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誰人故鄉(xiāng)不淪陷？——懷念我“被拐賣的故鄉(xiāng)”

　　“當我離開搖籃，世界已經(jīng)變得面目全非。”大約在兩百多年前，當夏多布里昂回到布列塔尼故鄉(xiāng)時，曾經(jīng)這樣感慨。因為作家再也尋找不到“兒時的圣馬洛了”，小時候曾在船舶的纜索間玩耍，現(xiàn)在港內(nèi)看不到船了，而自己出生時的公館也已經(jīng)變成了旅店。

　　作為一個異鄉(xiāng)人，我曾經(jīng)在一個雨水漣漣的季節(jié)穿行圣馬洛。記得當時圣馬洛好像正在舉行一場帆船比賽，滿街都是敲鑼打鼓的人，熱鬧非凡。這樣的時候，尤其像我這樣一個喜愛欣賞沿路風景的人，即使有些離愁，也是很難體會夏多布里昂筆下那種“望不見童年”的傷感的。

　　顯然，這種傷感只有你失去了自己的故土時才可能有刻骨銘心的體會。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的是，在我的傷感里不僅有失去故土的惆悵，更有失去故土的羞恥，而且是在一個鶯歌燕舞的和平年代里，沒有戰(zhàn)爭，沒有手握刺刀一進村就搶雞的敵人。

　　我在《尋訪羅曼·羅蘭》一文中曾經(jīng)慨嘆老家的舊宅在移民建鎮(zhèn)的風潮中被拆除。然而事實上，在我的世界里，此后幾年老家發(fā)生了比拆房子還要嚴重的事情。那就是村子里的一些古樹被樹販子連根盤走。坦率說，盡管我也時常遭遇人生的挫折，但卻很少失去內(nèi)心的安寧，然而當我偶然知道老家的古樹早在幾年前便被人強賣一空，其時內(nèi)心不可不謂翻江倒海、肝腸寸斷。

　　顯然，在我所有的鄉(xiāng)村記憶里，最牽動我的故鄉(xiāng)之物，便是村莊公共曬場上的一棵老樹。它高大挺拔，有幾十米高，不僅給人昂揚的斗志，同樣是貫穿這個村莊的幾百年歷史；
它同時也是一種溫情，是游子望鄉(xiāng)的歸所，就像《亂世佳人》里陶樂莊園里的樹，沒有樹，再肥沃的土地也沒有靈魂。我時常想，就像方尖碑之于協(xié)和廣場，艾菲爾鐵塔之于巴黎，即使是出于審美考慮，這棵樹之于這個村莊的價值也無可比擬。然而，樹販子竟以“2000元”的價格將其買走。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經(jīng)與父母在田間地頭忙著“雙搶”，邊收割水稻邊聽崔健的《一無所有》，而現(xiàn)在，雖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過得意氣風發(fā)，然而我卻失去了心底的家園。我曾經(jīng)看過一部名為《檸檬樹》(Lemon Tree)的以色列電影：一位巴勒斯坦女果園主，為了保衛(wèi)自己的果樹，將自己的新鄰居、以色列國防部長告上法庭，因為以色列當局出于安全考慮要砍她的果樹。然而，在女果園主看來，樹有自己記憶，有生命，這些是任何錢財都無法補償?shù)�。令人憂傷的是，我所在的村莊，竟然因為“2000元錢”被人變賣了自己的靈魂。

　　這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游子，寫下了“故鄉(xiāng)淪陷”的文字。他們站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發(fā)問--為什么我們曾經(jīng)“熱愛的故鄉(xiāng)”變成了一個自己不愿回去的地方？2008年我先后回了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春天，年少時的一位好朋友開著車將我送回村莊。然而我在村里只待了十幾分鐘，因為這十幾分鐘已足夠我去舊時的曬場看那個大坑與剩下的古樹枯根了。夏季，當我排除內(nèi)心的倦怠重新回到鄉(xiāng)村，并且居住了不短的一段時間，走訪了些村民，發(fā)現(xiàn)沒有誰不為賣樹之事唉聲嘆氣，沒有誰不為此“心中辣痛”。年底，人們還在談論發(fā)生在幾年前的這件事情。一位外出打工的人甚至和我談起自己如何細心呵護樹根，希望它能長出新枝。

　　其實誰都知道，那些曾經(jīng)見證了幾代人生命的樹，在逝去之后就再也不會回來了。之所以有此一切，只因為當時抗議之聲寥寥，每位村民都像馬鈴薯一樣，散落一地、無依無靠。

　　有在環(huán)保組織工作的朋友和我說，這種古樹賣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萬元。然而，村長自作主張時卻可以不顧村民的反對，以一棵六七百元的價格賤賣。當然，村民的反對也并不齊心，許多人怕“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長不顧村民意見與權利，得罪諸位在先。

　　關于是否“得罪人”這個問題，2009年春節(jié)時我和一位村民有過交談，他的邏輯很值得回味：“如果我反對村長賣樹，那我就和村長結(jié)了私仇，因為我的反對是針對村長個人；
而村長賣樹不會和我結(jié)私仇，因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針對我個人�！痹谒�看來，同樣是“得罪人”，境界還不一樣。

　　據(jù)村民分析，這些樹之所以能被強行買走，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隨著城市向農(nóng)村的開放，許多青壯年常年都在外打工，對村里涉及公益的事務疏于過問和了解；

　　二是權力部門有恃無恐，內(nèi)外勾結(jié)。據(jù)稱賣樹之時，當?shù)馗髀犯刹颗c嘍啰紛紛到場，名義上是來勸說村民賣樹，實為阻止恐嚇持反對意見的村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村長同意賣樹，也是給上級官僚做了個溫順的人情；

　　三是村莊小，本不足20戶人家，任何反對賣樹的聲音都會顯得很尖銳，很“得罪人”。

　　除此之外，同姓、雜姓混居也是一個原因。尤其是在近幾十年，村里本姓(熊姓)與濁姓家庭各占一半，雖然平時賭起錢來其樂融融，但具體到賣祖業(yè)這件事上，濁姓人家基本上沒有話事權。而且，面對這種“得罪人”的事，他們也“樂得不說話”，有的甚至“樂見其成”，當是看個笑話。

　　據(jù)說，樹販子當時看中了三個地方的古樹。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古樹，居于曬場邊上，樹底是村民集體乘涼議事的好去處；
二是村中祠堂后的樹；
三是祖墳邊上的樹。最后，盡管遭遇抵抗，前兩處的樹還是被連根賣掉。俗話說，“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碑敶迕駛円源朔磳�賣樹時，某夫人竟痛斥村民“現(xiàn)在每家都有電扇了，如何還需要大樹乘涼？”所幸，祖墳邊上的古樹被保留了下來。之所以沒被賣掉，是因為有留守的壯士以祖宗之名誓死捍衛(wèi)，樹販子與村干部方才罷手。

　　幾處樹的命運的不同多少有點意味深長。財產(chǎn)集體所有與同宗同族的文化都不足以阻擋權力與資本的合謀，倒是那幾座私有的、孤零零的祖墳，為這個村莊守住了一點底線，賺得了一點尊嚴。誰曾想，那些曾經(jīng)被視為封建糟粕的思想，竟然擋住了權力與資本之槌的聯(lián)袂入侵？的確，在今日中國許多農(nóng)民仍保留了一點樸素的信念，將關系到家族命運的祖墳看得和生命一樣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祖墳像私有財產(chǎn)一樣，直接對應成每戶人家的具體的權利，對應了具體的責任人。如果誰不去捍衛(wèi)自己的祖墳，不僅自己覺得吃虧，同時也會被人笑話。

　　如上所述，我曾經(jīng)因為自己生長在農(nóng)村而驕傲于世，無論漂泊到怎樣的天涯水涯、異國他鄉(xiāng)，終有一方燈火可以眺望，有一片土地可以還鄉(xiāng)。然而，因為這些古樹的逝去，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時常無限傷感。2008年夏天的鄉(xiāng)居期前，我在廬山腳下的“白鹿洞書院”看到一副對聯(lián)：“傍百年樹，讀萬卷書�！笨蓢@的是，和許多珍愛家園的朋友一樣，我們雖讀萬卷書，卻無力護住這百年樹。

　　事實上，這種毀滅村莊，并非我所在的村莊才有。近些年來，這種摧折他人故鄉(xiāng)的罪惡早在江西省乃至全中國蔓延。據(jù)新華社報道，在江西宜春，吉安市的一些鄉(xiāng)鎮(zhèn)，因為盜賣古樹名木的犯罪分子每天都在一些村鎮(zhèn)“走動”，部分有古樹名木的村子，常常要每天派人專門守樹，有些村子還自發(fā)成立護樹隊，每天為古樹名木站崗放哨。(《古樹之劫：“大樹進城”背后隱藏的利益鏈》，新華社記者曾曦)

　　與此相關的時代背景是，近年來，在城市建設和改造過程中，中國各大中小城市在綠化上都加大了政府投入，努力創(chuàng)建一個生態(tài)良好的人居環(huán)境。城市綠化越搞越好，大樹移植、古樹進城現(xiàn)象也隨之出現(xiàn)，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俗話說，“人挪活，樹挪死”。曾經(jīng)有記者采訪非法倒賣大樹、古樹的樹販子，據(jù)稱大樹的死亡率很高，他們有時候買進10棵樹甚至要死六七棵。這種死亡率，讓我不禁想起了當年的販奴船。事實上，即使活下來的樹，也只留下一個光禿禿的樹干，成了“斷頭樹”或“骨架樹”，早已沒有當年枝繁葉茂的氣象。

　　生活在城里的人為什么要買走鄉(xiāng)下人的樹？是金錢萬能么？由于了解到上述一幕幕情景以及背后的真實，如今每當我在城里看到哪個地方突然多了棵古樹，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這是誰的故鄉(xiāng)被拐賣到了這個角落？而我的故鄉(xiāng)又被那些惟利是圖的人拐賣到了何方？我至今不知，那些樹是活著抵達彼岸，還是死在了甲板之下？也正是上述這些原因，城里人在移栽的古樹上看到了風景，而我，只看到了偷竊、搶劫以及殺戮。

　　“誰能不顧自己的家園拋開記憶中的童年，誰能忍心看那昨日的憂愁帶走我們的笑容……”我時常忍不住懷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懷想那個理性與心靈的花朵并蒂綻放的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歌謠。沒有誰愿意拋舍自己童年時的家園，沒有誰愿意故作憂傷。盡管我所談論的村莊原來也幾乎一無所有，盡管它現(xiàn)在也在生長希望，然而，當我看到故鄉(xiāng)淪陷的種種，并且為此傷感時，我總是同樣忍不住去想——籠罩在普通中國人身上的最真實的黑暗與無奈，不是遙遠非洲的某場屠殺，不是地中海東岸的冤冤相報，甚至也不是外國勢力對本土勢力的覬覦，而是這片土地上的不受約束的掌權者與謀利者，無論其權力與胃口大小，只要不被約束，他們就會不斷地踐踏與蠶食每一座城市、每一個村莊，淪陷每個人的故鄉(xiāng)。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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