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軍：論1945年至1955年中國外交的“內向性”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學者都將1945至1955年的中國外交分為兩個階段加以研究，其分界是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且他們著重于研究和分析兩個階段中國外交在各個方面的截然不同之處。其實認真加以分析便不難看出，這十年的中國外交政策確實是有連續(xù)性的，這種連續(xù)性主要表現(xiàn)為“內向性”。這里所謂的“內向性”，主要是指中國對外政策總的說來是為了國內政治的需要而制定的，而且受到國內政治的重大影響。中國外交的這種“內向性”自19世紀中葉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只是在不同時期有其特殊的表現(xiàn)形式。[1]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和揭示中國外交的“內向性”是如何影響和塑造1945年至1955年的中國外交的。由于這一時期中國外交的連續(xù)性主要是同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聯(lián)系在一起，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中共外交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1949年10月以后中共則成為中國外交決策的主角，因此本文將以中共對外政策的發(fā)展作為論述的主要線索。還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時期中國外交的特點并不是只有“內向性”，文中所研究的一些個案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外交的其他特點，不過它們不屬于本文論述的范圍。

　　（一）國共斗爭與戰(zhàn)后初期的中國外交（1945年8月至1946年內戰(zhàn)爆發(fā)）。

　　持續(xù)8年的抗日戰(zhàn)爭客觀上為國共兩黨提供了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組織和外交等領域進行全面競爭的大舞臺。從后來歷史的進程看，國共競爭的最后結果取決于誰能完成自己內部力量的整合、形成有效的機制和得到國內更廣泛的支持。恰恰是在這些方面，國民黨顯然是失敗者。

　　抗日戰(zhàn)爭即將結束時，國民黨和共產黨分別召開了各自的全國代表大會。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在國民黨六大和中共七大上發(fā)表的政治報告，是非常有意義的。蔣介石在他的報告中稱，外交是國民黨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首要成就，“開百年來歷史之新頁，值得向大會報告者，厥為外交”。[2]毛澤東正相反，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反復強調中共的成就是黨的團結和黨的力量的發(fā)展，即120萬黨員，91萬正規(guī)軍和220萬民兵，“有了強大的解放區(qū)和日益高漲的全國性的民主運動”。[3]做這樣的比較不僅因為其中包含著導致國民黨失敗和中共勝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為了揭示戰(zhàn)后中國外交的走向和基礎將要發(fā)生的變化，即國民黨那種缺乏國內政治穩(wěn)定和統(tǒng)一、單憑縱橫技巧的外交，將被共產黨以內部團結統(tǒng)一和以實力為依托的外交所取代。當然，中共也同樣熟諳縱橫之術，并且同樣熱中于使用之。

　　蔣介石認為國民政府在抗戰(zhàn)時期的最大成就是在外交方面，并非無稽之談。他的致命錯誤在于他相信可以依賴于外交上的有限成就，以其作為國內斗爭的主要資本。國民黨政府的外交成就在戰(zhàn)爭結束初期清楚地顯示出來。首先是中國成為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其次是得到更多國家的承認，第三是通過在越南受降和獲權可在日本駐軍，有可能在周邊地區(qū)多少恢復一些影響。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比較，中國國際地位的改善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是從國共斗爭的角度看，戰(zhàn)后初期國民黨在外交方面也基本上是成功的。它統(tǒng)一中國的愿望既得到美國的支持，也得到蘇聯(lián)的贊成。這些使蔣介石相信，依靠外交手段爭取外部支持，足以戰(zhàn)勝中共，即使在國內越來越缺乏政治支持，也無大礙。

　　中共與國民黨的根本不同之處就在于，它的基本方針是將立足點放在組織自己的力量之上，盡管它從未放棄任何機會從國外爭取支持和援助。這同中共自己的狀況有直接關系。在抗日戰(zhàn)爭后期，中共與外部世界幾乎失去了聯(lián)系。它與美國原本就十分脆弱的關系瀕臨破裂，與蘇聯(lián)的關系也相當冷淡，與亞洲其他國家更談不上來往。1942年開始的整風運動也對中共的對外政策產生了影響，它不僅削弱了中共與蘇聯(lián)和共產國際的聯(lián)系，而且使中共不再關注那些與自己重要利益無關的外部事務。[4] 與國民黨相比，外交可以說是中共的最薄弱環(huán)節(jié)。

　　抗戰(zhàn)結束時的東亞國際局勢的確給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中共中央的反應是強調“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毛澤東在8月13日召開的延安干部會議上指出，國民黨有美國人的幫助，中共則沒有得到外國的援助，至于將來如何，他未作任何預言，只是強調中共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5]從后來的情況看，毛澤東不只是擔心當時的國際形勢給中共造成的客觀困難，而且特別擔心它會給中共黨內帶來失敗情緒。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預言了種種困難后強調，“決定性的一點是我們內部的團結，只要我們團結一致，敵人是不能壓倒我們的”。[6]

　　10月中旬蘇聯(lián)軍隊保證在東北向中共提供援助，使中共領導人倍受鼓舞。10月下旬他們一度下定決心，依靠蘇軍的支持，“掌握全東北”。[7]然而，就在大批中共軍隊星夜兼程趕赴東北之時，蘇聯(lián)突然改變政策，要求中共撤出東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并拒絕向中共軍隊移交日軍武器。[8]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慮黨在東北的發(fā)展戰(zhàn)略，相繼提出了“讓開大路，占領兩廂”和“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方針，指示東北中共軍隊遠離中心城市，到鄉(xiāng)村去建立根據地和發(fā)動群眾。[9]這一決定對中共的對外政策產生的潛在影響是巨大的，它表明中共從依靠外部支持重新轉向將發(fā)展自己的力量作為維護其戰(zhàn)略利益的基礎。

　　12月中旬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公布新的對華政策以后，國共兩黨幾乎同時開始調整對美政策。這同當時國共軍事力量達到一種新的平衡狀態(tài)有直接關系。這時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之所以對于國共兩黨顯得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認為有必要調整各自在國內斗爭中的戰(zhàn)略。換句話說，這時國共兩黨調整對美政策，是因為它們有利用美國的客觀需要。不過從總的情況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過高估計了外部力量——主要是美國——干預和影響中國內部事務的愿望和能力。[10]這是它們在馬歇爾調處初期分別精心設計各自的對美政策的主要原因。

　　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發(fā)表前后，蔣介石和國民黨一直通過各種渠道了解美國的意圖。他們認為，美國不會中斷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當前的政策調整不過是為了應付美國內政治的需要，故國民黨有必要暫時配合美國的政策，在中國內部擴大自己的政治基礎，在國際上改善自己的形象。[11]馬歇爾開始調處國共沖突后，蔣介石費盡心機地一步步將馬歇爾拖下水。當他終于斷定，即使訴諸武力美國也不會拋棄他以后，便走上了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的道路。

　　中共的政策有一個比較復雜的變化過程。中共領導人過高估計美國干預的愿望和能力，是因為他們當時認為“世界的中心問題是美蘇之爭”，國共斗爭是美蘇矛盾在中國的反映。[12]實際上自從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共領導人一直在試圖弄清楚，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蔣介石和左右國民黨政府的政策。戰(zhàn)后初期，中共領導人顯然高估了美國控制國民黨政府的能力，他們一度認為，國際上的壓力，特別是美國的壓力，是迫使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zhàn)和進行民主改革的關鍵因素。1946年初，毛澤東甚至公開聲明，中國出現(xiàn)和平民主，其最初“推動的力量”來自國際上的美蘇妥協(xié)，馬歇爾對于中國的和平民主“其功殊不可沒”。[13]

　　但是，隨著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fā)展，中共領導人很快地意識到，無論國際形勢如何演變，外部力量已經不可能對中國的前途產生根本的影響。從1946年4月到11月，中共的對外政策經歷了一次深刻的變化。這一變化的關鍵內容是，中共領導人斷定，國際上的美蘇斗爭不會決定性地影響中國的局勢，美國是“紙老虎”，沒有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能力，所以中共中央將主要根據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重新調整革命戰(zhàn)略，通過戰(zhàn)爭奪取政權。[14]

　　中共對外政策的轉變對此后中國外交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和關鍵性的�？箲�(zhàn)結束后不久，國共兩黨對外政策的實質都是在國內政治斗爭中盡可能地利用外部力量。中共領導人不同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根本之處在于，他們很快便意識到，外部力量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的愿望和能力是相當有限的，中共依靠發(fā)展自己的力量便能夠取得革命的勝利。當中共領導人終于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主角時，這種意識自然要滲透到他們的外交決策中。

　　（二）新中國對外政策的形成（1948—1949）。

　　中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中共中央大致是從1948年末至1949年初，開始考慮新中國對外政策的。在1949年1月召開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導人第一次將新中國的對外政策提上議事日程。從會議發(fā)言的情況看，中共領導人主要考慮的是與西方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的關系，并首次提出了“不承認”的原則，即不急于與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毛澤東在會議發(fā)言中說，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兩手，一是幫國民黨打我們，二是唆使某些右派組織反對派，要求否決權。美國將來可能承認新中國，以便從內部破壞。因此我們要等到中國全部解放了，我們已經站穩(wěn)腳跟了，再談承認問題。對帝國主義現(xiàn)在是要打倒，而不是承認。[15]根據毛澤東的發(fā)言，會議發(fā)表的決議專門指出，美國有可能“不惜用承認人民共和國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實施“內部破壞”的政策，對此必須保持警惕。[16] 1月19日，中共中央發(fā)布《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將“不承認”方針固定下來并具體化了。>[17]此后不久，毛澤東用“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等形象的語言，描述了“不承認”原則。

　　上述情況至少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一是為什么中共中央在規(guī)劃新中國對外政策時，首先強調的是處理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其二是為什么在處理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時，幾乎立刻確定了“不承認”原則？其原因顯然包括要解決中共面臨的國內形勢和中共隊伍內部的問題。

　　從中共內部的情況看，中共中央提出“不承認”原則是針對黨內“恐美”思想的。自1946年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后，毛澤東即提出“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18]他后來反復強調這一觀點，主要就是針對黨內和革命隊伍內部的思想狀況的。[19]當解放軍轉入戰(zhàn)略反攻時，毛澤東在黨內特別指出，害怕美國是一種精神作用。中國人多年在與帝國主義的斗爭中遭受失敗，所以精神上有些害怕。蘇聯(lián)也有此情況，喜歡美國罐頭和美國紙煙等等，看不起偉大的現(xiàn)實，根源就在于“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精神上未獲解放，怕紙老虎”。[20]

　　到1949年初，毛澤東仍然認為，需要肅清中共黨內和革命隊伍存在“恐美”思想。他在1月會議期間表示，“美帝在中國已經臭了，但害怕美帝的心理并未解決。對看不見的東西，人們就容易怕，國民黨即以這些看不見的東西嚇人”。[21]從中共中央批評中共沈陽市市長朱其文回訪美英法等駐沈陽領事館一事中即可看出，這時中共領導人對精神解放的重視和追求。[22]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我們不怕美國人，輕視美國人，什么帝國主義都不可怕”。[23]在他看來，如果不能在中共內部肅清美國的影響，就不可能取得戰(zhàn)爭的徹底勝利。

　　這一時期中共領導人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國政治中的“第三種力量”。所謂“第三種力量”，其構成極其復雜，政治主張也是五花八門的。但他們的共同點之一是普遍存在親美傾向，而美國對這些人的好感和希望，也是不加掩飾的。對于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始終極為敏感和警惕，當然也極其反感。

　　中共中央早在1947 年10月決定奪取全國政權時，便開始批評“第三種力量”，提醒全黨要警惕那些政治勢力在美國的支持下，利用在國統(tǒng)區(qū)搞“反蔣運動”，與中共爭奪領導權。[24]此后中共中央不斷發(fā)出此類警告，直到制訂外交政策的關鍵階段，中共領導人仍然認為，在中國內部，除了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在依靠美國茍延殘喘外，還有一些人企圖利用美國的支持渾水摸魚，當然也有一些“善良的人”被認為對美國的“善意”抱有幻想，而這種幻想會使他們的政治立場搖擺不定。[25]

　　上述背景使12月初中共中央接到的一份秘密報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份報告說，一個被認為與馬歇爾和美國務院關系密切的美國記者告訴中共代表，美國對華政策的中心是如何在新政權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對派”，美國承認新政權的條件就是新政府中要有美國可以接受的反對派，以及允許美國在青島駐軍。中共領導人的強烈反應可想而知，粉碎美國此類陰謀一度成為他們相當關注的問題。[26] 如果考慮這一時期一些東歐國家出現(xiàn)的政治動蕩，以及中國國內一些政治勢力仍在企圖利用美國的干預，便不難理解中共領導人對美國保持警惕的理由和程度。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共中央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正式確定了“不承認”原則，即“關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但現(xiàn)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27]

　　中共中央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確定的另一項重要原則是“一邊倒”。在美蘇對峙的國際格局中站在蘇聯(lián)陣營一邊，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理論認識。正如蘇聯(lián)與南斯拉夫的沖突發(fā)生后，中共中央在黨內指示中所說的：“中國人民必須與蘇聯(lián)結成鞏固的兄弟聯(lián)盟，中國革命才能徹底勝利，任何盲目的反蘇思想與情感的殘余，必須加以肅清與防止”。[28]劉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將是否站在蘇聯(lián)陣營一邊，稱為“愛國與賣國的界限”，“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29]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最后勝利之際，不能想象中共中央還會作出與此背道而馳的決定。也正是這種指導思想賦予形成時期的新中國外交一種強烈的革命性。這里的問題是，“一邊倒”作為外交政策的原則，是否包含著現(xiàn)實的考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這些現(xiàn)實考慮是什么？

　　從歷史的脈絡看，“一邊倒”的確有一個從指導原則到現(xiàn)實展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內向性”逐步滲透近來。其實在1948年夏處理蘇南沖突問題的過程中，中共黨內便表現(xiàn)出將對外關系問題“內向化”的強烈特色，即使對外關系問題轉為國內政治斗爭或黨內工作的需要服務。中共中央當時發(fā)布的有關批判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指示更象是一種表態(tài)，在中共黨內卻將這種批判“聯(lián)系實際”，徹底變成了反對黨內“無紀律無政府狀態(tài)”和加強中央統(tǒng)一領導的思想教育，與蘇聯(lián)和共產黨情報局的反鐵托斗爭已經是風馬牛不相及了。[30]

　　促使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宣布要與蘇聯(lián)結盟的關鍵性事件，是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揚訪問西柏坡。這次秘密訪問對協(xié)調中共中央和蘇聯(lián)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中共中央力圖與蘇聯(lián)達成諒解的，絕大部分是中共的國內政策，其中包括新中國政權的性質和經濟建設規(guī)劃、中共黨內的路線斗爭、中國的政治統(tǒng)一問題，等等。[31]很難想象，如果蘇聯(lián)不支持中共中央的主要的國內政策，毛澤東還會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興沖沖地宣布，中共“與蘇聯(lián)應該站在一條戰(zhàn)線上，是盟友”。[32]

　　在解放軍渡江前后，中共對外政策一度出現(xiàn)波動，其主要表現(xiàn)是在處理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上，出現(xiàn)了某種程度的靈活性�，F(xiàn)有的資料表明，出現(xiàn)這種靈活性主要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中共中央自1月起不斷得到來自美國方面希望進行接觸的信息。解放軍渡江前夕，中共中央從陳明樞將軍處得知，美國方面一直在尋找與中共接觸的途徑，司徒雷登甚至親赴上海與陳銘樞會談有關事宜。[33]其次是蘇聯(lián)方面表示，中共應發(fā)展與西方國家的貿易。斯大林在4月間甚至向毛澤東建議，為了防止美國在中國制造分裂，中共應提出以斷絕與國民黨政府的關系為條件，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34]

　　中共中央的確進行了認真的嘗試，一方面在內部“吹風”，另一方面指示黃華以南京軍管會代表的身份與司徒雷登接觸，甚至向后者發(fā)出了訪問北京的邀請。[35]然而中共中央終于沒有再向前邁出一步，它于6月30日告訴中共南京市委：“我們對美帝亦決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36]同一天，毛澤東發(fā)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公開宣布了“一邊倒”的原則。

　　國內政治方面的考慮很可能是導致中共對美政策停止擺動的關鍵因素。就在中共中央開始考慮更為靈活地處理對美關系的同時，毛澤東在與張治中的一次會談中，已經系統(tǒng)地闡述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所有主要觀點。[37]在6月14至19日召開的新政協(xié)籌備會議上，一些民主人士明顯表現(xiàn)出不完全贊成中共中央的一些基本政策。這使毛澤東認為，有必要更明確地闡述中共在建國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以便克服一些黨外政治勢力的動搖與混亂。[38]司徒雷登這期間在與黃華的接觸中，再次提出中共應“盡量吸收一切民主開明人士參加”未來的新政府，非如此美國便不會承認新中國。[39]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為了保持革命陣營內部的統(tǒng)一，必然會放棄同美國的接觸。

　　中共黨內愛國主義情緒空前高漲也是影響中共中央決策的重要因素。軍事上的巨大勝利和廣泛的反美教育，極大地削弱了中共黨內原本存在的“恐美”情緒，代之而起的是愛國主義的萬丈豪情。僅以朱德分別于1947年12 月和1948年5月對華北中共軍隊高級干部的兩次談話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黨內情緒的巨大變化。在1947年12月的談話中，與會者的提問主要是美國會不會直接參加中國的內戰(zhàn)，以及反帝革命運動會不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40]在1948年5月14日的談話中，與會者的問題則包括，如果蔣介石和四大家族跑到美國去，是否可以從美國追回來審判。朱德回答是有典型意義的，他說在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時“可能捉到”。[41]

　　在處理沈陽美國領事館問題和搜查南京司徒雷登住宅兩大事件中，中下層干部和戰(zhàn)士中表現(xiàn)出強烈反美情緒。以搜查司徒雷登住宅為例，中共中央對有關部隊的嚴厲批評和采取的措施，曾引起下層干部和士兵對所謂“政策靈活性”的明顯不滿。鄧小平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35軍下級干部和戰(zhàn)士自稱“就是靈活不起來”，除非中央“規(guī)定死一些”。[42]實際上這一時期中共領導人糾正有關部隊的過激行動，總的說來仍然是策略層次上的，黨內和軍內的愛國情緒與中共領導人的思想狀態(tài)是一致的，它只會推動中共政策沿著強硬的路線發(fā)展。

　　眾所周知，劉少奇對莫斯科的訪問對新中國外交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這里要強調的是，劉少奇通過訪蘇，將新中國外交的“內向性”注入了中蘇關系。近年來新公布的檔案充分證明，劉少奇促使蘇聯(lián)領導人保證，支持中共中央有關建國的所有重要政策，并為中共完成國家統(tǒng)一和進行經濟建設提供財政、技術和軍事援助。中共付出的代價是保證在國際事務中配合蘇聯(lián)的對外政策，而這種代價至少當時被中共領導人認為是支付得起的。[43]

　　這一時期中共對外政策的“內向性”同樣影響到新政權對周邊國家的政策。在此之前中共與除北朝鮮外的其他亞洲國家基本沒有來往，不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曾經一般性地闡述了戰(zhàn)后對亞洲國家的政策，但中共當時的非執(zhí)政黨地位和抗戰(zhàn)結束后內戰(zhàn)很快爆發(fā)，使中共中央幾乎無暇顧及亞洲國家。[44]實際上直到中共開始考慮新中國的對外政策時，幾乎沒有認真研究過與亞洲國家的關系。

　　真正引起中共中央考慮其對亞洲國家政策的直接原因，是蔣介石在瀕臨最后失敗時，徒勞地企圖在亞洲建立所謂的“太平洋反共公約聯(lián)盟”。到1946年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前，國民黨政府已經放棄了擴大對周邊地區(qū)影響的一切可能的努力，從越南撤回軍隊，放棄在日本駐軍的機會，接受英國恢復對香港的殖民統(tǒng)治，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一個目標，即集中力量戰(zhàn)勝中國共產黨。到1949年夏季，蔣介石突然開始拉攏一些亞洲國家，自然引起中共的警惕和反對，并對菲律賓、日本、南朝鮮等國家的領導人進行嚴厲的譴責。[45]從這一時期中共中央提出的政策原則中，除北朝鮮，其他亞洲國家顯然不在新中國首先建立密切關系的國家之列，中共更關心的是同那里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關系。[46]即使這些國家要同新中國發(fā)展關系，也必須首先“斷絕與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tài)度”。[47]

　　總而言之，到1949年夏季，未來中國外交的“內向性”已經相當明顯地顯露出來，并且已經滲透到對各種類型的國家的政策中。

　　（三）“內向”與“外張”的抉擇：（1950年中蘇結盟至1955年）。

　　如上所述，從抗日戰(zhàn)爭結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共中央在考慮和制訂對外政策時，一直受到國內政治斗爭的影響，“內向性”自然成為形成時期的新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品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情況開始發(fā)生變化，新中國外交開始受到一種“外張力”的牽引。這里所謂的“外張力”，是指對中國境外的國際事務的關注和干預。它部分地來自于中國革命運動發(fā)展過程中的內在沖動，即渴望中國革命的勝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國的周邊地區(qū)，產生無比巨大的影響。[48] 另一方面，新中國對外關系的發(fā)展和周邊形勢的變化，也是導致“外張力”產生和加強的重要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1950年中蘇結盟到1954年中國外交的發(fā)展是“內向”受到“外張”牽引和抵制“外張”的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之初采取的最重要的外交行動是與蘇聯(lián)結盟。中共領導人最初顯然主要考慮的是中國革命勝利后面臨的問題。確切地說，是中國革命勝利后恢復國民經濟、保持政局穩(wěn)定、維護國家安全和完成國家統(tǒng)一等等內在的需要，推動新中國走上與蘇聯(lián)結盟的道路。毛澤東在12月16日在莫斯科第一次見到斯大林便聲明：“中國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用這段時間來恢復戰(zhàn)前的經濟水平和穩(wěn)定全國的局勢”。

他實際上提出了新中國與蘇聯(lián)結盟的主要目的，即希望蘇聯(lián)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49]

　　毛澤東很可能是逐漸地弄明白中國需要付出的代價的。1949年2月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時，雙方便談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蘇聯(lián)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米高揚曾表示，蘇聯(lián)承認那是不平等條約，但他沒有表明蘇聯(lián)準備如何處理它。[50]

　　很有可能是估計到了在處理中蘇條約問題上會碰到困難，中共領導人在解放軍渡江前夕便開始向黨外人士暗示，中蘇條約有可能要保留。[51]劉少奇在7月訪問莫斯科期間，試探性地向斯大林提出了處理中蘇條約的三點辦法，即1，保持原條約，新中國予以承認；
2，簽訂新的條約以取代舊條約；
3，兩國政府換文，說明暫時維持現(xiàn)狀。他委婉但明確地告訴斯大林，中國國內在蘇軍駐扎旅順、外蒙古獨立和蘇聯(lián)從東北搬走廠礦設備等問題上，存在強烈的不滿，雖然中共一直在盡力說服他們。斯大林當時的態(tài)度并不明朗。[52]

　　斯大林在12月16日與毛澤東的會談中，明確否定了重訂新條約的可能性，他的理由是修改條約將會觸及雅爾塔協(xié)議，從而引起美英要求改變有關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的條款。盡管毛澤東表示，在旅順駐軍和中東鐵路問題上可以維持原有的規(guī)定，斯大林仍然無意改變他的決定。[53]根據毛澤東于1950年1月2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直到當日晚與莫洛托夫和米高揚會談時，蘇聯(lián)才同意簽訂一項新的條約。毛澤東當時告訴他們，簽訂新條約將有利于中共解決在國內面臨的困難。在第二天給中共中央的另一份電報中，毛澤東對新條約的內容作了相當保守的估計，即在旅順問題上可能會有部分改變，而防止日本侵略和外蒙古獨立“仍為新條約的基本精神”。迄今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澤東訪蘇之前是否討論和如何討論簽訂新條約問題的。從毛澤東的電報所透露出來的態(tài)度看，中共領導人對新條約的內容及其可能在國內引起的反響，并非全無準備。所以毛澤東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來行前，要在黨內和政府內進行說服工作。[54]

　　在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以前，毛澤東仍然在努力說服蘇聯(lián)方面，爭取在簽訂的新條約中反映兩國間“完全新型的關系”。他一再強調了“中國人民中的某些人一直對現(xiàn)存的條約不滿”。[55]顯然，毛澤東一直以在國內面臨的困難作為要求蘇聯(lián)妥協(xié)的重要理由。從當時中共所面臨的困難看，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國內政治情況并非真的是毛澤東關注的一個重點。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周恩來赴莫斯科以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討論有關新條約的問題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與毛澤東協(xié)商的。他在后來的締約談判中展現(xiàn)了遠比毛澤東要頑強的立場，以致蘇聯(lián)代表時時“感到驚訝”，甚至質問周恩來，中蘇“還算什么同盟者呢？”[56]看來在北京的中共領導人很有可能寧愿采取更強硬的立場，以爭取更有利的結果。如果這種設想成立的話，就需要探討國內各有關方面的態(tài)度及其他們對中共中央決策所造成的影響。

　　無論如何毛澤東還是達到了目的。他回到北京后告訴他的同事們：“我們能夠放手地和較快地進行國內建設”。[57]4月間，中共領導人正式決定將550萬人民解放軍官兵裁減至400萬，以便盡量減少軍事開支。[58]盡管當時解放軍正在準備渡海解放臺灣，并肩負著進軍西藏和肅清土匪的任務，毛澤東仍然宣布：“戰(zhàn)爭這一關我們已經基本上通過”。[59]6月6日到9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確定了以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好轉為中心的工作方針�？磥碇袊�領導人確實相信，由于中蘇結盟，他們已經可以專心于恢復經濟和清除國內的各種不穩(wěn)定因素。

　　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中蘇同盟沒有完全按照中國領導人的愿望，發(fā)揮確保中國全力進行經濟建設的作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反而成為將新中國拖入一場與美國的戰(zhàn)爭的重要因素，甚至有可能是關鍵因素。

　　本節(jié)的開始部分已經指出，新中國初期的外交中存在著一種與“內向性”相抵觸的“外張力”，即一種產生于革命運動本身的向外擴展革命影響的沖動力。1950年3月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黨內指示比較典型地反映了這種沖動力。他說中國革命勝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亞洲各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和人民爭取他們的解放，乃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不可推辭的國際責任，也是在國際范圍內鞏固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60]正是在這種觀念指導下，新中國一成立便開始向北朝鮮和越南共產黨提供幫助，包括于1950年1月開始允許解放軍中的朝鮮籍戰(zhàn)士返回北朝鮮和于4月開始向越共提供軍事物資和派遣軍事顧問。不過也僅此而已，中國領導人選擇的這些援助方式和援助規(guī)模，根本無礙于新中國的國內議程。進一步說，這種程度的“外張力”本身尚不足以推動中國介入朝鮮戰(zhàn)爭。

　　中國決策出兵朝鮮的過程中明顯地表現(xiàn)出新中國對外政策中“內向”與“外張”的沖突。毛澤東在幾乎是同時接到金日城的請求和斯大林的建議后，差不多立刻便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給斯大林的電報中，突出強調了美軍占領全朝鮮將給朝鮮革命造成的損失和對“整個東方”的影響，卻沒有提到中國自身安全也受到威脅，而后一點恰恰是后來中國領導人為向國內證明出兵合理性時所反復強調的。[61]

　　毛澤東的決定很快便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對。在參與決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對出兵持反對意見，目前仍不清楚，但他們的確促使毛澤東改變了主意這一點，應可以證明其為數不少。根據蘇聯(lián)駐華大使羅申10月3日給斯大林的報告稱，毛澤東請他轉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于出兵朝鮮“必須謹慎行事”，因為一旦引起“美國與中國的直接沖突，那么我們整個的和平建設計劃將被全部打亂，國內許多的人將會對我們不滿（戰(zhàn)爭給人民帶來的創(chuàng)傷尚未醫(yī)治，人民需要和平）”。[62]中國出版的有關資料和一些研究成果證明，毛澤東當時對中共高層的反對意見的解釋是真實可信的。

　　實際上中國決策的矛盾反映在兩個層次上。首先是高層領導中不贊成出兵的理由非常明顯，就是必須優(yōu)先考慮國內問題；
其次，即使是充滿革命激情因而對出兵朝鮮頗有些神往的毛澤東本人，其內心深處也存在嚴重的擔憂，即擔心戰(zhàn)爭出現(xiàn)不利局面后，將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內部政治穩(wěn)定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盡管有可能他相信，那種局面對于中共并非是不可收拾的。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斯大林的壓力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斯大林施加的壓力的確是有針對性的。在可能是10月5日發(fā)出的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斯大林聲稱美國并沒有作好發(fā)動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準備，而且即使美國將戰(zhàn)爭擴大到中國也不要緊，因為那時蘇聯(lián)就會與中國并肩作戰(zhàn)。他特別指出，如果中國出兵，就會迫使美國讓步，“并被迫放棄臺灣”；
反之如果中國拒不介入，它“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63]斯大林關于美國沒有甚么了不起的豪言壯語虛偽地讓人惡心，因為這時他決心已定，寧可放棄北朝鮮，也要避免與美國發(fā)生軍事沖突。上述電報對中國決策的影響不得而知，不過斯大林在臺灣問題上有可能不與合作的暗示肯定會給中國領導人留下印象。

　　在10月11日與周恩來和林彪的會談中，斯大林強調，如果美國占領北朝鮮，將對中國的安全構成長期的嚴重威脅，并危及東北的經濟發(fā)展。斯大林發(fā)出的最致命的威脅是，一旦北朝鮮失陷，中國東北應成為金日城流亡政府的庇護所。[64]結果將是中國因此而完全被動地陷入與美國的軍事沖突中，而且有可能是長期的沖突，東北則將長期處于戰(zhàn)爭的威脅之下。

　　目前公布的資料間接地證實，在北京的中國領導人13日以前已經了解了斯大林的這些見解。毛澤東在10月13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表明，他已經意識到拒絕出兵將給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安全造成嚴重危害。他指出“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65]他在同一天轉告斯大林，中國需要以貸款方式從蘇聯(lián)得到武器裝備，“不動用1951年的預算”，以便“容易向民主黨派講清這一點”。[66]顯然，當毛澤東終于下決心出兵時，他關注的重心已經從“履行國際主義義務”轉向中國的國家安全，其中包括基于未來的考慮而維護中蘇同盟。同時他也在盡可能地減少中國的經濟損失，這樣也可以減少國內的阻力。可以設想，毛澤東最終能夠說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鮮的決策，主要是因為他證明了那樣做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且不會嚴重地損害國民經濟。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樣的理由說服民主黨派的。[67]

　　從上述決策過程可以看出，中國出兵朝鮮并沒有根本改變新中國外交的“內向”趨勢。不僅如此，中國軍隊參戰(zhàn)后，中國領導人從未放松在國內鞏固政權的工作，相繼開展了鎮(zhèn)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運動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等等，而抗美援朝則成了強化國家機器和推動政治運動的重要契機。不過抗美援朝對于鞏固政權的作用也僅此而已了。

　　就在朝鮮戰(zhàn)場形成僵局之時，中國領導人在1952年秋根據國內形勢的發(fā)展，宣布過渡階段結束和新的建設時期即將到來。這時他們肯定感到朝鮮戰(zhàn)爭給經濟發(fā)展造成的嚴重困難。

中共中央原準備在1950年大規(guī)模削減軍費，但朝鮮戰(zhàn)爭使這一目標根本無法實現(xiàn)。根據周恩來1952年夏訪蘇時向斯大林透露的數字，1950年軍費占國家預算的44％，比原計劃高出14個百分點；
1951年軍費占國家預算的52%，絕對數字大大高于上一年。[68]當中共中央決定于1953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就意味著中國必須盡快從朝鮮戰(zhàn)爭脫身。差不多從這時起，一項新的對外政策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從1952年開始醞釀、在1954年間基本形成的新的對外政策被稱之為“和平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則是它的經典概括。它的產生主要是基于中國國內形勢的發(fā)展，即中共中央認為，鞏固政權和恢復經濟的任務基本完成，發(fā)展經濟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時期已經到來，為此需要構造和長時期地保持和平穩(wěn)定的周邊環(huán)境。目前公布的資料和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雖然還沒有清晰地勾畫出這項政策形成的過程，但有一點大致可以肯定，即至少在這一時期，中國高層領導人在政策層面上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共識，盡管他們有可能在對世界政治的本質和趨勢上認識不盡相同。指出后一點對解釋1950年代后期中國對外政策的變化是有重要意義的。

　　作為“和平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兩個重要的目標——“擴大和平中立的趨勢”和“推廣和平中立地帶”，首先落實在中國的周邊地區(qū)。[69]它是導致1953年夏中國接受朝鮮停戰(zhàn)和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中國堅持通過和平談判結束印度支那戰(zhàn)爭的關鍵背景。在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不僅堅決反對美國的干涉政策和法國維護其殖民利益的企圖，而且不贊成蘇聯(lián)僵硬的談判立場，并說服越南關于印度支那三國是“統(tǒng)一的整體”，不從老撾和柬埔寨撤出越軍等主張和在臨時分界線問題上不切合實際的要求。[70]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處理與盟國關系政策中，明顯地展現(xiàn)出中國從朝鮮戰(zhàn)爭中吸取的經驗教訓，即絕不再被盟友拖到另一場與美國的戰(zhàn)爭中。

　　與結束周邊地區(qū)戰(zhàn)爭的同時，中國開始全力在亞洲推行睦鄰友好外交。為了改善與周邊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中國相繼提出了解決與鄰接國家的邊界問題的政策、處理與一些東南亞國家中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政策、以及不干預亞洲非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事務的政策，等等。這一系列政策的實施的確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中國在亞洲地區(qū)的影響迅速擴展，到1955年的萬隆會議達到了最高潮。至此，由于實踐中的巨大成功，“內向性”作為這一時期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方面，基本上固定下來了。

　　結論

　　上述研究表明，1945至1955年的中國外交的確存在連續(xù)性，而“內向性”則是這種連續(xù)性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內容。從宏觀的角度看，這種“內向性”源于中國近代百年來的外交歷史，它既沒有因為當時的政權更迭而中斷，也不會因為后來領導人的變動而消逝。它在1945至1955這十年中，突出地表現(xiàn)出以下三個特征。

　�。�1）有關國家對中國內部事務的立場和態(tài)度，是決定中國人判定這些國家是敵是友的一個關鍵因素。正是基于這種判定，中國各種政治力量形成了它們與有關國家的或敵或友的關系。

　�。�2）對有關國家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的能力和愿望的估計，對中國的外交決策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在本文涉及的10年里，中共領導人曾一再高估有關國家對中國內部事務的愿望和能力。這種現(xiàn)象能否說明“高估”是一種傾向，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

　　（3）中國外交政策的形成與執(zhí)行取決于中國內部的整合情況。所謂內部整合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涉及到政黨或政治力量內部的團結、建立有效的決策和執(zhí)行機制、以及能否在國內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對一項重要決策達成共識的程度。“內向性”的巨大影響力和推動力恰恰表現(xiàn)在在這一時期外交政策更趨于內向時，不論在高層還是在國民中，都更容易達成對政策的共識。

　　注釋：

　　[1] 徐昕先生對晚清外交的論述和章百家先生對20世紀中國外交的宏觀考察均涉及到這一命題�？蓞㈤喰礻浚骸锻砬逯袊�外交：歷史沖突中的失落與更新》和章百家：《20世紀中國外交基本線索芻議》。兩文均收錄于袁明主編的《跨世紀的挑戰(zhàn)：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fā)展》，重慶出版社1992年版。

　　[2] 《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政治總報告》，1945年6月，見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編：《中國國民黨歷史教學參考資料》（校內用書），1987年版，第727頁。

　　[3] 毛澤東：《論聯(lián)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4] 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說過：王明錯誤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操心得太多了”。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第263頁。

　　[5] 毛澤東：《抗戰(zhàn)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四卷第1132頁。

　　[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98頁。

　　[7] 《中央關于集中主力拒止蔣軍登陸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版，第15冊第364—366頁。

　　[8] 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的電報《滿洲不準作戰(zhàn)》，1945年11月20日。

　　[9] 《中央關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鐵路線后東北的發(fā)展方針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
《中央關于撤出大城市后的任務給東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3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第447——448、460頁。

　　[10] 毛澤東在1945年8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過：中國的情況同希臘一樣，在歐洲希臘為英國所必爭，“在亞洲，中國則為美國所必爭”，《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96頁。

　　[11] 《駐美大使魏道明呈蔣主席告美總統(tǒng)促馬歇爾將軍速來華電》，1945年11月29日；
《駐美大使魏道明呈蔣主席告美總統(tǒng)指示馬歇爾特使調停方針等事電》，1945年12月18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戰(zhàn)爭時期》，第七編，戰(zhàn)后中國（三），上冊第42、61頁。《國民黨對杜魯門的對華政策聲明之分析》，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宣傳部，1945年12月23日。存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資料室，編號5/6.0453.2100。

　　[12] 《中央關于對美蔣斗爭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冊第455頁。

　　[13] 劉少奇：《時局問題的報告》， 1946年1月31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上），第120頁。毛澤東：《關于政協(xié)成就和當前任務的講話》，1946年2月9日《新華日報》。

　　[14] 毛澤東：《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1946年4月；
《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1946年8月6日；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逗鷨棠净貞浢珴蓶|》，第40——441頁。

　　[1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37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6] 《目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8冊第18頁。

　　[17] 《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8冊第45——47頁。

　　[18]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93-1194 頁。另見《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的談話》，1946年11月21日。

　　[1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38，530頁。

　　[20] 《陳毅傳達毛主席12月中央會議談話》，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資料室，編號6512/2.5。

　　[2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37頁。

　　[22] 中共中央的批評見《關于沈陽舊領事館交出電臺問題》，1948年11月18日。事件過程可參閱《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定》。

　　[23] 毛澤東：《在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1月15日；
《陳毅傳達毛主席12月中央會議談話》。

　　[24] 《中央關于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堅持我黨的領導權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1947年10月27 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第572-579頁。

　　[25]毛澤東：《對〈雷文和談話摘要〉的批語》，1948年12月4日；

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12月30 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374頁；
余湛邦：《毛澤東與張治中的一次重要談話》，《中共黨史資料》，第48期第152-155頁。

　　[26] 毛澤東：《對〈雷文和摘要〉的批語》，1948年12 月4日；
《將革命進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47頁；
《目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8冊第152-155頁。

　　[27]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5頁。

　　[28]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1948年7月1日；
《中央批轉東北局關于學習南共問題決議的指示》，1948年8月1日。

　　[29] 劉少奇：《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1948年11月1日《人民日報》。

　　[30] 《中央給各野戰(zhàn)兵團的指示》，1948年8月14日。

　　[31] Andrie Ledovsky, “Mikoyan’s Secret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 Affairs, No.2, 1995.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375——378頁。

　　[3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48頁。

　　[33] 《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定》，第111頁。

　　[34] “Stalin Cable to Kovalev re Trade 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 March 15, 1949; “ Stalin Cable to Mao re the Pricinples of Establishing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pril, 1949; seen in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

　　[35] 周恩來：《關于和平談判的報告》，1949年4月17日， 《周恩來選集》， 人民出版社1981版，上卷第321頁。

　　[36] 《中央給南京市委的電報》，1949年6月30日。

　　[37] 余湛邦：《毛澤東與張治中的一次重要談話》，《中共黨史資料》，第48期第152——155頁。

　　[38]《毛澤東與張治中的一次重要談話》，同上頁 。

　　[39] 《黃華與司徒談話內容》，1949年6月7日。

　　[40] 《朱總司令在晉察冀野戰(zhàn)軍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47年12月。

　　[41] 《朱總司令在華東野戰(zhàn)軍干部會議上的四次講話》，1948年5——6月。

　　[42] 《中共中央軍委關于處置一切外交事務須事先報告請示的指示》，1949年4月26日；
《鄧小平同志關于渡江前后的情況向毛主席的報告》，1949年5月10日。

　　[43]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聯(lián)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1949年7月4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版，第1冊。該文件的注釋中附錄了中共代表團7月18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介紹了與斯大林會談的內容，見第22——28頁。Andrei Ledovsky, “The Moscow Visit of a Deleg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June to August 1949”, Far Eastern Affairs, No.4, 1996, pp. 65-86.

　　[44]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86頁。

　　[45] 《帝國主義反對中國人民和遠東人民的新陰謀》，1949年7月17日《新華社電訊稿》。

　　[46]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2頁。

　　[47] 毛澤東：《在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66頁。

　　[48] 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論述可見周恩來：《民族解放運動的地位和作用》，1951年4月9日，《周恩來外交文選》，第34——37頁。劉少奇：《在亞洲澳洲工會會議上的開幕詞》，1949年11月16日，《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第130——135頁。

　　[49]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5期。

　　[50] Andrei Ledovsky, “ Mikoyan’s Secrete Mission to China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1949”, Far East Affairs, No. 2, 1995.

　　[51] 《周恩來選集》， 人民出版社1980版，上卷第321頁。

　　[52] 《代表中共中央給聯(lián)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1949年7月4日。

　　[53] 《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

　　[54] 毛澤東：《周恩來赴蘇參加談判及簽訂條約》，1950年1月2，3日，《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和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版，第120-122頁。

　　[55] 《毛澤東與維辛斯基談話紀要》，1950年1月6日，《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5期，第10頁。

　　[56]《維辛斯基關于與周恩來會談情況給斯大林的報告》，1950年2月2，3日，《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5期，第20—24頁。

　　[57] 毛澤東：《締結中蘇條約和協(xié)定的重大意義》，1950年4月11日；
《新的世界戰(zhàn)爭是可以制止的》，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31，135頁。

　　[58] 劉隨清：《試論建國以來軍隊精簡整編的歷史經驗》，《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42頁。

　　[59] 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二次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1950年6月24日《人民日報》。

　　[6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下卷第245頁。

　　[61] 毛澤東：《關于決定派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問題》，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39—140頁。

　　[62] 《羅申轉呈毛澤東關于中國暫不出兵的意見致菲利波夫電》，1950年10月3日，《關于朝鮮戰(zhàn)爭的俄國檔案文件》，軍事科學院1996出版，第97—98頁。

　　[63] 《馮西關于中國出兵問題致金日城的信》，1950年10月8日，《關于朝鮮戰(zhàn)爭的俄國檔案》，第100—101頁。

　　[64] Alexandre. 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The Cold War in Asia,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5/1996).

　　[65] 毛澤東：《我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zhàn)》，1950年10月13日，《毛澤東外交文選》，第144頁。

　　[66] 《羅申關于毛澤東決定出兵等問題致菲利波夫電》，1950年10月13日，《關于朝鮮戰(zhàn)爭的俄國檔案文件》，第103頁。

　　[67] 參閱周恩來：《抗美援朝，保衛(wèi)和平》，1950年10月24日，《周恩來外交文選》，第28—33頁。

　　[68] 《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記錄》，1952年9月3日，《關于朝鮮戰(zhàn)爭的俄國檔案文件》，第290頁。

　　[69] 關于這兩項目標可參閱謝黎：《簡論周恩來對歐洲資本主義地帶的外交戰(zhàn)略思想》， 裴堅章遍：《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版，第243-244頁。

　　[70] 有關情況可參閱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上卷第七章《日內瓦會議》。曲星：《試論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的周恩來外交》，《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

相關熱詞搜索：向性 年中 國外 牛軍 年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