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珍：托克維爾理解民主的獨特視角

　　提要：本文探討了托克維爾考察民主的獨特視角:作為一種“社會狀況”的民主。本文首先闡明托克維爾為何要從“社會”的視角考察民主,并試圖說明,正是由于托克維爾從這一獨特的視角考察民主,他筆下的民主才具有了極為豐富的意涵:民主不僅是一種政制,它還是一種觀念、情感、民情。通過分析作為一種觀念和情感的民主,托克維爾論證了民主是符合人的自然的,因而是正義的,但同時,由于民主形塑了一種特殊的人的類型———現(xiàn)代個體,而這種個體身上有著某些不利于保持自由的傾向,因而需要對現(xiàn)代個體進行教育,以便使得民主與自由能攜手并進。

　　關(guān)鍵詞：社會狀況　觀念　情感　民情　現(xiàn)代個體

　　讀過《論美國的民主》的人,往往會對這部談論民主的經(jīng)典著作有這樣的印象:托克維爾筆下的民主,其內(nèi)涵既極為豐富,又頗為模糊。它既被用來指稱一種政治制度,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上卷描述的建立在人民主權(quán)原則基礎(chǔ)之上的人人平等享有政治權(quán)利的政制;又被用來指稱一種“社會狀況(état social) ”,而“社會狀況”本身的涵義又極為寬泛,它包括社會結(jié)構(gòu)、不同階級之間的關(guān)系、個人的生活狀況,以及觀念、情感和心態(tài)等。托克維爾關(guān)于民主的定義的模糊性引起了不少學者的批評和爭論。喬治•威爾遜認為這是緣于疏忽,詹姆斯•施雷菲認為托克維爾之所以沒有準確定義民主,恰恰是為了提供對于民主的更為豐富的理解(Craiutu , 2003 : 104) 。傅勒則認為托克維爾早年受到基佐的影響把民主定義為一種“社會狀況”,但他后來在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時否定了這一定義,強調(diào)僅僅應當從“政治”的角度來理解民主(傅勒, 2005 :210 - 215) 。本文認為,托克維爾把民主視為一種“社會狀況”并非像傅勒認為的那樣,是一種有待克服的不成熟;恰恰相反,從“政治”和“社會”的雙重視角考察民主,正是使《論美國的民主》具有經(jīng)久不衰的魅力的重要原因。本文試圖回到托克維爾生活的19 世紀上半葉的法國,去探詢托克維爾為什么要從“社會狀況”這樣一個獨特的視角考察民主。同時,本文還想談談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是如何描述和分析作為一種“社會狀況”的民主的,以及這種描述和分析對于托克維爾最終形成關(guān)于民主的判斷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一、基佐與托克維爾的隱匿對話:文明的進程與民主的社會

　　由于托克維爾很少引用他人的著作或談及自己的閱讀,因而很難判斷他是否遵循某種思想傳統(tǒng)。不過,已有不少學者指出,在有關(guān)民主的理解上, 托克維爾受到基佐的很大影響(Craiutu , 2003 : 104 ; 傅勒,2005 :197 - 198 ; Richter ,2004 :63) �；�佐比托克維爾年長18 歲,當托克維爾準備赴美時,基佐已經(jīng)是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政治人物了�；�佐于1828 - 1829 年在索邦大學作的著名的文明史講演,吸引了無數(shù)熱情的聽眾,其中也包括托克維爾。與此前的歷史學家相比,基佐關(guān)于歐洲和法國文明史的研究最獨特的貢獻在于,他首次把關(guān)注的目光投向了歐洲“社會”的長時段變遷,并指出這一漫長的文明進程的結(jié)果是誕生了一個民主的“社會”。那么,基佐為什么會從“社會”的視角考察歐洲和法國的文明進程呢? 和托克維爾一樣,基佐不屬于被往昔時代的詩意吸引并“在閑情逸致中把玩學問”(傅勒,2005 :193) 的那類歷史學家,或者說,他研究歷史并非由于好古,而是由于對當下時代的敏感。對于他這樣生活在后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歷史學家而言,最重大的問題就是思考法國大革命本身及其起源。當他試圖回到歷史中去探求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時,他注意到,許多個世紀以來,無論法國的“政制”如何演變———從封建貴族占主導地位,到中世紀的教會統(tǒng)治,再到絕對王權(quán)的興起,法國的“社會”卻持續(xù)地朝著一個方向發(fā)展:那就是,處于社會結(jié)構(gòu)上層的貴族階級不斷衰落,處于社會結(jié)構(gòu)下層的第三等級不斷崛起,法國社會呈現(xiàn)出各階級“夷平”并相互融合的趨勢。歐洲十幾個世紀以來發(fā)生的所有大事似乎都在推動這一進程:無論是基督教推行的平等原則、科學和技術(shù)的發(fā)展、知識的傳播、工商業(yè)的興起,還是絕對王權(quán)的出現(xiàn)。對這一事實的覺察使基佐把關(guān)注的目光投向了“社會”。1822 年,他在《關(guān)于法國史的論文》中指出,“社會狀況”而不是“政治制度”才是歷史學家首先應當關(guān)注的研究對象：

　　大多數(shù)作者是通過研究政治制度……來確認一種社會狀況……更明智的做法是,要了解政治制度,先研究社會本身。在成為原因之前,政治制度是一個后果;社會先是產(chǎn)生了它們,而后受它們的限制……社會,它的構(gòu)成,與個人的社會地位相應的生活方式,不同階級之間的關(guān)系,特別是人的狀況———這就是應當關(guān)注的首要問題……(Siedentop ,1994 ：23)

　　在《法國文明史》中,基佐再次指出,對“社會”的總體研究是一件剛剛繪出草圖的嶄新的工作,在此之前,歷史研究都是偏于一個方面的、有局限的,他批評波舒哀幾乎把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宗教的信仰,而孟德斯鳩則局限于對政治制度的研究(基佐,1999 :339) 。那么,基佐要研究的“社會狀況”指的是什么呢? 它的內(nèi)涵十分豐富,包括生產(chǎn)活動、生產(chǎn)資料的分配、社會結(jié)構(gòu)、不同階級的關(guān)系、人的精神狀況等(基佐,1998 :9 - 10) 。在歐洲文明史講演的開篇,基佐就表明,他要考察的對象是5到18 世紀歐洲“社會狀況”的變遷史�；�佐以極簡約的語言,概述了13個世紀以來,歐洲文明初期林立的、相互孤立的小社會如何逐漸融合成一個大的“民主社會”,身份差別懸殊的各個社會等級如何變得越來越相似,個人如何從各種中間團體中解放出來,最終融入“國家”這個實體中。基佐把這個漫長的、社會結(jié)構(gòu)夷平的過程稱為“文明”的進程。他從歐洲社會13 個世紀以來的持續(xù)變遷中覺察到,各社會等級的夷平與融合似乎是一種人力無法抗拒的趨勢,他因而宣稱,歐洲的文明進程是在“永恒的天意軌道”上運行,是“按照上帝的意圖前進”的(基佐,1998 :25) 。在他看來,法國大革命是這場“文明”進程的頂點而不是開端。因而,法國大革命之后誕生的民主社會是十幾個世紀的“文明”成果,而不只是法國大革命的后果。

　　基佐關(guān)于法國大革命起源的這種獨特闡釋極大地啟發(fā)了托克維爾,閱讀過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及《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托克維爾筆下的在“天意”指引下的“偉大的民主革命”與基佐筆下的“文明的進程”極為相似,而托克維爾關(guān)于民主天然地傾向于加強中央集權(quán)的著名論述,也可以在基佐的文明史中找到思想的源頭。更重要的是,托克維爾考察民主所采用的雙重視角———政治的和社會的視角,同樣也源于基佐。1829 年,托克維爾寫信給他的好友博蒙,說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用于閱讀基佐的著作。1831 年5 月,托克維爾抵達紐約后不久就讓朋友給他寄基佐的《歐洲文明史》,并表示基佐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他理解美國社會(Craiutu ,2003 :98) 。在《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一部分第三章“英裔美國人的社會狀況”的一開篇,托克維爾就表示,他對美國的考察將從研究它的“社會狀況”開始：

　　社會狀況一般說來是事實的產(chǎn)物,有時也是法律的產(chǎn)物,而更多的是兩者聯(lián)合的產(chǎn)物。但是,社會狀況一旦確立,它又可以成為規(guī)制國民行為的大部分法律、習慣和思想的首要因素,凡非它所產(chǎn)生的,它都要加以改變。因此,要了解一個民族的立法和民情,就得由研究它的社會狀況開始。(托克維爾,1997 :52)

　　那么,美國的“社會狀況”如何呢? 托克維爾指出,它的突出特點在于它本質(zhì)上是民主的,也就是說,美國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地方、歷史上任何時代的人,都顯得在財富和學識方面更近乎平等,或者說,在力量上更近乎平等(托克維爾,1997 :59) 。民主的“社會狀況”這一事實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它的影響遠遠大于政治措施和法律,它不僅制造言論、激發(fā)情感、移風易俗,而且在改變非它所產(chǎn)生的一切。因而托克維爾決定把它作為整個考察的集中點(托克維爾,1997 :4) 。

　　細心的讀者也許會發(fā)現(xiàn),盡管托克維爾如此強調(diào)“社會狀況”的重要性,但關(guān)于什么是“社會狀況”,他卻言之甚少。而且從《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一部分第四章開始,幾乎整個上卷都在談論美國的民主政制,這看起來有些奇怪,不過,如果明白了托克維爾與基佐的思想關(guān)聯(lián),就不難理解這一點了。托克維爾事實上是把美國的民主放置在歐洲文明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既然他分析民主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出自于基佐,那么,對于熟悉基佐的法國讀者而言,這一切早已不言自明了。

　　弄清了托克維爾為何要從“社會狀況”這一獨特視角考察民主,我們就可以來看看托克維爾是如何運用這一視角展開對美國民主的考察的。不過,為了更好地理解托克維爾關(guān)于美國民主的論述,有必要先弄清這一點:當托克維爾踏上新大陸時,他腦海中縈繞的問題意識是什么? 很顯然,托克維爾并非只是帶著一個初來乍到的旅行者單純的好奇到美國考察民主的。正如他在1835 年即將出版《論美國的民主》上卷時寫信給朋友說的:“將近10 年以前我就已經(jīng)開始思考我剛在書中闡明的一部分內(nèi)容了。我到美國只是為了廓清我的想法”(Craiutu ,2003 :95) 。那么,當托克維爾踏上新大陸時,他想的是什么呢? 此時的托克維爾思考的是法國以及它所引領(lǐng)的歐洲在經(jīng)歷了大革命之后將何去何從。在19 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社會領(lǐng)域的民主歷經(jīng)幾個世紀的孕育和成長,不久前剛從革命的動蕩和血污中誕生出來:法國大革命之后,封建等級秩序崩潰了,個人從身份團體中解放出來,出身上的不平等不復存在,拿破侖的民法典進一步確認和保障了“民主社會”這一革命成果。然而,關(guān)于是否應當在政治領(lǐng)域引入民主,法國的各黨派正在為此爭斗得不可開交。托克維爾前往美國主要地是想為這樣一個問題尋找答案:民主的特性是什么,它是否符合正義? 或者說,是否應當在政治領(lǐng)域確立民主原則?

　　二、對民主社會的考察:民主何以是符合自然和正義的

　　托克維爾對民主的態(tài)度頗為復雜,正如他所言,他在理性上愛好民主,在趣味上卻是個貴族(Gargan , 1955 :40) 。他對某些貴族價值的推崇使得他有時被歸入保守主義者之列。不過,托克維爾確實也為民主做了出色的辯護,約翰•彌爾是這樣說的: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十分堅定地“指出民主政治的優(yōu)點,甚至比最熱心的民主主義者所使用的方式更具決定性”(約翰•密爾,2001 :160) 。著名的政治哲學家阿蘭•布魯姆和皮埃爾•曼南也指出了托克維爾身上的盧梭主義色彩(阿蘭•布魯姆,2003 :222 ;Manent ,1996 :71) 。那么,托克維爾是如何證明民主的正當性的? 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比較顯而易見的是托克維爾關(guān)于“天意”的論說。在上卷的緒論中,托克維爾指出“企圖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在下卷的最后一章,托克維爾再次說道:“我認為是衰退的東西,在上帝看來都是進步的東西;我感到不快的事物,他卻喜愛。平等也許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卻是非常正義的,它的正義性使它變得偉大和美麗”(托克維爾,1997 :884) 。然而,如果仔細閱讀下卷,尤其是下卷第三部分的第十八章“關(guān)于美國和民主社會中的榮譽”,就會發(fā)現(xiàn)托克維爾之所以認為民主是符合正義的,還有另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理由:民主是符合人的“自然”的。而關(guān)于這一點的論述,是與托克維爾分析民主的“社會”視角分不開的。

　　從基佐那里獲得的分析民主的“社會”視角使得托克維爾沒有像前人那樣,僅僅把民主理解為幾種政制中的一種。如果僅僅把民主理解為一種政制,那么歐洲和美國的民主并非什么新鮮事物,因為早在古代希臘和羅馬就存在過民主政制。然而,如果從“社會”的視角來考察美國的民主,就會發(fā)現(xiàn),這種民主是一個全新的事物,正如皮埃爾•曼南說的,當這種民主出現(xiàn)的那一刻,“歷史的圖景完全改變了”(Manent ,1996 :xii) 。和它相比,過去存在過的所有政制———無論是古代的民主制、封建時代的貴族制還是舊制度末期的君主制,它們之間的差別變得不那么重要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為它們都建立在類似的社會基礎(chǔ)之上。這種社會的特點是,身處其中的個人相互之間不是平等和獨立的,他們總是處在某種力量的“影響”之下并歸屬于它。這種力量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古代的公民團體,或者是封建時代的各種身份團體。美國和歐洲出現(xiàn)的現(xiàn)代民主社會則與此相反。在這種社會里,從理論上說個人是完全平等和獨立的,甚至可以說,每個人就是一個小宇宙。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guān)系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在社會領(lǐng)域里(政治領(lǐng)域并非如此) ,個人沒有義務對其他個人或權(quán)威表示服從甚或保持敬意。作為一種理想類型的民主社會呈現(xiàn)出的是這樣一幅極端的圖景:社會由原子化的個人組成。幾乎可以說,這就是現(xiàn)代早期的政治哲學家們所設想的“自然狀態(tài)”。顯然,這幅圖景與美國社會的真實圖景并不相符,但是,托克維爾正是以這幅圖景為參照,來觀察現(xiàn)實中的美國社會,并推斷和想象出民主社會的未來圖景的。

　　那么,在現(xiàn)代民主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將呈現(xiàn)出怎樣的一種社會關(guān)系? 它又將對人的思想和情感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 托克維爾是這樣說的:“民主松弛了社會聯(lián)系,但緊密了天然聯(lián)系”(托克維爾,1997 :738) 。這句話該如何理解呢? 在貴族社會中,所有的人, 從農(nóng)民到國王,按出身分屬不同的等級,結(jié)成一條尊卑有序的長長的鎖鏈。盡管這條鎖鏈把社會成員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但不同等級的成員之間有著完全不同的權(quán)利、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因而很難彼此理解。托克維爾舉了貴族婦女塞文涅夫人為例,說明一位熱愛自己的子女、同情朋友的不幸的貴族,卻對貴族圈子以外的人的悲慘境遇毫不敏感。在家庭里,主人支配仆人,父親對其他家庭成員發(fā)號施令。父親與子女之間并非沒有親情,但子女必須對父親畢恭畢敬,愛得也誠惶誠恐。民主社會則不同。民主制度打斷了貴族社會那條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等級鏈條,產(chǎn)生了大量相互獨立的個人。不過,由于每個人的地位近乎平等,思想和情感也大體一致,因而只要省察一下自己的內(nèi)心,就不難發(fā)覺他人的苦難并產(chǎn)生同情和憐憫。民主社會雖然并未消除主仆關(guān)系,但主仆之間已經(jīng)變成了平等的契約關(guān)系,主人不會蠻橫無理,仆人也不必卑躬屈膝。家庭的成員之間也建立起一種平等的關(guān)系,在父親和子女之間,親密的依戀取代了冷冰冰的禮節(jié)(托克維爾,1997 :700 - 738) 。

　　對于社會關(guān)系和人們的思想情感的這種轉(zhuǎn)變,托克維爾是怎么評價的呢? 不難看出,他是站在民主社會這一邊的。在“關(guān)于美國和民主社會中的榮譽”(托克維爾,1997 :775 - 788) 這一章里,托克維爾區(qū)分了“習俗”與“自然”,并表明了自己對后者的認同。他首先給榮譽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榮譽不外是根據(jù)一種特殊的情況建立的,供一個國家或一個階級用來進行褒貶的特殊標準”。然后他以貴族榮譽為例,說明這種特殊的善惡標準是為了維護貴族階級本身的特殊利益而制訂的,它有時完全與“人類的共同良心”相抵觸。例如,封建貴族鼓吹暴力,視勇武為最高美德,這是因為它是靠戰(zhàn)爭起家,并用武器保持自己的權(quán)勢的。因此,凡是表現(xiàn)勇武的行動,甚至這種行動違反理性和人道,都會得到它的認可。對于羅馬人所持的榮辱觀,托克維爾也表示不認同:“他們對于榮辱所持的特別觀念,并非來自關(guān)于善惡的一般觀念。他們的許多行為,由于行為的對象不同,即由于是公民或外國人和自由人或奴隸,而被同時做出不同的評價。他們表揚某些惡行,把某些德行說得高于其他一切德行”。至于被羅馬人視為最高德行的勇敢,托克維爾則是這樣評價的:“哪一個人不能從這里看出為征服世界而組成的那個奇怪的國家的特別需要呢”? 如果說,榮譽是一種源于特殊利益的特殊道德,那么,什么是“人類的共同良心”或“關(guān)于善惡的一般觀念”呢? 托克維爾認為,當所有人彼此相似和平等,他們的利益和觀點相互融合時,人們彼此之間就會按同樣的標準彼此對待,用“天良(conscience) 向每個人揭示的人類一般需要”作為共同標準。

　　至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托克維爾身上的盧梭色彩。在他看來,貴族制之所以不正義,是因為它的存在是為了維護少數(shù)人的特權(quán)和特殊利益,貴族社會的道德是一種人造的習俗;而民主之所以是正義的,是因為它維護的是全體人的普遍利益,民主的道德是以“天良”這種自然的情感為根基的�，F(xiàn)在,我們就能夠理解,盡管托克維爾本人是一位貴族,而且他對于貴族制所造就出的少數(shù)才德卓異的貴族無可挽回的消逝表達了深切的留戀,但他仍然勸說同時代的法國人不要試圖返回貴族社會重建貴族的特權(quán)式的自由,而是要在民主社會的基礎(chǔ)上重建民主的自由:

　　根據(jù)現(xiàn)代的、民主的自由概念,而且我敢說,這是關(guān)于自由的正確概念,每個人被認為從自然(nature) 那里獲得了必不可少的自我統(tǒng)治的權(quán)利,并與生俱來地擁有平等和不可剝奪的權(quán)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務上,獨立于他人,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決定自己的命運⋯⋯既然每個人對自己擁有絕對權(quán)利,那么,最高意志只能來自每個人的意志的聯(lián)合(the union of the wills of everyone) 。從這一時刻起,服從也就失去了它的道義性,在公民那雄壯自豪的美德和奴隸的卑下自得之間,再也沒有中間道路。(托克維爾,1996 ：308)

　　三、民主社會的個人：一種新的人的類型

　　盡管托克維爾相信法國要重建自由,只能是在民主社會的基礎(chǔ)上建立民主的自由,但他對于法國能否實現(xiàn)民主與自由的成功結(jié)合卻不無擔憂。這是為什么呢? 當托克維爾從“社會”的視角去考察民主時,他發(fā)現(xiàn),民主的“社會狀況”會對人的思想和情感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并由此形塑出一種新的人的類型(human type) ,這種人身上具備的某些特質(zhì)和傾向如果不加以緩和,將對自由制度的保持構(gòu)成潛在的威脅。托克維爾對于這種新的人的類型———民主社會的個人———的描述和分析,主要是在《論美國的民主》下卷展開的。盡管下卷在法國出版時并未獲得上卷那樣的成功,但托克維爾本人堅持認為,他的下卷好于上卷(托克維爾,1997 :515) 。的確,仔細閱讀《論美國的民主》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盡管托克維爾在上卷所做的關(guān)于美國政制的描述也十分精彩,但那基本上只限于事實性的描述。下卷則不同。下卷考察的對象極為寬泛,簡單說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民主對于智力活動、思想和民情的影響,具體說來包括民主對于信仰、科學觀、藝術(shù)觀、文學觀、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人的激情等因素的影響;下卷考察的方法也十分獨特,托克維爾不僅描述事實,還對事實進行深入的分析,并運用推理和想象來預見事實未來的發(fā)展趨勢。獨特的考察視角和考察方法使得下卷顯得比上卷深刻,而且更加令人回味無窮。

　　那么,通過這樣的一番考察,托克維爾勾勒出了關(guān)于民主社會的個人的怎樣一幅畫像呢? 現(xiàn)代個人是喜好獨立的,他習慣于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思考和行動,但悖謬的是,他雖然不情愿接受其他個人的指導,卻又崇拜多數(shù)或輿論的意見�，F(xiàn)代個人具備同情這一善德,但他同時又是個只顧自己時心安理得的個人主義者�，F(xiàn)代人是物質(zhì)主義的,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始終都把絕大多數(shù)的時間和精力用來熱心追求或竭力保持物質(zhì)財富�，F(xiàn)代人是實用主義的,這種實用精神滲透到他對于科學、藝術(shù)的觀念上,使得他注重應用科學而忽視科學理論的探究,看重能使生活變得舒適的實用工藝而不追求美本身。如果說他也欣賞美,那也是令他一看就入迷的可以隨時欣賞的淺顯的美,或是使他感到新奇或出乎意料的東西�，F(xiàn)代人從貴族社會的人身束縛和陳規(guī)舊制中擺脫出來,因而大多懷有奮進之心,然而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他從小就不得不和所有其他人競爭,在同一些篩子上篩過來篩過去,這個前景使他放棄追求太高遠的目標,轉(zhuǎn)而尋求雖然微不足道卻容易得到的享受。在道德原則方面,現(xiàn)代人不再宣揚忘我的犧牲,而是提倡“開明的自利”�，F(xiàn)代人是焦慮的,他的欲望很多,總在盤算著如何把沒有的東西弄到手,為了追求享樂不辭勞苦,因而即便是過上富裕安逸的生活的人,也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一種奇異的憂郁感�，F(xiàn)代人熱愛平等甚于熱愛自由,由于他的眼睛總是盯著鄰人的錢袋,因而當他追求平等而不得時,有時甚至愿意接受奴役以換取平等。

　　托克維爾對于他筆下的現(xiàn)代個人是如何評價的呢? 誠然,托克維爾有時也對民主社會的人投以贊賞的目光,例如他看到權(quán)利的平等使美國人不卑不亢,既沒有特權(quán)者的任性,也沒有無權(quán)者的奴性:“可以獨立地表現(xiàn)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從而不奴顏婢膝”(托克維爾,1997 :271 - 272) 。他還十分贊賞美國處處洋溢的自治和自助精神。他甚至對美國人奉行的“開明的自利”原則(托克維爾,1997 :651 -655) 也表示相當程度的認同:他認為在民主時代要求人們做忘我的犧牲只會帶來偽善,而“開明的自利”原則切合人性的弱點,雖說僅憑這個原則還不足以造就真正的有德之人,但它可以使大多數(shù)人養(yǎng)成自我克制、溫和穩(wěn)健和深謀遠慮的習慣。不過,盡管托克維爾對現(xiàn)代個人不無贊賞,他還是敏銳地覺察到,在現(xiàn)代個人這種新人的身上,有一些傾向如果不加以緩和,是不利于自由的保持的。

　　首先,當個人主義發(fā)展到極端時,會使個人不僅忘記祖先,而且不顧后代,并與同時代人疏遠,甚至連最親近的人也不再關(guān)心,直至完全陷入內(nèi)心的孤寂。托克維爾預見到未來的民主社會將會出現(xiàn)越來越多“孤獨的漫步者”,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將使公民之間的社會與政治聯(lián)系變得松散而薄弱,而覬覦權(quán)力的專制者恰恰最喜歡看到這種情況,因為人心的孤獨與冷漠和人們對政治的冷漠正好有利于他竊取權(quán)力。

　　其次,當物質(zhì)主義和實用主義走向極端時,將使現(xiàn)代人的頭腦和心靈完全被致富和享樂的激情占據(jù)。這樣的人會把一生的絕大部分精力用于熱烈地追求物質(zhì)福利,這無疑將限制他的視野并降低他的趣味,久而久之將使他對于美、崇高、神圣和其他精神性的享受不再有感受力,使他的靈魂再無可能迸發(fā)出古代公民的英雄主義和基督徒的忘我犧牲精神。這樣的人,即便在擁有巨額財富后仍然會表現(xiàn)出非常低級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權(quán)力的時候也會醉心于小小的粗鄙樂趣。托克維爾擔心,由于自由并不總能給人帶來實惠,追求和保持政治自由甚至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這將使那些只注重實利的人輕視自由,甚至樂意用自由換取物質(zhì)福利。而當人們不愛好自由時,自由是難以爭取或維持的。

　　此外,托克維爾還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個人對自己的看法經(jīng)常搖擺于驕傲與自卑之間,這種精神狀態(tài)或使人封閉自己,或使人崇拜多數(shù),而這兩種情形都不利于保持自由。乍看起來,現(xiàn)代個人是強大的,他獨立、自主并崇尚理性,他不再像貴族時代的普通人一樣盲目仰視某個強大的個人或強大的階級,他們甚至不會輕易相信神的使者,敢于嘲笑新冒出來的先知(托克維爾,1997 :526) 。但是,當這種傾向走向極端時,會妨礙人精神上的成長。一方面,過于相信自己的正確將使人自我封閉,無法矯正自己的錯誤;另一方面,由于人生非常短促,而且人的智力有限,如果生活中的每個事實和真理都要經(jīng)過個人理性的檢驗,將使人的精神處于無休無止的忙亂狀態(tài),并妨礙他深入研究任何一項真理或堅定不移地信守任何一項確定的事實�？傆幸惶�,個人會對自己的獨立感到驚恐,發(fā)現(xiàn)自己其實無法回答生活中一些根本性的重大問題,這將使人的內(nèi)心陷入動蕩不安,意志變得萎靡不振,或者干脆自暴自棄,不去想這些問題(托克維爾,1997 :539) 。由于缺乏精神上的確信,民主社會中的個人容易聽命于偶然的一時興起,或者將自己交由欲望和感覺支配,或者使自己聽從多數(shù)的意見。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社會的個人又是軟弱無力的。

　　民主社會的個人的上述弱點,加上民主社會的結(jié)構(gòu)性的缺陷———它是一個沒有獨立的中間團體的、個人直接面對國家的二元結(jié)構(gòu),這使得中央集權(quán)的擴張缺少有效的制約力量———使得民主社會的自由面臨嚴重的潛在威脅。對這一點的覺察使得托克維爾對民主社會的未來頗感悲觀。他甚至預想到一個可怕的圖景:由一個全能國家監(jiān)護著無數(shù)整天忙于追求小小的庸俗享樂的個人的新型專制(托克維爾,1997 :869- 870) 。不過,托克維爾并不認為這種未來圖景是民主社會的人必然的命運,他認為,美國這個全世界最民主的社會就成功地避免了這種厄運。不過,他并不認為美國能夠一勞永逸地擺脫這種厄運,只要民主社會存在,它固有的弊端就不會消失,因而與這種弊端的斗爭將是永無休止的。

　　怎樣才能防止民主社會滑入托克維爾預見到的危險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既然重返貴族社會既不可能不正義,那就只能“教育”自由的擔當者———民主社會中的個人,使其有能力并有意愿擔當自由。那么,托克維爾是否提供了某種切實可行的教育方案呢?

　　四、結(jié)語:對民主的“教育”

　　關(guān)于如何教育民主社會中的個人,托克維爾提出了兩種方案。

　　第一種是實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在1838 年的一份手稿里,托克維爾寫道“, 許多人認為民主的民法是一種惡,認為民主的政治法律是另一種更大的惡;至于我,我認為后者是治療前者弊端的惟一方法。這就是我的政治說的全部思想”(Schleifer , 1980 :272 - 273) 。托克維爾相信,只有在民主社會中“逐漸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托克維爾,1997 :367) ,讓人們普遍地享有政治權(quán)利,并逐步學習運用政治權(quán)利,才能讓傾向于相互疏離、追求自我利益的現(xiàn)代個體在自由的政治聯(lián)合中成長為相互扶助和關(guān)心公共事務的強健的公民。這就是他從美國的民主中獲得的重要啟示。對于那些擔心民眾缺乏判斷力,無法選出真正優(yōu)秀的領(lǐng)袖的人,托克維爾是這樣回應的:普選的真正好處不在于選出少數(shù)幾個能干的官員,而在于通過經(jīng)常性的選舉使所有人成為關(guān)心公益的公民(托克維爾,1997 :633) 。

　　第二種是建議現(xiàn)代人向古代人學習后者的長處。托克維爾看到,盡管貴族有其特有的弊病,但貴族身上的某些優(yōu)異之處———對財富的輕視,對精神性享受的看重,對美、崇高和神圣的事物的追求,對自身的尊嚴和獨立的強烈愛好,對超越現(xiàn)世的高遠目標的追求———恰恰是現(xiàn)代個人身上所缺乏的。這就是為什么托克維爾提醒同時代的法國人要在發(fā)現(xiàn)貴族的偏見和缺點的同時,“發(fā)現(xiàn)一點他們的偉大”(托克維爾,1996 :156) 。托克維爾經(jīng)常提及帕斯卡爾,這位傾其所有才智努力探求科學和宗教領(lǐng)域的真理的貴族,被他視為貴族的卓越典范。

　　至此,托克維爾已經(jīng)為他前往美國時思考的問題找到了答案:民主是符合自然的,因而是正義的,盡管民主的“社會狀況”會帶來一些不利于保持自由的弊端,但這些弊端可以通過教育加以克服或緩和。既然邁向民主社會是一種無法抗拒的命運,那么要在法國重建自由,惟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審慎地引導民主從社會領(lǐng)域逐漸進入政治領(lǐng)域了。

　　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向人們展示了這樣一幅有著悲劇風格的歷史圖景:他身處兩個世界之間,他的情感驅(qū)使他不斷滿懷留戀地回望那個正在無可挽回地消逝的貴族社會,然而他的理性卻催促他為民主做出辯護。托克維爾以超乎一切的容納力同情與他不同的人,并以一位貴族的獨特眼光觀察和分析了民主。他的深刻之處就在于他沒有停留在政治制度層面考察民主,而是深入到社會關(guān)系、人的思想情感和民情里考察民主。從“社會狀況”這一獨特的視角考察民主使托克維爾認識到,盡管完善的政治制度是自由的重要保證,但制度是需要依靠社會中的每個個人去維持和創(chuàng)新的。這意味著自由不僅應當成為寫在憲法上的消極權(quán)利,還應當成為每個公民積極的日常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 論美國的民主》是一部幫助現(xiàn)代個人反思自身、完善自我、并意識到政治在個體生命中的重要意義的書。

　　最后,我想借阿蘭•布魯姆在評價盧梭的《愛彌爾》時說的一段話來結(jié)束本文：

　　這是那些罕有的整全或綜觀的著作之一,是一本可在生活中相伴的書,當一個人變得更深刻時,這本書也變得更為奧妙。(阿蘭•布魯姆,2003 :226)

　　參考文獻:

　　阿蘭•布魯姆,2003《, 巨人與侏儒》,秦露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傅勒,2005《, 思考法國大革命》,孟明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

　　基佐,1999《, 法國文明史》第二卷, 沅芷、伊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8《, 歐洲文明史———自羅馬帝國敗落起到法國大革命》,程洪逵、沅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約翰•彌爾,2001《, 約翰•彌爾自傳》,陳蒼多譯,臺北:新雨出版社。

　　托克維爾,1996《, 舊制度與大革命•附錄二:1789 年前后法國社會政治狀況》,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Craiutu , Aurelian 2003 , Liberalism under Siege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French Doctrinaires . New York : Lexington Books.Gargan , Edward T. 1955 , Alexis de Tocqueville : The Critical Years 1848 - 1851. Washington :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Manent , Pierre 1996 , Tocqueville and the Nature of Democrac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Richter , Melvin 2004 ,“Tocqueville and Guizot on Democracy : From a Type of Society to A Political Regim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0.

　　Schleifer , Jamest 1980 , The Making of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Chapel Hill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iedentop , Larry 1994 , Tocquevill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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