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的空間到空間的文化:巴扎的空間與文化學闡釋_巴扎文化

　　摘要：本文擬將空間作為一個研究視角，介入對新疆巴扎(集市)的文化闡釋之中，意圖分析新疆巴扎從產生到發(fā)展的歷史流變，本身也是一個文化意義變遷的過程。文章認為巴扎作為一個空間概念，由最初的為地點處所所表征的物理空間演變成為族群的歷史涵構所表征的文化空間，進而衍變?yōu)榈攸c與書寫互動的空間符號。這一過程在指向一個社會與歷史實踐下的地景變遷外。更使得巴扎的文化涵義完成了從新疆過去的實質環(huán)境延伸到新疆當下的地景象征意義的躍遷，并逐步參與到新疆的文化符號的生產之中。
　　關鍵詞：巴扎；空間；文化變遷
　　中圖分類號：G114　文獻標識碼：A
　　
　　最初，“BAZZAR”(巴扎，芭莎)僅僅指向巴扎自身，除了具備物理空間的功能外，它不會是別的東西。今天，巴扎更多的和時尚聯系在一起，既是因為一本享譽中外的時尚刊物取名為“時尚芭莎”(BAZZAR)的緣故，也是由于坐落于新疆烏魯木齊市二道橋的地標性建筑――大巴扎馳名世界的結果。就前者而言，從詞源學的角度來講，巴扎是波斯語詞匯，根據漢語的譯音，遂有巴扎、巴札、巴札爾、把撒兒、把咱兒、八柵爾、巴匝爾、把雜爾、八雜、八雜爾、八柵等音譯皆現于史料之中。就后者而言，巴扎作為處所概念，可以說是新疆獨特文化空間的特有表征，這個概念，或者說這個處所，今天借由烏魯木齊市二道橋國際大巴扎的地標景觀，完成了由一個物理空間的原始功能向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想象演變的歷史步驟。同樣經歷了從古絲綢之路諸多綠洲城邦間某個地域的異域情調到一個都會城市時尚符號標志的能指漂移。
　　
　　一、巴扎與文化空間的產生
　　
　　我們現在能夠查到的最早出現的“巴扎”一詞的維吾爾文獻是成書于公元15世紀的維漢文合璧的《高昌雜字》，在這本書的《地理門》中收有巴扎一詞，譯音作“把撒兒”。意譯為“市廛”，維吾爾語讀音與現代維吾爾語相同。中亞人謝熱甫丁?艾里?葉孜迪(約1360-1440年)所著歷史小說《艾米兒?鐵木爾演義》講述的是元末明初中亞的歷史傳說，書中多次提到巴扎。據此推斷，巴扎一詞至遲在元代就流行在中亞民族的語言中了。而根據李吟屏先生考證，漢文史料中首次出現對巴扎的準確記載。是在明代人陳誠、李暹合著的《西域番國志》中，該書描述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時說遭：“鄉(xiāng)村多立場市，凡交易處名把咱兒。每七日一集，以易有無，至暮俱散，”這文中的把咱兒便是巴扎在漢文史料中的最初記載�？梢�，根據史料，典型的巴扎的記錄只能從元代說起，而具體的記載則多見于明清時期。據成書于回歷951年(公元1544-1545年)的《阿布杜熱西提汗史記》抄本(抄于回歷1036年，公元1626-1627年)殘頁《書面?zhèn)渫�錄》記載，葉爾羌汗國時期新疆共計有“街道市場424處”，“巴扎”198處)。
　　誠然，雖則史料可查的關于巴扎的記錄集中出現在元明時期。但是。這絕不意味著巴扎在元朝以后才出現。新疆的集市貿易早在公元前便出現了�！坝仲Q遷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魏書》中說的很清楚，西域的貿易往來在上古時代便存在了。確實，據考古發(fā)現，公元10世紀前后，于闐的玉石便源源不斷地向外運出，而中原的絲綢也出現在了埃及法老的王官之中。可見，絲綢之路――連接東西方的交通大道，橫貫歐亞，其西域諸綠洲城鎮(zhèn)作為絲路貿易的中轉站和交易地早于公元前10世紀便出現了。我們雖然不能說出巴扎在西域最早出現的確切時間，但是，從絲路城鎮(zhèn)貿易的記載推斷其在公元前便出現了，也并非不可。
　　巴扎的外觀如何呢?《新疆圖志》卷四十八《禮俗)載：“市居者，門左右筑土為臺。旅陳估貨，謂之巴扎爾，”描寫得十分形象。陳誠、李?在《西域番國志》中以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的巴扎為例，更是概括形容得無比詳細：“市井街坊兩旁筑房，上設覆蓬�；蛞源u石拱贅，仍穴天窗取明，晴不畏日，雨不張蓋。退干燥生塵，則以水澆灑。鋪店各分行頭，若弓矢鞍髻之類。衣服各為一行，不得參雜。少見紛爭。如賣馬駝、牲畜，亦各聚一所，”可見，古人文中所形容的巴扎的外觀與今日新疆各地州的巴扎形貌并無太大區(qū)別，都是于街道左右上架蓬蓋，以遮風避雨，遮陽去熱。而根據上個世紀50年代的調查：“南疆的每一個縣都有幾個到十幾個集市分布在全縣各地。一般鄉(xiāng)村中在往返一日的路程之內，都有一個集市�！弊阋�，巴扎作為一個交易處所，古來便有，至今也是新疆地州各縣貿易交易的主要空間。
　　巴扎這個空間一經產生，它的處所功用便是有目共睹的，這一點也是古今皆同。作為“大門外面的事情”，它是產生各種有形的商品往來、資源流動、人際交流和無形的文化傳播、權力制衡的空間。巴扎作為文化空間的屬性，與其作為物質空間的屬性是截然不可分割的，這一點不僅可以由我們置身巴扎與人群交往的切身經驗加以佐證。如對有的人而言巴扎是散步、休閑與聚會的空間：“整天，從一清早到關城門時，薩爾特人的但每個人都覺得非走走不可。對東方人，特別是巴扎上擠滿著人。大多數人是根本沒事干的，但每個人都覺得非走走不可。對東方人，特別是對薩爾特人來說，巴扎是個俱樂部，在這里他們可以打聽各種新聞，會見朋友和熟人。并且成為他們的一種娛樂，這種娛樂雖不那么豐富多彩，但對他們的要求來說，也算夠了。所以這里才總是熙熙攘攘，人來人往”。也有的人覺得巴扎是一個觀察人群，體驗熱鬧的空間�？梢姡瑥娜藗兦猩淼捏w驗中，巴扎作為物質空間的屬性與文化屬性便不可分割。同時，這一點。也可由各種文獻中記載的人們借由巴扎，集市貿易中商品的流通判斷某個地域的地方感或者某個地方人的地方性得以求證。如絲路城鎮(zhèn)集市交易過的絲綢，傳入西方，刺激了羅馬人對“賽里斯國”的興趣，也刺激著羅馬作家對東方這片地域的浪漫遐思。并引發(fā)了羅馬作家們對“賽里斯國”人性格和民族性的猜想。如羅馬著名的地理學家老普林尼(Piing L Ancien，23-79)在他的名著《自然史》第六卷里說：“人們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就是塞里斯人，這一民族以他們森林里所產的羊毛而名震遐邇。他們向樹木噴水而沖刷下樹葉上的白色絨毛。然后再由他們的妻室來完成紡線和織布這兩道工序”，普林尼根據絲綢出產的地域空間屬性，進而判斷賽里斯人“紅頭發(fā)，藍眼睛。聲音粗獷，不輕易與外來人交談”。這也說明，空間的物質屬性與文化屬性在主體的感受中是難以分割的，巴扎作為這樣一個處所和空間，它的物質屬性與文化屬性也不例外。
　　因而，巴扎的地點結構也是一種感覺結構，巴扎的空間呈現一方面透過視覺的方式而形成其作為某個地方公共空間意義的環(huán) 境特質，另一方面又由長期的接觸與經驗伴隨某個特殊穩(wěn)定群體的活動網絡體現出地方的文化意義，巴扎的產生因而也是文化空間的產生，在這個空間中，不同階層、不同種族、不同性別建立不同的場所意義，透過另外空間的人群流動。以及不同社會角色的空間實踐，成功地溝通并建構了巴扎所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族群記憶和文化意義。
　　
　　二、巴扎與文化空間的生產
　　
　　與巴扎作為貿易空間產生的時間一樣，巴扎成為新疆區(qū)域文化符號表征空間的確切時間也無從確認。但是巴扎作為一個文化空間的生產過程，卻是有跡可循的，這其中尤以烏魯木齊二道橋國際大巴扎的生產過程最為醒目。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烏魯木齊二道橋國際大巴扎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歷史過程。
　　烏魯木齊二道橋國際大巴扎的問世。經歷了一個歷史無意識規(guī)劃到政府有意識“書寫”設計的過程。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烏魯木齊再次加固城垣。命名為“迪化”，1772年在城西擴建“鞏寧”城，現規(guī)劃的民族風情一條街就位于老迪化城的南門一帶。20世紀20年代本地區(qū)已形成商業(yè)一條街，其繁華地段為南門外、南門、二道橋一帶。解放前這里是烏魯木齊的第二商業(yè)中心，主要經營新疆各地的土特產。此外。二道橋一帶則是清朝沙俄在烏魯木齊劃定的“貿易圈”的北端分界線。再向南即為俄商貿易區(qū)。俗稱洋行街，后來德國、美國商人也先后進入，并在此設立了蘇聯領事館、英、美領事館。這樣的地理空間位置。以及巴扎的文化空間所具有的展演價值、場景價值和懷舊價值使得國際大巴扎在此處生產成為必然。根據烏魯木齊市委、市政府把烏魯木齊建成國際商貿城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部署和市委七屆九次全會提出的把二道橋商貿圈建成烏魯木齊市民族特色商貿圈的發(fā)展目標，建設一個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風俗人情的、集商貿娛樂為一體的建筑群是非常必要的。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大巴扎應運而生。該項目建成后，其建筑面積90000平方米，而旅游區(qū)展覽面積20000平方米。成為國內最大、功能最全的民族商品展示銷售中心，二道橋每日人流量高達10萬人，可謂烏魯木齊發(fā)展大旅游、大商貿、大流通、大邊貿的集散地。
　　毫無疑問。二道橋國際大巴扎的空間生產中。文化是政治運作和商業(yè)運作的派生物。是烏魯木齊這樣的首府城市按照現代性的邏輯生產出來提供文化消費，觀光旅游和懷舊審美的空間。相較于巴扎的文化空間產生之初。此時的國際大巴扎的空間生產已經從一個單純的貿易處所空間概念躍遷為城市時尚符號空間指代，并進一步作為首府地標性的建筑群引領新疆文化符號的生產潮流。就這個結論。我們可以通過被生產的巴扎的文化空間與自然形成的巴扎的文化空間的對比加以證明。
　　首先，從巴扎這個空間的形成過程來看，二道橋國際大巴扎的文化空間生產不是社會關系延伸的自然產物，而是在政府意圖與城市規(guī)劃目的的作用合力中被有意生產出來的，它與巴扎產生之初的文化空間的延續(xù)性在于，都是利益交換與追逐的場所。不同之處在于，二道橋國際大巴扎的文化空間的生成更是利益交換與追逐的產物。
　　其次，從巴扎這個空間的外觀，匱計來看，自然產生的巴扎，一如筆者在上文根據史料收集所描述的那樣。街道左右上架蓬蓋，簡清不費工序，能夠遮陽避雨便可。而被生產出的巴扎的外觀設計，格外強調其民族特性與文化獨特性，同時還要兼顧一種人工的真實性。二道橋大巴扎的設計者以“新疆”這個獨特的東西文化薈萃的地域主題為中心進行取舍安排，體現了伊斯蘭文化藝術的特點，在方案中可以找到許多伊斯蘭空間構成的獨特手法。
　　第三，從巴扎這個空間中人群的消費動力來看，在二道橋國際大巴扎這個被生產的文化空間中，居民因為實際需要才來購買的購物情景是不會發(fā)生的，因為，在被生產的巴扎空間中，精神消費與物質消費相互剝離了。在二道橋大巴扎購物的人清一色為觀光客和外地人。他們的消費之旅更多情況下僅僅是出于對地方紀念品的占有沖動，而非實際所需。而對自然形成的巴扎的空間來講，期間穿梭往來購物的人群主體都是當地的居民，他們購物的動力在于滿足日常所需。
　　第四，從巴扎這個空間中人群的往來關系看。自然產生的巴扎空間里，人群的流動是穩(wěn)定的，人群往來的基本關系是一種社群關系，是同向真實的情感指向與身份指向的交往關系，人群的經驗是在地性。切身性的，在此基礎上才能形成所謂的地方感、地方性以及族群的歷史涵構。而在生產出的巴扎空間里，人群的流動追求速度。人群往來的基本關系是情調主義、獵奇主義與觀光性的暫時互動，是彼此不知真實身份的錯身相逢。人群的經驗是去地性、疏離化的。對于本地人來講習以為常的生活細節(jié)成為了讓觀光游客陌生和興奮的本地疏離。
　　總之。在被生產出的巴扎空間里。一切在自然形成的巴扎空間中真實存在的東西全都成了幻象和真實的類聚物。在這個被生產出的空間中，一如鮑德里亞所言：“從今以后，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完全真實的東西――政治的、社會的、歷史的以及經濟的――都將帶上超真實主義的類象特征”。
　　誠如筆者在文章開始所陳述的，從巴扎空間的自然產生到巴扎的空間的生產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流變過程，這個過程無疑是一個文化意義變遷的過程，這個空間由最初的為地點處所所表征的物理空間演變成為族群的歷史涵構所表征的文化空間，進而衍變?yōu)榈攸c與“書寫”互動的空間符號，這一過程在指向一個社會與歷史實踐下的地景變遷外，更使得巴扎的文化涵義完成了從新疆過去的實質環(huán)境延伸到新疆當下的地景象征意義的躍遷，而當這個空間通過再次被抽象為符號如“時尚芭莎”的雜志名，便會超越空間重新轉變?yōu)榱硪粋�意義場域有待開掘的文化符號。
　　作為結語，筆者想說巴扎作為一個風土空間從提供消費到被消費，一方面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然結果，這個過程會形成對歷史和傳統(tǒng)的沖擊，引發(fā)人們對消失了的美好時光的懷念與對現代性的批判；但是另一方面，這個進程又會重新整合傳統(tǒng)和歷史為自己所用。在傳統(tǒng)和歷史生活消失的現在時刻，重新生產出消失的時光和地方性，二者互為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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