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斌：結構、議題與變遷：中印關系進程的系統(tǒng)性分析

　　「內容提要」中印關系是一個不斷變動和調整的進程系統(tǒng)。中印關系進程的方向與內容，不僅取決于該進程的結構，也受到進程議題選擇和設置的制約。中印關系進程的變遷，驗證了國家間關系的建構性。中印關系的未來，既在于超越單一行為體認知和實踐的限制，發(fā)揮政治經濟文化多維關系的協(xié)同作用，也在于進程議題的合理設置和平衡協(xié)調，在適應國際環(huán)境的同時也塑造國際環(huán)境。?「關鍵詞」中印關系；
進程；
結構；
議題；
變遷

　　一、中印關系進程結構

　　從靜態(tài)意義上講，國家間關系進程是一種社會結構，是國家間各種行為體在一定環(huán)境下經過長期互動形成的結果。行為體、環(huán)境、行為體互動是構成國家間關系進程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

　　（一）國家間關系進程的行為體主要包括政府、政黨、媒體和民眾。政府在國家間關系進程中居于主導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規(guī)定了國家間關系進程的方向和內容。政黨是國家間關系進程中重要的政治行為體，它通過政黨制度、選舉制度影響本國政府，影響國家間關系。媒體是國家間關系進程中重要的信息載體和溝通渠道，政府、政黨、民眾都或多或少地需要借助媒體認知他國，并在其提供的信息支撐下發(fā)展各種層次的國家間關系。民眾是國家間關系進程中的主要力量，民眾間的認知與交往是國家間關系進程的重要內容，民眾的意識、需求經過一定的途徑形成社會輿論，對政黨、政府在國家間關系進程中的政策選擇形成強大而持久的制約力量，進而影響國家間關系進程。

　　就中印關系進程而言，中國方面的政府、政黨穩(wěn)定性較印度強，對印認知和政策的連續(xù)性也較為一致，始終把印度視為現(xiàn)實或潛在的友好國家，把中印關系置于友好國家間關系的范疇。如在中印關系已經較為緊張的1959年，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同志仍認為，“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盵1]即使到了1982年，新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也依然認為，“中印兩國之間的問題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國對印度的威脅，也不存在印度對中國的威脅，無非就是一個邊界問題。只要雙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邊界問題我看是不難解決的�！盵2]而印度的政府、政黨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經歷了特點鮮明的兩個階段：國大黨階段與多黨角逐階段（以印度人民黨為主），[3]印度政府對華認知與政策也隨之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強調歷史友好關系，到20世紀60、70年代因邊界問題而疏遠中國，再到20世紀80年代末逐步改善對華關系。

　　長期以來，兩國媒體和民眾這兩個行為體的作用由于種種原因受到嚴重束縛，[4]未能對中印關系進程的走勢產生重大影響，他們更多是被動地認同和接受政府、政黨所塑造的國家間關系。[5]冷戰(zhàn)后，隨著兩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不斷拓展，兩國媒體和民眾（尤其是經濟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在中印關系進程中的地位有所提升，開始提出獨立的思考和建議，如印度國會聯(lián)邦院議員、經濟學家蘭密施就在其《Chindia 應該說得通：中國與印度之探討》一文中，大聲疾呼中印兩國應當“捐棄前嫌，重新開始”。[6]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兩國關系的改善。[7]

　�。ǘ�）環(huán)境，是指事物周圍的情況和條件。[8]根據(jù)不同的標準，環(huán)境既可劃分為自然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也可區(qū)分為政治環(huán)境、經濟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等。自然環(huán)境是國家間關系進程中一個必須考慮的既定條件，如領土形狀（海陸型、內陸型、海島型）、領土大小、自然資源等，這些因素對于國家間關系進程的內容會產生重大的制約作用。社會環(huán)境又可分為國內環(huán)境和國際環(huán)境，前者主要指一國內部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面的狀況，即一般意義上的國內形勢。后者則指該國與世界其它國家的關系狀況以及整個地區(qū)和全球的局勢。國內環(huán)境的穩(wěn)定與否，不僅制約著該國在對外交往過程中的自信心和交往力，也事關與它國國家間關系的可靠性與延續(xù)性。國際環(huán)境的狀況，則直接影響該國對外部世界的判斷和策略選擇。對此，皮特。格魯維奇就言，“國際體系（國際環(huán)境）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lián)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lián)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9]

　　就中印關系進程面臨的環(huán)境而言，兩國在自然環(huán)境方面存在極強的關聯(lián)性和相似性，兩國領土相連，彼此都是海陸型大國，自然資源也較為豐富，都具備成為一個地區(qū)大國必要的天賦。自然環(huán)境的關聯(lián)性強化了兩國國家間關系的重要性，自然環(huán)境的相似性則意味著共識與競爭并存。在社會環(huán)境方面，中印兩國的國內環(huán)境也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如人口對社會發(fā)展的嚴重制約，經濟發(fā)展水平的相對低下，社會問題的錯綜復雜，但也存在些許不同之處，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傳統(tǒng)等方面的差異。國內環(huán)境的相似性，有助于增進彼此的對話與合作，而國內環(huán)境的差異性，則為國家間關系進程的演變增添了變數(shù)。就國際環(huán)境而言，中印兩國的周邊狀況都較為復雜，存在一些棘手的國家間關系問題（如中國與日本的歷史與領土爭端、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領土爭端等）。此外，兩國也深受全球局勢和世界其他大國間關系的嚴重影響。

　　（三）行為體間的互動，交織匯聚成各種類型的國家間關系，如由政府間、政黨間互動演繹而成的政治關系，由政府、政黨、媒體、民眾等多種行為體共同參與互動而成的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這些進程關系共同構成了國家間關系的全部內容。相對于政治關系直接明晰的作用特點，經濟關系與文化關系的作用則顯得間接而隱晦，但由于后兩種關系所涉及的行為體最為廣泛，易于形成較為堅實的國家間關系基礎。因此，我們看待分析中印關系進程，不僅要注意兩國政府和政黨的言行，更要高度關注兩國整個社會間的認知與互動。中印兩國政府政黨間的互動只是當代中印關系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非全部。一個由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文化關系多維交織的立體化進程關系體系才是保障中印關系長期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的基石。

　　二、中印關系進程議題

　　在國家間關系進程中，行為體間的互動不是無目的無意識的互動，而是始終在圍繞特定的問題進行互動，這些特定的問題即是國家間關系進程中的議題。議題的選擇和設置的合理性與否，將影響行為體間互動的意愿、強度與效果，進而對國家間關系進程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在中印關系進程中，鑒于中印兩國的歷史與現(xiàn)狀，安全問題、發(fā)展問題、地位問題無疑是其最為重要的三個議題。

　　1.安全議題。由于都曾長期遭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印兩國對安全問題都有一種特別的關注，尤其是領土安全。圍繞安全問題，中印兩國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方面存在諸多共識，[10]如都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殖、反帝、反霸運動，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都對影響自身安全的周邊事件高度關注，如中國對于朝鮮半島、印支半島局勢的關注，印度對于南亞次大陸、印度洋周邊局勢的關注，而這些安全關注也在特定階段增進了中印關系。[11]同時，由于中印兩國存在邊界劃分的分歧，[12]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基于對方的地緣政治安全困擾。印度的“中國通”蘇吉特。杜塔（Sujit Dutta ）就指出：“中國和印度跨越了喜馬拉雅山和南亞、西南亞以及東南亞共同的地緣政治空間，這造成了戰(zhàn)略和地緣政治競爭。”[13]美國學者約翰。蓋佛（John Garver ）也認為，“地緣政治沖突一直支配著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關系”。[14]由此，在中印關系進程中，中印既樂于將安全問題設置為共同關注的議題，也容易因為安全議題影響雙邊關系進程。如何增強雙方在安全問題上的共識和互信，如何化解因為邊界爭端引發(fā)的安全困擾，是中印兩國所有行為體都應思考和解答的問題。

　　在中印關系進程中，安全議題的內容和重點隨著環(huán)境的改變也在不斷發(fā)生變化。冷戰(zhàn)時期，中印關系進程中的安全內容主要指政治安全和領土安全，如中印兩國都堅決抵制別國對自己內政的干涉，堅決捍衛(wèi)自己認定的邊界。冷戰(zhàn)后，隨著國際環(huán)境的緩和，其它非傳統(tǒng)威脅的增加，安全議題的內涵有了進一步豐富，雙方不僅繼續(xù)強調政治安全和領土安全，而且開始關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能源安全、生態(tài)安全等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尤其在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印關系的迅速改善，安全議題的重點也逐步從傳統(tǒng)安全向非傳統(tǒng)安全轉移，中印兩國圍繞經濟安全、生態(tài)安全、能源安全進行了越來越密切的合作。[15]而這種合作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印關系進程的進一步發(fā)展。

　　2.發(fā)展議題。中印兩國同為發(fā)展中國家，都面臨著發(fā)展經濟的嚴峻任務，發(fā)展問題是中印關系進程無法回避的主要議題。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就曾說，“中印兩國對人類有一個共同的責任，就是要利用現(xiàn)在有利的和平國際環(huán)境來發(fā)展自己”，“中印兩國如果發(fā)展起來了，那就可以說我們對人類做出了貢獻”，“我們希望自己發(fā)達，也希望你們發(fā)達�！盵16]印度國大黨現(xiàn)任主席索尼婭。甘地也認為，“我們的歷史賦予了我們未來的使命。我們對全人類負有共同的責任。……我們兩國的經濟有很多共同點。中印關系遠非商業(yè)來往。中印關系是兩大文明的關系，而不是兩個貿易伙伴或兩個國家的一般關系。我們必須重建這一框架。……我認為我們兩國之間只有一條出路，即共存與合作�！盵17]圍繞發(fā)展議題，中印兩國走過極為相似的探索道路，都曾以前蘇聯(lián)的經濟發(fā)展模式為師，在受到挫折后又都適時改弦更張，通過改革開放，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不小的經濟發(fā)展成就。但值得注意的是，冷戰(zhàn)時期，中印兩國在發(fā)展議題方面基本上是各自為政，很少進行互動。冷戰(zhàn)后，中印兩國在發(fā)展議題上的對話與合作明顯增強，雙方不僅相互學習，而且都日益認可對方的發(fā)展不是一種威脅，而是一種機遇，兩國的發(fā)展對于亞洲和世界的發(fā)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18]為此，美國政府的智庫蘭德公司也認為，“通過遍布整個地區(qū)的跨界投資、貿易和通信聯(lián)系，中印創(chuàng)造了一個相互依賴的復雜結構，中印雙方不僅有望在全球資本主義演進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而且全球資本主義從根本上講也有賴于這兩個國家的穩(wěn)定與經濟增長�！盵19]

　　3.地位議題。中印兩國不僅同為世界人口數(shù)量龐大的國家，而且也都是歷史悠久富有獨特文明氣質的國家，從本性上都有一種強烈的大國意識和抱負。但是，在遭受西方殖民國家長期的蹂躪之后，兩國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水平都曾長期躑躅不前，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一個成了英國的殖民地，一個成了列強共管的半殖民地，民族自信心受到極大摧殘。因此，中印兩國在取得獨立后，都把重建民族自信心，恢復大國地位作為其重要的歷史使命，地位問題也就因此成了兩國對外政策和雙邊關系進程中高度重視的議題。以印度為例，1944年，印度政治領袖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就堅信，“印度以它現(xiàn)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中間地位是可能的。”[20]印度獨立后，尼赫魯甚至公開宣布：“由于歷史的和其他的許多因素，印度不可避免地要在亞洲發(fā)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是潛在的偉大民族和強大的國家。這不是我們的什么野心，這僅僅是個現(xiàn)實”。[21]美國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也認為，“冷戰(zhàn)后，‘印度正處于把自己確立為一個大國的過程之中，并把自己視為一個潛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22]同樣，中國歷屆政府和領導人也在各種講話中，強調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強國，要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盡管中印兩國都有著實現(xiàn)民族復興，重振國家雄風的意愿，但在提升各自國家國際地位的過程中，由于兩國國情的相似性以及地域的鄰近性，中印雙方又不可避免地會發(fā)生一些摩擦和沖突。例如，有中國學者就指出，“印度戰(zhàn)略地位的增強將在一定程度上相對削弱我國的戰(zhàn)略影響，特別是在第三世界的影響，相對降低我國戰(zhàn)略作用，使我國與主要大國打交道時變得更為復雜”。[23]

　　綜而觀之，在中印關系進程中，盡管安全問題、發(fā)展問題和地位問題都是其主要議題，但是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環(huán)境下，三個議題的優(yōu)先性還是有所差異。在冷戰(zhàn)時期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安全議題一直是中印關系進程的首要議題，這也就導致了中印關系既因共同的安全威脅（帝國主義的威脅）而走向親近，又因為彼此間的威脅（邊界爭端）而走向對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結果是兩國爭取大國地位的目標都難以如愿。1976年后，由于中印兩國內外政策的調整，加之國際環(huán)境和雙邊關系的改善，發(fā)展議題逐步取代安全議題成為中印關系進程中的最主要議題，發(fā)展議題優(yōu)先性的提升，不僅擴大了中印關系進程行為體互動的空間和頻率，也逐步改變了中印關系進程政府行為體一枝獨秀的局面，政黨、媒體、民眾在中印關系進程中的作用開始顯現(xiàn)，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開始成為中印關系進程中重要的內容，中印關系進程的穩(wěn)定性明顯增強。可見，進程議題優(yōu)先性的變化，對中印關系進程的方向和內容有著重大影響。為此，我們完全有必要在未來的時間里繼續(xù)關注一旦地位議題成為進程首要議題之后，中印關系進程又將作何變化，而這種變化對兩國、地區(qū)和世界又將意味著什么。

　　三、中印關系進程變遷與啟示

　　從動態(tài)意義上分析，中印關系進程又是一個不斷變遷的系統(tǒng)，呈現(xiàn)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

　�。ㄒ唬┻M程變遷

　　自1949年以來，中印關系進程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49-1959年的友好階段。在此階段，中印雙方的行為體（無論是政府、政黨還是媒體與民眾）在相互認知和交往過程中基本上都持一種積極正面的態(tài)度，盡管國際環(huán)境仍然比較惡劣，雙方也在邊界、西藏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但中印雙方依然保持了一種友好往來的狀態(tài)。當然，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當時的中印關系是較為脆弱的，主要依賴于雙方高層的政治聯(lián)系。第二個階段，1959-1976年的敵對階段。在此階段，兩國領導人間的信任感迅速消失，高層政治對話減少，國際環(huán)境也愈發(fā)嚴峻，使得中印關系進程陷入低谷，中印雙方不僅在邊境劍拔弩張，而且還在地區(qū)和國際場合發(fā)出不和諧甚至對立的聲音。第三個階段，1976年后的正�；�階段。文化大革命后，中國迅速調整了內外政策，發(fā)展問題不僅成為中國對內政策的首要議題，也成為審視和推動中印關系的重要議題。[24]冷戰(zhàn)結束后，印度也在內外壓力的推動下進行了政策調整，其中也包括對華政策的調整，不再將邊界問題作為維系中印關系進程的前提和基礎，也開始將發(fā)展問題作為自身優(yōu)先考慮的議題。由此，中印雙方不僅得以打破長期以來困擾雙方的安全僵局，而且還能在發(fā)展議題的指引下開展廣泛的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中印關系漸趨正常化，中印關系進程也趨于成熟和穩(wěn)定。

　�。ǘ�）進程啟示

　　通過對中印關系進程結構、議題與變遷靜態(tài)和動態(tài)的分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在中印關系進程中，仍有許多值得中印雙方深思和加強的方面：

　　1.在重視和發(fā)揮政府領導人和執(zhí)政黨在中印關系進程中突出作用的同時，要逐步實現(xiàn)關系進程中決策和交往過程的制度化，避免和減少因決策層個體認知偏見或失誤對中印關系進程造成的負面影響。因為，在過去的中印關系進程中，兩國政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兩國決策者的認知與情緒直接建構了具有不同內容特征的中印關系，如強調共同命運和使命的觀念建構了友好的中印關系，強調個體安全和利益的觀念建構了敵對的中印關系，強調共同發(fā)展的觀念建構了正常的中印關系。

　　2.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增進中印兩國民間的交往機會，擴大和深化中印關系進程的社會基礎。長期以來，中印兩國其它行為體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fā)揮。民眾間的直接對話很少，媒體間面對面的對話與溝通也不多，雙邊關系更多時候都近乎等同于單純的政治關系。這種狀況，無疑對于中印關系進程的穩(wěn)定發(fā)展是不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王逸舟研究員對此就表示，“在當代條件下，經貿關系不發(fā)展，尤其民間的經貿往來不發(fā)達，國家之間或政治實體之間的政治關系和安全關系是不穩(wěn)固的、可逆轉的”，“中印關系所以起伏很大，也有類似的原因�！盵25]印度前外長賈什萬特。辛哈2003年在第五屆亞洲安全研討上也說，“提升亞洲安全的關鍵在于我們共同建立相互之間的經濟依存度�！盵26]2004年4月6日，印度和平與沖突研究所所長班納吉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演講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和印度將來的合作中，最優(yōu)先考慮的應當是中印兩國人民或機構間有更多的互動交流。盡管中印兩國在歷史上沒有出現(xiàn)過重大沖突，但是中印兩國人民之間一直缺乏深刻的互動交流。”[27]2007年，中國研究人員開展的一項面向中國大學生的調查有力地證實了班納吉的觀點。[28]

　　3.由國際環(huán)境的被動適應者轉變?yōu)閲�際環(huán)境的積極建構者。長期以來，中印關系進程的方向和內容，除受到兩國政府和執(zhí)政黨的相互認知制約外，還受到國際環(huán)境及其它大國間關系的影響，中印兩國也因此未能真正從符合和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角度去建構中印關系進程，中印兩國許多時候都不自覺地成了它國進行國際政治博弈的棋子，而非獨立自主的棋手。為此，要促進中印關系進程未來的健康穩(wěn)定發(fā)展，就有必要攜手從國際環(huán)境的角度去重塑中印兩國與國際環(huán)境的關系。具體講，就是要在現(xiàn)有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內，主動性地戰(zhàn)略性地去重構與中印關系進程密切相關的國家間關系，如中印巴、中印美、中印俄、中印日等國家間關系。[29]

　　四、結論

　　從歷史角度分析，中印關系進程是中印雙方行為體互動的結果，是一個仍在持續(xù)演變的動態(tài)過程。中印關系進程正從單一脆弱的政治關系體系向復合堅實的立體化關系體系轉變。從理論層面分析，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三大流派——現(xiàn)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都只能對中印關系進程的某個方面做出解讀，而不能揭示和主導中印關系進程的全貌。

　　中印關系進程的美好未來，需要充分發(fā)揮兩國各類行為體的作用，尤其要注重和發(fā)掘非官方行為體的作用；
需要通過擴大深化兩國間的經濟文化聯(lián)系，以鞏固彼此間長久和平交往的社會基礎；
需要不斷就國際環(huán)境的變化及時交換看法，在各種國際場合加強協(xié)商溝通；
需要圍繞發(fā)展這個核心議題，積極化解安全困境；
需要用合作共贏的方式協(xié)同提高國際地位，避免零和博弈。（本文發(fā)表于《南亞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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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66-68頁。

　　　　[2]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5頁。

　　　　[3]9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政黨制度已逐漸發(fā)展成為二黨并存的局面。1996年第11屆大選，印度人民黨獲20%的選票和161個席位，第一次超過國大黨而成為議會中第一大黨，以最大黨的資格組閣。參見陳峰君，“論印度現(xiàn)代化的轉型”，《戰(zhàn)略與管理》2000年第4期。

　　　　[4]如“從冷戰(zhàn)時期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急切希望中印兩國對立爭雄，兩敗俱傷，印度許多知識精英都變成這一意愿的俘虜�！鞭D引自譚中：“China加India 等于Chindia ”，載《國際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1頁。

　　　　[5]如印度民眾長期以來認為，是“中國非法占領阿克賽欽、西藏的部分領地并不斷向印度索取阿魯納恰爾邦”。參見Sudhir Chadda ，China India waror friendship ？Arunachal and Aksai Chin major issues ？India cannot forgetTibet [EB/OL].http://www.indiadaily.com/editorial/15246.asp ，2007-1-21.

　　　　[6]Jairam Ramesh ，“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and India ”，New Delhi，2005.

　　　　[7]如印度已經越來越把中國視為一個模仿和趕超的樣板，特別是在消除貧困、發(fā)展城市和吸引外資方面。參見Derek J.Mitchell and Chietigj Bajpaee，\"China and India\"，in C.Fred Bergsten，eds.the china balance sheetin 2007and beyond，（Washington：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Studies and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pril2007.），p151-170.

　　　　[8]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xiàn)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修訂第3版，第550頁。

　　　　[9]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No.4，Autumn 1978，P.881-912.

　　　　[10]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我們所有東方人，在歷史上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盡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眳⒁娭泄仓醒胛墨I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61頁。

　　　　[11]20世紀50年代中前期，“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總體目標是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國家，打破美國的經濟禁運和軍事包圍，中國政府盡力避免同印度的邊界糾紛以便集中量力應對‘東線’的朝鮮戰(zhàn)爭和臺海地區(qū)的緊張局勢，中印友好關系構成了中國反美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尼赫魯政府則視美巴聯(lián)盟為印度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發(fā)展并強化印蘇、中印關系就是為了應對這一威脅�！眳⒁奨ue-cheng Liu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 ，（Lanham，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1994），p.6.

　　　　[12]在邊界問題上，中印兩國的利益認知存在著差異，“基于國家認同方面的考量，印度需要建立起歷史性邊界的觀念（即印度的邊界主張是歷史的），而中國則是出于國家安全考慮，尋求的則是戰(zhàn)略邊界�！眳⒁奡teven A.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p.xii.

　　　　[13]Sujit Dutta，\"China ‘s Emerging Power and Military Role：Implicationsfor South Asia\"，in Janathan D.Pollack and Richard H.Yang ，eds.In China’s Shadow：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Military Development，Santa Monica ，1998，p.94.

　　　　[14]JohnW.Garver，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Twentieth Century ，p.5，pp.110-111.

　　　　[15]如“中國國家石油公司與印度石油與天然氣公司以5.73億美元的聯(lián)合投標獲得了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在敘利亞阿里-弗拉特（al-Furat）油氣田37%的份額”，參見Indrajit Basu “India ，China Pin Down $573mSyria Deal，”Asia Times，December 25，2005.

　　　　[16]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81頁。

　　　　[17]索尼婭。甘地：《印度和中國——文明的和諧》，《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18]“印度和中國在建設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未來過程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參見Leading China Analyst Sujit Dutta provided very useful analysis andargument on Indo-China Relations in his article on India-China Relationsin India-Russia Future Strategic Trends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ds.V.D.Chopra ，pp 151-155.

　　　　[19]Reports from China Desk，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Delhi ，India.Rand Research Brief ，A New US strategy for a changingAsia，at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RB.

　　　　[20]「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著：《印度的發(fā)現(xiàn)》，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頁。

　　　　[21]孫士海、葛維鈞著：《印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頁。

　　　　[22]「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頁。

　　　　[23]馬加力著：《關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4頁。

　　　　[24]如2006年11月中印《聯(lián)合宣言》中，雙方就一致認為，中印全面經濟和貿易關系是兩國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的核心組成部分。參見陳宗海：“冷戰(zhàn)后中印關系的特點與態(tài)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2期。

　　　　[25]王逸舟著：《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頁。

　　　　[26]Inaugural Address By Mr Yashwant Sinha ‘s External Affairs，at The Fifth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For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New Delhi ，2003年2月4日。

　　　　[27]吳冰，馬得汶：“新世紀推動中印雙邊關系發(fā)展的若干構想”，《社科縱橫》2008年第6期，第55頁。

　　　　[28]參見李俊勇，劉思偉：“中印關系：認知與理解——解讀中國高校學生中的印度”，《南亞研究》2008年第1期。

　　　　[29]目前，已經出現(xiàn)了一些體現(xiàn)這種思路的苗頭，如中印巴三角關系內容的調整，中印美、中印俄三角關系的相對協(xié)調并進。具體情況可參閱以下幾篇文章：“溫家寶總理會見印度總理瓦杰帕伊時的談話”，新華網北京2003年6月23日。Adam Wolfe，Yevgeny Bendersky，and Federico Bordonaro ，“New Delhi‘s New Diplomacy ，”Asia Times，July 21，2005.「印度」斯瓦蘭。辛格：“中印關系中的美國因素”，《美國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3-119頁。

　　來源：《南亞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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