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黃河依舊繞青山

　　回頭翻揀我的日記，發(fā)現《黃河青山》這本書，我已經斷斷續(xù)續(xù)地讀了有十幾天了，我這次到香港教書，總共只有兩個月，很多為自己的研究課題特意從圖書館借來的參考書，堆放在兩側的書桌上，還沒有來得及讀，卻花了這么多時間讀黃仁宇的這本回憶錄，是什么原因讓我拿起這本書來就放不下？說實在話，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并不很喜歡黃的研究思路和論述方法，現在也未必贊成他的歷史觀念，但是仔細想，之所以會忍不住看下去，是因為它讓我看到了一個學者真實的內心世界里，那些難以言說的、糾纏不清的沖突和委屈�！拔矣X得，自己就像橫越國界卻沒有護照的旅人，本身就是識別證明，沒有現存的權威可以引述，甚至沒有足夠的詞匯來幫助我解決彼此的差異”（５１９頁），他這樣說道。但是我發(fā)現，黃仁宇內心風暴的根源還遠遠不止民族、國家與文化的沖突，甚至并不是歷史學理念的不合。讓我們從他的回憶錄的結構去看吧，他的回憶似乎很亂，一開始從一九四五年末的“中國內陸”、“印度與緬甸”、“上�！边@種按照時間線索書寫的節(jié)奏，在第二部卻突然變成了從“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頓”的倒敘，里面的時間順序也常常顛三倒四，但是，仔細看可以發(fā)現他常常提到的是，“我被開除了。我們的成員來自常春藤名校，劍橋、倫敦、加州、華盛頓、芝加哥、印第安那和密西根大學，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單位，只有我例外”（７７頁），這種難以釋懷的怨懟時時干擾他的回憶順序，而且總是試圖溢出書頁，表現著思想與生命被一個龐大的制度、無情的社會和主流的觀念所擠壓。痛苦和憤怒似乎極深地藏在他的心頭，盡管他千方百計地用克制的語調來敘述，不時要加上一些掩飾。

　　但是，這種心情掩飾不住。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生活回憶。有意插入的各種議論，使它好像一本關于中國和美國學術與文化的感想匯編，而那些嚴肅的歷史學論述，使得這部回憶錄幾乎成了黃的學術思想自述。學術當然是黃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內容，學術作為生命和生命為了學術，以至于他已經分不大清什么是一生生活的回憶，什么是他在學術遭到挫折時的抗辯。他的一生事跡，需要我們細細地從書里重新編織才能搞清楚，可是他的學術觀念，卻在他的筆下頑強地呈現出來，仿佛前者倒成了回憶錄的背景，一個只是為了陳述思想的時間背景，而后者倒成了主角，無論什么地方它都占據了回憶錄的舞臺中央，出現在聚光燈下。

　　“三年前我開始動手寫這本書的時候，只想著要一吐怨氣”（５９４頁）。這個“怨氣”似乎打一開始就積攢起來，從他在安亞堡（Ａｎｎａｒｂｅｒ）的ＳｅａｒｓＲｏｅｂｕｃｋ當收貨員的時候，在賀柏的夜總會當洗碗工的時候，在希斯家里料理家務的時候，那種中國人在美國異鄉(xiāng)的經驗，就讓他感到不愉快（１４１— １４７頁）�？粗�他在寶貴的篇幅里翻來覆去、嘮嘮叨叨地敘說這些不愉快，你會感到他心里積壓了太多的屈辱和憤懣。他始終沒有成功者的自豪，成功者的自豪會改變一個人的心情。我記得有一次在香港中環(huán)一家酒店，聽何炳棣先生在席間聲如洪鐘地說，“我是芝加哥大學第一個中國教授”，話語里面充滿了自信和豪邁，然后是哈哈大笑。我想起許礟光在他的口述自傳《邊緣人》里，曾經很自豪地說過“我是西北大學第一位受聘的中國教授”，盡管在康乃爾大學時，他也曾經有過來自中國文學系畢格斯特教授（ＫｎｉｇｈｔＢｉｇｇｅｒｓｔａｆｆ）的抵制，“因為我的中國知識比他豐富而受到威脅才反對我”，但許從來不曾遇到太大的挫折，“自己一生從不愁沒有工作”（１６７頁），所以終生保持了平和的心情。可是，黃卻不那么幸運，在美國的半生里，他能回憶起來的，是很多失敗，失敗使人沮喪，特別是在六十多歲時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伴_除”這件事，更使他感到蒙羞。

　　這當然和制度有關，現代的大學制度把本來應有的“教學相長”，統(tǒng)統(tǒng)化約成了數字化管理，這使得不能提供實用技能的歷史學變得很不討好，而不干美國人痛癢的中國史課程，則更引不起學生的興趣，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上課很艱難。可是據他介紹說，七十年代，美國大學已經實行了新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這和我們中國當下的大學很相似，“在學期中，授課者會被學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評估”（１００頁），教師從“傳道解惑”的先生變成了“看顧客臉色”的售貨員，不得不小心翼翼。尤其是對于ＦＴＥ（全職教書等量單位），黃有說不盡的煩惱，按照選課學生的數量、課時的數量、學生的不同身份折合為某個數量，“不考慮該門課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師的等級、資歷深淺或專長，一切都是由電腦來計算”（４７３頁），這使他感到非常困難，自從實行了這種制度后，他的ＦＴＥ持續(xù)下降，但是黃卻固執(zhí)己見，覺得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詮釋因時事而增添價值”，可是，“卻不敵外在的現實”（５１４頁）。始終提倡現代化就是以數目字管理的黃，卻對身邊實在的數字化管理感到極大的憤怒，“最初提到ＦＴＥ這回事時，我們都把它當做笑話，‘它們把我們當做什么？汽車推銷員嗎？’”但是，他終于被這個數字化的管理、“新的供求關系”和“買方市場”合謀，無情地逐出學校�！拔冶婚_除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這件事實會永遠削弱我的尊嚴”，他說他無法忘記這件事情，因為他覺得別人也不可能忘記這件事情，于是“無論我到哪里，似乎都貼著不名譽的標簽”（９４頁）。

　　他覺得一切對他都不公平，包括這種制度下的考核，也包括對他的學術價值的評估，他覺得這是一種對他的新歷史觀念的無形抵制，而力量既來自制度和文化，也來自壟斷了學術資源的精英，羨妒交加中，在小大學教書最后還被開除的他，甚至有些怨懟常春藤聯(lián)盟的地位，盡管他自己出身于這些名校之一的密西根大學，“ 常春藤聯(lián)盟的精英同行寧可維持知識階級內的現狀，我理解這一點背后的邏輯，但我也希望他們可以想像金字塔底層的狀況。如果他們愿意嘗試，也許就會更同情我的奮斗”（５０６頁）。

　　但是，令他不斷感覺失敗的尷尬，卻遠遠不止這些。

　　“在密西根，我接受指導，成為工匠和技師，但我擁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１７６頁）。老實說，如果他真的成為“工匠和技師”，事情可能就好辦一些，但是他偏偏要“思考”，偏偏這還是一個中國人在美國思考，一個有志于書寫大歷史的華裔學者在美國漢學界，倒要推廣他的歷史學思考，這就很麻煩了。

　　在書里，黃仁宇直言不諱地說，“我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中國歷史的類似綜述，從我在紐普茲教書以來，這念頭就揮之不去，我也為此賭上一切”（５７１— ５７２頁）。所謂“大歷史”就是他的終身夢想，可是，這個夢想的基礎，卻是對現代中國命運的關懷。道理再清楚不過，一個有過切膚的中國生活經歷并認同這一民族文化的人必然有這種關懷，因為這種關懷，他需要從古代歷史中尋找解釋的依據和資源，要尋找解釋的依據和資源，他就必須對中國歷史做出一個總體的判斷，而這個判斷，偏偏又需要借助“異文化”和“異民族”來做背景，所以這必定使他的論述變得很宏大。盡管他說，“我的立論很簡單，為理解今日的中國，我們必須回溯和西方國家對峙時期，因此必須將基線往后延伸，到鴉片戰(zhàn)爭前兩百多年”（１１２頁），但是，抱負很大卻聲音很小，畢竟言而無權，行之不遠。盡管那時還沒有后現代歷史學來諷刺或瓦解“宏大敘事”，但是“隔岸觀火”的美國中國學，仍然習慣于一種“科學”式的個案研究，仿佛拿放大鏡甚至顯微鏡去檢查歷史的細胞。黃感到很無奈，他抱怨說，“美國學者缺乏對中國歷史的綜合視野，部分原因出在現行的學院分工制度、學界的許多傳統(tǒng)和習慣以及主要大學間的競爭 ”（５７２頁）。

　　是不是這樣？我不清楚，反正至今那邊學者還是不習慣這邊學者的“宏大敘事”，更不喜歡這邊學者以“本土經驗”來解釋歷史，因為他們覺得如此龐大和復雜的歷史，竟然可以采用這樣的總體敘述，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學的。更何況，這種歷史的敘述，居然還羼雜了對當下中國的感情和憂患，那更是不可接受。對于美國的學者來說，太平洋對岸的那個歷史存在，即使不是一個“文本”，也是一個“他者”，甚或就是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歷史合理性的一個“證明”。因此，他們不能接受黃的那種論斷，黃在普林斯頓參與編寫《劍橋中國明代史》的時候試圖說服美國同行，但是不成功，他在教美國學生的時候，試圖以自己的歷史觀說服學生，但是也不成功，“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中所教的學生，對中國的看法早已根深蒂固，中國是個保守的國家，中國人發(fā)明羅盤及火藥，建造萬里長城。但中國人是儒家信徒，所以希望一切都維持現狀，沒有求進步的觀念”（４７２頁）。

　　但他還是希望美國人能以一種客觀的態(tài)度來觀看中國歷史，他覺得自己可以做到這一點，回憶錄中他曾經說，“我沒有國家，這種無所歸依的狀態(tài)有時讓人覺得非常寂寞，然而超然的態(tài)度卻讓我多少能客觀檢視自己的生命，希望這種客觀將來能讓我有資格成為當代中國的史學家”（２２１頁）。但是，沒有國籍的人，真的能夠超越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么？這種他自己看來很單純的立場反而使他陷入一個左右為難、腹背受敵的處境中，道理很簡單，“如果你明確反對一群人，不管對方人數有多少，你的地位還比較安全，但是如果你和他們享有共同的利益，卻又針對某些要點反對每一個人”怎么樣呢？事情就麻煩了。他說，“我的大歷史概念就是如此，置我于一點也不值得羨慕的處境”（５８６頁）。而對于他個人來說，最大的問題在于那些西方漢學界的領袖們都不認同他的想法，李約瑟似乎好一些，但是芮沃壽、費正清、狄百瑞這些大牌學者卻對他，至少沒有表示多少正面贊同。應該說，這并不涉及到這些大牌學者的個人品質，這些學者令人尊敬，他們至少也都幫助過黃，黃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他們畢竟有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和學術立場，對于站在“中國”——哪怕中國只是一個抽象的歷史象征物——角度來看待歷史的觀念，多少有一些不那么認同，當然對于黃仁宇的態(tài)度，也沒有他心里所期待的那么尊重。

　　黃仁宇曾經在費正清的贊助下寫《劍橋中國明代史》中的財政史部分，對于費正清對他的幫助，他始終很感激，甚至在回憶錄里可以看到，他不斷提及費正清，還略讓人懷疑有些攀龍附鳳的意思。他一方面承認，自己深受費正清的影響，懂得“將中國國家和社會視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體系”，他說，“如果沒有哈佛學子敬稱的‘費公’，我無法想像自己如何發(fā)展出一套連貫的中國歷史主題，不論是傳統(tǒng)或現代史”（２８２頁），但是另一方面，他說，他們之間仍然有巨大差異，黃覺得西方學者總是有一個頑固的習慣，就是“在判斷外國文化時必須保留道德判斷”，什么是道德判斷？指的是對某種歷史、社會、文化或者制度的贊同或批判，黃覺得這是以英式尺寸判斷和裁決中國尺寸，而且他直言不諱地說，“將道德判斷置于技術層面之前，是美國外交事務常有意外挫敗的主因之一”，而美國學界對于中國的批判，也常常被這種道德判斷障蔽，不能看到背后更深的歷史背景。以明代財政史為例，他追問：“我們應該深入挖掘并思考這套荒謬終身大事背后的邏輯？還是運用今日的經濟學知識直接抨擊其荒謬？”（２８３頁）甚至于他會批評費正清的《中國行》（Ｃｈｉｎａｂｏｕｎｄ）“替美國外交政策辯護，這種偏差導致史觀過于膚淺”（５０５頁）。作為一個華裔學者，他希望對“中國”有同情之了解，這促使他特別注意“另一種邏輯”和“另一類歷史”，而作為一個歸化的美國人，他又不能不接受這一個邏輯和這一種歷史。因此，他特別希望美國學界能夠理解和同情自己的處境，以至于常常在回憶錄中看到他的小心甚至謙卑。但是這似乎沒有用，他痛苦地寫到費正清的態(tài)度，“費正清博士并不喜歡別人提到‘美國帝國主義’。身為已歸化公民的我，也不太樂意見到這個不名譽的標簽，因為簡直暗示我出于自由意志而選擇壞人的陣營”（２８４頁）。

　　同樣的事情也發(fā)生在黃和芮沃壽之間，黃仁宇和芮沃壽有一段關于黃的書稿《中國并不神秘》的對話，開始的時候，作為審稿人的芮沃壽只是提醒他應當“適可而止”，這是指寫作的幅度，因為芮自己關于隋代的著作，只涵蓋了四十年，可是，黃卻試圖一勞永逸地解釋整個中國歷史。但是，隨著談話的深入，黃仁宇已經察覺問題遠不止此，于是他提出最核心的問題：“你是否認為我對歷史的詮釋手法太具有民族優(yōu)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國？”萊特繞了個彎子，回答：“沒有何（何柄棣）那么糟”（４４９頁）。顯然，芮對黃的這種內在情感并不認同，盡管芮曾經幫助過黃，使他拿到了赴英國劍橋的經費，但是，這一次的誤解卻使他很傷心，他說，“誰能切斷族群的臍帶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中國血統(tǒng)的歷史學家當然會如此懷疑”。但是，我們又看到，已經身為美國人的他，相當急于洗涮這種誤解，“我難道沒有提醒自己避開民族優(yōu)越的傾向嗎？即使在和學生討論中國時，我也沒有隱藏過去的不可告人之處：虱子、壞疽、人海戰(zhàn)術的大屠殺、把人打死和活埋的殘忍”（４５１頁）。但是，無論如何這些舉動似乎都不夠消除文化的隔閡。

　　黃這個人很自負、堅持和固執(zhí)。比如在回憶錄中就可以看出他對自己閱讀古文獻的自負，他說，他讀完了一百三十冊《明實錄》，但是，他又必須小心翼翼不能假裝自己是專家，這里的言下之意是什么？是其他人并沒有讀完過這么多資料，而他卻不能顯示出資料掌握者的高傲。因此盡管他表面上有時很謙卑，可是他無法長期掩飾自己，“如果我保持謙虛，不發(fā)一言，等于是欺騙這群人”（５７１頁），他這樣說。然而麻煩的是，在美國中國學界，他的出版、他的經費、他的職位，卻必須得到包括費和芮在內的大牌學者的認同，可是，內心高傲的黃仁宇卻要批評李約瑟、批評費正清、批評芮沃壽、批評狄百瑞。他的自負、堅持和固執(zhí)的后果，就是他的《明代財政》被擱置下來，盡管一次又一次的寫信，一次又一次請人詢問，得到過很多客氣而有禮貌的回答，但是出版仍然遙遙無期。而他的《中國并不神秘》，盡管先后尋求芮沃壽、費正清的支持，但是仍然“胎死腹中”。“在一九七五年那個下雨天，我覺得悲憤交加。因為我不是權威，所以無法出版一本我覺得重要的書。但如果沒有出版具有影響力的書，我永遠不可能成為權威！而所有的影響力、所有的賣點、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觀的標準來衡量，而是由常春藤名校內的不具名審稿人決定，而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筑和回廊也不過是矯飾的模仿品罷了”（４５１頁），在芮沃壽當面否決了他的書稿的那一天，他的情緒已經壞到了極點。

　　讓他最后心里得到撫慰的，是《萬歷十五年》的出版和獲獎。黃仁宇自己說到《萬歷十五年》的寫法特殊，在美國中國學界，只有史景遷曾以同樣風格寫過，而且他說《萬歷十五年》還“融入許多現代審稿人前所未見的資料”（８４頁）。其實，對于自己這一特殊寫法，他一開始曾經惴惴不安，對于使用過多新資料，他也為通過審稿人而擔了一份心。不過，當他寫回憶錄的時候，這本書已經大獲成功，因此他在回憶錄中反復提到這本書，大約有二十多次�！拔以�走過中國和美國歷史的夾縫，自覺有幸能以同樣的坦率來對雙方發(fā)言，《萬歷十五年》去年于北京出版，實現了我部分的卑微努力”（５１８頁）。后來此書又翻譯成了法文、德文和日文，更使他感到自豪，增添了自信。由于這本書兩次被提名為美國圖書獎歷史類好書，并且使他有機會在頒獎時見識到像約翰·厄卜代克、哈利森·索斯伯利等名人，這使他后來想起來就很得意，尤其是厄卜代克會在《紐約客》上給《萬歷十五年》寫書評，說他的文筆如同卡夫卡，更使他受寵若驚（５９２頁）。

　　不過，這并不等于他的歷史觀念的勝利。應該說，他的大歷史觀念，把復雜的歷史過于簡單化，而且他的思路在現在看來確實有矛盾。比如，他一再強調的一方面，是中國應當而且必然趨向“數目字管理”的現代，這樣的觀點讓人看出韋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理論的陰影籠罩，但韋伯這種思路很容易把傳統(tǒng)中國與現代西方看成兩極，“現代西方在經濟推動下產生治國政策，中國卻長期實施類似文化導向的政治形態(tài)”（２２９頁）；
確實黃也說，傳統(tǒng)中國之所以落后，是因為金字塔式的傳統(tǒng)社會和道德評價為中心的文化結構，壓抑了需要超越道德和感情的數目字管理。但是，他強調的另一方面，卻是歷史的長期合理性，他希望人們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歷史中的重要事件、制度和觀念，都有其必然的背景，其實這里有一個潛臺詞，就是希望西方中國學界理解中國，“許多荒謬的情況往前追溯時，都是當時開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類歷史長期的合理性而言，我們認為是絕對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對真理”（３２１頁）。這里的“絕對”真理其實可能暗指的就是西方近代社會制度的合理性�？墒牵�在“數目字管理”這種以現代西方為成功社會，倒著觀看而且逆向評價中國歷史的方法，卻和他試圖發(fā)掘中國制度背后的邏輯、從而對中國古代的存在給予合理化解釋的想法發(fā)生沖突，這種以現代西方為價值判斷標準批評中國的方法，也和他一直懷有對西方學者以“自由”和“民主”來批評中國的反感互相矛盾。近年來，對于黃仁宇的歷史理論，有一些批評逐漸浮出水面，在痛悼這個杰出學者辭世的同情過去之后，來自各個方面的反思，開始對他的理論有了更加公平和理性的認識，這是一個很大的學術話題，這里不能細說。

　　還是回到他的回憶錄吧。我總覺得理論矛盾恰恰透露著他的內心沖突，在整個回憶錄中，我們看到他心里有一個與他休戚相關的活生生的中國，這個現實中國成為他討論歷史中國的背景，在他撰寫《中國并不神秘》時，“林彪已經去世，文化大革命的瘋狂已經平息”，因此他期待的是，“除非中國領導人致力于經濟發(fā)展，否則中國不但無法抵抗來自蘇聯(lián)和日本的威脅，而且也無法面對南北韓和臺灣地區(qū)的壓力”（４５９頁）。而他的《萬歷十五年》的寫作，則意在指出“明末和毛統(tǒng)治下的混亂時期有許多共同點……都剛好用道德概念來取代法律，如果采用同樣的做法，中國等于回到從前，無法在數字上管理全國事務”（５４６頁）。他想告訴中國人“中國的問題根深蒂固，至少可以往前回溯四百年，法規(guī)太粗糙原始，限制太多，政府官員雖然宣傳大我精神，卻無法掩飾以下事實：他們的所作所為全是為了私人目標和私利，由于民法無法認可商業(yè)的信用，分工受到限制，貨幣交易也很有限，這些都導致中國的國家經濟發(fā)展緩慢，造成軍事積弱不振，文化呆滯不前”（５１８頁）。他說：“雖然我的書理論上是通史，但和當前時事密切相關”（４６０頁）。正是這種對現實的關心，使他的研究不能符合現代學術規(guī)則，他不可能退居書齋，也不可能純然超越，成為他自期的“客觀”，因為他還是有“中國情懷”。

　　為了這個中國情懷，他始終要為落后的中國尋找病源，而作為一個財政史專家，他熟悉的藥方，很遺憾卻只能來自惟一成功的西方現代，恰和舊時“藥方只販古時丹”這句著名詩句相反。這使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評中國古代缺乏數字化和制度化，批評政府和官僚的文化象征色彩與道德主導傾向，因為這些原因，中國“ 無法積累資本持續(xù)成為趨勢，再加上機制的缺乏，是中國人生活水準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賴文化凝聚力來維持政治穩(wěn)定，本身無法成為在本質上擴展國家經濟的工具”（４０４頁），他說，“缺乏實質的中間階層向來是根本上的弱點，中國政府和國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義、沉湎于偽裝等現象，都肇因于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局勢。如果沒有掌握這一點，我們也可能誤判中國近年來的發(fā)展”（４１４頁）。

　　如果僅僅是這樣，也許他和他的西方同行并不會構成特別的矛盾。問題是，作為一個華裔學者，在感情上對這種以西方為惟一標準的現代性，似乎又難以全面擁抱和歡呼，特別是這種西方進步觀念越俎代庖，從歷史評價標準延伸為道德批判標準，對古代和近代中國橫加指責的時候，他就更難接受這種西方式的傲慢。在回憶錄里，他反駁美國學者對中國的批評，覺得他們只是站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立場上，并不懂得對中國和亞洲的歷史有同情的理解，他說，在美國人那里，“中國必須被視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不是歐洲曾經出現過的中國優(yōu)秀道德文化楷模，就是現代西方眼中東方落后保守的象征，他們用自己的這把尺子對東方截長去短，期待亞洲和中國也按照西方模式變化，但是，“亞洲人口過剩，又背負沉重的文化傳統(tǒng)，妨礙上述條件（指經濟發(fā)展的地理條件和修正過的凱恩斯經濟制度）的運作，時至今日，并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想抵抗杰弗遜揭橥的理念，但中國負擔不起美國經濟特有的民主和自由”（５７３頁）。

　　麻煩就出在這里。

　　“夢魂不曾歸故土，黃河依舊繞青山”，這是無法解脫的糾纏。身在現代教育體制內卻總是幻想超越教育體制的約束，人在異鄉(xiāng)生根卻心懷本國故土，黃仁宇在美國的現代學術制度中討生活，卻無法適應科學化制度化的研究，他研究的是古代中國，心里卻想的是現代中國，他強調現代數字化管理的必要性，又強調各個歷史長期的必然性，追求世界普遍性，認同文化本土性，好像一切都是矛盾。矛盾造成痛苦，痛苦難以釋懷，在他對自己一生的回憶里面，就總是回憶起論戰(zhàn)、表白、聲辯，這些形諸文字，便呈現了作者內心的怨懟、憤懣、自負和得不到承認的焦慮和緊張�？墒牵�他覺得這不是他私人的事情，他仍然希望把這些寫出來，為此，他請求妻子“犧牲一部分的隱私權”，讓他寫出來“以贏取肯定，不過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他的愿望，為了特定的歷史史觀”（１２１頁），于是，便有了我們面前這部譯成中文達六百頁的回憶錄《黃河青山》。

　　《讀書》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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