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子【項蘇云：我在延安的那段日子】

　　 　　郭青老師秘密護送 　　我到了延安 　　 　　1938年年初，被日本侵略軍蹂躪的中國大地，到處兵荒馬亂，民不聊生。 　　從江蘇連云港向西駛出的一輛貨運火車上，一個模樣清瘦，三十歲左右的男青年，帶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夾坐在車廂的貨物中間，形同“父女”。女孩兒有一雙大眼睛，顯得很懂事，很乖巧。為了向西北趕路，他們臨時搭乘了貨車。
　　這男青年叫郭青，當時還未婚。他與這小女孩并沒有什么血緣關系。他們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創(chuàng)辦的新安小學的老師和學生。
　　這個小女孩，就是中共高級干部、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女兒項蘇云。
　　1931年，我在上海出生時，父親已經到蘇區(qū)去了。我兩歲的時候，母親看我能離身了，就也去了蘇區(qū)，和父親一道投入了革命工作。于是我被托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英租界辦的孤兒院――上海勞工幼兒院。后來，國民黨當局看孤兒院經常收一些共產黨人的孩子，就強行把這個孤兒院關閉了。陶行知先生只好把我轉移到了他在江蘇淮安創(chuàng)辦的新安小學寄養(yǎng)。
　　陶行知先生把我交給新安小學的郭青老師時，沒敢告訴他我是誰的孩子，只說要好好養(yǎng)著。郭老師對我這個無名無姓的孩子心里沒底，就問有什么特殊要求，萬一有個意外怎么辦。陶先生說，只要你盡了心，就行了，沒有人會找你麻煩。當時我還沒有名字，陶先生就給我取名蘇云，說我是在江蘇天空中飄來飄去的一朵云彩。那個時候，我并不叫項蘇云，而被改姓張，叫張?zhí)K云。因為姓項這個姓的人很少，而項英又是共產黨的知名領導人，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內，如果說是姓項的，太引人注目。我是直到皖南事變后才改叫項蘇云的。
　　1938年年初，日本侵略軍大舉南進，江蘇即將淪陷，新安小學的校長汪達之告訴郭青，要他帶上我奔赴西安。郭青雖不知道我的真實身份，但他忠實地執(zhí)行了校長的囑托，孤身帶著我開始了去西安的長途奔波。
　　郭青老師帶著我，搭貨車走了一段，然后再換乘駛往西安的列車，繼續(xù)西行。我記得，車過陜西潼關的夜間，突然遭到了駐風陵渡日軍的炮擊，車上的燈頓時全部熄滅，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發(fā)出任何響動，火車在黑暗中疾馳，終于沖出了險境。
　　到了人地生疏的西安，郭青老師開始苦苦等待著汪校長來信，以從中得到進一步的指示。其間，郭青老師不知投奔何處。我們苦等了多日，他身邊的盤纏也所剩無幾。這時，他曾暗自打算，若是再沒有人來接應，只有先去找個教書的差事，自己掙錢來養(yǎng)活年紀尚幼的我。
　　就在這時，汪達之校長的信終于寄來了。 他在這封信中，才向郭青老師說明了我的真實身份，并要他帶著我去找在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說只要到了那兒，就有辦法了。
　　當時在國民黨嚴密統(tǒng)治下，西安的普通百姓還不敢公開談論八路軍。故而郭老師很是費了一番周折，才打聽到了八路軍辦事處的地址。
　　于是，他帶著我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當時辦事處的主任是伍云甫。他接待了我們，并聽郭青老師詳盡敘述了我們一路的艱辛經歷。
　　但出于國共間長期對立的緣故，辦事處依然要對我們倆的身份進行嚴格審查。我們就在辦事處住下來，耐心等待著。
　　后來，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正好來西安辦事處，他與我父親很熟悉，就親自給我父親項英發(fā)了一封電報，問明了項英確實有我這么個女兒。至此，組織上才正式批準，由郭青老師帶著我奔赴延安。
　　1938年4月，初春的西北高原仍充滿寒意。
　　當時年僅七歲的我，由郭青老師帶著，乘坐一輛從西安開出的卡車，一路顛簸著向延安駛去。一同開往延安的還有四五輛大卡車。當時和我同乘一輛卡車的，還有陜北紅軍領袖劉志丹的女兒劉力珍，蕭勁光的兒子，中共華北局情報部長王世英夫婦和他們的孩子王敏清。另外，還有中共高層領導高崗的兒子、張國燾的兒子，他們原本準備去蘇聯(lián)，但由于國民黨的阻撓沒能成行，只好又返回延安了。
　　到了延安后，郭老師進延安抗大學習，我被送進了延安保育小學的前身――魯迅小學學習。
　　
　　毛澤東問：“你們在
　　學習、生活方面還有什么要求嗎？”
　　
　　魯迅小學，原為魯迅師范學校附設小學部，是由革命老人徐特立親自創(chuàng)辦的。收留的學生都是革命烈士遺孤，或在白區(qū)工作的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子女，還有長征途中參軍的紅小鬼以及紅軍干部子弟和少量地方政府干部子女等。
　　
　　1938年，小學部和延安邊區(qū)小學合并，改稱魯迅小學，由徐老任第一名譽校長，受延安邊區(qū)政府教育廳的直接領導，后又改稱陜甘寧邊區(qū)小學部。1939年年初，小學部遷到了安塞縣的白家坪村，在這里單獨建校。不久，孫中山夫人宋慶齡領導的全國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建議，在陜甘寧邊區(qū)辦一所兒童保育院，由全國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統(tǒng)一撥發(fā)一部分辦學經費，于是，邊區(qū)小學部正式改名為陜甘寧邊區(qū)保育院小學部，也稱延安保育院小學。學生逐漸擴招到了三百多名。
　　盡管當時延安的物資條件匱乏，但黨中央和邊區(qū)政府還是想辦法給孩子們提供生活照顧。當時政府規(guī)定一般干部的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二錢油，三錢鹽，一斤半煤。對保小的學生的標準就有所優(yōu)待，多分配一些大米和面粉，服裝也比一般人員每年多發(fā)一套，冬季再補充被褥和鞋帽。
　　1938年夏天，一個星期日，我剛剛到小學上學不久，有家的同學都回到父母身邊去了，剩下我們這些沒有家長來接的孩子，就跟著老師到山上去玩，那漫山遍野的花朵讓大家好不開心。一會兒工夫，大家就采來了大捧美麗的山花。
　　
　　我們好幾個同學跟老師說，這些花真漂亮啊，我們把它去獻給毛主席，怎么樣��？
　　老師也很爽快地答應了我們的要求。于是我們一溜小娃娃，排著隊，唱著歌，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駐地走去。
　　我們先來到了毛主席住的窯洞前，毛主席看到是我們一群娃娃來了，非常高興。當時江青也在場，她從窯洞里拿出一桶餅干讓大家吃。一會兒，毛主席又把孩子們領到了一間簡樸的會議室，大家都爭先恐后地把剛采來的鮮花獻給毛主席。
　　毛主席熱情地招呼著老師和同學們，圍著一張大會議桌坐下來，大家一面吃著餅干，一面和毛主席聊了起來，師生們踴躍回答著毛主席詢問的學校的各方面情況。
　　后來毛主席問幾個同學：“你們在學習、生活方面還有什么要求嗎？”大家愣了一會兒，不知從何說起。我在老師的提醒下，大方地站起來提問：“毛主席，我們能到蘇聯(lián)學習去嗎？”
　　毛澤東認真聽完，停了一下，回答說：“是啊，蘇聯(lián)是現(xiàn)在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列寧領導的蘇聯(lián)布爾什維克破除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樣的社會制度具有很多優(yōu)越性，是理想的社會。世界上的勞苦大眾都向往那個地方，你們想去那里學習、生活，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蘇聯(lián)雖然很大，可也不能容下全世界的勞動大眾啊。我看，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按照蘇聯(lián)的方式，團結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先去推翻自己頭上的剝削階級和帝國主義，建立一個人民當家做主、光明幸福的新中國。那時，我們就不一定去蘇聯(lián)了，同樣可以在自己的國家過上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幸福生活！”
　　毛澤東的話說得那么貼切和有道理，給同學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和父親在一起的十二天
　　
　　項蘇云自出生后，就沒見過父親項英的面。直到1938年秋，項英到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期間，已七歲大的項蘇云，才第一次見到了父親，并和他相處了十二天。但項蘇云卻不曾想到，這次相見，也是她和父親的訣別。
　　
　　那天我正吃晚飯，郭青老師告訴我說，你爸爸來延安了，馬上接你去看爸爸。我又驚奇又高興。
　　一位警衛(wèi)員叔叔帶我來到了延安城里的八路軍大禮堂，這里正在舉行歡迎大會。大禮堂的條件十分簡陋，人們擠坐在木條板凳上，會場氣氛卻很熱烈。
　　
　　我進了會場，就到處找爸爸。陳云伯伯看見我走過來，說：“蘇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于是他把我領到一排座位前，對朱德旁邊的一個人說：“老項，你女兒來了�！庇洲D過來告訴我，這就是你爸爸。
　　我爸爸一把將我抱起來，讓我坐在他腿上，他問我，你幾歲了？叫什么名字？我就一一回答，好像也沒特別激動，因為我從未見過父親的面，更不知道如何與父親親昵。我們雖有著血緣關系，但畢竟從未在一起生活過。
　　歡迎會沒有開完，我突然流起了鼻血，爸爸一看很著急，卻不知怎么辦才好。這時，坐在后面的馬海德醫(yī)生走過來，擰了一條涼毛巾，敷在我的鼻子上，過了一會兒，鼻血才止住了。
　　散會后，爸爸要帶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覺怯生生的，就推說同學都在等我，就先回學校去了。直到第二天放學，爸爸又來學校接我，我才跟他去了。后來的幾天晚上，我就住到了爸爸那里。在延安保育院的小弟弟阿毛也被接了回來，這樣我們總算和父親在延安團聚了。馬海德醫(yī)生特意為我們一家在延安中央組織部門前照了一張相，照片上我戴的帽子，就是父親來延安帶給我的禮物。這張照片成了我們姐弟與父親的唯一一張合影。
　　和爸爸相處的那些日子，他給我洗手、洗腳、穿衣服，陪著我玩，盡心照顧與呵護我。直到我長大后才體會到，父親是在盡力補償對子女的歉疚，體味父女間稀有的天倫之樂。
　　爸爸在延安時還專門請郭青老師吃飯，表達對他照顧女兒的感激。爸爸親自給郭老師斟酒，還是個小孩子的我卻搶下老師的酒杯，對爸爸說：“郭老師不喝酒，不喝酒�！迸�得兩個大人相視大笑。
　　那時，日軍飛機經常來轟炸，我們保小學生常躲進山里上課。那天，爸爸就要離開延安了，可我偏偏不在學校，爸爸來告別時沒有見到我，只好帶著幾分遺憾離去了。
　　半個月后，爸爸又托人從西安給我捎來了幾樣東西：一封信，一筒餅干，一副手套。爸爸雖然和我們相處的時間很短，但他心里卻一直惦念著我們。此后，我就和爸爸永遠地分別了。
　　我從小就在沒有父母的環(huán)境中長大，更不用說享受父愛母愛了。這次在延安和父親相處的日子，才使我對他有了印象，而父親也把他一生的父愛，都在那十二天里給了我。
　　
　　母愛的缺失，給我留下了一生的缺憾
　　
　　項蘇云和父親之間，僅有一次相見， 而對于母親，在項蘇云幼小的心靈里，更是一片模糊。她曾向父親問起過母親，但父親沒有對她多說什么，只是沉默不語。
　　
　　后來我才知曉，母親在我到延安的三個月前，曾帶著三歲的小弟到了延安。她把弟弟留下后，就一個人返回去，從此就杳無音信了。我們母女錯失了最后一次相見的機會。
　　1931年，母親在上海生下我，并帶到了兩歲，隨后就去了父親所在的江西中央蘇區(qū)。1934年紅軍撤離中央蘇區(qū)長征后，母親和堅守蘇區(qū)的一萬多名同志被敵人包圍，突圍中與中共領導人瞿秋白、中央蘇區(qū)政府婦女部長周月林在福建被俘。但他們的身份沒有暴露，在監(jiān)獄關押了三年多后，被保釋出來。
　　但就在母親和周月林被保釋、瞿秋白也快要獲得自由時，國民黨突然不知道從哪里得知了瞿秋白的真實身份，瞿秋白因此被殺害了。
　　從監(jiān)獄出來的母親歷經艱難才找到了在皖南的父親，她向父親談了被俘和監(jiān)禁的情況，后來母親就把我弟弟送往延安，在返回皖南途中，不幸失蹤。
　　對于母親的失蹤，社會上有不少謠傳，說我母親出獄后，找到了父親項英，還沒放下行李，就被父親責問：“瞿秋白的死是不是和你與周月林有關系？”他看母親顯得緊張，就認為母親承認了出賣瞿秋白，一怒之下，拔出手槍槍斃了母親。其實這都是誤傳，并沒有什么事實根據(jù)。
　　而后來，與母親一起入獄和釋放的周月林被打成叛徒，關押了十二年。直到1979年，人們從當年國民黨官方辦的一份報紙上，發(fā)現(xiàn)了一篇當時中共福建省委“投誠”人員的自供，才弄清了出賣瞿秋白的真正叛徒是誰。至此，我母親和周月林的清白無辜才得到了證實。
　　談起母親，我會有許多感慨：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不僅要流血犧牲，還要蒙受冤屈啊！而后者或許更難以承受。
　　我對母親的全部印象，只能從“文革”期間，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偶然發(fā)現(xiàn)的一張母親的照片上得來。這么多年來，我僅能憑模糊的照片來辨認母親的相貌，揣摩她的性情，感受她那遙遠的母愛。
　　
　　小小演說家的一次尷尬事
　　
　　別看保育小學坐落在荒涼的西北延安的大山溝里，卻涌現(xiàn)出不少聰明、勇敢、才藝出眾的少年。1944年兒童節(jié)時，延安《解放日報》曾刊登過一篇保育小學在延安陜甘寧邊區(qū)兒童節(jié)比賽中全面獲獎的報道。其中寫道：在老師辛勤管教下，保小在各個方面都有不少聰明、能干、才藝出眾的少年，如小小政治家于龍江，小小畫家洪小靈，小小科學家李久銘，小小演說家項蘇云，還有在智力測驗中分數(shù)最高的最聰明的孩子李路達等。
　　
　　
　　我在保小時，有個小小演說家之名。因為我記性好，從不怯場，所以常被老師挑選出來演講。有時老師就把我抱到馬上，騎馬帶我到延安參加會議和代表學校演講，我在邊區(qū)的演講比賽中還獲過獎，常受到老師和校長的夸獎。
　　可是有一次，我去學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為當?shù)厝罕娧葜v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施政綱領時，卻出了個洋相。
　　那天，我們學校的老師和同學一道，在真武洞的集市上，拉開了一片場子作宣傳。我早就把黨的施政綱領背得滾瓜爛熟，就登上了講臺，流利地演講起來，許多來趕集的老鄉(xiāng)都被我這小姑娘的宣講吸引過來。
　　臺下站成一圈的老鄉(xiāng)中，有一個人離我不遠。他一邊聽我演講，一邊從懷里摸出一個小東西，放在手上一掐，發(fā)出咔吧一聲響。他就這樣，一把把摸著、掐著……
　　這老鄉(xiāng)的奇怪動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一個勁兒地琢磨，他在摸什么呢？為何還要掐呢？想著想著，竟走了神，把背熟的“綱領”也給忘掉了，演講卡了殼，引得臺下一陣哄笑。
　　后來我才知道，延安地區(qū)冬天缺水，一般人沒有條件洗澡，身上長了虱子，只好在太陽底下曬曬，趁機抓一抓。那個老鄉(xiāng)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呢。
　　就因為這個好奇心，一貫受表揚的我，這回挨了老師的批評。
　　
　　蔡媽媽待我如親女兒
　　
　　1941年冬，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在皖南事變中犧牲后，延安中央組織部特別派人到白家坪的保育小學慰問了項蘇云，并送了她一件棉大衣。第二年暑假以后，組織上為了照顧項蘇云，又特意把她留在了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附屬子弟學校繼續(xù)上學。
　　
　　這段時間，我經常去蔡媽媽（蔡暢）家度假，她女兒李特特很羨慕我，說我在她母親身邊的時間比她這個親女兒還要多。
　　1942年延安開展大生產運動時，有一次我放假把被子拿回來洗。那被子里面全是黑粗布，很厚，我根本洗不動。蔡媽媽就說，現(xiàn)在不是搞變工隊嗎，你也可以變變工呀。警衛(wèi)員小伙子力氣大，請他幫你洗被子，你呢，編織毛線拿手，就幫他織一條圍巾，怎么樣？
　　我高興地答應了。于是，蔡媽媽的小警衛(wèi)員花了半天時間，幫我把被子洗干凈。我呢，用了四天時間，給他織了一條毛線圍巾。干完后，我跟蔡媽媽開玩笑說：“他洗被子花了半天時間，我織圍巾花了四天時間，這不對等�。俊辈虌寢尯吞@地對我說：“不能這么算，他雖然花的時間少些，可用了好大力氣呀，這就是各取所長，互相幫助嘛！”蔡媽媽的話，讓我明白了事理，也懂得了一種看問題的方法。
　　那時，蔡媽媽家住好幾孔連在一起的窯洞，最里面一間，是蔡媽媽、李叔叔（李富春）住的，外面一間蔡媽媽辦公用，最外面一間，是李叔叔用來開會和接待客人的。我和弟弟回去時，就住在最外面的窯洞。
　　我們倆腳頂腳睡一張床，還在床上打鬧，蹬腳玩。我比弟弟力氣大，常蹬腳蹬到他的臉上。他生氣了，就滿院子追打我。蔡媽媽聞訊趕緊跑出來勸架，還為弟弟打圓場說：“阿毛，快到我窯洞里來，我給你小米糖，不給姐姐吃�！庇谑牵�她就領弟弟進窯洞拿糖吃去了。
　　
　　我弟弟從小有尿床的毛病，蔡媽媽常常半夜起來叫他尿尿。有時怎么也叫不醒，蔡媽媽就拿一根棍子在桌子上一敲，嚇唬他說：“阿毛，再叫不醒，我就要拿棍子打你啦�！钡艿芤宦�，嚇得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蔡媽媽就是這么細心地照料我們的生活。
　　蔡媽媽照料我們很細心，但管教起來也很嚴格。特別是我那弟弟很調皮，在學校都出了名，老師一來告狀，蔡媽媽就要對他嚴厲批評。她和李叔叔都擺出一臉威嚴的樣子，弄得阿毛好害怕。后來阿毛就說：“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叔叔、蔡媽媽�！�
　　我在蔡媽媽家吃飯時，家庭氣氛也挺濃。叔叔吃起飯來，大刀闊斧，典型的男子漢吃法，一大碗飯，扒拉幾下就吃完了，你不給他夾菜，他也不吃。所以，每次吃飯，細心的蔡媽媽都把菜給他埋在飯下面，好讓他多吃一點兒菜。
　　蔡媽媽后來身體有病，伙房為了給她補養(yǎng)，有時就給她燉一只雞。燉雞送來時，蔡媽媽就開始“分配”了。她說，李叔叔吃雞不會啃骨頭，讓他吃雞胸脯；她自己喜歡啃骨頭，雞爪子、雞脖子就歸她吃；蘇云呢，人小就吃雞大腿吧。所以一吃雞，我們“家”就這么分工了。
　　有時吃完飯，李叔叔、蔡媽媽就拉著我的手在窯洞后的山坡上散步，我身后還跟著一只小狗。路遇的叔叔阿姨都說：“你們真像親親熱熱的一家子�！�
　　
　　周副主席給我們批了八百副擔架
　　
　　1944年年底，項蘇云小學畢業(yè)，考入延安中學。1947年春，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時，根據(jù)黨中央的統(tǒng)一部署，延安中學轉為野戰(zhàn)醫(yī)院，為前線的部隊和傷病員服務。
　　
　　我們這個臨陣上馬的野戰(zhàn)醫(yī)院，分成五個所和一個手術隊。每個所從邊區(qū)醫(yī)院抽調來兩位醫(yī)生，兩位護士，教我們這些學生學習醫(yī)護知識。
　　第一批傷病員剛從前線下來時，我們都圍上去看。血肉模糊的戰(zhàn)士嚇得我們手腳直哆嗦，后來才慢慢適應了，學會了給傷員包扎處理，消毒敷藥，還學會了洗繃帶、給醫(yī)療器械消毒等。送過來的傷員，經過野戰(zhàn)醫(yī)院的包扎處理后，再往后方轉移。
　　鄧家溝戰(zhàn)役那次最危險，我們這個所里躺了二百多個傷員�？梢桓睋�架都沒有，怎么轉移傷員呢？況且前面的部隊已開拔，頭頂上還有國民黨的飛機在轟炸，情況非常緊急。
　　后來醫(yī)院的兩個通信員騎馬去找前線部隊，正巧路遇負責后勤部的周恩來，他們匯報說：“我們醫(yī)院現(xiàn)有好幾百號傷員，一副擔架也沒有，怎么轉移傷員呢？”
　　周副主席一聽，馬上寫了一個條子，說，批給你們八百副擔架，很快就會送來。兩個通信員一聽，高興極了，趕快跑回去報信。后來擔架隊及時趕到了，我們醫(yī)院的醫(yī)生、護士分別護送著幾百副擔架和傷員后撤，我和另外一個護士，兩人就護送了一百多副擔架。
　　
　　我被“回光返照”的傷員一把抱住
　　
　　經過野戰(zhàn)醫(yī)院的一段艱苦磨煉，項蘇云不僅適應了行軍打仗、戰(zhàn)地搶救的緊張生活，也不像最初那樣，一見流血、死人就害怕，膽子鍛煉得特別大。
　　
　　那時候，我們經常要去查夜，一個男的一個女的，提著馬燈去。大批的傷病員住在一二十個窯洞里，我們查夜，一夜要查三次，常常要查到第二天雞叫。重傷員和輕傷員要分開護理，沒有單獨的窯洞放置重傷員，我們就在窯洞外墻邊上挖一個坑，鋪上草，把重傷號安置在里面，上面用布一罩，晚上就重點守護著。經常是守著守著，一個重傷員就死去了，我還不知道，隔了一陣一摸，他身上都冰涼了。
　　那時傷員中有許多截了肢的，經常患肢體潰瘍，或破傷風。陜北那個地方，當時衛(wèi)生條件差，馬糞呀，蒼蠅呀，蚊子呀，什么都有，得了破傷風的人就沒法治了，沒有藥，只好喂點飯什么的，等著死。
　　得破傷風的病人臨死前，會出現(xiàn)回光返照的現(xiàn)象，有人會突然站起來，把一個活人抱住，然后再倒下去。我開始害怕極了，不敢過去，就讓男同學去。后來實在忙不過來，我也就跟著去了。男同學告訴我說，“回光返照”的人一抱住你，你就把他放下，他就自然過去了。
　　我還真的經歷過這種場景。不過，一段時間后，我什么都不怕了，膽子鍛煉得特別大。戰(zhàn)爭就是這樣殘酷，但戰(zhàn)爭也磨礪了人的意志，人的膽量。
　　那時條件很苦，不僅傷員的醫(yī)療條件難以保證，就連我們這些醫(yī)務人員，鬧病的也很多。我后來也得了傷寒病，一直發(fā)高燒，說胡話。幸虧這時候醫(yī)院弄到了一點磺胺藥片，就是靠這個磺胺藥片，我才保住了一條命！我在床上躺了半個多月，病才慢慢好起來。
　　
　　1948年春天，毛主席和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撤離陜北途中，任弼時仍然惦記著項英的女兒項蘇云，他專門給八路軍總后勤部部長葉季壯發(fā)了一個電報，叮囑他找一下第四野戰(zhàn)醫(yī)院的項蘇云，通知她隨中央一起行動。
　　項蘇云隨后離開了野戰(zhàn)醫(yī)院，跟隨任弼時率領的工人代表團到了東北哈爾濱。1948年秋天，項蘇云又和二十名青年一道赴蘇聯(lián)學習深造，成為后來被稱之為“4821”的成員之一。
　　項蘇云在蘇聯(lián)學習的是紡織技術。1952年回國后，她先到北京第二棉紡廠當車間主任，后任紡織工業(yè)部研究所、情報所所長。1984年由于視力和身體原因，調到中國科技協(xié)會搞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工作，直至離休�！�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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