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檢讀《談藝錄》所引“二西”之書（上）

　　錢鍾書《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1984年9月第一版）引用許多東西洋哲學(xué)宗教典籍（《談藝錄》序：凡所考論，頗采“二西”之書，以供三隅之反），其中有很多是現(xiàn)在研究哲學(xué)史和宗教史的人都不看的。比如有一個較偏的德國哲學(xué)家法依興格爾（Hans Vaihinger），我曾花很大功夫看他的《假如哲學(xué)》（Die Philosophie des Als-Ob；
C. K. Ogden英譯The Philosophy of “As If”），后來偶然發(fā)現(xiàn)錢鍾書早期學(xué)術(shù)小品文《說“回家”》（另有英文廣本“The Return of the Native”）和《談藝錄》不僅引用《假如哲學(xué)》原本和英譯，而且引得十分到位，這才體會到他的確是讀熟吃透真懂，再提要鉤玄說出來，讓人不得不佩服。從這件事后，我就開始留意《談藝錄》引用過哪些（以及哪一版）“二西”之書，是節(jié)引還是全引，引得是否準(zhǔn)確，是否恰當(dāng)?shù)轿�，以及為什么引一本不夠還要再引第二本第三本這類問題，并作有札記若干則�，F(xiàn)在挑揀一部分試著介紹出來，以供同好之研商。

　　在《談藝錄》里，錢鍾書提到他年輕時的讀書方法，就是“檢閱所引書”。這種方法，應(yīng)該也是我們讀《談藝錄》的基本方法。不過，這種檢核原書的工作難度很大，就連提出這種倡議的李洪巖也免不了犯錯。比如《宋詩選注》評嚴(yán)羽的部分，曾經(jīng)引用“德《梵文詩學(xué)史研究》”，李洪巖受到海外學(xué)者孟令玲評論文章《錢鍾書的〈宋詩選注〉》誤導(dǎo)，認(rèn)為是“德文本《梵文詩學(xué)史研究》”。其實，“德”是人名，指的是《梵文詩學(xué)史研究》的作者、印度梵文學(xué)家德（S. K. De），并不是“德文本”。雖然有這些困難，還是希望研究哲學(xué)史和宗教史的朋友能以余力注意錢鍾書作品所引“二西”之書這個問題，庶幾可以集眾人之力對錢鍾書讀過的書做出全面的評估。

　　檢閱所引書

　　《談藝錄》第二十八條“妙悟與參禪”，還有第八十八條“白瑞蒙論詩與嚴(yán)滄浪詩話”，對宗教家的神秘體驗和詩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做了比較研究，發(fā)現(xiàn)不論凡圣東西，“致知造藝”的活動都要經(jīng)歷由“漸修”到“頓悟”，再到“悟后漸修”的過程�！邦D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要經(jīng)歷一個博采旁收、窮探力索的“漸修”階段，然后才能真正有所通達(dá)、有所悟入�！皾u修”的資糧一旦積集圓滿，碰到適當(dāng)?shù)臅r節(jié)因緣，悟境剎那之間就會呈現(xiàn)，仿佛“電光火石”一般。中國的詩人和禪宗和尚，西方的科學(xué)家、神秘主義哲學(xué)家和宗教家，都對這種境界十分了解，而且不約而同地都用了“電光火石”這樣的譬喻，以形容悟境生起之速、停駐之短。在中文方面，錢鍾書引用了孟郊的《勸學(xué)》詩，以及《五燈會元》里的三個公案。在西文方面，他引用了中世紀(jì)哲學(xué)家圣伯拿文圖拉（St. Bonaventura）的“scintilla”（拉丁文“火花”），德國中世紀(jì)神秘宗師�？斯�特（Meister Eckhart）的“Fünkelein”（德文“火花”），德國科學(xué)家亥爾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的“油云閃電”（德文Geistesblitz，直譯即“心光”，轉(zhuǎn)義為“靈機一動”、“靈感”）�？傊�，只要是開悟，都是“恍”（心光）然大悟。亥爾姆霍茲“油云閃電”之喻，錢鍾書是直接引自他的通俗作品集《講演和談話》第一冊里的《七十歲生日宴致辭》。

　　在西方哲學(xué)和認(rèn)知心理學(xué)中，一般認(rèn)為“原創(chuàng)性思維”（creative thinking）的發(fā)生要經(jīng)歷四個階段，就是“積糧”（preparation）、“伏卵”（incubation）、“開悟”（illumination）和“檢證”或“修正”（verification or revision）（參見Catharine Patrick: What is Creative Thinking,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5）。亥爾姆霍茲的“油云閃電”，就是專門用來形容第三個階段“開悟”的。德國數(shù)學(xué)家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1805年寫信談及他悟入解決某數(shù)學(xué)難題關(guān)鍵的心境時，也用了“電光一閃”這樣的比喻（Bruno Baron v. Freytag gen. Loeringhoff: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Mathematics, tr. from the German by Amethe Countess von Zeppeli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1, p.77）。高斯這個例子也很有名，研究創(chuàng)造心理的學(xué)者曾把它和亥爾姆霍茲的比喻列在一起（參看Larry Briskman：“Creative Product and Creative Process in Science and Art”, in Denis Dutton and Michael Krausz〈eds.〉, The Concept of Creativity in Science and Art, The Hague/Boston/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1, pp.129-155），可惜錢鍾書沒有注意到高斯這封信。

　　在這兩節(jié)詩話中，錢鍾書的主要理據(jù)是英國社會心理學(xué)家倭拉士（Graham Wallas）的《思維術(shù)》（The Art of Though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26）。細(xì)讀《思維術(shù)》，我發(fā)現(xiàn)倭拉士講“開悟”時，引用的例證之一正是亥爾姆霍茨的《七十歲生日宴致辭》（pp.79-80, 93），只是他了解的《致辭》是間接根據(jù)意大利哲學(xué)家、心理學(xué)家利亞諾（Eugenio Rignano）《推理心理學(xué)》英譯本（Psychology of Reasoning,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Winifred Ho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3, pp. 267-268; The Art of Thought, p.80, note 1）。錢鍾書在《說“回家”》（發(fā)表在《談藝錄》之前）中引用過利亞諾《推理心理學(xué)》英譯本，所以他在刊行《談藝錄》之前，肯定已經(jīng)看過《思維術(shù)》和《推理心理學(xué)》，而且很有可能是先讀了比較有名、篇幅較短的《思維術(shù)》，然后“檢閱所引書”，再找到利亞諾的《推理心理學(xué)》，最后根據(jù)利亞諾的書，把“油云閃電喻悟”最終“鎖定”在亥爾姆霍茲的《致辭》上。要不是我們“固執(zhí)地”檢閱所引書，絕不可能知道在錢鍾書寫這兩節(jié)詩話的背后，經(jīng)歷過一個從倭拉士《思維術(shù)》到利亞諾《推理心理學(xué)》，再到亥爾姆霍茲《七十歲生日宴致辭》的讀書積累過程。

　　再檢閱一次所引書

　　在“白瑞蒙論詩和嚴(yán)滄浪詩話”一節(jié)里，錢鍾書還提到一條文史掌故：“基督教屏棄一切世間法，詩歌乃綺語妄語，在深惡痛絕之列。故中世紀(jì)僧侶每儕羅馬大詩人于狗曲，偶欲檢維吉爾或賀拉斯之篇章，必搔耳作犬態(tài)示意。”在這段話后面，有小字注出這個掌故的三個來源。第一個是英國猶太文史家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 1766-1848）的《文稗類編》（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第一卷第18頁，第二個是英國教會史家梅特蘭（Samuel Roffey Maitland, 1792-1866）的《黑暗時代》（The Dark Ages;《談藝錄》所引書名少寫一個The）第403頁，第三個是愛爾蘭思想史家、政論家勒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1838-1903）的《西洋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談藝錄》把European誤排成Europoan）第二卷第202頁。

　　根據(jù)梅特蘭的《黑暗時代》，這條掌故的背景如下：在西方中世紀(jì)，僧侶在隱修院中不能隨便說話發(fā)聲，這樣一來，生活和交流就很不方便。于是，當(dāng)時的人就發(fā)明了一個方便法門，以應(yīng)對這種困難，那就是打手語。比如借書的時候，有一個手勢專門表示“書”，然后再加上另一個手勢表示哪一類書。各種宗教圣典，比如彌撒書、福音書、使徒書信經(jīng)文選和詩篇歌集等，都有不同的手勢代表，而專門代表想借古典作品（希臘拉丁作家）的手勢則是學(xué)狗撓耳朵，以表示借書者對這類書籍的輕蔑。這就是“偶欲檢維吉爾或賀拉斯之篇章，必搔耳作犬態(tài)示意”。

　　我們先倒著從勒基的書開始說，因為它最晚出，也比較有名，民國時還有陳德榮的漢譯本。稍微翻閱《西洋道德史》（我看的是第三版，頁碼與《談藝錄》所引一致），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他提到這個掌故時，請讀者去參看梅特蘭《黑暗時代》某卷某頁，而這某卷某頁正是錢鍾書引的。如此看來，勒基是間接從梅特蘭那里知道了這條掌故。所以，和講“油云閃電喻悟”時碰到的情況（倭拉士《思維術(shù)》→利亞諾《推理心理學(xué)》→亥爾姆霍茲《七十歲生日宴致辭》）一樣，錢鍾書也許是先看了勒基的《西洋道德史》，發(fā)現(xiàn)了這條基督教史的逸聞，然后從《西洋道德史》的注釋里發(fā)現(xiàn)梅特蘭《黑暗時代》為勒基所引材料之所本。于是，錢鍾書“索閱所引書”，看完了《黑暗時代》（我看的是第五版，頁碼和《談藝錄》所引相合），而且確定了403頁腳注2里面這句話：“……but to distinguish a book written by a heathen, the monk was to scratch his ear like a dog.”不過，《黑暗時代》并沒有引用迪斯雷利的《文稗類編》（我看的是The Chandos Classics本，頁碼和《談藝錄》所引吻合）。這兩本書出版時間雖有先后，但好像都是獨立找到這條材料的。

　　我打算在別處專門介紹一下迪斯雷利這本書，這里就不再細(xì)談了。大家只要記住這一點就好：迪斯雷利的《文稗類編》，是哲學(xué)家叔本華生前所看最后一本書。在《管錐編》第二卷（第445頁，腳注6）上，錢鍾書也曾引用《文稗類編》第1卷：“……猶法國傳教士（Pere Bourgeois）嘆漢語難學(xué)，"chou"一音即有‘書’（a book）、‘樹’（a tree）、‘述’（to relate）、‘輸’（the loss of a wager）等六義也（I. Disraeli, 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I, 268）。”查原書該頁，關(guān)于“chou”（即現(xiàn)代漢語拼音shu）之一音，實際上列出了七義，而非六義，即“書”（a book）、“樹”（a tree）、“暑”（great heats）、“述”（to relate）、“曙”（Aurora）、“熟”（to be accustomed）和“輸”（the loss of a wager）。錢鍾書引書有小誤。

　　“節(jié)引”柏拉圖書牘

　　上面兩節(jié)講了錢鍾書寫《談藝錄》時讀“二西”之書的方法，也就是“檢閱所引書”。本節(jié)略談錢鍾書在《談藝錄》里引用“二西”之書的方式，即他獨特的“節(jié)引”。

　　西方提到“電光火光喻悟”的人，按上面所說，最早可以上溯到中世紀(jì)的圣伯拿文圖拉。可能有人就會問，在古希臘哲學(xué)家的書里，是否有這個譬喻。還真有一個，錢鍾書幫我們找到了，就在《柏拉圖書牘》里�！墩勊囦洝贰把a遺”第十六條：“電光火光喻悟。近讀柏拉圖書牘第七函，有論熟思而后悟一節(jié)，乃知西籍中厥喻肇始于此。Thirteen Epistles of Plato, tr. L. A. Post, p.94: Acquaintance with truth must come suddenly, like a blaze kindled by a leaping spark.”他引的這本書，是珀斯特（Levi Arnold Post）譯注的《柏拉圖書牘》（Thirteen Epistles of Plato,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25 ）。這本書一共有兩處提到“電光火光喻悟”，第一次就是《談藝錄》引到的第94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另一次則在第99頁。第99頁提到的這一次，錢鍾書沒有引。不過這并不重要，我想他是覺得只要找到這個譬喻的“肇始”處就可以了。

　　但是，最有意思的還是上一段所引柏拉圖書牘的英文譯文。這一段引文并非忠實引用原書，而是經(jīng)過了錢鍾書一番加工改造。這一點，不核對原書，是絕對不會發(fā)現(xiàn)的。珀斯特譯文原文遠(yuǎn)較《談藝錄》所引為長：

　　“Acquaintance with〈it〉must come〈rather after a long period of attendance on instruction in the subject itself and of close companionship〉, when, suddenly, like a blaze kindled by a leaping spark,〈it is generated in the soul and at once becomes self-sustaining〉.”

　　引文中加尖括號并涂黑的部分，就是錢鍾書作了變動或省略的地方。我們看原文里是沒有“truth”的，只有一個“it”。長話短說，這個“it”指柏拉圖一整套對哲學(xué)和教育的看法。在柏拉圖眼里，這套看法當(dāng)然是唯一真理，所以錢鍾書把它替換為“truth”，也說得過去。他引用這封書信，本不在介紹柏拉圖哲學(xué)體系，只是想借用這座大廈里的一塊磚石（“電光火光喻悟”），達(dá)到印證自己觀點的目的。所以，要是按照原文引用“it”，就會教讀者感到不知所云，在理解上產(chǎn)生障礙，改為“truth”，是很好的變通方法。可是，錢鍾書所用“熟思”一詞，卻不能概括被他刪去的柏拉圖原文里的“rather after a long period of attendance on instruction in the subject itself and of close companionship”。這句話譯出來，大體上相當(dāng)于“備餐講筵”、“親近師友”、“朝夕砥礪”的意思，是描寫柏拉圖學(xué)園里面一種集體和個人之間積極互動的修學(xué)過程，不是“熟思”二字描寫的個人行為所能概括的。所以，我們要是照搬錢鍾書的引文來講柏拉圖哲學(xué)，那就危險了。

　　柏拉圖書牘“電光火光”一喻，英國神學(xué)家、新柏拉圖主義哲學(xué)家英格（William Ralph Inge）《普羅提諾哲學(xué)論》（Th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2 Vols., Lond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1918）一書第一卷第8頁上也曾談到。《談藝錄》共引《普羅提諾哲學(xué)論》四次（我手里有一張原社科院外文所書庫藏本Fox Adam著《英格傳》的借書卡，卡上有錢鍾書簽字，他在1961年5月20日以及1964年10月29日借出或者還掉過這本書）。大概錢鍾書是在讀英格時注意到了這一點，才會于日后找出珀斯特翻譯的柏拉圖書牘來看，于是“乃知西籍中厥喻肇始于此”。

　　原載《東方早報》20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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