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開文：印度農村合作社的發(fā)展及其與中國的比較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和印度都屬于發(fā)展中國家，現在的兩國正在受到世界的格外關注。因為在整個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獨獨中國和印度保持了連續(xù)20多年經濟連續(xù)增長的良好勢頭，甚至已經有不少的研究正在探討印度和中國誰將超過對方等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熱衷于合作社研究的人，同樣不能不把比較研究的視角鎖定在這兩個發(fā)展中大國上，放在這兩個合作社都有較長歷史和重大作用的國家上。

　　但遺憾的是，對于這兩個發(fā)展中大國合作社的關注和研究的熱情，并沒有能夠維持下來，只是在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注，近期的比較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大多數研究者都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歐美等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對于亞洲的研究，也只是關心日本等先進國家。但眾所周知的一個問題是，歐美以及亞洲的發(fā)達國家，其合作社的發(fā)展歷史悠久，其合作社存續(xù)的市場經濟環(huán)境也綿延日久，將這些國家的合作社經驗，介紹到中國來，就明顯有一個中國化的適應性過程。相此較而言，同屬發(fā)展中大國，人口大國，農業(yè)人口比重很高的中國和印度，發(fā)展農村合作社的經驗將會更有借鑒的可能和價值。

　　正是出于上述考慮，我們把中國和印度的農村合作社放在一起進行一點比較研究，以期促進中國農村合作社事業(yè)的良好發(fā)展。

　　二、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印度農村合作社及與中國的比較

　　1950年，印度開始了獨立（1947年）后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次在國家計劃中對農村合作社的發(fā)展進行了全局性的部署。而中國，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中，開始了較大規(guī)模的合作社組建試驗和推廣工作。1953年更把中國農村的合作社發(fā)展納入實現國家工業(yè)化戰(zhàn)略和“一五計劃”。鑒于這種歷史的驚人相似，我們把20世紀50年代作為劃分中國和印度合作社發(fā)展歷程的重要里程碑。

　　（一）20世紀50年代以前印度農村合作社的成長

　　印度的合作社成立于高利貸盛行的背景之下。在20世紀初，由于沒有以農村普通農民為服務對象的金融機構，地主、商人和其他高利貸者紛紛肆無忌憚地向普通農民高息借貸。農村資金持續(xù)短缺，農民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狀態(tài)，民怨沸騰，農村地區(qū)多次發(fā)生騷亂，大量農民卷入了反政府的行列之中。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在1904年頒布了《信貸合作社法》（Cooperative Credit SocietiesAct ），開始用組建合作社的辦法平息民怨，緩解局勢緊張和資金短缺。《信貸合作社法》規(guī)定，城鄉(xiāng)可以建立多種信貸社，并且信貸社可以得到政府的多種扶持。印度農村合作社從此開始建立起來，2004年，為了紀念合作社一百年，印度還舉行了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

　　第一部法律頒布之后，為了克服信貸合作社的局限，1912年又頒布了《合作社法》（Cooperative Societies Act ），規(guī)定城鄉(xiāng)不僅可以建立信貸合作社，還可以建立包括生產、消費、銷售、保險和住宅建設等其他類型的合作社，在法律框架下把合作社擴展到非信貸領域。差不多同時，殖民地政府還成立了合作社的中央機構，聯邦合作社總社。

　　1914年，殖民地政府指派麥克萊根（Maclagan）組織了一個專門委員會，負責對合作社運動的檢查和規(guī)劃。根據該委員會的建議，政府又規(guī)定，非官方人士和機構也可以參加合作社的發(fā)展事宜；
合作社的范圍也進一步擴展，銷售合作社、耕牛保險合作社等類型也進一步出現。1919年又制定新的法令，將合作社的發(fā)展等事宜移交給各邦政府辦理。

　　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也嚴重地影響了合作社的發(fā)展，不少合作社生產停滯，許多合作社不能歸還政府的貸款，很多合作社停止了活動甚至倒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由于農產品價格的抬升，農民收入增加，合作社也不僅能夠歸還政府的貸款，還得到了較大的恢復和發(fā)展。在生活必需品匱乏、黑市猖獗的狀況下，消費合作社和銷售合作社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合作社也得以進入初級農產品加工和小型工業(yè)領域，并占據了一定的市場份額。就在印度獨立的前兩年，另一個合作社規(guī)劃委員會通過建議，使得村級合作社的行為具體化和多樣化，大量的果樹栽培、荒地開發(fā)、畜牧、養(yǎng)魚、銷售、加工和小型工業(yè)事業(yè)在合作社內部紛紛建立起來，既豐富了合作社的業(yè)務，也充實了合作社的內部組織機構。

　�。ǘ�）20世紀50年代以前中印合作社發(fā)展比較

　　與此差不多同時，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由華洋義賑會組建農村合作社；
1934年國民黨政府制定《合作社法》，同時設官建制；
1941年將合作社納入新縣制，結局卻是合作社的發(fā)展加速了農村的崩壞。[1]可見，中印合作社表現出了明顯的聯系和差異。

　　1.共同或相似點第一個共同點就是中印的合作社都起源于信用合作。印度的第一個合作社法是信用合作社法，并且成了合作社運動的先導。中國農村的合作社也是發(fā)端于華洋義賑會倡導興辦的信用合作。后來才逐漸擴展到信用、生產、消費、利用、購買、運銷、保險、儲藏等形式。

　　第二個共同點是，兩國的合作社種類較多，信用合作發(fā)展突出。從印度來看，由于信用合作社是一個首創(chuàng)的合作社類型，在所有合作社的發(fā)展中就具有了一定的先發(fā)優(yōu)勢，加上農村普遍存在資金的短缺狀況，信用合作社一直是合作社發(fā)展的溫度計。中國的情況出現了驚人的相似，合作社中信用合作社一直保持良好的領先發(fā)展勢頭，就是與排名第二的生產合作社相比較，也領先很多（表1）。說明中國這個發(fā)展中國家農村資金的短缺和高利貸的猖獗，和印度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第三個共同點是合作社的整體發(fā)展不理想，尤其是信用合作，被賦予了太高的期許，卻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在印度，有統(tǒng)計表明，1946年，就是印度獨立的前一年，合作社的放貸只占到所有農村貸款的23％，地主和商人等高利貸者依然是最主要的放貸者。在中國，由于信用社的資金規(guī)模和組織規(guī)模都很小，加之信用合作社中留的公積金和儲備金都不多，社員交納的股金又很有限，信用社雖然被看成了“借錢的機關”，但卻不能名副其實地發(fā)揮作用。1940年對l7省市的調查表明，全國合作社社員人均股金為4元，陜西渭南、武功等300余社，社員人均股金僅2元，河南1941年的統(tǒng)計表明社員人均股金也只2.3元[2].加上信用社借款的成本很高，社員從合作社中獲取的收益很有限，也不愿為合作社投入太多。最終造成的結局就是一方面信用合作社“大發(fā)展”，另一方面高利貸卻盛行鄉(xiāng)問，物價飛漲和高利貸盛行最終導致了農村的全部崩盤。

　　第四個共同點是兩國政府的強勢作用。印度的政府不僅制定合作社法規(guī)和政策，建立合作社的組織機構，如聯邦合作社總社，還向各級合作社貸款，從某種程度上講，印度政府是在卵翼著合作社。中國的政府，則做得更過分，不僅制定法律、設立管理機構，還要把合作社納入政府體系之中，尤其是新縣制實施之后。中國政府還把組建合作社作為對抗工農革命、控制農村的手段。這些都表現出了發(fā)展中國家大政府的強勢作為。

　　2.不同之處不同之處一是，印度的合作社是法律先導，然后合作社逐漸成長起來；
每一個新法律的頒布，合作社相應地也就前進一大步。中國正好相反，是合作社的實驗不斷進行，經驗不斷累積之后，國家才用法律進行規(guī)范，規(guī)范到了極致，就是把合作社和保甲制完全融為一體。這種差別的形成，可能背后有深刻的國情原因。這自然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不同之處二是，兩國的合作社在發(fā)展階段上呈現出了一定的落差。中國進行合作社嘗試的20世紀初葉，印度已經頒布了好幾部法律，走在中國的前面。當印度合作社為1929—1933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所困時，中國的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卻從1929年起開始了較快發(fā)展的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是印度合作社發(fā)展較好的時期，中國卻止步不前，最終還與新中國建立以前農村的崩壞，產生了不應有的聯系。這其實說明，國家所處的境況，對合作社的成長有著多么明顯的影響。

　　第三個不同之處是，印度合作社的這段發(fā)展，給人們最突出的啟示就是合作社離不開法律的先導作用；
而中國這段歷史帶來的昭示則是：發(fā)展合作社最需要遵從農民的意愿，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三、20世紀50年代以來印度農村合作社的發(fā)展及與中國的比較

　�。ㄒ唬�20世紀50年代以來印度農村合作社的發(fā)展

　　1.20世紀80年代以前1950年是印度制定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頭一年。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印度農村合作社的發(fā)展繼續(xù)保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的較快發(fā)展勢頭。根據合作計劃委員會1946年、全印度農村債務委員會1954年、麥赫達委員會1960年的建議，印度政府通過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鼓勵并支持在農業(yè)、小工業(yè)、手工業(yè)、金融和商業(yè)等部門盡多地建立合作社，把合作社作為實施社會經濟發(fā)展計劃的基礎。同時合作社的計劃也進一步具體化。1954年全印度農村債務委員會就針對信貸合作社的發(fā)展，提出了一系列詳細的建議和要求：要求國家給予各級合作社足夠的重視；
貸款的重點是對作物提供短期信貸，對生產提供長期信貸；
通過建立較大的合作社信貸機構，加強合作社在農業(yè)信貸中的基礎地位；
將信貸與銷售、加工結合起來；
擴大農業(yè)合作社的儲藏和倉庫設備；
建立分支機構可以擴大到廣大農村的印度國家銀行，并同合作社內部的存貸機構建立有機的聯系；
建立為各級合作社培養(yǎng)人才的機構；
建立全國農業(yè)信貸基金、全國合作社發(fā)展基金、全國倉儲設備發(fā)展基金、農業(yè)救濟和保障基金等國家基金和各種優(yōu)惠貸款，為合作社提供資金支持。

　　在這些建議的推動下，政府不斷加大對合作社的撥款，在第一至第六個五年計劃中，分別撥款3.4億、7.7億、6.4億、25.8億、37.6億和58.4億盧比用于發(fā)展合作社。合作社也有了明顯的發(fā)展（見表2）。

　　合作社也逐漸形成功能較為齊全、結構比較完整的網絡體系。這個網絡包括信貸合作社系統(tǒng)、生產合作社系統(tǒng)、銷售合作社系統(tǒng)、供應合作社系統(tǒng)、加工合作社系統(tǒng)和支持農業(yè)的工業(yè)合作社系統(tǒng)，形成了明顯的專業(yè)化分工。但是綜合型合作社也不少。在所有的合作社中，80％與農業(yè)有關。

　　信貸社。分為初級農貸社、縣合作銀行（合作中心銀行）和邦合作銀行三級，農貸社主要分布于農村服務農民，占了印度合作社總數的60％。初級農貸社的數量在20世紀60～70年代曾經達到20余萬個，20世紀80年代初調整為9.5萬個，但同時期，社員數量卻由3496萬增至6071萬，提供的貸款也由20世紀50年代的2.3億盧比增加到80年代的267.3億盧比。縣合作銀行是全縣初級農貸社的聯合機構，主要業(yè)務是向初級農貸社發(fā)放貸款，同時也作為一般銀行開展各種業(yè)務，所發(fā)放的貸款由50年代的8.3億盧比增加到80年代初的240億盧比。邦合作銀行是各級農貸社的邦級聯合，也是當時的最高組織機構，它從印度儲備銀行獲得貸款，并向縣中心銀行提供資金。發(fā)放的貸款也從50年代的4.2億盧比，增加到80年代初的223.7億盧比。[3]

　　信貸系統(tǒng)的合作社還有負責發(fā)放土地開發(fā)長期貸款的兩級土地開發(fā)銀行，分別設立在縣和邦。土地開發(fā)銀行主要以債券為資金來源，股金、儲備金、儲蓄也是重要的資金來源。20世紀50年代初，初級土地開發(fā)銀行有286家，80年代初就增加到了1165家，發(fā)放貸款已經達到40.8億盧比。

　　生產合作社。這是印度農業(yè)合作化中組建的主要組織類型。合作化是印度學習中國和日本經驗的結果，從1956年開始，陸續(xù)形成了四種生產合作社類型。租佃合作社（Cooperative Tenant Farming）把自己擁有的土地，按照合同分別出租給無地農民和退伍軍人，向他們提供貸款、種子、肥料和工具等，并為他們出售農業(yè)品。社員在按規(guī)定繳納了稅金之外，剩余歸己。聯合合作社（CooperativeJoint Farming ）的農民將自己的土地集中起來，社員仍然擁有各自的土地所有權，在形成的統(tǒng)一農業(yè)區(qū)域中集體耕種，按照自己的土地和勞動分配產品。集體合作社（Cooperative Collective Farming）的社員則將土地永久地交給合作社，牲畜和其他生產資料也都作為股份轉讓給合作社。社員既可從合作社得到工資，也可以分得產品。集體合作社一般機械化程度較高。改良合作社（CooperativeBetter Farming）則以學習和運用先進的耕作方法為目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社員對自己的土地具有所有權和支配權，加入合作社時土地也并入合作社，但退出時土地也可帶出，進退相當自由�？傮w來看，印度的生產合作社發(fā)展并不是很快，到20世紀80年代初只有9000多個，社員25萬人，耕地37.5萬公頃，僅僅占全部農業(yè)土地的0.34％。

　　銷售合作社（Cooperative Marketing Societies ）。這是農民為了銷售農產品而自愿組成的合作社。20世紀80年代初期，印度擁有4000多個初級銷售合作社，380個縣級合作銷售中心，31個邦合作銷售協會和1個全國的農業(yè)合作銷售聯合會，全國農業(yè)合作銷售聯合會在全國有32個分支機構。牛奶合作社就是一個較為出色的銷售合作社。這種合作社就是為了解決因為銷售渠道不通暢，農民有奶銷不出去，還得受中間環(huán)節(jié)的盤剝，城市則奶量供應不足，奶價奇高等問題，在政府鼓勵下成立的。到1983年，印度全國已經有36566個牛奶合作社，社員322.1萬戶，銷售牛奶和乳制品38.3億盧比。在此過程中，縣和地區(qū)的牛奶供應合作協會和全國的牛奶合作聯合會也都建立了起來，形成了全國的銷售網絡。在牛奶合作社的帶動下，印度的牛奶生產也有了較快的發(fā)展，從1951年的1700萬噸增加到1970年的2000萬噸，1985年高達4230萬噸。此外，印度還建起了由消費合作社、批發(fā)合作社，邦消費協會、邦銷售與消費協會，全國消費協會等不同層級合作組織構成的消費合作社體系，1984年消費合作社在農村的零售額就達到了200億盧比[4].

　　加工合作社。合作社越來越多地從事農產品加工，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已經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趨勢。1984年印度就已經擁有2458個農產品加工單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合作糖廠。1950年合作糖廠只有一家，1970年發(fā)展到73家，1981年就達到149家，1984年更增加到165家，占全國糖廠的一半，這些合作糖廠由1.6萬個甘蔗合作社建成，產量318.8萬噸，占全國糖廠的53.9％[5].由甘蔗合作社組成的合作糖廠還建起了邦的聯合會和全國合作糖廠聯合會，負責協調、提供技術和生產設備、取得許可證、組建新廠并與政府對話。

　　供應合作社。這類合作社主要向農民提供種子、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也向農民提供貸款。其中，印度合作農民肥料公司和印度合作農民有限公司是兩個巨型合作企業(yè)，在印度化肥生產和供應、銷售中舉足輕重。前者由26000個合作社1975年聯合興辦，1984年產量達到了183萬噸，占印度氮肥總產的13.3％，磷肥總產的26.4％。后者也是1980年由683個合作社聯合創(chuàng)辦，每年生產和供應尿素150萬噸。

　　2.20世紀80年代以來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依然有60％～70％的人口從事農業(yè)生產，依然是一個農業(yè)大國，但是印度也在從市場＋計劃體制逐新向市場體制轉變，對合作社的保護傘也在一點點地揭開。印度的合作社也在原有的系統(tǒng)基礎上，出現了一些變化和調整，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從合作社的種類來看，生產合作社已經漸漸地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出，而加工合作社的發(fā)展越來越引人注目。就拿合作糖廠來說，持續(xù)的發(fā)展已經使它成了印度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因為印度是世界產糖大國，在印度的農產品加工業(yè)中，糖業(yè)僅次于紡織業(yè)，有2000萬農民在從事甘蔗的生產，糖業(yè)對農村地區(qū)的就業(yè)、收入和稅收都有明顯的影響。而在糖業(yè)生產加工中，合作社生產的糖制品產量，1992年占到了全國糖業(yè)總產量的62.5％，1998年依然占60％。至今，合作糖廠的產量依然占全國糖業(yè)總產量的60％[6].

　　合作糖廠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見表3）。從表中可以看出，在20世紀80～90年代，印度的合作糖廠有了明顯的增長，不僅比前期增長明顯，就是比起私人和集體糖廠來，增長速度也要快得多。

　　另一個發(fā)展超群的合作社是銷售合作社中的牛奶合作社。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牛奶合作社就已經呈現出了較強勁的發(fā)展勢頭。進入90年代和21世紀初，牛奶合作社更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F在，牛奶合作社滲透到了幾乎每一個村。1995年參加牛奶生產的生產者數量已經從1970年的18萬個，增加到54萬個，分布于950個合作社中；
2000年，全國已經有900萬個奶業(yè)生產者。合作社和農民之間建立了協議形式的產業(yè)化鏈接，合作社用比較低廉的價格，向農民提供奶用兼役用的水牛，農民則除了將50％左右的牛奶用以自己消費外，15％的牛奶賣給合作社的收購站，6％左右賣給私營企業(yè)，其余部分則賣給包括合作社在內的牛奶加工廠。合作社和縣級的牛奶合作中心只獲取1％的利潤，其余的利潤則已經在收購和加工環(huán)節(jié)返還給了農民。這就不僅穩(wěn)定了諱場的價格，也穩(wěn)定了自己的生產資料供應者和消費者。因此，合作社的發(fā)展也就通過制度的內在機理和制度的績效凸現了出來。

　　到1996年，印度邦一級的牛奶合作中心已經發(fā)展到169個。這些中心不僅通過牛奶合作社網絡從農戶手中收集牛奶、進行牛奶和乳制品加工，還積棲向城市出售鮮奶，并向合作社的社員提供技術培訓和獸醫(yī)等技術服務。合作中心的下面是為數眾多的縣合作社聯合會，其上面則是全印度奶業(yè)發(fā)展局（ND-DB）。它既是全國牛奶合作社的聯合機構，也是政府實施合作社發(fā)展規(guī)劃和項目的三個執(zhí)行機構之一。其他兩個機構分別是全國合作社發(fā)展公司（NCDC）和全國農業(yè)和農村發(fā)展銀行（NABARD），都是半官方的機構。由此可見牛奶合作社在印度農村合作社中的突出地位。此外，牛奶合作社的發(fā)展還表現在牛奶產量的發(fā)展上。20世紀90年代末，印度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牛奶生產國家，僅次于美國，到21世紀初，印度已經成了世界第一大牛奶生產國家，每年的牛奶產量達到了8500萬噸，不僅居民的牛奶供應不再短缺，在國際市場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二是，合作社主動做市場化的調整，并且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們所說的產業(yè)化鏈條的核心。在印度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即在計劃經濟逐漸退出的背景下，合作社越來越積極地投身于市場競爭中，并對來自企業(yè)和其他方面的競爭進行積極面對和自我調整。措施之一就是利用自己的發(fā)展基礎和組織系統(tǒng)，積極從事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的一體化經營，甚至有的合作社還將鏈條延伸到了產前的供應環(huán)節(jié)，向農戶提供信貸、生產資料等，向產后則延伸到儲藏、加工、運輸、銷售等領域，實現合作社自身的一體化經營。合作糖廠、牛奶加工合作社、紡織合作社、水果和蔬菜合作社就是由來已久的榜樣。由于合作社努力實施一體化經營，雖然合作社各自所屬的系統(tǒng)依然井然有序，原來關于合作社的那些分類已經很大程度上變得不再合適，已經很難再用原先的業(yè)務和職能去衡量現在的合作社了，原來屬于專業(yè)性的合作社，綜合性特色也越來越濃了。因為專業(yè)性合作社要進行一體化經營，自然就很難再堅持僅僅經營同類農產品，合作社的業(yè)務范圍勢必擴大。

　　三是，合作社整體上又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印度合作社百年紀念文章這樣寫道：“合作社已經遍布整個國家，估計目前全國有2.3億成員。合作社信貸系統(tǒng)已是全世界最大的網絡，合作社為印度農業(yè)領域提供的貸款比商業(yè)銀行還多。在化肥生產和供銷中，印度農民化肥合作社（IFFCO ）控制了35％的市場；
在糖的生產方面，合作社的市場份額超過了58％；
在棉花的買賣和供銷中，合作社已經大約擁有了60％的份額；
在手工紡織方面，合作社占有了55％的織布機；
合作社加工、買賣和供銷了50％的食用油；
在全國奶業(yè)發(fā)展局的領導下，通過15個邦的合作社牛奶買賣聯合，奶業(yè)合作社現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產者，這依賴于一系列的奶業(yè)加工廠、收集站和一個全國牛奶運輸網�！盵7]

　　四是，合作社開始積極地開展新業(yè)務，拓展新的服務領域。隨著《保險法》的通過，合作社已被允許進入保險業(yè)務。保險業(yè)是一個合作社仍未涉入的具有巨大潛力的領域。印度農民化肥合作社最近和一日本公司合作，建立了一個合資企業(yè)，并已開始在印度開展綜合保險業(yè)務。從各種跡象來看，由于政府對合作社重視有加，公共領域、甚至是國有和私有部門傳送商品和服務不成功的地方，合作社都有可能進人，人們認為合作社在這些領域也是具有巨大潛力的。說明印度的合作社市場競爭的能力，并不比企業(yè)等其他經濟組織弱，這當然也是合作社很久以來持續(xù)發(fā)展積淀的結果。

　�。ǘ�）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印農村合作社的比較分析

　　這一時期，中國的農村合作社在1984年以前，走上了集體化的極致，導致了一次次的農業(yè)和農村危機，最終被廢除；
1984年以后，則從家庭責任制的背景下，開始生發(fā)專業(yè)合作社，同時信用社、供銷社、集體經濟組織等開始市場化改革，形成了今天錯綜復雜、異彩紛呈但生機勃勃的農村合作社發(fā)展格局。

　　對于這一時期兩國農村合作社的發(fā)展，很容易形成以下認識：

　　從發(fā)展歷程上看，印度的農村合作社發(fā)展呈現出了在平穩(wěn)增長中不斷強大的態(tài)勢，發(fā)展中沒有受到嚴重的挫折和毀滅性的打擊，是非常突出的特點。相反，中國農村的合作社則經歷了太多的曲折，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人民公社為主、供銷社和信用社為輔的綜合性合作社體系，卻由于效率低下而在1984年被取消。于是，1984年以后，合作社體系只有從頭再建，平地再起。就是遺留下來的社區(qū)型合作經濟組織、信用社和供銷社，也必須要進行市場化的重新轉型。于是，和印度相比較，中國最明顯的差距，就是全國性的合作社網絡體系遠未建立起來。合作社的地位、作用、能力、規(guī)模、服務等等，都不可同日而語，處于不同的檔次。

　　從類型上看，印度農村合作社的類型也在進行調整和替代，比如生產合作社的逐漸消失，加工和銷售合作社漸漸領先，合作社的服務內容已經不再單一，專業(yè)性的合作社不少已經有了綜合性的內涵，但是這種調整只是一種系統(tǒng)內部的微調，是一種適應性的變化。而中國的合作社類型，則過于單一和集中，1984年以前生產型合作社最為突出，1984年以后，則是專業(yè)性合作社發(fā)展最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們總是青睞某一種合作組織，但是這樣做肯定會帶來的弊端是，一種合作社不可能包打天下，雖然有利于政府去規(guī)范它，但卻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發(fā)展和廣大農民的多種需求，也不利于合作社發(fā)揮整體優(yōu)勢。在這一點上，印度同樣走在我們前面，由于合作社已經伸展到了供應、加工、儲藏、運輸、銷售等環(huán)節(jié)，在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通過自己的合作社發(fā)揮作用，其內部經濟效果已經呈現出來，合作社才能在與企業(yè)的競爭中不處于劣勢。而中國單一的專業(yè)合作，明顯不具有這樣的能力，由合作社主導的產加銷一體化也才剛剛起步。

　　從政府的作用上看，印度政府對合作社主要采取了目標規(guī)劃、資金扶持和法律政策引導的做法。而中國合作社在1984年以前受到了國家太多的干預，基本上是國家包辦的產物；
1984年以后則一直自己摸索成長的道路，最近才受到國家的重視。

　　總之，1950年以來中印農村合作社的差異是主要的，共同點很少。

　　四、印度合作社對于中國的主要啟示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我們對于印度農村合作社應有的態(tài)度就是：埋下頭來，認真學習印度的經驗，尤其要學習。

　�。�1）為合作社的發(fā)展營造一個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印度的農村合作社比中國先進，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一直擁有一個非常穩(wěn)定的發(fā)展環(huán)境，盡管這中間有許多非人力可控的因素，但我們卻讓人為因素對合作社的發(fā)展帶去了太多的打亂。因此，形成穩(wěn)定的發(fā)展環(huán)境要從減少人為影響開始，要從制度建設和用制度約束人們的行為著手。

　�。�2）用法律指導合作社的發(fā)展。這既是減少人為干擾的必要，也是合作社正常發(fā)展的重要條件。不僅印度，美國、日本、韓國等，都向我們演示了法律對合作社發(fā)展的極端重要性。

　�。�3）幫助形成合作社的一體化經營。印度的奶業(yè)合作社、糖業(yè)合作社的發(fā)展，實際上就是印度一個個合作社主導的一體化經營發(fā)展的歷程。中國雖然開始了合作社的一體化經營，但是成績、影響等都不盡如人意，也許，印度的合作社中還有許多需要進一步仔細研究的東西。

　　（4）鼓勵合作社參與競爭和全球化競爭。為長遠發(fā)展計，為了中國的合作社能夠成長為印度那樣的大模樣，應該鼓勵我們的合作社提升競爭力，在國內外的競爭中鍛煉自己。這，現在就要從較發(fā)達地區(qū)的農村合作社開始。

　　參考文獻

　　[1]馮開文。合作制度變遷與創(chuàng)新研究。中國農業(yè)出版社，2003

　　[2]春生。中國農村合作事業(yè)鳥瞰。經濟匯刊，1（2）1936-04-15

　　[3]以上見印度魯德爾。達特，K.P.M 松特拉姆，印度經濟。1984.458～460

　　[4]印度《經濟時報》1985-12-19

　　[5]《新印度時報》1985-12-19

　　[6]Dr.Rais Ahmad and Prof.Sami Uddin，2005：New Dimensions of IndianSugar Cooperative Industr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http ：//www.ciriec，uqam.ca/actes/Ahmad.htm

　　[7]Sanjay Kumar Verma，Cooperative Centenary in India ，NationalCooperative Union of India，New Sector Magazine，Issue No 61，April/May2004.http：//www.caledonia.org.uk/verm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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