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紐約時報書評》一百年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紐約時報書評》每期都作為《紐約時報》星期日版的一部分送到讀者手中。今年10月6日的《書評》部分拿到手時竟達120頁，比平常厚出好幾倍。一看之下方知是《紐約時報書評》創(chuàng)刊一百周年，編輯們不惜費數(shù)月之功從一百年來發(fā)表的書評中精選出70篇編成一期洋洋大觀的專號而炫耀其百年成就，確也算得上別出心裁。
一份以社會大眾為讀者對象的大眾性報紙要辦一份書評�？⒎且资隆蠹堃环矫婀倘痪哂衅渌麜u刊物難以企及的優(yōu)點即其廣大的讀者量，但也因此，報紙的書評專刊往往又比其他書評刊物更頭痛于雅俗之間如何取舍，如何才能辦得不流于等而下之的問題�！都~約時報書評》長期來在美國知識界中的口碑就曾相當之低，如果有人說你是“紐約時報書評的水準”，那就是在損你，意思是說你這個人的讀書格調(diào)也不怎么樣了。1962年底《紐約時報》包括其《書評》因紐約市報業(yè)大罷工停刊114天（從當年12月8日起），美國最有影響的文化評論家威爾遜（Edmund Wilson）卻冷嘲熱諷地說，這份書評�？倬靡膊幌喔�，因為它反正本來就沒有存在過。換言之，在威爾遜眼里，《紐約時報書評》所發(fā)表的書評都只不過是文字垃圾而已。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紐約時報書評》的這次停刊事實上恰恰促成了一份新的書評�？�1963年應運而生，這就是日后聲名頗隆的《紐約書評》。
筆者一向希望盡早看到中文大報也逐漸發(fā)展出各具特色的星期日書評�？�。以下不妨就從《紐約時報書評》的創(chuàng)刊及其編輯方針說起，兼及它與其他類似書評刊物如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以及《紐約書評》等的差異，聊為中文書評刊物作些參考。
《紐約時報書評》的源起
《紐約時報》書評版是報業(yè)巨子歐克斯（Adolph Ochs）于1896年接管該報（本身創(chuàng)刊于1851年）后決定上馬的第一件事。而歐克斯的目的非常明確，即以此提高時報的聲望，顯示該報對時代的文化發(fā)展同樣有重大責任感，從而凸現(xiàn)其不同于其他報紙。而歐克斯此舉事實上標明這位報業(yè)巨子的生意眼光確實不凡，因為歷史學家們今日認為，1895年前后正是美國出版業(yè)與所謂新生“閱讀公眾”（the reading public）同步發(fā)展的歷史轉(zhuǎn)折點。根據(jù)美國學者歐曼（Richard Ohmann）在其近著《賣文化》（Selling Culture，1996）中的觀察，在1885年以前美國尚談不上存在大眾發(fā)行的雜志，而從1890年至1905年，各種月刊的發(fā)行量從一千八百萬份暴增到六千四百萬份，日報和周刊的發(fā)行量增長雖然不如月刊那么大，但同期內(nèi)同樣從三千六百萬份擴大到五千七百萬份。1896年尤其是書籍出版破紀錄的一年（當年共出版新書5703種）。而歐克斯開創(chuàng)以日報附加周末書評專刊的新路，一方面增加了該報對新生“閱讀公眾”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更吸引了出版家們將出版廣告逐漸轉(zhuǎn)移到這份新的專門書評增刊，一時頗有名利雙收的效果。
《書評》創(chuàng)刊號問世于1896年10月10日，當時是作為星期六版的增刊而非像現(xiàn)在這樣是作為星期天版的增刊，因此最早的名字是《星期六書評增刊》。篇幅最初只有8頁，后來增到16頁。1911年1月29日起書評作重大改革，首先是出版時間改為星期天版的增刊，名字也改為現(xiàn)在的《紐約時報書評》，篇幅更增加到了32頁，有時甚至出到56頁。1920年6月起《書評》曾一度與《紐約時報雜志》（周刊）合并為一，但兩年后就又各自為政至今。從1942年8月9日這一期開始書評增設(shè)每周“暢銷書榜”（1977年9月11日開始小說與非小說兩類都增加到每周15本的形式）。但它成為目前這種像份小報的形式則是從1984年1月1日才開始的，封面套彩更是遲至1993年6月6日以后的事，可是其“現(xiàn)代化”的步子要比中文報刊的印刷現(xiàn)代化速度慢得多!
《紐約時報書評》與《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紐約時報》初辦這份書評時面臨的第一個頭痛問題是書評版與報紙到底應該是什么關(guān)系，或如時報書評版最早的編輯們自己所問，“書與新聞”究竟是什么關(guān)系?我們知道報紙乃以報道新聞為主，由此產(chǎn)生的一個問題就是，報紙的書評版是否意味著“書也是新聞”而書評也就是關(guān)于書的“新聞報道”?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紐約時報書評》與常被人視為其姐妹刊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單加plement）在編輯方針上的截然不同（此地所謂《泰晤士報》乃從舊譯，實際可與《紐約時報》對應譯為《倫敦時報》）�！都~約時報書評》從其第一任主編海塞（Francis W.Halsey）時代開始，就明確主張“書也是新聞”（books are news）這一方針。事實上海塞常被稱為歷史上第一個把書也當成新聞看待而且從辦報人角度處理書的人。而稍晚（1902年）同樣為適應出版業(yè)擴張而創(chuàng)辦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則從一開始就把書與新聞分開處理，它似乎更有意識地將自己定位為屬于文化評論的范疇，從而區(qū)別于報紙的新聞報道范疇?
這一“書也是新聞?與“書不是新聞”的分別，實際上導致這兩份刊物的一系列其他不同，把它們看成是姐妹刊物純屬想當然的錯誤，因為事實上它們是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兩種書評刊物。首先，《紐約時報書評》關(guān)于堅持“書也是新聞”這一方針，因此它歷來是報紙的一部分，只要訂《紐約時報》星期日版的人不管看不看書評都會每周收到一份；
而《泰晤士報》的做法則是一方面將新聞報道式的簡短書評發(fā)在報紙的星期日版上，另一方面則將《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從一開始就與報紙完全分開，其訂閱與發(fā)行都與報紙沒有必然聯(lián)系。嚴格說來《增刊》這個名字本身多少有點誤導，因為這份所謂的《增刊》事實上并不構(gòu)成《泰晤士報》的一部分，而是自成一體、完全獨立的一份文化評論周刊。這一差別實際意味著這兩家刊物的讀者對象大不相同。確切地說，《紐約時報書評》盡管也力圖吸引知識界，但其主要面向的首先仍然是報紙的讀者大眾，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則事實上主要是面向倫敦和英國知識界的刊物。后者的發(fā)行量因此自然大大低于前者，但反過來其讀者群的水準不消說也就高于前者的讀者群。從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增刊》與所謂“大社會”（society at large）之間相對比較有距離，受其影響也比較間接，而《書評》則有如處身于車水馬龍的鬧市之中，與美國社會政治的相互關(guān)系在各方面都更密切也更直接。因此，相對而言，《紐約時報書評》看上去似乎更多地具有社會性以至大眾化，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相比之下就顯得多少有點超然于社會之上的味道。
以上這種差別帶來的另一個不同就是兩家刊物在選擇其主編和編輯時的著眼點也頗有不同。《紐約時報書評》因為主張“書也是新聞”這一方針，因此其主編和編輯是屬于報紙編輯部的一部分從而首先是新聞界的人，這些人即使原先與知識界有關(guān)系亦不一定有自己很強的學術(shù)傾向或特別的文學趣味（這一點在七十年代后有所改變），畢竟，報紙對他們的要求是把書當作新聞看而且從辦報的角度而選書評書。反之，《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主編和編輯們歷來大多本身就是倫敦知識界的圈內(nèi)人而與新聞界則多半毫無關(guān)系，這些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學術(shù)傾向或文學趣味，因此在辦刊時的主動性較強；
詩人艾略特在紀念《增刊》第一任主編黎希蒙德（Bruce Richmond，1902—1937年為主編）的文章中，即曾回憶自己當年為《增刊》所寫文章的題目都是首先由黎希蒙德建議的（艾文收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創(chuàng)刊九十周年時所編的一本選輯，The Modern Movement，1992，pp.163—165）。1964年10月黎希蒙德以93歲高齡去世時，《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訃告只有一句話：“他在身后留下了一條首要編輯方針：以適當?shù)娜嗽u適當?shù)臅╰he right man for the right book）”。此地所謂“以適當?shù)娜嗽u適當?shù)臅北M管泛泛而言是任何書評編輯都會同意的方針，但對黎希蒙德與《增刊》編輯部而言，其真正意思實際是，什么書是應評之書以及什么人適合評什么書，乃是編輯部特別是主編本身必須心中有數(shù)的。這一點《紐約時報書評》事實上在很長時期就做不到，因為該刊如上所言，其早期的主編和編輯大多首先是新聞界的人，這實際上導致該刊的辦刊方針多少有點受局限，即往往過分依賴編輯部外所謂各領(lǐng)域的專家，從而顯得比較缺乏自己的傾向性和獨立判斷力。
專家書評與文人書評
以上這些不同性隱含的一個更深刻差異是，兩刊的作者隊伍事實上也不盡相同。
《紐約時報書評》正因為比較缺乏自己的獨立判斷力而過分依賴以致迷信各學科專家，因此其書評大抵不出什么專業(yè)的人評什么專業(yè)的書這種死板方針。該刊五十年代時的主編布朗（Francis Brown）在一次被記者問及該刊是否會讓詩人來評歷史書，或一個數(shù)學家來談與數(shù)學無關(guān)之事時，曾很干脆地回答不會，因為他說他相信“一個領(lǐng)域就是一個領(lǐng)域（a field is a field）”。這種立場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實際上卻隱含著對所謂“領(lǐng)域”的某種膚淺認識，更是對書評本身作為一個領(lǐng)域的很大誤解。首先，我們可以說任何領(lǐng)域都必然大于該領(lǐng)域本身，因為任何領(lǐng)域都只是為研究方便而人為切割出來的，并非該領(lǐng)域就真的與領(lǐng)域之外的事沒有聯(lián)系；
現(xiàn)代學術(shù)的領(lǐng)域劃分越來越專固然有利于對某些問題作局部研究，但同時也造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現(xiàn)象日益嚴重。也因此，一份面向社會和一般知識界的書評刊物之不同于專業(yè)刊物的書評欄目，恰恰就在于它的書評應當力求勾勒出某本書的“超領(lǐng)域”含義即該書的更一般文化含義，而不能像專業(yè)雜志上的專業(yè)書評那樣局限于該書在某一特定領(lǐng)域內(nèi)的意義。真正有見地的書評由此恰恰就在于，它能把由于領(lǐng)域劃分過細所人為切斷的聯(lián)系再度揭示出來，這正是社會文化書評本身作為一個領(lǐng)域的真正功能所在，但同時這種書評往往是大多數(shù)專家未必勝任的，因為事實上大多數(shù)專家的最大盲點恰恰就在于他們習慣于坐井觀天而不知天下之大!這也是為什么一個適合給專業(yè)雜志寫專業(yè)書評的專家未必一定適合給社會文化書評刊物寫書評的原因，同時某個領(lǐng)域內(nèi)人人認為最重要的新書也完全可能在該領(lǐng)域以外就并沒有那么重要。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書評編輯恰恰不能過分依賴專家。
《泰晤士報文學增?》在這點上與《紐約時報書評》就恰形成對比，因為該刊常被稱為較好地保持了歐洲19世紀以來的所謂非專家書評（non expert reviewing）的傳統(tǒng)，而非像《紐約時報書評》那樣完全依賴專家的書評。比如該刊最早評論喬伊斯小說《都柏林人》的人并不是什么大學文學院的文學教授，而是一位常年為報紙寫網(wǎng)球評論的人；
同樣，詩人艾略特本人為《增刊》所寫的文章遠超出詩或文學的范圍，而寬泛到包括關(guān)于馬基雅維利的討論，以及關(guān)于英國歷史的書評，等等。我們在這里實際也可看出，所謂“以適當?shù)娜嗽u適當?shù)臅睂υ摽圆⒎潜厝坏扔谑裁磳I(yè)的人評什么專業(yè)的書。不過這里涉及的實際已不僅僅是這兩家雜志之間的差異，而毋寧與英、美兩國在一般文化氛圍以至教育培養(yǎng)目的等方面的更深刻差異有關(guān)。
英國和許多歐洲國家大多都有較悠久的人文教育傳統(tǒng)，這種教育的培養(yǎng)目標如當年布克哈特（J.Burckhardt）所言，并不在于造就某一特殊領(lǐng)域的專門家（a specialist），而是在于所謂“興趣盡可能廣泛的業(yè)余愛好者”（an amateur at as many points as possible）。歐洲19世紀所謂的“文人”（Man of letters）正是這種人文氛圍下的產(chǎn)物，其歷史雖然比我們中國歷來的“文人”傳統(tǒng)短得多，但在許多方面確是比較相近的，亦即他們都不是也不屑于作“專家”，而但求視野開闊、興趣廣博。人們所謂《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較多地保留了“非專家書評”的傳統(tǒng)，實際也就是指該刊的許多書評仍是由這類“文人”而寫。他們不同于“專家”之處就在于他們寫書評并不是單靠某個狹窄領(lǐng)域的專門知識，而是以其一般文化修養(yǎng)的厚度加本身的“才性”縱橫議論，其著眼點自然也總在某狹窄領(lǐng)域以外而擅長于讓讀者看到一個更大的文化世界（卡萊爾在1840年的《英雄和英雄崇拜》第五講中因此將“文人”列為“最重要的現(xiàn)代英雄”）。同時，文人的書評不消說多比專家的書評更有文采和風格�！短┪钍繄笪膶W增刊》之所以經(jīng)常（并非總是）為文化人稱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原因就在于它曾一度有“文人書評”的招牌，盡管實質(zhì)上也只不過是還有點遺風而已。
《紐約時報書評》長期來主要依賴專家的書評在一定程度上講也是出于某種不得已，因為在相當長時期，美國實際并不存在一個像英國和歐洲那樣的文人階層，美國的教育更過分地強調(diào)專業(yè)化，因此美國要說有所謂知識分子也主要是各領(lǐng)域的專家學者而非“文人”。誠然，今日人們常常會說美國有“紐約知識分子”，但事實上在五十年代以前，所謂的“紐約知識分子”在美國的影響非常之小，這首先是因為所謂“紐約知識分子群”主要是一個猶太人群體，只有在五十年代以后他們才逐漸被納入到美國主流社會（可參Alexander Bloom，Prodigal Sons，1986），同時他們在五十年代以前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基本上是托洛茨基左派，同樣與美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格格不入（可參Alan Wald，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1987），他們的主要刊物《黨派評論》發(fā)行量一向很有限（在1945年以前從未達到過五千份）。而另一方面，美國學院派主流知識分子的評論雜志如“新批評”重鎮(zhèn)《肯雍評論》（Kenyon Review）等則完全是象牙塔的東西，并不及于社會。這兩類知識分子自然都視《紐約時報書評》為下里巴人而不屑一顧。
從《紐約時報書評》到《紐約書評》
我們前面曾說《紐約時報書評》更多地具有社會性，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相比之下則多少有點超然于社會之上。但我們現(xiàn)在卻不如反過來說，美國由于比較缺乏文人型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知識界與大社會之間的溝通在很長時期反而較差。因為一方面，《紐約時報書評》盡管發(fā)行量大但卻多被知識界看成下里巴人而不屑一顧，另一方面，《黨派評論》這類雜志盡管自視陽春白雪但其社會影響則微乎其微。與此相比，《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反而顯得有點雅俗共賞的味道了，因為盡管它的發(fā)行量不如《紐約時報書評》，但比起《黨派評論》和《肯雍評論》這些美國的知識界雜志來，《增刊》的發(fā)行量和社會影響就不知要大多少了。同樣，與《黨派評論》和《肯雍評論》這些基本上是純粹的同人刊物相比，《增刊》更足以稱得上是一份面向社會廣大讀者的文化周刊了。因此，就溝通知識界與大社會的關(guān)聯(lián)而言，《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功能反而較強，而《紐約時報書評》在形塑社會的一般文化氛圍方面反而有所不逮。
《紐約時報書評》與《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這種差異，自然常常使許多美國知識界人心中怏怏。他們每比較這兩份刊物總不免大為光火，不斷抨擊為什么《書評》總那么“俗”，而不如《增刊》來得“雅”，卻不知這兩份刊物本來就不是同一種類型。大約到五十年代隨著美國成為西方世界盟主，美國知識界的自我意識也日益強烈，從而對《紐約時報書評》的不滿更加到了有點忍無可忍的地步。1959年著名紐約女文人哈得維克（Elizabeth Hardwick）在《哈潑》雜志上發(fā)表“書評的凋零”一文，尖銳抨擊當時書評全是不關(guān)痛癢的捧場文章，很少有真刀真槍的“批評”。而事實上《紐約時報書評》到那時為止確實一直很忌諱發(fā)表否定性書評。哈得維克挖苦這種狀況的名言“一本書出來就被泡到一潭糖漿中”（A book is born into a puddle of treacle）尤風行一世，以至《時報書評》在知識分子中提起也就常常成了“那潭糖漿”。1963年另一著名文人麥克唐奈德（Dwight Macdonald）在《老爺》雜志的專欄上又發(fā)表傳播極廣的“嗚呼!紐約時報”一文，將時報書評版貶得更加一錢不值。
我們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這份書評因報業(yè)大罷工停刊數(shù)月時美國知識界中人不憂反喜，因為事實上許多人早就都希望能創(chuàng)辦一份能與《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比肩并立的新的美國書評刊物，而《紐約時報書評》的被迫�？∏〗o了他們“趁火打劫”的難得機會。因此，報業(yè)大罷工尚未結(jié)束，一份陣容空前強大的嶄新書評刊物已經(jīng)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在1963年2月推出了創(chuàng)刊號，這就是《紐約書評》。創(chuàng)刊號在事先沒有廣告宣傳的情況下馬上賣出四萬三千份，在美國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幾乎是人們奔走相告的狂熱反應。
《紐約書評》在最初創(chuàng)辦時的目的非常明確，這就是要辦成美國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而且事實上在1967年以前，該刊曾一度被人稱為《倫敦的書評》，這是因為大約從第五期開始，該刊以遠高于英國水準的美國稿費延攬了幾乎所有英國文化名流為之撰稿，例如伯林，克摩德（Frank Kermode），奧登（W.H.Auden），斯班德（Stenphen Spender），豪布斯邦（E.J.Hobsbawn），普林卜（J.H.Plumb），泰勒（A.J.P.Taylor），等等。參與創(chuàng)辦《紐約書評》并任該刊顧問至今的哈得維克女士甚至公開說，英國人就是寫得比我們美國人好，他們遠比我們美國的專家學者更沉浸于文字生涯。但不管怎樣，《紐約書評》創(chuàng)刊后，美國知識界的心態(tài)似乎多少平衡了一些，因為就作為一份知識界雜志這一點而言，《紐約書評》幾乎比倫敦的《增刊》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從它現(xiàn)在極其古怪的出刊周期都可看出，亦即這份刊物雖然最初的設(shè)計是雙周刊，但最后辦成的卻既不是雙周刊也不是月刊，而是七個月出雙周刊，五個月出月刊，出月刊的五個月分別是暑假的7、8、9三個月以及跨寒假的12月和1月。換言之，《紐約書評》的出版周期事實上是以大學的開學放假周期為著眼點的。
但是，紐約畢竟就是紐約，不是倫敦�！都~約書評》雖然一開始有意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為自己的樣板，但它最后成型的風格、趣味和取向卻大不同于倫敦的《增刊》。直截了當?shù)卣f，《紐約書評》的真正興趣事實上是在政治，不但其火藥味從一開始就要比倫敦的《增刊》強得多，而且從1967年開始，它更被普遍視為美國左派知識分子的前衛(wèi)刊物，當年2月書刊發(fā)表喬姆斯基的“知識分子的責任”，4月發(fā)表該刊靈魂人物愛潑斯坦（Jason Epstein，時為蘭登書屋副總裁，其妻芭芭拉?愛潑斯坦則為《紐約書評》雙主編之一至今）的“中央情報局與知識分子”，引發(fā)美國知識界大論爭，剛剛獲得一點社會地位的所謂“紐約知識分子”群體從此徹底解體而分裂為兩大陣營，左翼以《紐約書評》為重鎮(zhèn)，右翼知識分子則自此與《紐約書評》劃清界限，轉(zhuǎn)以《評論》雜志為據(jù)點（1970年該刊發(fā)表清算性的長文《紐約書評案件》，直稱《紐約書評》為美國的《新左派評論》）。不過所有這些都已應是另一章的內(nèi)容了，這里想要指出的僅僅是，《紐約書評》不但未能辦成像早年《泰晤士報文學增刊》那樣相對比較超然于社會政治的純文化刊物，而且事實上遠比任何書評雜志都更直接甚至更自覺地介入和干預美國社會政治的方方面面。
不過這事實上已不僅僅只是因為美國與英國的差異使然了，倒不如說更是時代差異使然。六十年代畢竟已不是世紀初，社會結(jié)構(gòu)的巨大變化，教育體制的深刻變革，事實上都已使想再造一個當年歐洲那樣的文人階層就像今日中國還想重造士大夫階層一樣不再可能。如薩伊德（E.Said）在1975年出版的《開端》一書中所指出，今日再喊文化保守主義事實上也只可能是偽文化保守主義，偽復古主義，因為提倡者本身就沒有那份文化資本。不要說美國，就是英國和歐洲，造就當年文人的古典語文訓練早已不再是一個人文教育的基礎(chǔ)，而是成了只有少數(shù)人啃一輩子的“專業(yè)”，試想一般人讀著平裝版的書卻想像自己仍是文化貴族，豈不本身就已讓人啼笑皆非?就此而言，《紐約書評》采取走向社會政治評論與文化評論相輔相成的方針，而非走向超然于社會政治的純文化刊物，大概更代表現(xiàn)代書評刊物的方向，不但更晚出的《倫敦書評》在這方面完全模仿《紐約書評》，而且事實上連名牌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在風格上現(xiàn)在也更多向《紐約書評》看齊。
《紐約書評》的辦刊方針
這就把我們再度帶回到《紐約時報書評》最早提出的“書也是新聞”這一辦刊方針。許多人常認為《紐約時報書評》以往辦得不夠理想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一方針有關(guān)。但事實上真正的問題恐怕并不在于這一方針本身，而是在于創(chuàng)刊早期對所謂“書是新聞”的理解不免過于狹隘了一點。因為它那時似乎以為，由于“新聞”無非是要報道“事實”，如果“書也是新聞”，那么書評無非也就是要“據(jù)實報道”出關(guān)于書的新聞（news about books）�！都~約時報書評》創(chuàng)刊二十周年（1916）時編輯部曾發(fā)表一篇洋洋灑灑的高論，大意是說該刊宗旨在于不偏不倚地向讀者報道書的內(nèi)容，書評的目的不是要推銷“花里胡哨的文學見解”（faddism in literary opinion），而只是給讀者提出有關(guān)書的“材料”，以便每個讀者可以根據(jù)這些材料作出自己個人的評價。此番議論看上去無可厚非，實際卻不免實證主義到了有點失真的地步。因為它似乎以為一本書的“內(nèi)容”就像一塊石頭那樣是明明白白就擺在那里的，不管誰“報道”都是同一塊石頭，不同的最多是可能有人喜歡這塊石頭有人不喜歡而已。但我們當然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一本書的“內(nèi)容”到底是什么往往是人言言殊之事，比如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其“內(nèi)容”究竟是什么?余英時看到的是一種“內(nèi)容”，馮衣北看到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內(nèi)容”，而陸鍵東看到的又是一種“內(nèi)容”，問誰看到的內(nèi)容更符合“事實”?誰的“報道”更不偏不倚?
這里涉及的實際是編輯部本身的取舍標準問題。《書評》編輯部當年的這種辦刊方針意味著其取舍標準是書評的所謂中立性、客觀性，而其依賴的作者標準則是所謂專家性。但所謂中立性和客觀性實際往往也意味著書評的平庸性，無鋒芒性�！都~約時報書評》之所以長期不為美國知識界所喜，原因之一也就在這種“報道事實”般的書評往往一是大多缺乏書評作者本身的見解，其次則文章多半是四平八穩(wěn)的溫吞水而無關(guān)痛癢，同時，編輯部本身力圖保持中立性的傾向?qū)嶋H上也往往變成其無判斷性，亦即它差不多總是以同樣的有限篇幅處理每一本被評的書，以致在一期雜志上所有被評之書似乎都是同等重要的或不如說都同等不重要，因為看不出哪本被評的書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哈得維克在上面已提到的“書評的凋零”中即挖苦地說這種書評基本都像是一個套式出來的，即首先稱著作“填補了空白”，然后說作者“功德無量”，最后則是“惜乎”尚有某些缺點，不然的話就更完善等等。
哈得維克因此提出其日后為《紐約書評》所標榜的書評標準，即所謂好的書評是“有新意、有難度、有長度、有立場，但首先能吸引人”�！都~約書評》以后辦得特別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首先就在于它的書評往往洋洋灑灑長篇大論，對于特別重要的新書更是不惜篇幅，而有所謂“要多長就多長”（All the space you want）的政策。這種辦刊方針確實使它特別善于以重頭文章造勢，從而能推出和引導知識界潮流。比如1971年羅爾斯《正義論》出版，該刊即以特大篇幅評價，使該書的影響很快就超出哲學界而成為知識界的一個普遍性“事件”。而《紐約時報書評》在七十年代以前則是再重要的書也只是以尋常篇幅“報道”，當然也就幾乎從來不可能起到這種引導思想潮流的作用。就此而言，我們完全可以說，《紐約書評》事實上恰恰是把所謂“書是新聞”的方針發(fā)揮到了一個新的極致，亦即它不是僅僅簡單地“報道”有關(guān)書的新聞，而是以重頭文章和各種烘托積極主動地“制造”關(guān)于書的新聞，以引起各界的特別關(guān)注。這當然與該刊強烈關(guān)注社會政治性不甘居于象牙塔中的辦刊方針有關(guān)?但以這種方式，它確實較好地起到了一家社會文化書評刊物的真正功能，即把知識界的成果強勢地迅速推向社會公眾的討論。不消說，這不但需要編輯部的主動精神，而且更需要編輯的眼光、見地，特別是對知識界動向和社會發(fā)展兩方面的高度敏感性，從而才能及時地或煽風點火或推波助瀾，促成知識界與大社會之間的互動。
七十年代后的《紐約時報書評》
《紐約書評》的出現(xiàn)及其辦刊方針不消說對當時的書評界是極大的沖擊，《紐約時報書評》更是首當其沖而不能不思考改革之道。一般公認，自從1971年《紐約時報書評》破格聘用31歲的李歐納德（John Leonard）為主編后，該刊已“脫胎換骨”，與以往不可同日而語。李歐納德本人坦承他和他的同人都是讀《紐約書評》出身并且受其嶄新風格強烈震撼而思考《時報書評》的改革方向。這些改革因此在許多方面明顯受《紐約書評》的影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首先就是編輯部的主導性日益突出，在主動“制造”新聞方面不遑多讓《紐約書評》，在評論重要新書時有時甚至同樣刊出篇幅幾乎不下于《紐約書評》的重頭文章，從而左右知識界風氣。李歐納德本人一度曾使《紐約書評》頗感怏怏而使《時報書評》大為得意的杰作是“發(fā)現(xiàn)”了社會學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而在《時報書評》率先以重頭文章評介，使戈夫曼的著作風行一時。其次，該刊發(fā)表的書評也已再不是當年的那“一潭糖漿”，而常常鋒芒畢露，同樣指點江山。事實上在七十年代以后，《時報書評》與《紐約書評》的作者隊伍已常有交叉，包括哈得維克本人甚至都開始為時報書評寫稿，這可以被看成是《紐約時報書評》已逐漸為美國知識界所認可。從許多方面來看，這兩家書評刊物近年來可說有相當?shù)摹摆呁浴�，亦即一是所評的書時有重疊，二是作者常有交叉，三則是兩家刊物的大致關(guān)注范圍和主要著眼點也相去不是很遠。隨便還可一說的是，近年來《紐約時報書評》與《泰晤士報文學增刊》之間甚至真的有點變成了像姐妹刊物似的，兩刊的主編有時都有交叉，比如牛津出身的格羅斯（John Gross）先是擔任《增刊》的主編（1974—1981），后又轉(zhuǎn)為《時報書評》的主編（1983—1988）。
但與此同時，改革后的《紐約時報書評》的一點可貴自知之明恰在于，它絕無意就把自己辦成另一份《紐約書評》，而是注意到《紐約書評》的某些軟檔而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某些特有優(yōu)點。目前這兩份美國刊物的最明顯區(qū)別似在于：第一，《紐約書評》評論小說等當代文學作品的篇幅歷來極少，《時報書評》則每期必有相當篇幅于此領(lǐng)域。這一差異在很大程度是兩家刊物的廣告來源大不相同所致：《紐約書評》的廣告來源主要是大學出版社，很少有書業(yè)出版社的廣告，而大學出版社一般不出版當代小說等作品；
《時報書評》則恰恰相反，即其廣告主要來自于書業(yè)出版社，只有很少的大學出版社廣告。這實際上已間接說明兩家刊物的讀者對象仍不盡相同，即《紐約書評》的主要讀者仍更多是大學的師生，而《時報書評》則仍更面向社會大眾。第二，《紐約書評》正因為文章往往長篇大論，因此經(jīng)常采取一篇文章評數(shù)本書的方式，《時報書評》因此采取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堅持一文評一書的方式，這樣，盡管《紐約書評》的有關(guān)評論由于篇幅大總會比較充分，但就落實到每本書的分析評介而言，《時報書評》的文章雖然篇幅較小卻未必就更不充分。第三，《紐約書評》如前所言乃是七個月出雙周刊五個月出月刊，《時報書評》則是定期的周刊。因此，《時報書評》在評介新書的時間性方面有時往往可以比《紐約書評》更快。
從以上這些比較來看，我們可以說，《紐約時報書評》改革的最可取之處就在于它一方面贏得了知識界的認同，但同時卻并未就此放棄自己面向社會大眾的傳統(tǒng)。就此而言，《時報書評》的成就實決不在《紐約書評》之下，后者影響雖大畢竟仍主要只限于知識界，而不像前者那樣能及于更廣大的讀者群。尤其應該指出的是，《紐約時報書評》在改革前的書評質(zhì)量盡管可圈可點，但該刊自創(chuàng)刊以來一直是一家嚴肅書評刊物。本文由于偏重于比較它和其他類似刊物的辦刊方針，對該刊改革前的評介不免過于苛刻，這是在這里必須說明的。但事實上，從其“百年紀念專號”所精選的70篇書評可以看出，一百年來它在向社會廣大讀者及時介紹嚴肅作品方面其實已可說得上是功德無量了。尤令我驚訝的是，當我將該刊這期“百年專號”與《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創(chuàng)刊九十周年的紀念文集（前引The Modern Move?單加ment，1992）相對比時，發(fā)現(xiàn)《時報書評》常有發(fā)《增刊》所未發(fā)之處。比如，1922年喬伊斯的《尤里西斯》在巴黎第一次出版時（當時在英美都遭禁），《增刊》毫無反應，而《時報書評》則在當年5月就有評介很高的介紹；
又如，艾略特按理與《增刊》關(guān)系非同一般，但他的《四個四重奏》出版時，《增刊》奇怪地竟未理會，而《時報書評》則同樣在當年就及時發(fā)表了書評。由此來看，盡管一般而言《增刊》質(zhì)量似可說比《時報書評》略勝一籌，但《時報書評》即使在改革前也并非就像美國知識界當年抨擊的那么糟。不管怎樣，作為歷史上最早開創(chuàng)大眾報紙書評�？南闰�(qū)，《紐約時報書評》一百年來能始終堅持面向社會大眾而又不以低級趣味取?，這是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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