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基督教對中國民主發(fā)展的影響
發(fā)布時間:2020-06-19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近年來，在進行中國民主研究的過程中，我從中國文化和社會多樣性的角度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fā)展進行了研究，[2]并在去年在這個研究的基礎上寫了一篇專門關于基督教和中國政治發(fā)展的文章。[3]這些研究里面都談了一些基督教在中國發(fā)展的狀況，并進行了一個實證研究，探討了在文化和社會多樣性的發(fā)展過程中基督教和中國政治發(fā)展的關系，其中也談到了中國基督教的發(fā)展可能會對民主產生的影響，但是對這個問題沒有多加展開。之后，有許多人詢問這個問題，國內外的有關學者也對此很感興趣。因此，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加以深一步的研究。在這篇文章中，我想主要從理論的角度來探討一下中國基督教的發(fā)展對中國民主發(fā)展的影響。
一、 概念框架
基督教是一個對世界的發(fā)展有重大影響的宗教，是西方文化對世界做出的一個重大的貢獻。在世界當前的全球化過程當中，基督教也在文化的全球化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除了西方世界以外的地方也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因此，對于基督教和民主關系的研究，西方的學者不僅對于出現在西方的現象有著相當多的研究，而且也對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對民主發(fā)展的影響有很多的研究。有礙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中國的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基本是個空白。有些中國學者關注基督教發(fā)展的現狀，但是對民主理論不清楚；
有些學者關注民主的理論，但是不了解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在中國發(fā)展的情況。因此，我在這里先將國外的一些知名學者對于基督教和民主理論關系的看法做一個簡單的梳理，然后再去談論中國的情況。
對于基督教和民主關系的研究來講，我們在這里所談論的西方學者所說的“基督教”包括了所有基督教三個主要的派別，即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他們對這三個主要派別對民主的發(fā)展所起到的作用有詳細的論述。對于中國的基督教來講，目前影響最大的是新教，其次是天主教，新教所占中國基督教的人口大概在五分之四左右，了解新教對于世界民主發(fā)展所起的作用，對于理解中國的情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的概述以研究基督教新教的作用為主。
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新教的人口，在全世界的變化如下：在1900年的時候，全世界的新教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66%, 而到2000年的時候，新教人口達到了16.5％，一百年內增長了10倍。[4]這樣的發(fā)展就為基督教新教對世界民主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其實，從歷史的發(fā)展來看，從對世界民主發(fā)展的影響而言，新教的作用非常之大。
有的學者認為基督教新教的發(fā)展推動了宗教多元主義的發(fā)展，并使得國家與社會開始分離，而且在西方首先出現了“雙容忍”（twin toleration）[5]的態(tài)度，也就是基督教對于國家采取容忍態(tài)度，不去干預世俗政治，而國家對宗教也采取容忍態(tài)度，允許宗教自由，不干預宗教傳教事務。這種雙容忍的態(tài)度對于新教和民主的關系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既體現了政教分離，也體現了傳教自由，而政教分離是基督教可以推動西方國家民主發(fā)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Robert Woodberry和Timothy Shah看來，西方民主的理論與實踐與基督教新教的發(fā)展有非常重要的關系，其中由于新教是采用教會自己管理自己，以單個教會的方式獨立進行傳教，從而改變了天主教的集權體制，這樣就使得每一個單個的新教的教會都要有能力獨立發(fā)展，從而以此為基礎事實上推動了公民社會的出現和獨立的結社生活。[6]
他們指出，新教在推動傳教的同時，進行大范圍的大眾教育（mass education），包括識字、音樂、娛樂，并同時印發(fā)了大量的圣經，這些文字的圣經對于推動大眾的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guī)恿斯部臻g（Public Sphere）的出現。
他們也認可馬克思·韋伯的看法，認為新教的倫理精神對于經濟發(fā)展有當然的重要影響，資本主義和新教精神是共生關系。同時，基督教所推行的倫理和道德精神對于減少政府的腐敗是有作用的。
歷史上的馬丁·路德就曾經拒絕過國王的命令，而堅持良心是來自于上帝的，而這個觀點對于推動宗教自由有很大的作用。他們指出，基督教的發(fā)展推動了宗教多元主義（pluralism）的發(fā)展，而宗教多元主義和民主的發(fā)展有直接的關系。新教多元主義的發(fā)展結束了天主教的霸權，從而使得國家走向自治，黑格爾曾經對此也有同樣的看法。
他們還認為加爾文主義的“社會盟約”（Societal Covenant）直接導致了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出現。這個社會盟約在許多基督教的學者看來，實際上就是對圣約的解釋。他們還指出由于基督教的原罪論，認為人本性為惡，因此導致了對于政府的制衡原則的出現。
他們還認為新教的教會組織建立了廣泛的地區(qū)性的社會組織，使得教徒學會了管理、領導、吸收資源的本領，從而推動了現代非政府組織和社會運動的出現。新教也推動和產生了自愿者組織。這個運動在近代歷史中許多國家都出現過，在亞洲、非洲都有大量的現象可以證明，其中包括早年的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過程中也出現過這樣的現象。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廣泛的全球化自愿者組織的發(fā)展和基督教的關系非常密切。
他們還認為，新教的發(fā)展對于弱勢群體有很大的幫助，例如，婦女解放、奴隸解放和黑人解放，無論是在南非、印度等，都和新教的發(fā)展有關，由原罪觀點出發(fā)，新教也提倡保護少數人的權益，對拒絕多數派的迫害產生了影響。
著名的文化社會學家Peter Berger對于新教和民主發(fā)展的理論的看法也有過很重要的陳述，他認為新教的發(fā)展特點在于強調個人良心，強調所有信仰的平等，推動識字和教育的發(fā)展，這些是推動社會自治組織出現的重要原因，而社會自治組織就是公民社會和政治民主的基礎。[7]
Hillel Fradkin指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民主發(fā)展和新教的關系極為密切。他說，當年，托克維爾在美國進行調查的時候也得出結論，民主和宗教是朋友，在民主的長期發(fā)展的作用中，宗教有決定性的因素，宗教是維持民主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維持繁榮的必要條件。因此，他認為宗教與民主是不可分離的。[8]
通過以上這些西方學者對于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和民主關系的論述，大致可以看到，在世界近代史的發(fā)展過程當中，在全球化和世界民主化的發(fā)展潮流當中，新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政治體制而言，新教要求政教分離，從而使得國家從宗教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可以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治體制，而使得政治擺脫了宗教的控制，這樣的神權和政權的分離，對于推動政權的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新教在推動公民社會的發(fā)展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新教所提倡的自愿精神和獨立精神，所面對的推動傳教必須要克服各種阻力和壓力而產生的宗教精神以及新教所推動的大眾教育都帶動了新教群體的領導力的提高，并導致新教的每一個教會都成為獨立的公民社會組織，這對于推動全球公民社會的發(fā)展、自愿者組織的發(fā)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基督教的觀念包括原罪觀念、平等觀念、以及新教的倫理道德精神，在推動世界經濟發(fā)展和政治變革當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對包括民主政治中非常重要的觀念——例如制衡觀念的產生有很大的作用。第四，新教直接推動了社會運動的發(fā)展，包括非暴力運動，也幫助了世界范圍內弱勢群體的自由和解放。所以，從這些來看，毫無疑問，在世界近代史當中，新教和民主的發(fā)展之間是有著一種非常緊密的正相關關系。
除了新教的作用之外，東正教和天主教都不如新教那樣對民主在世界歷史上產生過如此重要的作用，甚至于還起過相反的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近年來，天主教和東正教也逐漸轉變了態(tài)度，對于民主和自由的發(fā)展起了推動作用。由于天主教采用了集權制的管理方式，因此，一旦當羅馬教皇決定推動世界民主發(fā)展的時候，在他們所影響的地方，民主的發(fā)展也就同時產生。例如東歐和南美，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天主教所起的作用就非常大。所以，從總體而言，世界的基督教和民主的發(fā)展有著正面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當前影響世界民主發(fā)展的一個主要的文化的力量。
當然，這些學者也都同時指出，基督教對于民主的影響主要不是直接的推動，而是起到了一個機制（mechanism）和中間(mediating)的作用（Shah和Berger）。民主的出現畢竟是一個世俗的事務，是廣大的群眾表達自己的意見，動員自己的力量，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出現的政治結果，基督教所起到的影響主要是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這個間接的影響是通過社會組織的發(fā)展和觀念的傳播而產生的，而不是由基督教直接的參與到政治和民主的發(fā)展當中，基督教畢竟奉行政教分離的原則。
二、基督教對于中國民主的間接影響
Peter Berger曾經指出，在世界文化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宗教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在全球化的四種文化傳播方式中，宗教起到的是一個大眾文化運動的作用，尤其是新教的福音派是目前推動這種大眾基督教文化運動在全球發(fā)展的重要力量。[9]從中國的主要實際情況來看，基督教在中國的出現，其本質是一種文化現象，是這種全球化大眾文化運動直接產生的結果，它帶動了中國社會文化多樣性的發(fā)展。[10]基督教在中國的發(fā)展不是一個政治現象，而是一個文化現象。但是這種全球化的大眾文化運動卻對中國產生了非常重要和深遠的影響。我稱之為這是中國歷史的“千年之變”，就是這個原因。[11]這種文化之變一定會產生政治上的影響。因此，基督教對于中國民主發(fā)展就和基督教對于世界其它地方的民主發(fā)展一樣，也會產生影響，但是這種影響主要起的是間接的作用。當然，由于中國目前的特殊情況，基督教在某些情況下，對民主的影響可能是直接的。我們先談一下這些間接影響是怎么發(fā)生的。
首先，我們來看作為信仰的宗教，基督教在中國民主發(fā)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1、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在改革開放30年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觀念和信仰的作用。它作為一種新的文化和信仰觀念在中國出現，剛開始在農村比較流行，現在已經開始大規(guī)模進入城市。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已經到處可以看見基督徒的身影，許多年輕的學者、學生也加入了基督教組織，他們之所以加入的原因，在某種意義上，是認為這是一種新的觀念，而且是一種現代化的西方觀念，是中國現代化發(fā)展必須要吸收的東西。這種看法非常符合Peter Berger所講的文化全球化發(fā)展的特點。其實，對這種觀點的看法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不斷出現。當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和傳統(tǒng)的宗教觀念在西方觀念的沖擊下無法適應的時候，中國近代歷史上就有許多人開始尋找新的思想來源，或者試圖“復興”中國文化，或者試圖整合中國文化，或者試圖給中國文化找到一個新的出路。因此許多人在近代歷史上搬來了各種各樣的思想和觀念，包括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實證主義等，也曾經向納粹德國、日本學習過“先進”文化。這些在某種意義上講，都是一個文化運動，它們試圖在中國殘破的文化思想之外，找到一個新的觀念，可以恢復中國的文化，或者以新文化取代舊文化，或者以新文化補充舊文化。當然，這種文化變化的現象，背后有著深刻的政治含義。就像中國的共產主義要試圖修復、取代傳統(tǒng)文化一樣，基督教文化現在也在許多人的眼中和當時的共產主義一樣試圖扮演著修復和取代傳統(tǒng)文化和道德的作用。[12]對于現在加入基督教的許多人來說（當然主要是基督教知識分子），在所有的現代西方思想都試過之后，在經歷過共產主義的幾十年實踐以后，也許是基督教才能夠給中國真正帶來現代化的文化、觀念、信仰和道德，這才是中國所真正需要的。當然許多基督徒是個人的精神體驗，但是從總體上這構成了一個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精神探索。事實上，基督教在中國的現實生活當中，也在扮演著一種這樣的作用。基督教在反對腐敗，提倡廉潔自律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這種道德精神相對于現代中國所到處充斥的追求金錢、追求物欲、無道德、無理想的現象來講，是一個清流的思想�；浇淘噲D在這個時代的物欲橫流當中，樹立一種新的道德觀念和新的精神來源。[13]
2、從中國現在基督教的發(fā)展情況來看，實際上中國的基督徒也在尋求“雙容忍”的態(tài)度。一方面，他們表示要服從政府，聽從政府的安排，但同時，又強烈的要求宗教自由，進行自由的信仰崇拜和傳教活動。因此基督教并不希望干預政治，同時也希望國家（政府）對基督教采取容忍的態(tài)度。在實際的行為上，基督教積極在大眾中推動宗教的運動，注重于精神和道德的發(fā)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此一方面他們不希望政府對他們的宗教活動進行干預和迫害，另一方面他們也并不因為政府的這種迫害而停止他們的宗教和文化道德重建的活動。這種宗教自由的精神在中國當前的思想自由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4]
3、從家庭教會的各種出版物來看，他們在提倡一種宗教復興的觀念，這實際上可以解釋為是，他們認為基督教在中國經歷了幾百年的艱苦的傳教歷程之后，現在正在突破各種阻礙，歷史性地進行宗教“復興”運動，而且，這種宗教復興運動又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救世主義態(tài)度。因此，中國基督教在中國目前總體文化變化的態(tài)勢上一方面體現了一種強勢的文化發(fā)展精神，但是仍然和歷史上一樣，另一方面基督教決不接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些內容，尤其是一些體現文化核心價值的儀式，包括崇拜偶像和祖宗崇拜等。[15]
大眾文化運動的核心是文化思想和觀念的影響。從在中國的發(fā)展情況來看，基督教正在推動了一個大眾觀念的變化，帶來了一系列文化的變遷。而且基督教目前的信仰者有繼續(xù)增加的趨勢，已經變成了一個大眾基督教文化運動，這些一定會帶來對政治的影響。
其次，作為社會組織來看中國基督教對民主的影響。
1、由于中國基督教大部分是用家庭教會的方式在進行傳教，主要以新教為主，而新教所提倡的以獨立教會的方式進行傳教的活動也同時在中國的家庭教會中出現，他們自己組織、訓練公民，培養(yǎng)公民的組織、領導、演講能力，并在現實中培訓了大量的農民工，[16]并由他們帶回各地進行傳教，從而形成了中國家庭教會自己的傳教網絡。這種網絡化的社會組織結構，已經遍布中國各地。毫無疑問，這推動了中國公民社會的發(fā)展，并帶給了公民社會一些經過培訓的義工或者領導人員。[17]
2、基督教在中國也在提倡志愿者精神，并推動了志愿者的活動。例如，有關方面統(tǒng)計，僅在汶川大地震中，基督教（以家庭教會為主）自愿去的救援人員達到63萬（全社會100萬），并捐款115億（整個中國社會的捐款一共1000億）。[18]基督教家庭教會在這個活動中成了一個組織完好而且效率很高的志愿者組織，這種志愿者和志愿者組織的出現也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作用。
3、在中國推動了教育、識字、娛樂等大眾教育的活動。基督教在世界歷史上，曾經對于大規(guī)模群眾教育的推動起了重要作用，中國政府雖然也大力推動大眾教育，但在很多偏遠地區(qū)和經濟困難的地區(qū)，大眾教育遇到了困難。中國的基督教在推動農村偏遠和貧窮地區(qū)的教育、識字和包括唱歌在內的基本娛樂方面起到了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對于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幫助。
在提供公共服務的方面，包括基本的醫(yī)療、群眾互助等方面，基督教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起到了提供公共服務的作用，而這些本來是應該由地方政府提供的，但是地方政府卻并沒有做，而由基督教在進行。
從以上諸方面來看，在社會組織方面，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中國建立了一種新型的社會組織，它同政府和政府所推動的自上而下管理的社會組織不一樣，他們以單個組織的形式建立了獨力的、有能力的社會組織，并在此之上，建立了一個廣泛的社會網絡。毫無疑問，上述的這些現象，雖然并沒有直接推動民主的發(fā)展，但對于建立公民社會、培訓公民能力、建立社會網絡、提倡自愿精神等方面，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對于民主發(fā)展起到了支撐的作用。
三、基督教對民主發(fā)展的直接影響
其實，從世界各國的發(fā)展來看，并沒有一個直接的由基督教發(fā)起的運動來推動民主的發(fā)展，在世界民主的發(fā)展過程當中，基督教所起的作用主要是間接的，它對民主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一些中介而起到的，這樣的一個現象在中國基督教和民主發(fā)展的影響當中，應該是主要的方式。但是由于中國的一些特殊的情況，中國的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也以直接的方式在影響民主的發(fā)展，這些方式就是他們直接參加了中國的維護公民基本權益的維權活動，并且成了維權活動當中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中國的這種特殊的情況，和世界其它國家有所不同，中國的基督教對于中國民主的發(fā)展因此開始有了一些直接的影響。
1、被動的維權。從中國當前基督教發(fā)展的基本情況來看，基督徒恪守了他們的原則，服從政府，他們并不直接介入政治的各種活動，也不想取代政府，基督徒所要求的是要有傳教和信教的自由。作為一個基督徒來講，首先，他要有一個信仰的自由，他可以在他所認為必要的時間和地點進行宗教活動；
此外，作為一個基督徒，他還有進行傳教的自由，也就是要把他們認為的這個信仰帶給別人，在觀念上實現這個“上帝的王國”。這是他們所要的一個基本權利。當然，從現在世俗的角度來看，這也就是憲法所規(guī)定的最基本的人權之一：宗教信仰的自由權利。但是恰恰這樣的基本權利，對于中國的基督徒來講很難實現，原因在于中國基督教的管理是由國家進行的直接管理。中國政府出于控制意識形態(tài)（文化）、控制社會組織發(fā)展的需要，嚴格控制宗教的活動。政府規(guī)定除了在它所指定的宗教場所和指定的神職人員之外，不得在其它的地方進行宗教活動，這就和基督徒的核心價值發(fā)生了根本的沖突。政府對于不按照政府所規(guī)定的辦法進行傳教和信教活動的這些人，實行了傳統(tǒng)的專政的辦法，也就是把他們抓起來，禁止他們進行活動，并且取締未被政府認可的教會組織。[19]這樣就將原本不想和政府發(fā)生沖突關系的基督徒，推上了對政府不滿意的道路。按照中國基督教人員的普遍解釋，他們認為政府這樣打壓他們是政府誤解了他們，而他們的本意是為政府進行祈禱的，是要幫助政府的。盡管政府這樣對待他們，但是他們的信仰不會改變，活動也將繼續(xù)，而且也要繼續(xù)服從政府。[20]但是無論他們的想法是什么，無論他們如何解釋他們不想介入政治，他們實際上被動地加入了目前中國各地出現的各類各樣的維權活動當中，成了維權活動當中的一個特殊的社會力量。這種維權活動在全國各地也導致了許許多多和政府之間的沖突。在宗教自由問題上的這種基督教家庭教會和政府之間的沖突，全國各地都可以看到。但是，經過30年的發(fā)展，中國的基督教在政府的打壓之下，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而發(fā)展和壯大起來。這樣的結果和中國歷史上政府對于基督教的打擊所得到的結果正好相反，打壓反而使得基督教得到了歷史性的發(fā)展。同樣，這樣的打壓也使得基督教家庭教會在中國各地出現的維權活動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給維權運動帶來了精神和道德力量�；浇痰木S權給中國的維權運動帶來了道德和精神力量，這和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發(fā)展的情況基本相同。基督教的這個大眾文化運動帶給了社會一種新的道德和精神，并且加速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從中國的維權活動來看，幾乎所有的維權都是圍繞著具體利益而發(fā)生的，例如土地、房產、各種苛捐雜稅等，都是一種具體的物質利益。維權者是由于這些具體的物質利益受到了損害而參加維權的，他們要求在維權的過程當中這些具體的、受損的利益能夠得到補償。但是，在中國唯有基督教的維權，沒有這種具體物質利益的需求，他們要求的是信教和傳教的自由，也即是信仰和精神的自由。這樣，基督教的維權給中國的維權運動帶來了一種清新的感覺，也就是他們不要求具體的物質利益，而是一種精神和道德的需求，是一種信仰的需求。這樣的一種現象，給基督徒的維權運動實際上帶來了一種可以前赴后繼的精神力量，不受引誘，也不被利用，也不怕打壓，他們要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自由。我在《基督教和中國政治發(fā)展》的文章中講過，世界各國的非暴力運動如果要想取得成功必須要有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支持，而在中國的維權運動當中，這種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并沒有來自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國的儒教、傳統(tǒng)宗教在維權中幾乎看不到身影，他們仍然是統(tǒng)治者所控制的精神和文化力量。只有基督教的思想在維權中展現了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作用。這種精神力量的介入，很有可能成為支持中國維權運動能夠持續(xù)發(fā)展的道德和精神力量。
3、積極參與。由于目前有許多的城市知識分子加入了基督教，因此以城市為主體的基督教組織在維權方面有了更強烈一些的要求。他們認為，一方面我們需要堅持服從政府的基督教的原則，但是又要積極地參與到中國的各項政治改革當中，尤其是要在推動政府廉潔、自律、治理和社會公正等公共事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他們認為作為基督教的組織，不應該介入上述的活動，但是作為基督徒個人，應該要體現上帝所帶給社會的各種公正、自由和平等的原則，積極介入到政府和政治的改革中，要有公共關懷。所以，最近一段時間，由這些城市基督徒所表達出來的積極參與的觀念，在城市中逐漸流行，很有可能這樣的一種精神會成為基督教影響中國民主發(fā)展的重要力量。[21]
4、救世主義。前面講過，救世主義和文化運動是一種間接的影響民主發(fā)展的力量，但是在中國的現實當中，他們雖然在扮演著間接影響的作用，可是又起到了直接影響的作用。例如在家庭教會的維權過程當中，表現有非常強烈的復興中國基督教的救世主義精神，這種精神要求基督徒要克服一切人間的困難，將中國帶入“上帝的天國”。例如在中國家庭教會特有的《迦南詩歌》當中，感情強烈、而且旋律也非常深沉的進行曲形式的歌曲到處都是，表現了一種強烈的積極的救世主義的精神。這種強烈的救世主義可以理解為當基督徒面臨到迫害的時候要勇敢地挺身而出，而且要用基督教的思想復興和拯救中國，為此要不怕犧牲、不怕迫害。這樣的一種態(tài)度就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所謂的積極就是要用一種進取的救世的精神，主動地將中國從他們認為是一種處在不合理的精神狀態(tài)和信仰狀態(tài)之下轉入“上帝之光”的籠罩之下，這毫無疑問讓人看到的是一種積極的介入精神。這種積極的態(tài)度，也會產生一種入世的結果，不然，如何實現基督教在中國的復興，如何又要擔負著世界基督教復興的根本責任呢？[22]
5、對三自教會的影響。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的發(fā)展，在許多地區(qū)由于力量的壯大得到了政府的默認，[23]即地方政府不再對一些家庭教會進行迫害，而是承認他們?yōu)樽诮袒顒拥膱鏊麄兛梢栽谧约旱膱鏊M行活動。重要的是，除此之外，政府還對他們的活動不理不睬。這些教會組織在事實上得到了自由。他們因此可以在國內進行自由的傳教活動，建立社會網絡。這樣的情況影響了政府管理的三自教會組織，使得一些三自教會的基督徒也想要得到這樣的“自由”，因此他們要從政府的控制下擺脫出來，得到“宗教自由”。今年在浙江溫州樂清白象鎮(zhèn)第二教堂出現的選舉事件就是這樣的例子。實際上這樣的情況已經在不少地區(qū)出現，由此可能形成為一個潮流，影響到政府的宗教控制的管理政策。[24]
所以，從以上的描述來看，基督教對于中國的政治，雖然從主體上講，是一種消極地、不介入的態(tài)度，對于民主的發(fā)展也是一種間接的影響，但是恰恰在中國目前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也就是在政府限制宗教自由的情況之下，而引起了一種反對、不滿的態(tài)度的出現。這樣的態(tài)度和要求就使得基督教對于中國的政治無形之中形成了一定程度介入的態(tài)勢。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說中國的基督教對于中國的民主發(fā)展有直接影響也不為過，這是一種現實。至于中國政府逐漸轉變他們對基督教的宗教政策以后，這樣的態(tài)度會有什么樣的變化，目前還言之過早。但是，從現實來看，直接影響應該是存在的。
四、小結：基督教與中國民主的關系
對于基督教和中國民主的關系，必須要從國家與社會的視角來加以了解。從總體上看，中國基督教的發(fā)展已經使得中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強大的、有組織的、可以獨立行為的社會組織；
基督教的傳教活動也使得中國出現了前邊所講的一個和全球化文化接軌的大眾文化宗教運動。基督教的社會組織結構、人員構成、教育程度、社會資本等方面在三十年的發(fā)展之后已經有了極為重大的變化，而且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種新的精神力量的來源，這些方面對于推動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推動中國的自由民權運動來講都是重要的支持。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基督教不僅在文化全球化的發(fā)展中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而且也在中國民主發(fā)展之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當然，中國民主化的發(fā)展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文化全球化發(fā)展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從中國的現實來看，不管基督教本身愿意還是不愿意，被動的還是主動的，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實際上基督教在扮演著一個使社會逐漸強大，并且開始組織化起來的一個重要角色。在這個角色作用的推動之下，中國的社會與國家的關系有可能發(fā)生重大的變化。目前，中國民主的發(fā)展是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展開之中而加以出現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社會強大就會要求國家對于社會做出重大的讓步，從而推動政治的變革。這種政治的變革既要包括意識形態(tài)上的變化，也要包括社會組織結構上的變化，所有的這些變化都是要由社會的發(fā)展來加以推動，指望國家自身放棄自己的權力或者改革自己的政治結構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視角上來看，中國的基督教在扮演著比他們自身所能認識到的大得多的作用。
從世界民主運動發(fā)展的歷史來看，有些國家的政治變革是通過宗教的發(fā)展而出現的，也就是說某一種宗教的出現和發(fā)展伴隨著國家政治變革的出現和發(fā)展，這是一種同步的發(fā)展，例如韓國和菲律賓的政治變化都和基督教的發(fā)展有密切的關系。其實，所謂的宗教變革和發(fā)展，影響了一個國家的歷史進程的事件在世界歷史上有許多，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例如早期佛教的發(fā)展就曾經對中國的歷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5]其實，對于這樣的歷史變化用文化來解釋可能更為容易一些。文化的變化對政治的發(fā)展有著深刻的影響。而目前文化全球化的發(fā)展所產生的政治變化在世界各地是到處可以看到的。價值觀的改變、信仰的改變在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上也同樣是經常發(fā)生的事情。所以，對于當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fā)展的影響不可小視，這個大眾文化運動很有可能就是中國政治發(fā)展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無論是從歷史上看，還是從現實上看，宗教與政治都是不可分割的，因為它影響人們的信仰、價值觀，它是一個深層次的文化變化。因此不管宗教本身的態(tài)度是怎樣的，宗教的發(fā)展都要對政治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同樣，民主和基督教也不可分離，民主的發(fā)展和基督教的影響是沒有辦法分開的，這在世界的歷史發(fā)展中已經得到了證明，中國的歷史也可能在重復著這種現象。
[1]本文為2009年7月18日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東亞研究所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舉行的“當代中國政治治理—中國社會的多元化和中國共產黨”會議提供的論文。
[2]這個研究于2008年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題目為《大變革的前奏》；
世界與中國研究所在9月刊出了這個研究報告，題目為《中國民主的前沿探索》。
[3]基督教和中國政治發(fā)展，見《背景與分析·特刊》第19期，2008年7月24日，后刊于《解讀中國民主》，世界與中國研究所，2009.5.
[4]Robert Woodberry & Timothy Shah, “The Pioneering Protestants”, 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P. 119.
[5]Alfred Stepan, “Relidion, Democracy, and the ‘Twin Toleration’”, 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9.
[6]這些論述和下邊的論述主要引用自Robert Woodberry和Timothy Shah合寫的文章“The Pioneering Protestants, ”見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g 4-9，P. 117－131.以及Timothy Shah的文章“The Bible and Ballot Box: Evangelicals and Democracy in the Global South”,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mmer and Fall 2004.
[7]Peter Berger, “Christianity: The Global Picture”, 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46.
[8]Hillel Fradkin, “Epilogue: Does Democracy Need Religion?”World Religions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Marc Platter and Philli Costopoulo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46.
[9]它們是商業(yè)文化、學界文化、大眾文化和大眾化宗教文化運動，前兩種是精英文化，后兩種是大眾文化。見彼得·伯杰，“全球化的文化動力”，塞繆爾·亨廷頓和彼得·伯杰主編，《全球化的文化動力——當今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新華出版社，2004，北京，頁1－7。
[10]其實，用一種文化現象的方式來看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中國的發(fā)展，可能能夠更好地理解基督教目前在中國所遇到的問題。實際上這是基督教這個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這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相遇，沖突在所難免。而兩種不同文化的沖突，如果涉及到政治權力的介入，也就會影響政治，就必然會發(fā)生政治沖突。在中國歷史上就曾經發(fā)生過多次這樣的沖突，在現在的沖突也同樣如此。可以看我的《基督教和中國政治發(fā)展》一文。
[11]見我的《基督教和中國的政治發(fā)展》一文。
[12]Carol Lee Hamrin, “China’s Protestants-A Mustard Seed for Moral Renewal”,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May 2008.
[13]許多家庭教會都有這樣嚴格的道德規(guī)范，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家庭教會的出版物，刊登了一些教會組織內部道德和信仰的規(guī)定，要求教徒在道德方面自律，這些規(guī)定有些是非常嚴格的。例如北京的守望教會就制定了一個嚴格的紀律規(guī)范，要求信徒遵守。見守望教會的“教會紀律手冊”，以及“河南省基督教家庭教會教條”，《圣山》2008年第4期。
[14]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主要是介紹西方的學術思想，各種流派的社會學、哲學、政治學以及經濟學的思想被介紹到中國來，當時這主要是精英知識分子所帶動和發(fā)起的；
之后流行文化在中國出現。目前所出現的基督教文化運動是在此之后慢慢出現的。目前如果談論中國當下的思想解放運動的話，應該關注基督教所帶動的這個大眾文化運動所起到的作用，重點我認為是“運動”這兩個字。宗教自由所體現的思想自由化可能是中國思想解放的核心內容。
[15]同注12。
[16]家庭教會對在民工中進行傳教非常重視，這是建立基督教傳教網絡的重要一環(huán)，見牧禾，“溫州教會民工宣教之探討”，《麥種》，2009年第1期。
[17]除了培訓農民工之外，家庭教會也有自己的神學院，培訓自己的神職人員，也有不少人在海外接受專業(yè)培訓后回國工作。
[18]據說這是民政部的統(tǒng)計數字，見范亞峰“異象、圣局與戰(zhàn)略”，《圣山》，2009年第1期。我曾經訪問過一個河南的家庭教會。這是一個很小的教會，20多個人組成，成員也不富裕。他們告訴我，在汶川地震中，他們捐款1萬元，并由他們的“傳道人”親自帶到汶川地震災區(qū)，將捐款直接交到災民手中。
[19]最新的案例就是剛剛發(fā)生的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的案件（2009年6月），由于沒有按照政府的規(guī)定進行宗教活動，這個家庭教會組織被地方政府取締。但是這樣的取締對于家庭教會來講其實沒有任何的影響，他們照樣進行活動。
[20]在我訪問過的許多家庭教會的人員都是這樣認為的。我對這種解釋可以理解，但是緊接的問題就是，他們對政府的行為會滿意嗎？我在河南對一個家庭教會訪問的時候，家庭教會的人員告訴我，當地的警察平時對他們不理睬，對他們的宗教活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是缺錢的時候會把他們抓起來，要200元的罰款，他們不交，就關起來，第二天罰款變50元，交錢就可以回家了�；丶乙院笏麄兝^續(xù)進行宗教活動，警察繼續(xù)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當什么也沒發(fā)生過。
[21]應該指出，大量的城市知識分子加入到家庭教會以后，尤其是在大城市例如北京，基督教的一些觀念在逐漸的發(fā)生一些變化，他們較農村為主體的家庭教會更對現實問題有所關懷。我在《基督教和中國政治發(fā)展》一文中講過，基督教能否對中國的社會關心的公共問題進行關懷，是決定基督教和政治關系的關鍵，同樣對這個問題的關懷也會直接影響到中國民主的發(fā)展。其實，這種關懷在中國的基督教家庭教會中在逐漸增多，有的意向是非常明確的�？梢詤⒖加嘘P家庭教會的出版物，例如參見范亞峰“異象、圣局與戰(zhàn)略”一文和劉同書的“天命與世道——家庭教會與政府在新時期的基本關系”一文，見《圣山》雜志，2009年第1期。
[22]其實現在國際基督教的教會組織已經非常清楚，中國基督教的發(fā)展對世界基督教的命運來講是至關重要的。前邊講過，新教上個世紀在世界發(fā)展了十倍，但是從西方國家來看，世俗主義的發(fā)展卻也同樣是一個重要的趨勢，在某種程度出現了宗教相對衰落的發(fā)展趨勢。基督教寄希望于在亞洲和非洲的發(fā)展。中國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家庭教會在過去的30年里至少發(fā)展了有20-30倍，如果照這樣的速度發(fā)展下去，中國一定會成為一個世界基督教人口最大的國家，那又會對世界和中國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在《耶穌在北京》一書中作者就曾經談論過世界基督教對中國基督教的發(fā)展和可能起到的對世界基督教發(fā)展重要作用的期待。
[23]我在《基督教對中國政治的影響》的發(fā)言中提到，據我的觀察，中國許多地方的家庭教會如果人口達到當地人口的7%-10%的時候，政府的態(tài)度要發(fā)生變化。見李凡著，《解讀中國民主》，世界與中國研究所，2009年5月。
[24]我在2009年2月去樂清白象鎮(zhèn)了解過情況。該鎮(zhèn)的第二教堂為政府的三自教會組織，但是這個教會的基督徒提出要學習中國的基層民主，用選舉的辦法來產生該教會的管理人員，而不能由政府任命。在他們組織的選舉中，政府委派的管理人員全部落選。但是這個選舉結果當地的宗教管理組織宗教局和統(tǒng)戰(zhàn)部不予承認，認為選舉非法。當舉的管理人員在組織這個教堂的宗教活動的時候，原來的管理人員就進行搗亂活動，大放流行歌曲，使得宗教活動無法進行。目前組織這個選舉的人員已經被地方政府抓了起來，要進入法律程序。這個事件影響很大。地方的一些教會組織在看這個事件如何解決。其實，這是家庭教會的發(fā)展影響政府的宗教政策的一個案例。這樣的案例在全國的一些地方也在出現。這就表明，中國宗教自由化在家庭教會大發(fā)展的影響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不只是政府已經無法控制家庭教會的發(fā)展，而且三自教會也開始要爭取自己的自由了。
[25]其實佛教在4、5世紀在中國的出現和發(fā)展就導致了對于政治的強大影響，因此許多國家將佛教列為“國教”，事實上出現了佛教國家，如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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