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潤生：包產到戶一錘定音】杜潤生

　　 　　杜老先生90歲之后念念不忘幾件事。 　　“我現在腦子里面有兩個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放心不下：第一個是怎樣減少農村人口，組織好農村人口的轉移，使農民取得完全的國民待遇……第二個是農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現在我把這個愿望移交給諸位，希望在15年內解決這個問題�！�
　　
　　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1950年初，中共決定召開全會討論土地改革，為起草土地改革報告，年方37歲，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的杜潤生被兩次召到中南海。
　　多年后杜潤生反思土改，他說，在土改中消滅富農的政策需要重新評估，“我們應承認，當時土地改革對保護勞動者財產利益，沒有嚴格依法執(zhí)行，造成了不利影響。中國經歷了長期的皇權統(tǒng)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從來不講保護個人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影響所及，今日實行市場經濟也難以確立交易信用�！�
　　杜潤生在土改中的表現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潤生上調北京，擔任剛剛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一職。鄧子恢任部長。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成立農工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后來的農業(yè)合作化。
　　然而在合作化問題上，鄧子恢和杜潤生都持謹慎態(tài)度。杜潤生認為，土改之后，農民才從地主那里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自然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fā)展。即使貧農有生產上的困難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權拱手相讓。而當時毛澤東的想法是先改變所有制再發(fā)展生產。
　　農工部不斷強調在中南局土改以后給農民提出的“四大自由”――商品交換的自由、借貸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關系的自由。毛澤東批評這一提法：“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
　　毛澤東對農村的改造思路依據的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工業(yè)化過程，即從個體手工業(yè)變成大工場化作業(yè)。但杜潤生私下認為工業(yè)和農業(yè)不一樣，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大家聚到一塊土地上。
　　杜潤生將自己的想法透露給時任農工部副部長的陳伯達，陳伯達非常不悅，他說，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chuàng)造。他認為杜潤生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拔医o他(陳伯達)留下一個很不謙遜的印象。那時我剛從下邊上來，比較愣，連毛主席的話都敢懷疑�！�
　　1953年由于糧食出現嚴重短缺，中央作出一個重大決策：統(tǒng)購統(tǒng)銷。這一政策伴隨著合作化運動，徹底瓦解了農村的商業(yè)網絡。隨后的兩年，毛澤東在合作化問題報告中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工部“像一個小腳女人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數不清的清規(guī)戒律”。在之后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和杜潤生被迫分別做出檢討。
　　七屆六中全會結束后一年時間，中國農村就基本全面實現了“合作化”。從1953年起計劃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時間就完成了。而鄧子恢和杜潤生卻因言獲罪，幾年以后，中央以農工部“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徹底撤銷了這個部。
　　按照毛澤東的意思，被解除職務的杜潤生本來要被放到基層，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惜才，將其留下。1956年杜潤生被調入中國科學院工作，直至“文革”開始被下放“五七”干校。
　　杜潤生再現政壇，已經是十多年后，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66歲的杜潤生重回農口。
　　
　　陽關道與獨木橋
　　
　　初回農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勸，要杜潤生緊跟黨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搞包產到戶。
　　另外一些同志則說，包產到戶勢在必行，只是個時間問題。這讓杜潤生堅信，自1956年以來，曾經三起三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包產到戶，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農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爭議所在。
　　在高層，包產到戶依然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爭議問題。時任最高領導的華國鋒、副總理李先念和農委主任王任重態(tài)度鮮明地反對包產到戶，而當時的黨中央秘書長胡耀邦和鄧小平對此問題沒有明確表態(tài)。
　　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guī)劃會議上，杜潤生借機提出先在貧困地區(qū)試行包產到戶。他說:“貧困地區(qū)要調那么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qū)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
　　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持，隨后鄧小平也終于發(fā)話表示贊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贊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干。
　　為杜潤生老先生整理過自述錄音的學者高王凌說，這是首次聽到鄧小平明確表示支持包產到戶，當時還不讓登報。
　　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隨后召開的中央省市區(qū)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多數與會者不同意杜潤生起草的“只要群眾要求就允許包產到戶”這條原則。他們主張僅限貧困區(qū)，其他地區(qū)明確不準。而會上只有遼寧的任仲夷、內蒙的周惠、貴州的池必卿等少數幾個人明確表示支持。
　　
　　參加會議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澤東一起戰(zhàn)斗過的老同志。意見嚴重不統(tǒng)一使得會議無法繼續(xù)。于是杜潤生和胡耀邦、萬里商量對策，杜潤生巧妙地改寫文件，最終形成后來著名的75號文件。
　　杜潤生回憶說，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yè)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的做法必須改革。在現在條件下，群眾對集體經濟感到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可以包產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wěn)定。
　　75號文件是一份承前啟后的文件，但也是一個妥協(xié)的文件，是大家爭論的結果。池必卿在會上插話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地區(qū)就是獨木橋也得過。”這成為概括當時會議氣氛的名言。
　　75號文件肯定了包產到戶是一種群眾樂于接受的責任制，承認群眾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不再自上而下地用一個模式強迫群眾。這是農業(yè)政策上對“兩個凡是”的破除，極大地鼓舞了農民放開手腳進行改革。
　　杜潤生一直被后來的研究者稱為黨內的改革派，有人稱他是經濟學家，但他自己一直在強調，自己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fā)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
　　
　　五個“一號文件”
　　
　　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由杜潤生擔任主任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就根據中央的這一會議精神，起草了一錘定音的“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從而結束了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
　　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號文件”都是談農業(yè)問題。
　　杜老本人這樣總結五個“一號文件”的歷史使命：“中國農業(yè)的進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國有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用當時的一句話來講，就是對于中國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項目已經出臺，不觸動深層結構，再不能向前進一步了。正是這個原因，農村改革初期一系列‘一號文件’的歷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國農村改革并未終結，還須從國民經濟全局改革中尋找前進道路�！�
　　第一次以中央名義確認“包干到戶”的第一個“一號文件”特別提出：所有的責任制形式，包括包產到組、包干到戶、包產到戶，都要“長期不變”。這四個字一下子解決了農民對農村政策多變的擔心，讓農民吃了一顆定心丸。
　　包產到戶能在全國順利推開，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勞動力。集體化20多年中，國家每年收購糧食300億-350億公斤，多購1/10就會擠占農民的口糧�？墒�，一搞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到1984年，糧食年產量就增加到了4000億公斤。同時，農業(yè)總產值增加68%，農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66%，中國農村經濟迸發(fā)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蒯樂昊）
　�。ㄕ�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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