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偉：讓真相充分說話，是處理新疆7.5事件的最佳途徑

　　新疆7.5事件，我至今沒有發(fā)言，主要是覺得事件太大，想等等，看到更多的真相被披露，更多的評論分析，自己再發(fā)言，也許就能少些偏頗，多些周全。7.5至今，已有一周。我還是覺得許多真相不明，深層的原因全面分析起來還是太復(fù)雜，不敢貿(mào)然進行。不過我還是想急急提一個建議，就是最大限度地公布那已經(jīng)確認的184個死難者的盡可能詳細的資料。最好每一個死者都列一個小傳，寫明如下事項：姓名，性別，年齡，民族，職業(yè)（比如企業(yè)職工、個體戶、無業(yè)等），家庭狀況（婚否，有子女數(shù)目，家庭經(jīng)濟困難程度，比如是否唯一的家庭經(jīng)濟來源等），長期居住地（比如烏魯木齊，比如西安，比如和田。如非本地人，則加注到烏魯木齊的時間和緣由。），遇害具體時間和具體情形（比如7.5當晚10左右，于某小街，回家途中。），受傷情形（比如刀傷；
多少處，正面背面，何處致命，遺體是否完整。比如槍傷：傷何處，有否彈頭遺留，是何種彈頭。），隨身物品（比如手表，錢包）有否被奪走。還可以公布其具體住址，家屬聯(lián)絡(luò)辦法，以便第三方核實，或提供救助等。說句實話，還可以一一公布遺體照片，為怕刺激公眾，不妨把太過血腥的照片公布在特定的官方網(wǎng)站中，必須經(jīng)過審查資格后才允許查看。所有184人的資料最好一無遺漏。當然實在一時弄不清的也不妨暫缺。這些資料，都是警方處理死人案件時必做的常規(guī)記錄，警方一定有現(xiàn)成，根本無需專門另作復(fù)雜工作收集，公布與不公布，全由當局權(quán)衡利弊而定。

　　在我看來，把這一套資料全面翔實公布，可以說明極多的問題，利益極多而弊害很少。最主要的弊害自然是當局怕激起民族仇恨。但是讓大家一直“不明（確切）真相”，難道這類仇恨就會少嗎？如果沒有確切的無可辯駁的真相公布，那么自然會有無數(shù)的不可靠的、甚至出于偏見的所謂“真相”流播，建立在這些“真相”基礎(chǔ)上的仇恨，豈不是更加糟糕嗎？官方已經(jīng)非常習慣于用大量的個別實例來代替真正符合科學的統(tǒng)計資料。問題是個別的實例實在太容易被任意地曲解，實在缺乏證據(jù)力。舉個極端的例子，沙是什么顏色，盡人皆知，何需證明。但是如果用個別舉例法，我可以輕易地證明它是你指定的任何顏色，而且要多少個別實例我都可以給你找到。因為一桶沙就有億萬粒。從中找出幾�；驇资�粒紅的黑的或綠的都是不難做到的。而如果真的公布了這184個死者的上述全套資料，那你就完全不可能去進行非統(tǒng)計學的曲解。而用常識，用統(tǒng)計學的科學方法，你就可以得到許多無可辯駁的重要結(jié)論。比如，各族群有多少，就可以知道誰是受害者。槍傷有多少，什么時間，就可以確定政府的武力鎮(zhèn)壓有否過當。刀傷嚴重到什么程度，肢體割裂的、無頭的尸體有多少，又可以確鑿證明兇手的兇殘程度。有無財物損失又可證明兇手殺人的至少一部分動機。如有爭議，還可以讓各族群，甚至國際機構(gòu)派代表（法醫(yī)）參加，一一核實原始材料，比如7.5以后，還有無人非正常死亡，其情況如何，又可以摘清有無嚴重非法報復(fù)發(fā)生。死人中的外地人有多少，也有指標意義。比如如果槍傷致死的人中某族群多，來自某些特定城市的人多，又可以說明很多問題，也可以給警方辦案提供重要線索。這184個死亡實例，不可能出自政府選擇安排，具有無可辯駁的客觀性和整體性。數(shù)目所幸還不算太大，就不用抽樣了，這就是一個完整的統(tǒng)計分析對象。以后警方抓出來的殺人兇手當然也可以公布背景資料，但是其客觀性公信力就差多了，因為別人很容易就可以說這些是有選擇的。而熱比婭不是說有400個維人被槍殺嗎？請她列名。這當然是為難她。不過也可以請任何境內(nèi)的任何人例舉還有什么死亡維人或漢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在政府公布的死亡名單之外。如果沒有人舉得出來，那她的謠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嗎？如果真有補充，那就一個一個往上加，相信事實可以勝于雄辯。

　　總之，我認為讓真像充分發(fā)言，是中國政府贏得公信力的最佳途徑。這次出事之后，馬上讓外國記者到現(xiàn)場采訪，就十分出彩，但是還不夠。如果政府采納了我的建議，相信中國還可以贏得世界大大的掌聲，贏得中國各族人民的大大喝彩，也會讓那一大堆居心不良的造謠生事者啞口無言。

　　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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