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資本、國家與打工妹——讀《中國女工》

　　摘要：全球資本的發(fā)展已經(jīng)深深地嵌入到生產(chǎn)過程的政治之中�！吨袊�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一書已經(jīng)對之做了非常充分的詮釋。全球資本與生產(chǎn)過程中的政治沖突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諸方面：資本、國家與打工妹，工廠機器與女性身體，男權社會與打工妹，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發(fā)達城市與貧困農(nóng)村，馴服身體與抗爭身體，身份認同與差異政治，性化身體與性別差異，月經(jīng)時間與工業(yè)時間，打工妹與現(xiàn)代都市。將一副生產(chǎn)過程中的政治沖突的多維畫面，抽象為強制性權力對女工實施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制、操控、監(jiān)管的直線圖。強制性權力這根時而有形、時而無形的刺刀時刻都在準備扎進女工的心臟。需要反思、并且警惕的是，這種強制性權力對我們無孔不入的侵蝕。

　　關鍵詞：全球資本 生產(chǎn)政治 國家機器 強制性權力 政治沖突 女工 抗爭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政治和社會沖突的論述，我們并不陌生。無論是在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作家那里，還是在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皩ξ覀兇蠖鄶�(shù)人來說，政治似乎就是在不同的人們之間、群體之間和政黨之間持續(xù)存在的爭斗和沖突�！薄皩︸R克思而言，在相互競爭的政治集團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實際上是建立在基于階級差異和/或在財產(chǎn)關系中的地位差異。“在馬克思看來，如果國家機器不是明確地為了資產(chǎn)階級而實施統(tǒng)治，這只不過表明在這里所存在的，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居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階級，而是一些因財產(chǎn)和財富關系的差異，因而權力關系也有所差異的階級在相互競爭�！盵1]正是基于這些財產(chǎn)、財富和階級的差異，導致了資本與資本的控制者打工妹之間形成了一種嚴重的對抗和階級沖突。如果國家在此充當一種打手幫兇或者助紂為虐的角色，那么，這種沖突勢必更為劇烈。

　　晚近以來社會學的發(fā)展，其理論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功能主義、沖突理論和符號互動主義。沖突理論在解釋權力、不平等、利益、斗爭等方面具有其獨特的視角。“沖突理論突出社會中分化的重要性，拒絕接受功能主義對共識的強調。為此，他們集中探討權力、不平等和斗爭的問題。他們傾向于把社會看作是在由追求各自利益的不同的群體組成的。不同的利益存在意味著矛盾是永遠潛在的。某些群體將比其他群體獲得更多的利益。沖突理論家考察社會強勢和弱勢群體之間的緊張狀態(tài)，并試圖理解統(tǒng)治關系是如何得以建立和維持的�！盵2]用沖突理論來理解勞動關系中的各種行動主體，特別是考察其對抗的一面，確實有利于我們把握生產(chǎn)過程中的政治關系和利益博弈。

　　《中國女工——新興打工階級的呼喚》（《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in a Global Workplace》）（以下簡稱《女工》）一書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從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深入深圳流星廠生產(chǎn)一線，在對流星廠深入剖析的基礎上，終成此作。八個月來，潘毅博士以“難得”的“打工妹”身份不斷找尋打工妹身上所發(fā)生的各種不同版本的故事：去感悟打工妹們的真實生活，去傾聽她們不同程度的控訴，去揣摸她們的“怪異”行為，去分享她們的日常歡欣，去捍衛(wèi)打工妹本不敢捍衛(wèi)、而由此欣喜有嘉的“面子”……

　　1963年，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的問世，標志著新勞工史學時代的到來。新勞工史學的研究特點包括這樣幾個方面：（1）強調歷時的過程性與連續(xù)性；
（2）階級沖突和階級意識仍然是勞工史研究內容的重點，與此同時，它進一步拓寬了對勞工們日常生活的研究，即從工人日常生活的習慣、經(jīng)歷透視階級沖突與階級意識；
（3）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對宏大敘事的追求，關注日常生活及相關資料，傾聽底層工人自己的聲音等；
（4）開始關注特殊勞動群體，比如女工，因為不同群體有自己的不同的經(jīng)驗世界和生活世界。[3]

　　《女工》一書被C. Wright Mills評審委員會評為2005年最佳書籍。該書作者潘毅博士也因此成為自從1946年該獎項設立以來，首位獲得如此殊榮的亞洲學者。一部享有如此之高評價的學術之作，我們慎思其所要嘗試解答的問題，無論是對于作者還是對于讀者來說，或許都是至為關鍵的問題。正如作者所述，《女工》一書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在中國追求現(xiàn)代性和全球化的變革時期，個體的社會地位與階級地位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國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系的混合到底對個體提出了怎樣的要求？將會出現(xiàn)怎樣的新主體、新身份認同，以及新的權力－抗爭關系？[4]要回答這些問題，從研究的理論起點來說，潘毅博士采用的正是如上所述的新勞工史學的理論取向。

　　雖然作者在《女工》一書的末尾特別強調，“這種嶄新的反叛政治學絕不能被簡而化之為單純的個人行動或集體行動、非政治沖突或政治沖突，以及地方性斗爭或全球性頭爭等”[5]，然而，通觀全書，我們發(fā)現(xiàn)作者筆下充滿著各種各樣或明或暗、或隱或現(xiàn)的“沖突”與“抗爭”。易言之，對上述問題的作答，其實也完全可以在這些“沖突”與“抗爭”中找到解釋。也就是說，打工妹的主體建構過程正是在這一不斷沖突、不斷努力化解這些沖突的過程中完成的。

　　二、生產(chǎn)過程中的政治沖突表征

　　在《女工》一書中，我們時刻可以看到這種生產(chǎn)過程中的政治沖突。我們將其概括為以下10個方面：全球資本與生產(chǎn)過程中的政治沖突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諸方面：（1）資本、國家與打工妹；
（2）工廠機器與女性身體；
（3）男權社會與打工妹；
（4）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
（5）發(fā)達城市與貧困農(nóng)村；
（6）馴服身體與抗爭身體；
（7）身份認同與差異政治；
（8）性化身體與性別差異；
（9）月經(jīng)時間與工業(yè)時間（10）打工妹與現(xiàn)代都市。

　　1、資本、國家與打工妹

　　中國的打工妹階級，“它從一誕生開始便遭到了結構性的壓制。霸權集團對于這個打工階級是毫不心慈手軟的，它試圖用各種各樣的權力技術來遏制這個階級的發(fā)展。具體來說，這些權力技術主要包括：城市化、國家機制，以及瓦解新興打工階級的國家－資本聯(lián)盟”[6]。就這樣，資本與國家簽訂了頗為完美的婚約，并開始了他們浪漫的甜蜜之旅。在國家、資本與打工妹這三種力量的較量中，很顯然，打工妹是最為弱勢的一方。國家與資本聯(lián)姻，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資本俘獲了國家、也操縱了國家。國家的所為無非就是，以市場的名義、用資本的形式將其迅速合法化。在這一點上，作者對具體“田野”深圳的選擇非常有象征意義�！拔疫x擇深圳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是因為這里是全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初次相遇，共同聯(lián)手創(chuàng)造和瓦解（盡管它們的合作并非總是和諧一致）中國新興打工階級的地方�！盵7]

　　2、工廠機器與女性身體

　　資本的直接表現(xiàn)形態(tài)就是冷冰冰的工廠機器。因此，國家、資本與市場的沖突直接就可以轉化為工廠機器與身體的沖突。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此處的身體可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身體，它更加“迷戀”和依賴的是女性身體。“生產(chǎn)機器的微觀權力對平凡的身體沒有興趣；
它只對特殊的身體，即女性的身體感興趣。因為女性的身體通常被想像為更加馴服、更加忍耐，并且更加適合于工廠機器�！盵8]研究資料表明，“深圳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其出口加工業(yè)的發(fā)展主要依靠最廉價、最馴服的女性勞動者”。[9]這就意味著，深圳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的推進，是建立在工廠機器對女性身體的直接操控的基礎之上。

　　3、男權社會與打工妹

　　如果說上述兩個因素主要是指全球化這一外圍因素使然的話，那么，打工妹還不得不面對其所其身處的國內環(huán)境，即中國社會總體上還是一個男權社會。90年代的打工妹之所以能夠外出打工，不少是打工妹自身“積極行動”的因素起著主導作用。即主動爭取家庭（具有男權象征的父親或者丈夫）的同意、獲取其支持方得以外出打工。而這一點既是打工妹所要極力抗爭的，也是《女工》一書作者所極力控訴的“父權制社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xiàn)了一個令人沮喪的宏觀歷史現(xiàn)象：社會主義和父權制在實際上可以如此穩(wěn)定和諧地并存，無論是在想像中還是在現(xiàn)實中。”[10]然而，女工們如此積極行動，多少也是對傳統(tǒng)男權社會中男性的絕對地位和絕對控制的挑戰(zhàn)、顛覆、撼動與松綁。

　　4、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

　　正是上述的這樣一個背景性沖突的存在，其必然導致的下一個沖突就是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的沖突。對于每一個打工妹來說，外出務工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選擇外出務工，還是呆在家中侍奉父母，到一定年齡結婚生子？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即使外出務工，到了一定年齡，首先面臨的就是是否回農(nóng)村老家結婚，其次就是走向婚姻的殿堂之后，仍然面對著是否再出來務工的問題。“打工妹在工作和家庭之間的掙扎，與既束縛同時又支持著她們的父權制家庭真實地聯(lián)系在一起。緊張關系幾乎不可能消除�！盵11]正是這種以結婚、生子作為女性生命的重要分界線，導致了不少女工的痛苦、彷徨、迷茫與無助。而這一切圍繞的正是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這二者之間的沖突問題。

　　5、發(fā)達城市與貧困農(nóng)村

　　打工妹外出務工的原因還要涉及的一個背景性因素就是，自從建國以來日益擴大化的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現(xiàn)實。打工妹之所以面臨外出務工與家庭本位之間沖突，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中國日益擴大的城鄉(xiāng)差距。改革開放以來，當城鄉(xiāng)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時候，這一沖突也跟著加劇�！按蚬っ弥黧w反抗的不僅僅是特殊意義上的父權制關系，同時也是一般意義上的巨大城鄉(xiāng)差別，以及日趨嚴重的農(nóng)村貧困�！盵12]這里值得玩味的契合在于，“當打工妹試圖挑戰(zhàn)和改變中國家庭與農(nóng)村社會的欲望，正好與全球資本企圖將中國改造成世界工廠和國際市場的欲望相遇。”[13]其深層次的意義在于，打工妹一廂情愿的簡單想望早已淹沒在滾滾肆虐的無限貪婪的資本欲望之中。這就注定了打工妹美好欲望的悲劇性色彩，從而也就注定了在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背景之下，通過打工妹外出務工來破解農(nóng)村發(fā)展困境的悲劇性命運。

　　如果說上述的沖突主要是一種背景性的沖突的話，那么，在打工妹的身上，還存在著一些實實在在的、有切膚之痛的、有些甚至是超出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苦痛，以下幾個方面非常典型。

　　6、馴服身體與抗爭身體

　　打工妹的身體始終面臨著被資本鉗制而成為馴服身體與出于自我保護而成為抗爭身體這兩者的沖突之中。欲求擺脫前者只能是不可能的夢幻而已，充其量只能是減輕其控制的程度；
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抗爭對象，這一點似乎更不可能。畢竟，前者決定了后者的命運。打工妹的抗爭只能是有限的、適度的。超過了一定的限度，除了自己砸碎自己的飯碗之外，恐怕別無選擇。“無論女性的勞動身體是‘馴服的身體’抑或是‘機靈的身體’，她們總是處于一種利用情境性機會，甚至利用霸權論述來保護其自身的‘抗爭結構’之中�！盵14]“馴服”的另一種“正面”的表達就是“合作”�！胺纯古c合作，這兩種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的策略，每時每刻都在車間的各個角落里不斷地進行著�！盵15]

　　7、身份認同與差異政治

　　“打工妹”這三個字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意蘊所在�！按蚬ぁ闭撸�地位低下也；
“妹”者，不僅年齡小，而且是女性，更是未婚者。如前所述，打工妹的造就本身就是城鄉(xiāng)差異的原因所致。戶籍來源與血緣網(wǎng)絡也不斷造就了不同身份的族群。比如廣東的三大民系：廣府人（老廣州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此外，廣東人與外省人之分。外省妹，亦被成為“北妹”。不同區(qū)域的人在工廠中的地位不同，也導致甚至惡化了這種差異政治的存在。比如，“流星廠的大部分中層管理職位都由客家人或潮州人所占據(jù)，而幾乎所有的外省妹都在生產(chǎn)線工作”。[16]

　　不同民系的存在，自然延伸出來的問題就是，語言政治或者說方言政治的問題。具體表現(xiàn)在：普通話與廣東話的差異、不同版本的廣東話（香港廣州話、廣州廣州話、客家廣州話與廣西廣州話等）之間的差異，以及不同的管理者對語言選擇的優(yōu)先性。在流星廠，我們看到的是廣東話與香港廣州話的優(yōu)越性與排他性的地位。此外，工資和待遇制度的差異，也自然地將打工妹與管理層、打工妹與其他打工妹、打工妹與打工仔、女性與男性分割開來�！霸诹餍菑S，男性的工資通常比較穩(wěn)定，在工人中，男性的平均工資比女性高30％�！盵17]

　　 打工妹必須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個性作風、語言習慣與身份認同，才得以適應工業(yè)化時代特定時空里的生活。畢竟，她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殘酷現(xiàn)實就是，差異政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工廠體制本身并不僅僅是一個金字塔的權力結構系統(tǒng)，而且也是由性別身份認同、血緣－族群紐帶，以及城鄉(xiāng)差異等因素共同作用而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個權力與層級的萬花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8、性化身體與性別差異

　　資本對身體的控制已經(jīng)達到了無與倫比的“科學化”和“人性化”的地步：將身體性化，以及充分體現(xiàn)性別差異。誠然，流星廠是次等性別的女性世界。然而，有權力、有地位、享受高工資和高福利的卻是比她們更有性別優(yōu)越感的男性。對于女性而言，男性認為必須強化她們的性別規(guī)導：“一定要象女孩子的樣”。對于男性而言，女性認為她們冷酷、深奧乃至遙不可及。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女工經(jīng)常會針對男性權力自發(fā)地展開短暫的反抗。雖然如此，卻難以——其實幾乎不可能——組織女工對工廠男性權力的根本挑戰(zhàn)。

　　性化身體還通過“顏色管理”體現(xiàn)出來。流星廠的“顏色管理”非常清晰。管理層：藍色襯衫（男）或者藍色套裝（女）。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白色襯衫�；鶎庸芾碚撸ü芄ず徒M長）：黃色工衣。質檢員：白色工衣。一線生產(chǎn)人員（操作工）：藍色工衣。“顏色管理”將顏色與權力、技術、性別、地位、工位等有機地鏈接了起來。“顏色管理”的存在，是否意味著會發(fā)生“顏色沖突”或者“顏色革命”？《女工》所提供的流星廠的素材告訴我們“顏色沖突”總是此起彼伏，唯其差別在于規(guī)模的大小而已；
“顏色革命”的發(fā)生，則是近乎不可能之事。

　　9、月經(jīng)時間與工業(yè)時間

　　打工妹除了面對前述形色各異的沖突之外，還必須面對的一種特殊沖突就是月經(jīng)時間與工業(yè)時間的沖突。亦即月經(jīng)政治的問題。在從農(nóng)村到城市的過程之中，打工妹自身的身體也已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在農(nóng)村很少痛經(jīng)到城市工廠打工馬上出現(xiàn)痛經(jīng)，而且是折磨人的痛經(jīng)。流星廠關于女工痛經(jīng)暈倒的故事屢見不鮮。問題在于，工業(yè)時間的嚴密計劃性與毫不含糊的緊張感并沒有給予月經(jīng)時間以人為本、善待這一女性特殊時期的疼痛。其最典型的表現(xiàn)就是，女工們不能以痛經(jīng)為由請假。流星廠的做法是，如果工作過程之中，女工出現(xiàn)痛經(jīng)甚至影響正常工作，一種“神秘的藥物”馬上就會派上用場。

　　“昏暈不僅是一種病征，而且也是由于女性身體按其自身規(guī)律而存在所導致的功能紊亂，它揭示出工業(yè)時間的暴力機器試圖將女性身體改造成為勞動機器的失敗�！盵18]與其說是工業(yè)時間與月經(jīng)時間的沖突，是工業(yè)時間的暴力蠻橫，不如說是資本對身體的獨斷專權、殘酷壓制與了無人性。我們永遠無法更改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無論對身體動作的測量如何精確，無論對工作節(jié)奏精細至分秒的計算如何科學，女工的身體卻總有其自身的時間節(jié)奏與痛苦�！盵19]

　　10、打工妹與現(xiàn)代都市

　　上述如此之多的沖突，其存在和發(fā)生的必然邏輯就是打工妹與現(xiàn)代都市的沖突。打工妹與現(xiàn)代都市的沖突在作者與五個打工妹一起“外出購物”的經(jīng)歷中充分體現(xiàn)出來。一是打工妹本能地表現(xiàn)出自身與現(xiàn)代城市的格格不入：深圳是現(xiàn)代的繁華都市，比鄰而起的高樓大廈、喧囂不止的游樂場所、琳瑯滿目的品牌店、精品店，高檔豪華的酒店，別致有樣的咖啡廳……這一切既不屬于她們，更與她們沒有任何瓜葛……她們渴望口紅、美白面霜、時尚手表、牛仔褲、T恤……夢醒之后，仍然在與自我的身份認同、與難以擺脫的差異政治的網(wǎng)羅中掙扎……

　　二是現(xiàn)代都市對打工妹的排斥與鄙夷。喝咖啡的經(jīng)歷就是最好的明證。當侍者將端錯了的飲品從幾個打工妹那兒端到另一個臺的男人那兒的時候，“經(jīng)典性”的對話頗富有戲劇性。男人大聲的廣東話：“她們的手碰了這杯飲料，給我換一杯！你知不知道她們的手有多臟？那些外省妹！”《女工》一書作者激動的廣東話回應：“外省人怎么了？狗眼看人低！”[20]當男人匆匆離去，當這些女人為自己的“勝利”而紛紛歡欣的時候，實際上，這一切意味著的是，打工妹與現(xiàn)代都市的緊張關系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徹底的暴露出它的本來面相。

　　總之，國家機器、市場機制，男權社會，這三重壓迫決定了《女工》中打工妹主體的命運之所系�！鞍⒂⒌募饨姓�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尖叫，是對三重壓迫的社會暴力與荒謬所發(fā)出的譴責之聲�！边@些壓迫和沖突具體表現(xiàn)在：“城鄉(xiāng)不平等、政府管制、性別差異、家庭與親屬網(wǎng)絡、生產(chǎn)關系以及消費主義等共同促進了支配關系模式的形成，而這種模式幾乎無法被還原為某種單一的對立邏輯。”也正是這重重壓制造就了一個分裂的女工群體�！芭�工經(jīng)常是分裂的：在家庭的期望和工作的要求之間，自傲婚姻的壓力和城市生活的誘惑之間，左右為難�！盵21]

　　三、反思強制性權力

　　不管怎么說，《女工》一書都給我們生動地描繪了一幅打工妹身處的“沖突”全景圖。透過這整副圖片，我們看到了女工政治的復雜性、多樣性與艱難性。單就沖突的來源而言，既有來自國際的因素，也有來自國內的因素；
既有來自家庭的因素，也有來自其自身的因素；
既有生產(chǎn)過程之外的因素，也有生產(chǎn)過程之中的因素；
既有來自性別本身的因素，也有來自性別之外，諸如年齡、語言、地域、血緣等的因素……簡言之，沖突論為我們理解女工，理解本文開頭《女工》一書的主要問題都提供了極好的解釋邏輯與分析思路。

　　如果從經(jīng)驗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女工》一書已然將這些這種沖突的全圖景做了一個相對清晰的刻畫與描述。但是，如果從政治社會學、現(xiàn)代政治學來考察的話，顯然這種純粹的現(xiàn)象描述還遠遠不夠，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反思。易言之，《女工》完成了現(xiàn)代經(jīng)驗社會學的關于中國女工生存狀態(tài)的描述；
關于其現(xiàn)代政治學或者政治社會學的反思則需要具備相關知識背景、并且關懷勞工政治的讀者來完成。

　　進而言之，《女工》提醒我們必須時刻關注生產(chǎn)過程中這種強制性權力的作用，并且要警惕其危害。法國著名政治社會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對權力的深刻闡述值得我們關注，特別是當我們反思上述女工的各種沖突的時候，更是讓我們有重溫迪韋爾熱關于權力的權威分析。迪韋爾熱指出，“權力是一種規(guī)范概念，指的是一個人處于這樣的地位：他有權要求其他人在一種社會關系中服從他的指示，因為集體——這種關系在其中發(fā)展——的標準和價值體系確認了這種權利，并把它賦予應該享有這種權利的人。一般來說，這種發(fā)號施令的權力來源于能夠有效行使這種權力的必要手段，也就是說，權力總是伴隨著力量。”[22]

　　為什么可以使一個人服從另一個人？為什么中國女工必須服從這一生產(chǎn)體制？根據(jù)迪韋爾熱的觀點，這是因為這里存在著一種建立在強制或者暴力基礎之上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根本不同于建立在威望之上的影響力。而且，這種建立在強制或者暴力基礎之上的影響力會以很多形式表現(xiàn)出來。生產(chǎn)過程中的政治強制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而已�！杜�工》提醒我們反思的恰是要警惕這種強制性權力對我們可能無孔不入的侵蝕。這種侵蝕既可能是肉體的傷害與刺激，又可能是精神的摧殘與控制。

　　針對這一點，迪韋爾熱有非常精彩的闡釋�！爱斠粋�人持槍威脅、毆打或動用刑具來強迫另一個人畫押締約時，這顯然是一種最粗暴的強制形式。當一個老板逼迫一個雇員完成某項任務否則就解雇他時，表明看來這并不太粗暴，但強制性卻絲毫不差。當一個官僚主義機構磨掉了公民的銳氣，本來公民有權拒絕，但由于耐性喪失殆盡，最終不得不向它作出讓步時，我們看到的就是一種暗含粗暴，但又是實實在在的強制。當一個宣傳機構巧妙地在人們的思想和心靈中灌輸?shù)挚箯娬叩男麄鲿r，即使這種宣傳有法律依據(jù)，甚至是合法的，但也會帶來比屈服更壞的惡果。正如在麻醉劑作用下感不到疼痛那也，盡管通常所說的那種暴力似乎完全消逝了，但強制依然存在�！盵23]

　　由此，我們關于這種強制性權力的反思已然超出了這種生產(chǎn)過程中的強制，推及到到政治機構、宣傳機器等對公民、社會的直接或者間接、現(xiàn)實的或者潛在的、有形或者無形的強制力、操控力。強制性權力就是這樣存在與發(fā)生作用的。其后果就是，這種強制性權力型塑了一種不平等、不公正的政治關系。正是由于這種不正義的政治關系的存在，生產(chǎn)過程中的政治功能才能得到極大的發(fā)揮。生產(chǎn)制度保證了這些成員融為一體，保持協(xié)調和團結一致；
這些制度保持隨時動員其成員（女工、生產(chǎn)管理人員）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塑造一種熱愛本制度的規(guī)范和價值觀；
劃分、分配、確認各種角色；
使女工社會化的生產(chǎn)手段與生產(chǎn)機器；
對女工越軌行為的有效控制。[24]至此，我們就由前文所描述的一副生產(chǎn)過程中的政治沖突的多維畫面，抽象為強制性權力對女工實施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制、操控、監(jiān)管的直線圖式。毫無疑問，我們可以想象的是，強制性權力這根時而有形、時而無形的刺刀時刻都在揮舞著，時刻都在準備扎進女工的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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