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明：五四時期的新政治運動及其走向

　　按照傳統(tǒng)的說法，譬如彭明《五四運動史》的說法，“五四運動是一個愛國運動，又是一個文化運動。”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五四時期對內(nèi)的國民運動，既有新文化運動，也有新社會運動和新政治運動。

　　梁啟超說：“自公車上書至五四運動，凡壯烈之舉，以對外為動機者十之八九�！本壒视袃煞N：一、外交問題較簡單，容易把多數(shù)人的感情燒起來。二、外交問題的運動，和國內(nèi)專權(quán)的人沒有什么直接觸犯，危險程度較少，多數(shù)人樂得附和。然而，“內(nèi)政上局面不轉(zhuǎn)變，爭外交決無結(jié)果。外交主張，是要政府去辦的，國民不能努力建設一個像樣的政府，而拿許多話嘵嘵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在人家看來，完全是一種戲論�！彼�指出，“以后我們?nèi)舨淮蛩阕鰢�民運動便罷，若還打算做，決然應該把方向轉(zhuǎn)變，從外交方面轉(zhuǎn)向內(nèi)政方面�！彼�說出了五四時期國人中先進分子的共同想法。

　　當時對內(nèi)的國民運動，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每個人努力的領域各有不同。胡適一直致力于他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反對“把一個文化運動轉(zhuǎn)變成一個政治運動”。他的學生、五四游行白話文宣言的起草者羅家倫在《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中說：“我們將來最大的計劃想來想去，就只‘社會運動’和‘文化運動’兩種。”雖然胡適、羅家倫以及陳獨秀、毛澤東后來都不可避免地參與乃至領導了政治運動，但是在五四運動高潮時，最積極和最明確的新政治運動倡導者，還是梁啟超。他在《〈改造〉發(fā)刊詞》中指出：“本刊所鼓吹，在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相輔并行�！彼麨楣矊W社制定的宗旨是：“培養(yǎng)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

　　梁啟超在五四時期所鼓吹的新政治，主要包括兩項內(nèi)容，都是他旅歐后的心得，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新潮流�，F(xiàn)在回過頭去看，其中的一項是正確的，另一項則是錯誤的。不論是對是錯，梁啟超的新政治對于20世紀的中國，都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需要我們加以認真的反思和總結(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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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是世界范圍的民主政治從精英政治、少數(shù)人民主走向大眾政治、全民民主的轉(zhuǎn)折點。新西蘭、芬蘭、英國、丹麥、冰島、荷蘭等國的婦女相繼獲得了選舉權(quán)。1918年，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quán)，不得因性別緣故而被合眾國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剝奪�！痹撔拚�案于1920年生效。歐美國家的這種擴大民主范圍的趨勢，對正在歐洲訪問的梁啟超影響很大。

　　梁啟超曾經(jīng)認為：“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quán)。興民權(quán)斯固然矣，然民權(quán)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興民權(quán)，宜先興紳權(quán)�！爆F(xiàn)在，他對于自己早年的紳權(quán)運動、精英政治思想，進行了反思，認識到民初的兩大政黨（國民黨和進步黨）信奉的都是精英立憲主義而不是國民立憲主義。他說：兩派本心都是愛國，愛國何故發(fā)生禍國的結(jié)果呢？原來兩派有個共同謬見，都是受了舊社會思想的錮蔽，像杜工部詩說的：“二三豪杰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蹦睦镏�道民主主義的國家，徹頭徹尾都是靠大多數(shù)國民，不是靠幾個豪杰。今日若是大家承認這個錯處，便著實懺悔一番，甲派拋棄那利用軍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拋棄那運動軍人、運動土匪的卑劣手段，個人拿自己所信，設法注射在多數(shù)市民腦子里頭，才是一條蕩蕩平平的大路。質(zhì)而言之，從國民全體上下工夫，不從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愛國，才是救國的不二法門。

　　“現(xiàn)在稍為關(guān)心政治一點的人，大概都嘆息痛恨說道：‘民國十年以來，政治沒有上軌道�！�”“但是問什么是政治軌道，怎樣才能上軌道？恐怕許多人也回答不出來。依我說，政治軌道，是要把政治建設在國民意識之上，想引它上軌道，除了市民群眾運動外沒有別條路�！笔忻袢罕娺\動應從哪里做起呢？梁啟超指出：“歐美的國民運動，大概可分兩種：（一）法定的，（二）特別的。法定的是選舉運動，每到了這時候，全國人都像熱鍋上螞蟻，動得個‘不亦樂乎’。全國人民除非閉著眼，眼一張，看見的便是政治問題；
除非塞著耳，耳一開，聽見的便是政治問題。他們每隔一兩年，便做一趟這種法定的運動。特別的國民運動，大抵拿來要求某種應得而未得的權(quán)利，來處分應解決而未解決的問題，由一特殊階級或團體舉行種種方式的運動，把他們所要求所主張?zhí)С鰜�，喚起一般人注意而促反對者之警省。運動來運動去，從前的空想，漸漸的都變成事實了。國家的發(fā)展，全人類的進化，都是從這一個根子來的。倘若國民不愿意、不能夠或是不會管政治，中國的共和政治萬萬不會發(fā)生和維持，憑你把國體政體的名目換幾十趟招牌，結(jié)果還是一樣。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表示這意志；
怎么才能夠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爭得這權(quán)利；
怎么才會管政治呢，是要靠國民運動來練習這技能。簡單說一句話，國民運動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沒有運動，便沒有生命了�！痹谶�沒有條件進行“法定的”國民運動的時候，當然要從“特別的”國民運動入手。而本著國民運動“問題要大要普遍”的原則，“特別的”國民運動應當把要求兌現(xiàn)“法定的”國民運動的政治權(quán)利作為一個突破口。

　　以五四運動為開端，國民運動、群眾運動成為流行話語，并衍生出國民革命、全民革命的口號。但是，很快就出現(xiàn)了新的說法，這種新說法壓倒了梁啟超的國民運動觀，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這就是從蘇俄引進的階級斗爭理論。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和運動中，還是講國民、國民覺悟、國民運動的，但是到1920年下半年，他就開始變調(diào)了�！缎虑嗄辍冯s志搬到上海后出版的第八卷第一號，陳獨秀在《談政治》中說：“共和政治為少數(shù)資本家階級所把持”，“要用它來造成多數(shù)幸福，簡直是妄想”。

“我雖然承認不必從根本上廢棄國家政治法律這個工具，卻不承認現(xiàn)存的資產(chǎn)階級（即掠奪階級）的國家、政治、法律，有掃除社會罪惡的可能性。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chǎn)階級）的國家，創(chuàng)造那禁止對內(nèi)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xiàn)代社會第一需要�！彼�在《答費哲民（婦女、青年、勞動三個問題）》中說：“我以為解決先生所說的三個問題（其實不止這三個問題），非用階級戰(zhàn)爭的手段來改革社會制度不可。”這種說法成為正在籌建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治綱領，進而也被改組后的中國國民黨所接受。

　　蔣介石在1924年的演講中說：“現(xiàn)在世界只有兩種斗爭，一種是民族斗爭，一種是階級斗爭�！北粔浩让褡逡欢ㄒ�起來斗爭，求獨立，這是人類的天性。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一定要反抗資本階級，不僅不再做資本階級的奴隸，而且還要根本摧毀資本階級不勞而食的社會基礎。這兩種斗爭，最終事實上都要通過武裝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爸袊�的革命，要在階級斗爭之中，來求民族獨立；
在民族獨立之中，來求革命成功�！�

　　鼓吹階級戰(zhàn)爭和階級革命，必然要背離了本來意義上的民權(quán)主義。聯(lián)俄聯(lián)共后的國民黨稱：“近世所謂民權(quán)制度，往往為資產(chǎn)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quán)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shù)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quán)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quán)’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于現(xiàn)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quán)，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quán)于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quán)利；
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quán)利�！边@里所謂“民國之民權(quán)，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與毛澤東后來所謂民主權(quán)利只能給予“人民內(nèi)部”的理論，是一脈相承的。

　　到1920年代后期仍然堅持梁啟超國民運動思想的，是國家主義派。1926年年8月1日通過的《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于時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號：“我們既相信全國民眾團結(jié)的力量足以消滅一切軍閥官僚的惡勢力而有余，我們既一心一意從團結(jié)全國民眾上做功夫，故我們反對聯(lián)絡任何軍閥官僚的主張——內(nèi)不妥協(xié)！我們在歷史上事實上既明明的看見勾結(jié)外人以謀國是足以亡國，又在今日現(xiàn)象上深深的感覺著依賴外力以言革命絕不成功，故我們反對依靠任何歐美國家的主張——外不親善！我們認為中國除了少數(shù)軍閥官僚，奸商……等賣國賊而外，其余大多數(shù)都是愛國者。在革命救國途徑當中，愛國者都有合作的需要與可能。便在這種需要與可能上，奠定了我們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專制者；
無論他是貴族專政，軍閥專政或一切階級專政都不是以全國民眾在國家之下有同等權(quán)利為念！因此我們?nèi)�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p>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義。“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實力去與惡勢力相拼，以求最終的勝利。而其實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則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敗者。況且在國內(nèi)革命而簡直去依賴外人之力！”“因此我們的革命軍是能愛國救國的革命群眾，不是做臨時買賣的土匪軍閥；
是重紀律保鄉(xiāng)邦而能自動的民團，商團，農(nóng)團，而不是受外人國賊豢養(yǎng)愚弄的軍隊�！笔聦嵣�，國家主義者所謂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啟超在五四時期提出的“市民的群眾運動”。梁啟超說：“十年以來，號稱優(yōu)秀分子的人，或是運動這軍閥打那軍閥，便養(yǎng)成個更大的軍閥；
或是運動軍閥手下的人去倒軍閥，或是運動些土匪來倒軍閥�！薄岸纪耆珱]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義。所走的路都走錯了�！眹�家主義者接受了梁啟超的觀點，反對國民黨“（一）欲擁戴軍閥以求武力統(tǒng)一；
（二）欲依賴外人以圖包辦國事”�！敖翊螄�民軍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軍閥，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統(tǒng)自命的軍閥吳佩孚，我們對此，本無不贊成之理。但出師之初，國民軍首領蔣介石便宣稱‘中國革命應受第三國際指揮’，且主要軍隊尚未出發(fā)，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銘……等等素與國民軍乏緣，而其殃民行為又素著者便紛紛以國民軍軍長稱，而齊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幟下。于是北伐的成功與否，我們便不敢抱樂觀�！焙髞碇泄彩芳易珜懙臍v史，其實是贊同了國家主義派的預言，北伐戰(zhàn)爭的結(jié)果是新軍閥取代了舊軍閥。

　　今天，我們重新思考市民的群眾運動、國民運動、全民革命，更加感到梁啟超及其嫡派政治傳人思想之可貴，也要謹防再度跌入階級戰(zhàn)爭、階級革命、階級專政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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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在五四時期鼓吹的新政治，一方面是以國民運動取代紳權(quán)運動，擴展了政治參與主體的范圍；
另一方面則是出于對民初黨爭的失望，他不是用國民運動來輔助政黨政治、議會政治，而是試圖用前者來取代后者。他在《改造》發(fā)刊詞中宣稱，“同人確信舊式的代議政治，不宜于中國”，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五四以后中國政治的走向。

　　梁啟超歸國后發(fā)起的新政治運動是“國民制憲運動”，即“以國民動議（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權(quán)之人民若干萬人以上之連署提出憲法草案，以國民公決（Referendum）的方式，由國民全體投票通過而制定之�！彼�認為：“就令此動議終不能以付國民公決，就令此動議不為將來制憲機關(guān)所采納，然對于國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響焉：一、能使國民知無憲法不足以為國；
二、能使國民知國家立法事業(yè)人人皆須參與，而參與并非無其途；
三、能使國民知共和國根本精神在某幾點，必如何乃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
四、能使國民對于憲法內(nèi)容經(jīng)一番討論別擇，了解其意義；
五、能使國民講求憲法之實際運用，不至純?nèi)紊贁?shù)人操作；
六、能使國民知良憲法之不易得，益加愛惜珍護。質(zhì)而言之，則國民動議制憲法，無異聯(lián)合多數(shù)人公開一次‘憲法大講習會’，無異公擬一部‘共和國民須知’向大眾宣傳，此實在國民教育上含有絕大意味�！苯又�，他又積極推動了“國民廢兵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歐美國家紛紛興起否定議會政治、鼓吹直接民主的思潮。受其影響的中國思想家、政治家，不僅有梁啟超，還有陳獨秀、吳佩孚、孫中山等人。

　　陳獨秀說：“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xiàn)實政治底羈絆。譬如中國底現(xiàn)實政治，什么護法，什么統(tǒng)一，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里造謠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無關(guān)系，不過是各派的政客擁著各派的軍人爭權(quán)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般了。他們爭奪的是狗的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動；
我們只應該拿人的運動來轟散那狗的運動，不應該拋棄我們?nèi)说倪\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此時的陳獨秀把立憲政治也視為“狗的運動”�！傲�憲政治在十九世紀總算是個頂時髦的名詞，在二十世紀的人看起來，這種敷衍不徹底的政制，無論在君主國民主國，都不能夠?qū)⑷嗣竦男叛�，集會，言論出版，三大自由�?quán)完全保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過做了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quán)的武器。現(xiàn)在人人都要覺悟起來，立憲政治和政黨，馬上都要成歷史上過去的名詞了，我們從此不要迷信他罷。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飯要緊�！�

　　1920年4月，陳獨秀在上海中國公學發(fā)表演講。他說：“五四運動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精神。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于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斥諸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因為法律是強權(quán)的護持，特殊勢力是民權(quán)的仇敵，代議員是欺騙者，決不能代表公眾的意見�！敝苯有袆拥膶α⒚妫�自然是“舊式的代議政治”。

　　1920年8月，吳佩孚通電提出《國民大會大綱》，提出“國民自決主義”，由“國民公決”制憲，引起強烈反響�！冻繄蟆�、《益世報》都發(fā)表文章討論“國民大會”應該行使的職權(quán)。各地紛紛集會，成立召集國民大會的籌備組織，如國民大會協(xié)進會、策進會、籌備會等，上海、安徽、江蘇、浙江等處尤其熱烈。國民大會的贊成者認為它“合于世界最進步之直接立法主義，及直接復議主義，并民治主義之原則”。

　　孫中山敏銳地接過了國民大會的構(gòu)想，來充實他的旨在改造“舊式的代議政治”的“五權(quán)憲法”。他說：“直接民權(quán)才是真正的民權(quán)。直接民權(quán)凡四種：一選舉權(quán)，一罷官權(quán)，一創(chuàng)制權(quán)，一復決權(quán)。五權(quán)憲法如一部大機器，直接民權(quán)又是機器的制扣。”直接民權(quán)通過兩個設計來加以體現(xiàn)。一是縣自治，在縣的范圍內(nèi)國民可以直接行使選舉權(quán)、罷官權(quán)、創(chuàng)制權(quán)、復決權(quán)；
二是由每縣一名代表組成國民大會，在全國范圍內(nèi)由國民大會代為行使選舉權(quán)、罷官權(quán)、創(chuàng)制權(quán)、復決權(quán)。

　　不論是吳佩孚、孫中山的國民大會，還是后來陳獨秀、毛澤東的蘇維埃，首先都是為了否定舊法統(tǒng)，重塑政權(quán)的合法性；
其次是在直接民權(quán)的名義下，削弱立法機關(guān)對于行政機關(guān)的獨立性和監(jiān)督制衡能力，推行行政主導體制。

　　胡適認為，創(chuàng)制、復決、罷免的民治新方式都是在代議制的民主憲政長久實行之后用來補充代議制之不足的，因此他對國民大會之類的新政治設計不感興趣。他說：“我們此時應該從一種易知易行的代議制下手，不必高談一些不易實行的‘直接民權(quán)’的理論。”然而，在國共兩黨先后主宰中國政治的情況下，他的聲音微乎其微，起不了任何作用�！芭f式的代議政治，不宜于中國”，似乎已經(jīng)成為一種不容置疑的定論。

　　張君勱是梁啟超的嫡傳弟子，他也是《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起草者，被稱為“中國憲法之父”。他在1935年撰寫的《民主獨裁以外之第三種政治》中仍然表示，議會政治“不適于今后之中國”。“我們目擊英美德各國在一九二九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覺悟到應在十九世紀議會政治以外，另外產(chǎn)生一種新政治”。這種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代議制正是被修正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

　　1949年以后的中國大陸，在1957年“五一九”民主運動中，始有再度呼喚議會政治的聲音。直到1970年代中期，顧準才在理論上對議會政治進行了詳細研究并重新予以肯定。他說：“現(xiàn)代民主只能是議會民主”，議會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實現(xiàn)的途徑”。“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城邦’，……廣土眾民的國家無法實行直接民主。在這樣的大國里，直接民主，到頭來只能成為實施‘儀仗壯麗、深宮隱居和神秘莫測’的君王權(quán)術(shù)的偽善借口�！薄斑@樣的國家，若不是蘇聯(lián)、中國型的，只能是議會與行政權(quán)并存，有政黨輪流執(zhí)政的民主國家。在這樣區(qū)域遼闊的國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號，搞蘇維埃式、代表大會式的，一黨制的民主的招牌來掩蓋‘時代的智慧、榮譽和忠心’對全國人民實行領導的國家，說干脆一點，獨裁國家，別的國家是不可能的�！�

　　九十年后反思五四時期的新政治運動，一是要肯定全民民主和國民運動，反對精英政治和階級戰(zhàn)爭；
二是要對代議政治來一個“否定之否定”�，F(xiàn)在實行代議政治，必須抓住三個要點：第一，代議員直接選舉，不能間接選舉；
第二，代議員專職有薪酬，不能兼職；
第三，允許成立議會黨團，取消省市自治區(qū)和軍隊代表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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