德、山呼萬歲的份了。眾多的人無法理解為何每一場的救災活動到了最后均成了“歌功頌德”的盛宴，其奧秘便在此。要知道，在傳統(tǒng)社會里面，救災活動往往是一次性的，傳統(tǒng)社會結構足夠支撐其成本和壓力；
而在充滿風險的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社會里面，無論是救災成本還是壓力都將是傳統(tǒng)社會結構難以承擔的，如果我們仍然執(zhí)迷于煽情的社會動員和縱情的歌功頌德循環(huán)，而并不講究救災的科學性、特殊規(guī)律性以及技術有效性和突變性、經(jīng)常性、不可預測性等等，那么，我們的這個社會就仍然是個靜止的社會、封閉的社會乃至停滯的社會。如果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愿意靜止、封閉乃至停滯，且不說我們如何成就“大國”更不要說如何建構“主體性中國形象”，我們想在這個世界里發(fā)出真正能夠讓人尊重的“聲音”都難，如果我們真的不覺得有時候我們的“怒吼”僅僅是“自取其辱”的話。

　　說到底，如果真的希望在世界上我們能夠讓人家看得起也即獲得尊重，首先我們自己必須看得起自己，也即尊重自己的人民。只有“人民”真的站起來了，“中國”才會在全世界面前真正地站起來。

　　也便是基于此，我認定今次（5月19日-21日）的“哀悼日”不僅是個重要的時刻，而且是個特殊的時刻。在這個特殊的時刻，“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不再僅僅是理想，在不遠的將來就可能變成事實。

　　于2008年5月19日深夜（20日凌晨）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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