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胡耀邦與中國改革

　　昨天，4月15日，是前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20周年。胡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上, 在中國當代政治史上代表了什么？

　　胡是屬于被海內(nèi)外很多人——既包括華人，也包括非華人——所紀念、尊重、乃至感激的中國領(lǐng)導人之一，因為他身上有一些非常罕見的素質(zhì)。我覺得，胡身上特有的素質(zhì)，可以歸納為兩點，若用中國的當下的政治術(shù)語來套，可以稱為胡耀邦的“兩個代表”。大家馬上就會明白，我這說法是套用了中國的官方話語體系“三個代表”。我本人對“三個代表”的提法基本上是贊同的。遺憾的是，“三個代表”在中國，多半留在紙面，在現(xiàn)實中太少。

　　我為什么把胡耀邦身上特有的素質(zhì)稱之為“兩個代表”？我覺得第一，他代表了一種更文明的政治，或者說代表了一種更高的政治文明。這個比較級的“更”，是指與中國當代的政治現(xiàn)實相比，與人們在絕大部分時間所能觀察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行為相比，胡代表了一種更文明的政治。他的第二個代表，在我看來，是代表了一種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的施政的理想主義。下面，我會以我的觀察，還包括我自己多年前在中國國內(nèi)的親身經(jīng)驗，來解釋為什么我要特別強調(diào)胡身上的這“兩個代表”。

　　胡代表了一種更文明的政治。我指的是，1949年以后至少到1970年代末，中國的政治主流一直是以某種原則、某種方向來界定。對這種取向和原則概括得最精煉的是林彪。他于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中提到：“什么叫政權(quán)？政權(quán)就是鎮(zhèn)壓之權(quán)�！�

　　《中共中央批示》——有權(quán)力批發(fā)中央二把手講話的，只有中央一把手——在向全黨轉(zhuǎn)發(fā)林彪講話時強調(diào)，“這篇講話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確的、科學的評價……是活學活用的典范�！�

　　林彪的這句名言，充滿高度的智商和政治敏感。他對身邊幾十年政治斗爭的觀察，對毛“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全面專政”的理論，以及在實踐中靠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為主題的中國當代政治，做了一個實事求是、簡明扼要的概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年，前一半在毛領(lǐng)導下，全國就是持續(xù)的政治斗爭的血淚戰(zhàn)場。每一波斗爭所打擊鎮(zhèn)壓的對象，有交叉也有不同。開始時，是打擊和鎮(zhèn)壓所謂“老的階級敵人”。等到一波波的斗爭把各種“老的階級敵人”都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這部“政權(quán)就是鎮(zhèn)壓之權(quán)”的機器，就需要發(fā)明創(chuàng)造新的打擊鎮(zhèn)壓對象，才能夠繼續(xù)運轉(zhuǎn)下去。

　　所以“政權(quán)就是鎮(zhèn)壓之權(quán)”的這部機器，在毛近30年領(lǐng)導的時間里，差不多把中國社會所有的階層，包括統(tǒng)治集團自身的一部分，都一批又一批的用精巧的和殘酷的方式——有時是這兩種方式的交替，有時是兩種方式的完美結(jié)合，給打擊和鎮(zhèn)壓下去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擔任過中共中央幾個重要職務的胡耀邦，在其中一個職務上的作為，被當時和以后很多人最感激的，是他作為中央組織部部長時期的平反冤案。

　　這段歷史，前人民日報高級記者戴煌在《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中，有具體的描述。胡在那幾年所做的事情概括起來，就是力圖把1949年到毛去世為止，不斷把“階級敵人”單子拉得越來越長、擴得越來越廣的殘酷過程，停下來。不但要停止，而且要盡可能裁減“階級敵人”的單子。

　　胡耀邦在毛之后所做的事，其實在這之前有過一次預演，那就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他被鄧小平等派去做西北局第二書記兼陜西省委第一書記的短短二百天之內(nèi)的事。最近，出了一本當年陜西省委秘書處負責人、現(xiàn)已去世的林牧的回憶錄。書中記錄了胡在陜西主政時所想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有些是提出來了，還沒來得及做，有些是盡他的一切力量在做。

　　胡耀邦提議的最重要的工作中的前三件，是要扭轉(zhuǎn)在“四清運動”中的鎮(zhèn)壓勢頭及其后果——該運動由劉少奇主持，整了不少人。在整別人的時候，劉理直氣壯；
兩年之后，當劉本人也成為鎮(zhèn)壓機器對象的時候，他才知道“政權(quán)就是鎮(zhèn)壓之權(quán)”這種政治過程的可怕。胡耀邦在陜西工作的前三件要緊問題是：第一，抓人捕人太多；
第二，“雙開”太多，就是開除人家的黨籍和公職；
第三，奪權(quán)斗爭過程中打擊面太廣。

　　胡做的這個“善政”，在當時就遇到很大壓力。其中，最有力的反對他這么做，是他的頂頭上司，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嚴格講起來，胡1964年底到1965年初在陜西的兩百天，真正工作的只有一百天，還有一百天是被批判、被整。劉是組織批判和整他的主要幕后推手之一。而若干年后，劉瀾濤則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被劃成“61人叛徒集團”的主要成員，受了很多折磨。而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胡耀邦主持中組部時期，他頂著那么大的壓力、冒著那么大的政治風險，推動平反的大案中，“61人叛徒集團”是最重要的案件之一。胡不但沒有像很多中共干部那樣，借機報復劉瀾濤——那是在黨內(nèi)斗爭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慣例——他不但沒有那么做，還花大力氣為劉等人平反，在經(jīng)濟上對他們家人予以支持。

　　這就是為什么我真切的感到，胡耀邦身上代表了一種更高的政治文明。這個更文明的政治，就是盡可能的不讓政權(quán)有太多的鎮(zhèn)壓功能，就是盡可能的終止發(fā)明和制造“新的階級敵人”的荒謬進程，就是盡可能的對被鎮(zhèn)壓機器無辜傷害的人進行更正和關(guān)照。

　　1949年后，中國的官員從上到下，在開始的時候，大多數(shù)都是“政權(quán)就是鎮(zhèn)壓之權(quán)”主動或被動的操作者，不到自己也成為犧牲品的那天，從來不叫冤枉。只有極少數(shù)高干，才敢于冒著被這架機器碾碎的風險，盡早來阻擋這一殘酷的進程。胡耀邦是這少數(shù)人中突出的一位。等到他僅有的兩次，來主持黨政大事的時候（他當共青團第一書記不算，共青團是配角），他就顯得與蕓蕓眾官非常不一樣。第一次就是在陜西省委第一書記位子上的那二百天，一百天是扭轉(zhuǎn)了別人挨批受整的錯誤，一百天是為此而自己挨批受整。第二次的平臺更高了，1970年代末開始在他所擔任的一系列中共中央的領(lǐng)導職務上，他的“善政”就是要把毛主義以階級斗爭為綱、以專政為首要功能的政治機器盡可能的予以限制和扭轉(zhuǎn)。最后，在1986年底的那次學潮關(guān)頭，他作為總書記，拒絕發(fā)揮“政權(quán)就是鎮(zhèn)壓之權(quán)”的功能，而力求以法制、理性和寬容的方式來解決矛盾，為此他自己成為了“政權(quán)就是鎮(zhèn)壓之權(quán)”的對象。

　　胡耀邦身上的第二個代表，就是代表了以民為本的施政理想主義。這又可以從他成為黨政主要負責人的兩個階段來看。一個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在陜西，那時中國經(jīng)濟剛從三年大饑荒中喘過氣來，而在很多地方毛的經(jīng)濟思想及其后果還繼續(xù)發(fā)威。毛的經(jīng)濟思想，就是讓中國的老百姓尤其是農(nóng)民，成為不斷加碼、任意抬高指標的經(jīng)濟機器的原料。陜西雖然餓死人沒有安徽、四川、甘肅多，但也受到重創(chuàng)。胡到陜西以后，除了對過激政策的修正，如前述“頭三項”工作，剩下的多是以民生為本。比如，他請示國務院，把1965年陜西的糧食征購任務由17億斤減到14億斤。他的理由是，把征購目標退下來，讓農(nóng)民休養(yǎng)生息，緩過氣來，今后他們會給國家做出更大貢獻。這對陜西省從大饑荒下恢復過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所以在他被劉瀾濤批斗時，下去視察工作的葉劍英有一句話，說“陜西肥了，耀邦瘦了”。這個“肥了”就是農(nóng)民的收成好了，經(jīng)濟有了恢復。

　　胡“以民為本”的施政理想主義，在他做了中共總書記、有了更高的平臺以后，就力圖在全國推行。在這一點上，我有一個與很多人觀點不同的觀察，我確實看到，在中共隊伍中，有一批人是真有理想主義的。越往以前看，理想主義者越多；
越往后來看，功利主義越主導。在這個從理想到功利的轉(zhuǎn)化上，最早指出這種趨勢的——當然不是對中國而言，而是從革命的整體趨勢來講，是德國的一位大政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918年，俄國革命正處于進行時，列寧領(lǐng)導的布爾什維克剛拿下政權(quán)，韋伯就明確指出——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洞察力——任何一種大革命在它的初期，當然會提出很多的理想主義來宣傳鼓動、爭取支持。革命成功以后，你不能老是指望這些革命者、組織了革命的團體，還會把理想主義放在第一位，那是不可能的。韋伯指出，理想主義很快就會轉(zhuǎn)向功利主義，因為參與革命的大部分人就是要得到好處。就像在古羅馬時代，你要讓軍團征戰(zhàn)的話，理想主義的口號是傳播羅馬文明、為羅馬爭取榮譽。越往以后，鼓動羅馬軍團的動力就是，你打下另一個城市、另一個王國，你就征服了另外一塊土地，你就能得到多少黃金、多少實際好處。所以韋伯就說，布爾什維克革命也不會是例外。如果他們穩(wěn)固了政權(quán)、掌握了行政機關(guān)，他們將會越來越把為自己謀得實際功利作為最重要的激勵機制（incentive）。

　　韋伯的這個洞察，當然也適用中國革命。在早期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有許多理想主義者，而后來他們越來越成為次要力量，理想主義越來越被榮華富貴的動機取代。但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卻從來沒有消失，盡管越來越少，而胡耀邦是越來越少的理想主義者中一個堅定的“不悔者”。他不像他的那些同事們，從一無所有的造反者變成領(lǐng)導人、手握國家機器大權(quán)，到了這個時候，就變成主要為自己和全家謀利。他還保留著早年參加共產(chǎn)主義運動時，那種為普通中國老百姓、尤其是最窮苦的人謀利益，使他們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能夠當上自己命運主人的理想，他沒有淡忘，更沒有背叛。在這一點上，胡在總書記的位子上，從他觸及政治改革和經(jīng)濟改革之間的關(guān)系、認真推動對腐敗和特權(quán)的制約，發(fā)起“人道主義”和“生產(chǎn)的目的是為了人”的政策討論，從他觸及怎樣對待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問題，每一樁他所經(jīng)手處理的富有爭議的大事上，都體現(xiàn)出來他心中所信的社會主義理想，就是為更多的人帶來公正，給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更多的利益、更多的選擇、更多的參與。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理想，他同身邊的那些手握重權(quán)的功利主義者無法和諧、相安無事。胡耀邦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1984年春在貴州首次提出“富民政策”，人民日報3月29日據(jù)此發(fā)表重要評論《我們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而1987年1月中旬對胡進行大批判的“中央生活會”上，鄧力群指責胡的富民政策違反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由此可見，在毛主義者眼里，富民是多么的有罪！

　　胡1987年初的被撤職，是中國執(zhí)政黨里的理想主義之重挫。他逝世引發(fā)的政治悲劇，不僅標志著具體個人的政治生命的完結(jié)，比如趙紫陽，而在更深的層面上，它幾乎是終止了中國執(zhí)政黨領(lǐng)導層中的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的核心就是：掌權(quán)以后，仍然信守早期投身革命時的價值目標，也就是“與民之約”——要為建立一個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會而努力。當然，這其中有烏托邦的東西，但也有一些合理的普世價值成份。

　　那場政治悲劇距今已經(jīng)整整20年了，它所中止的理想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已經(jīng)很少有人再相信了。尤其是在權(quán)力圈子中，相信的人越來越少，越來越把攫取實際功利作為唯一的激勵機制。這樣的唯利驅(qū)動，在過去二十年中，滲透到國家機器的每一部門，進而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領(lǐng)域。

　　今天在紀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的時候，為數(shù)不多的人還抱有真誠希望，在中國執(zhí)政黨、中國的體制內(nèi)，能夠還有人保留當年社會主義中的一些普世價值成份。雖然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政權(quán)、一個現(xiàn)實的政治過程，都不可能沒有實際利益的瓜分，但是一個有前途的政治、一個有明天的政黨，必須在執(zhí)政過程中有一些理想主義。這個理想主義，不能僅僅只是為了做包裝，而必須是執(zhí)政黨中一部分官員真信的。假定有一天，胡身上的兩個代表，能夠成為中國執(zhí)政黨越來越多官員真信真做的，那么，國家機器及其官員隊伍與民眾之間的緊張狀態(tài)才會遞減，執(zhí)政黨的法統(tǒng)（legitimacy）才會從目前的稀薄狀況，越來越可能遞增和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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