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的國際觀從何而來

　　中國和西方世界圍繞著奧運會的種種沖突，表明中國的國際關系處于一個極其重要的拐點。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一些人所說的中國如何對國際事物做出反應和如何處理和西方沖突。

　　很多中國人開始從這次沖突中認識一個真實的外在世界。他們從對西方的幻想中醒悟過來。他們也不再簡單地認為整個世界會歡迎中國的崛起。

　　同時，對西方來說，他們也面臨一個真實的中國。很多西方人也曾經幻想改革和開放政策能夠促成中國成為一個類似西方那樣的國家。但現在他們也意識到中國是不能被輕易改變的。當中國和西方雙方不再對對方抱有烏托邦式的幻想的時候，雙方之間的互動模式就要發(fā)生具有實質性的變化。

　　已經有人提出中國是否會往回走的問題。這樣的擔憂當然并非沒有道理。實際上，世界銀行的研究發(fā)現，中國的經濟開放度已經不如以前，在一些方面甚至有倒退的跡象。

　　從歷史上看，中國也有從開放到封閉的經驗。例如在明朝。當統治者感覺到開放的不安全時，就想著往回退。中國歷史上錯失了很多次走出去，最終成為海洋國家的機會。

　　因為中國屬于大陸型經濟，在相對的封閉下仍然有發(fā)展的空間。從開放到封閉，再發(fā)展數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沒有什么大問題。但很顯然，當國家最終封閉起來的時候，也就是開始衰落的時候。這種情況是誰也不想看到的。

　　缺乏遠見導致挫折不斷

　　不過，往回走的可能性并不太大。這不僅因為中國和外在世界至少在經濟上已經發(fā)展出高度的相互依賴性，往回走的代價及其高昂，而且更因為外在世界也不容許中國往回走。中國唯一和理性的選擇只能是繼續(xù)改革開放，以更大的力度走出去，成為真正的世界強國。

　　那么，如何避免盲目性而有效地走出去呢？內部的發(fā)展非常重要。如果內部的發(fā)展停頓下來，走出去就會沒有動力。但是光有內部動力還不夠。要繼續(xù)往前走，就要建立國際觀。

　　國際觀的重要性并不是人人都清楚的。沒有一種能夠反映國際關系大趨勢的遠見，走出去的過程會挫折不斷。

　　這方面，中國可以從從前的大國崛起過程中學到很多經驗。以美國為例。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開始放棄從前的孤立主義路線，參與到國際事務中來。但如果當時沒有總統威爾遜的國際觀，美國很難很快就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領導角色。

　　威爾遜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和教授，其所抱有的國際觀在今天看來仍然令人敬佩。此后，國際觀是每一屆總統候選人所必備的。

　　二戰(zhàn)之后，美國領導西方世界建立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多邊主義是美國外交的主軸，今天人們所看到的諸多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等都是美國領頭的產物。

　　相反，冷戰(zhàn)結束以來，美國沒有能夠從冷戰(zhàn)思維中解放出來，從而不能確立有效的新的國際觀。這是美國在國際事務的角色大不如從前的一種主要原因。

　　并不能簡單地說中國沒有國際觀。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鄧小平的“韜光養(yǎng)晦”和“永不當頭”理論，江澤民的“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到當代領導人的“和諧世界”，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體現了中國的國際觀。

　　但總體說來，這些大多是針對西方所確立的秩序而言的，要表達的或者是中國對現存世界秩序的態(tài)度，或者是中國人對世界秩序的一種理想。

　　隱含在這些國際觀里的則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巨大的距離。在實際行為層面看，中國實行的是“跟著走”或者“隨大流”的政策，因此一直處于一種被動的局面。

　　在西方看來，中國實際上正在演變一種國際保守力量，就是說，中國的意向是在維持現存國際秩序的基礎之上來改造之。因此，當西方提出放棄絕對主權概念，實行人道主義干預政策的時候，中國至少在原則和理論上加以強烈反對。

　　領導層要思考國際大問題

　　中國的崛起正在呼喚中國的國際觀。對國際而言，這種國際觀要回答一系列問題，如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秩序？這種世界秩序所體現的道德是什么？如何建立？如何處理和現存世界秩序的關系？如何得到大多數主權國家的支持和接受？等等。

　　對中國本身而言，這種國際觀也要回答一系列問題，如中國要不要走出去？怎樣才能走出去？走出去了以后又如何和當地國家和社會打交道？如何保護走出去的利益？如何通過走出去來建立國際新秩序？等等。

　　對所有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在國際層面，中國的國際行為較之國際話語更容易讓人接受。例如中國盡管反對西方人道主義干預的話語，但在行為上實際上在支持著這種話語（如參與國際維和力量等）。

　　在走出去方面，中國正在付出相當高額的學費。迄今中國還沒有發(fā)展出有效的機制引領走出去。中國的對外投資在總體國際資本中還微乎其微，但已經遇到了西方強有力的抵制。可以相信，外在的阻力會隨著中國走出去的繼續(xù)而加大。

　　其實，人們也可以從西方的利益走入中國的過程來領會西方是如何“打開”中國的大門的。整個西方，不僅僅是政府層面，而且還有企業(yè)層面，社會層面，都在“打開”中國大門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必須指出的是，西方“打開”中國大門是中國主動改革開放和“請進來”背景下進行的。考慮到西方各國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中國的走出去要比西方走入中國困難得多。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中國走出去的主角是政府支持的企業(yè)，而中國的社會力量包括非政府組織還處于不發(fā)達的狀態(tài)。

　　中共十七大提出“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的問題。這是非常及時和具有遠見的。但是，“國際”這個大局并沒有足夠表現在中國的領導集體和決策方面。主要領導人的重中之重是國內問題，而對國際狀況的關注和思考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

　　再者，注重于國際關系的領導人的人數也遠遠不夠。

　　結果是，領導層的國際觀仍然缺乏厚度、廣度與深度。有人說，如果主要領導班子中有三到四位精通國際事務的領導人，那么中國的國際觀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領導層要思考國際大問題。有了國際觀，中國才能發(fā)展出國際領導權。沒有國際領導權，中國只能跟在形勢后面，被動地對國際局勢作出反應。同時，中國和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關系，會陷于一些具體的利益之爭而找不到有效的解決方法。

　　很顯然，確立一種能夠推動中國國際領導權的國際觀，并且把這種國際觀體現在領導層的“國際大局”的決策中，是對崛起中的中國的重大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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