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從學問雜家到學術(shù)大家——晚輩學人眼中的張中行先生

　　北大未名湖后湖的朗潤園有四位世紀老人，季羨林、金克木、鄧廣銘和張中行。四位老人我都有幸多次專門拜訪過。今天，張中行老人也走了，四位老人中只有季羨林老先生住在醫(yī)院。我重新走進冰天雪地的朗潤園，一種人去樓空、大師謝去的悲涼不由涌上心頭。季老當年評價張中行先生說的話想在耳畔：“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文如其名，名如其人”！

　　從被邊緣化的雜學家到學術(shù)大家

　　張中行先生的文化形象經(jīng)歷了一個從“邊緣化”中走出來，逐漸變成一個雜學家，最后變成一個學術(shù)大家的過程。第一次被邊緣化是在“五四”時期，也可以說在那個狂飆突進的時代，先生的文化形象頗為不佳，他曾成為了余永澤的“原型”。讀過楊沫《青春之歌》的人都知道，余永澤成了當時保守、僵化、守舊的代表，與當時激進的北大思潮格格不入。當小說拍成電影后傳播進了千家萬戶，可以說那時候他成為了一個反面的形象。但張中行作為一個學者，與當年作家楊沫的分手，據(jù)他自己的說法是在“信與疑”不同理念中的分手。分手后，張中行沒有了情愛的羈絆，也不參于是非的爭辨。因此他便有了更多的時間，一心一意做學問。盡管被不少人認為是電影中余永澤形象的原形，但張先生卻沒有正面為自己辯護，他相信一個學者，一個讀書人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讀書和思考，他是要做事業(yè)而不是要做是非，他要堅持中國的文化立場，經(jīng)過長期努力和靈魂磨難，他的學術(shù)形象逐漸從反面性走向正面，并且以自己的諸多著作成為學界的學術(shù)雜家。

　　張老這輩子出了10多本書，他早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最早出版的書大抵是文言文翻譯方面的。我記得那還是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為學習古漢語需要了解文言文方面的翻譯技巧，我讀了一些文言文翻譯對照本，我發(fā)現(xiàn)張先生的翻譯最為生動、清晰、準確，而文字又往往出人意表，傳達車古文的精神神韻。但是先生沒有滿足于成為一個古漢語家，不滿足于精通了虛詞實詞然后把古文章流暢地翻譯出來，而是從國學中的“辭章之學”走入“義理之學”。

　　大抵上說，辭章之學、史傳之學、義理之學，即文史哲加起來構(gòu)成了國學的主體。張先生早期研究的偏向于辭章之學，但最后他從一個語文家、古典文學家進入更曠闊的思想領域而成為學術(shù)大家�？纯此麑懙臅�就能理解這一過程：《文言文選讀》（合編讀本續(xù)編》（合編），著作《文言津逮》、《作文雜談》、《負暄瑣話》、《文言與白話》，《詩詞讀寫叢話》，這些大多屬于語文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又寫了《佛教與中國文學》、《禪外說禪》、《順生論》、《望道雜纂〈順生論〉外編》等這些大都是哲學思想宗教方面的著作，其后還出過一些回憶錄和散文集。這可謂廣學博識，澄明古今，著作等身，巍然大家。

　　由細到處入手做學問的途徑

　　老一輩的治學態(tài)度，在今天能夠保留和傳承下去的已經(jīng)很少。人們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美國化，因此似乎只要是向美國學習的就是很先進，堅守中國自己的文化就是保守落后。這種太多的文化誤讀使得中國文化不斷被邊緣化。實際上，當今西方文化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很多問題，過分的強調(diào)競爭導致尖銳化的斗爭，最終演化為層出不窮的戰(zhàn)爭。而張先生的《順生論》講禪和佛學，是希望世界的和平，使這個硝煙迭起的世界多一些東方的和諧和平精神。

　　現(xiàn)在一些學生動輒就喜歡大話，研究大而空的東西。而張先生治學的方法很值得學習，他善于從語詞句篇章的細處入手做學問。他從翻譯文言文到書寫自己的思想，其學問是由小及大，有具體而廣博。張先生不僅僅是個古文學家，教育學家，還是個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晚年獻給了東方文化和中國思想的重建大業(yè)，站在中國立場上為中國文化發(fā)展做貢獻。

　　回頭想想，四位老人為什么被稱為“未名四老”？季羨林老先生是東方學家，金克木先生是印度學家，鄧廣銘先生是歷史學家，張中行先生是中國古文獻或者說古文學思想家。他們都堅持中國立場，東方身份，中國精神。今天，“未名四老”對中國學者最大的啟發(fā)，就是要用中國身份和立場，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文化發(fā)展和文化輸出做貢獻，這也是張老未完成的事業(yè)。中國的文化輸出包括，文化信念的確立，文化形象的修復，文化經(jīng)典的輸出。談到中國國粹，中行老人做了重要的事，他想說的是，古文中已相當多地承載了剛健清新的文化精神，中國的佛學禪學當然具有人類精神和世界意義，是“生生不已”的具有綿長的生命力。中國文化輸出，首先需要學者們確立中國立場，進而提升中國眼光，保留自己剛健有為的文化，而不是妄自菲薄。在經(jīng)濟崛起的同時，使仍有生命力的東方文化成為人類優(yōu)秀文化的組成部分。

　　四位老人，已經(jīng)終其一生做了重新梳理中國文化的工作：看哪些文化已經(jīng)死亡了，哪些是文化中的碎片需要整理，哪些是中國學者需要重新創(chuàng)造的新文化。他們大多有留學背景，張老雖然沒有真正留學但是他研讀了很長時間的西學，他們在文化的比較中，并不認為中國文化是衰敗淘汰的文化，而是經(jīng)過歐風美雨的沖刷，成為生生不息剛健有為的文化。不能苛求他們的是，由于歷史的災難和煉獄使他們在生命的黃金時代中斷了研究達十年之久，他們沒辦法將自己的重要著作譯成英文，或者拍出美侖美奐的文化片，去培養(yǎng)成千上萬的西方學生，形成東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動。這些工作需要后人去完成，而老人們篳路藍縷的開創(chuàng)工作，將使新一代學者繼續(xù)前行。

　　張老非常珍惜光陰，他的文集近10卷，一位長期被“邊緣化”的學者，能有如此多著作是非常了不起的。學無邊界，由于受現(xiàn)代學科分類的影響，不少學者從事教學開始到退休就研究那么一點東西，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象張老和季老都是跨多領域的大家。季老研究的領域包括印度古代語言文學、吐火羅文、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亞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西方文學、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等；
而張老也在古文字、古代漢語、古文翻譯學、中國文學、書法藝術(shù)、佛學、禪學、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等領域拓展，從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而終成大家。今天我輩學者，應該象這些世紀老人，努力打通文史哲考古的研究領域，盡可能打通中西，否則只守著自己狹小的領域只能成為專門家。

　　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品格

　　《禮記•中庸》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大抵張中行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在“未名四老“當中，張先生走路最輕最遲緩，語言也最少。也許因為，第一他沒有“洋”博士學位，第二他沒有“土”博士學位，他只是跟隨導師胡適之先生做些保存國故的工作。其他幾位老師都是北大的教授，而張先生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編審。在中國文人的光譜上，編輯和教授是有些差異的。一般認為，編輯編審主要看別人的稿子，替別人修飾語言，出版發(fā)行是其日常工作；
而教授的主要職責是通過內(nèi)在生命語言去思考天下大事，去創(chuàng)造新的理論和思想框架，大致屬于創(chuàng)造型和研究型。但是在編輯中的大學問家實不少見，如張中行先生、周振甫先生等皆為大家。

　　張老和季羨林老人很要好，他們的性格也很相似，木訥而忠厚，不善言談，但談起學問來卻一針見血，用一句話就能把事情的本質(zhì)揭示出來。中行老人和季羨林老人差不多，穿著極為樸素，在他的衣服上有時候能看見飯漬或者是茶葉的痕跡。張先生非常節(jié)省，大部分的錢都用來買書，雖然他自己就在出版社，但見到好書時買書卻是不遺余力。張先生眼睛不大，不像朱光潛先生那樣炯炯有神，也不象三松堂馮友蘭先生的美髯飄動，也不類似季羨林老人自比荷花——季荷的高潔，中行老人則更像未名湖畔一朵靜靜盛開飄著淡香的槐花。

　　20世紀末，張先生以近90歲的高齡為學生們講“孑民論壇”講座，聲音細小但是思路分外清晰，寬厚仁慈地評介歷史而人格魅力四射。70年前的老北大的故事能講的大約已經(jīng)沒幾位了，張先生本人就是一部中國現(xiàn)代史的活傳記活字典。風燭殘年的他來的教室給莘莘學子講“過去的故事”，而不去談他的《順生論》，不去談古文翻譯，而講北大老學者的學問人品，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襟抱，幾代知識分子做學問的獨特方法和一生所悟之道。這是一位世紀老人在燭已見跋時，把自己一生精神財富和中國學問的道統(tǒng)學統(tǒng)在綿長的話語中傳給后輩。

　　前些年，我每次到朗潤園，季羨林先生都對我說：“張先生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從前幾乎每天我都能在未名湖和他見上一面，有的時候停下來聊幾句，有的時候打個手勢，有的時候四目相對，互相看看點點頭，有些時候遇到大的問題，兩人站著或者坐在冰涼的石頭上可以談上一兩個小時，他已經(jīng)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未名四老”關系十分親近，張中行老人搬家了，季羨林老人很憂傷地說，鄧廣銘先生走了，張中行先生搬了，我很傷心。由此可見他對張中行先生的眷念之深評價之高。如今，仍在301醫(yī)院治病的季羨林先生，知道了老友已經(jīng)辭世，當不知有多么悲涼傷懷。

　　張中行先生走了，定格在我心目中的是，每次辭別先生而他目送我走遠時的那慈祥而蒼涼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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