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胡適

　　年輕的胡適影響青年毛澤東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國，幾乎向任何一個知識青年提問：“你喜歡讀什么雜志？”他都會毫不遲疑地告訴你：“《新青年》雜志�！比绻�再問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誰？”他同樣會毫不遲疑地回答說：“是胡適和陳獨秀�！睆哪莻�時代過來的毛澤東就曾這樣回答過提問。
　　讀過美國著名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讀者，勢必會記得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么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jīng)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胡適只比毛澤東大兩歲（胡適生于1891年，毛澤東生于1893年）。還在毛澤東讀中等師范學校時，胡適早已因鼓吹和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和文學改良而聲譽鵲起，成為當時以至后世最有影響的著名學者。當毛澤東來到北京，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八元的圖書管理員的職位時，胡適那時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毛澤東曾不失時機地抽空去旁聽過胡適的課。這也是毛澤東一度稱自己也是胡適的學生的由來。后來，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jīng)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并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作過報告，解答問題。從這，我們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長沙創(chuàng)立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年懷著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愿望，響應蔡元培、吳玉章在北京發(fā)出的號召，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為此，毛澤東曾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七八個月來，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耗費在留法勤工儉學的宣傳、組織和準備的工作上” 。可到了臨行前，毛澤東卻決定不去法國了。當時，許多新民學會會員很不理解。對此，毛澤東作了解釋：“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于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又說到這件事：“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有些人只是一種‘謎’。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shù)呢，仍舊是‘胡涂’；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jù)。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即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nèi)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由此可見，毛澤東之所以最后決定不去法國勤工儉學，主要原因在于他要了解中國的國情，研究國內(nèi)的問題，他認為這樣對國家、對民族是更為有利的。后來的歷史證明，毛澤東的確是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最了解國情、最了解農(nóng)民的領袖。中國革命道路的形成，農(nóng)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理論的形成，不能說與此沒有淵源。
　　毛澤東不去法國的第二個原因呢，則是與胡適的態(tài)度有關。毛澤東為是否出國一事，“專門問過”胡適，胡適贊成、支持他留在國內(nèi)研究問題。因為胡適是贊成“多研究些問題”的。毛澤東在信中提到胡適的《非留學篇》一文，說明毛澤東讀過這篇文章，受到這篇文章影響。
　　毛澤東不去法國留學的第三個原因，還與那一時期剛好發(fā)生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有關。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fā)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適在危難中接辦了以談政治為主的《每周評論》，胡適不想談政治，這時已無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決定談點基本的問題”――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
　　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是針對一切“主義”的，而非專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但是，胡適也確實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
　　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觀點遭到了反駁，形成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zhàn)。
　　毛澤東在這場爭論中是什么態(tài)度呢？就目前見到的史料，筆者認為毛澤東是贊成“多研究些問題”的，因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并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jīng)濟自由問題”、“國際聯(lián)盟問題”等等，共計七十一大類，其中的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yè)、交通、財政、經(jīng)濟八大類又分列出八十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中等教育問題”、“女子交際問題”、“貞操問題”、“國語問題”、“司法獨立問題”、“聯(lián)邦制應否施行問題”，合計一百四十四個要研究的“問題”。既然要研究中國的問題，當然不可能跑到國外去研究。所以，毛澤東也就不去法國了。
　　而五四運動的發(fā)生更使毛澤東堅定了留在國內(nèi)參加火熱斗爭的決心。
　　之后，毛澤東在湖南長沙一手創(chuàng)辦了“文化書社”。書社里重點銷售的圖書也有胡適的一些著作，如《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白話書信》、《短篇小說集》，也有登載胡適文章較多的刊物《新生活》，還有就是胡適的老師――杜威教授的書。從文化書社銷售的這些書刊，也可看出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態(tài)度與立場。
　　
　　胡適支持毛澤東的革命活動
　　
　　毛澤東在青年時期不僅受到胡適的影響，而且在從事革命活動時也得到過胡適的支持。
　　《西行漫記》中記載，1919年，毛澤東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專程前去拜訪胡適，目的是“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斗爭”。胡適欣然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要求，表示盡力給予支持，以后他也是這樣做了。
　　是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fā)表了《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文，胡適看過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三十六號《新書評介》一欄中，對毛澤東的文章和《湘江評論》作了熱情洋溢的肯定。胡適撰文說：“現(xiàn)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shù)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廣州，東從上海、蘇州，西至四川，幾乎沒有一個城市沒有這樣新派的報紙……現(xiàn)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苯又�他又專門對《湘江評論》和毛澤東的文章作了高度評價。胡適寫道：“《湘江評論》的長處似乎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断娼�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xiàn)今一篇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fā)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tǒng)治天下，能產(chǎn)生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此時的胡適已經(jīng)發(fā)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卻對充滿反叛精神的《湘江評論》與毛澤東的這篇《民眾的大聯(lián)合》的文章給予這樣高度的評價，也反映了當年風云際會、名滿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適對青年毛澤東的器重。胡適確實很有眼光�？上У氖�，《湘江評論》只辦了五期，就被湖南督軍張敬堯下令給查封了。
　　胡適的這段評介、贊揚，無疑是對毛澤東領導的湖南革命運動與《湘江評論》的極大支持與鼓舞。以胡適當年的身份、地位與社會影響，他的這篇文章所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遠非一般人所能及。正是由于胡適對《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文的褒揚，使得該文迅速為《新青年》、《星期日》、《晨報》、《新潮》、《時事新報》、《星期評論》等報刊所推薦與轉載。
　　新派教授胡適不僅給青年毛澤東許多影響，而且還支持毛澤東創(chuàng)辦“湖南自修大學”。
　　1920年1月15日，毛澤東又拜訪了胡適。胡適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闭勈裁茨�？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說到了這次拜訪胡適所談的內(nèi)容。當時毛澤東正在北京醞釀籌備湖南“工讀互助團”，為了爭取支持，毛澤東去拜訪了胡適，就辦學的目的與初步計劃向胡適求教。“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chuàng)辦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chǎn)的生活�！� 毛澤東還特別說明，自修大學的名字是胡適先生給起的。胡適后來在日記中追憶了這件事：“毛澤東依據(jù)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這天中午，胡適在臺北家中留秘書胡頌平吃飯，談起了毛澤東的老丈人楊昌濟。毛澤東曾說自己進北大圖書館是楊昌濟先生介紹的。胡頌平由此便問：“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工作，是他老丈人帶進去的嗎？”胡適說：“不是。毛澤東在湖南師范畢業(yè)后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與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戰(zhàn)期間，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燒了――當時北京有個工讀輔助會，他先在輔助會工讀，很苦�！蹦翘�，胡頌平還特地把心中一個疑問提了出來，他問胡適：“是否先生介紹他進圖書館的？”胡適說：“不，當時章行嚴（章士釗）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當主任。章行嚴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釗兩人把他介紹進去的�！�
　　毛澤東從胡適處取回請胡適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后，就正式擬定了《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并采納了胡適的一些具體意見和辦法。這一系列活動，說明毛澤東很重視胡適提出的建議和意見，也說明了青年毛澤東在從事革命活動時是得到了胡適的支持的。正因為這樣，胡適才贏得了毛澤東對他的尊重。1920年4月，毛澤東領導“驅張”（湖南督軍張敬堯）運動勝利后一回到湖南，便給胡適寫信報告湖南“驅張”后的形勢。信中寫道：“適之先生：在滬上一信，達到了嗎？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比绻�胡適對青年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沒有給予支持的話，毛澤東是決不會寫信向他報告湖南“驅張”后的新形勢的。
　　不過，胡適與毛澤東的這段交往，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飛速發(fā)展而“道不同，不相為謀”了，直至最終走向了勢不兩立。
　　
　　毛澤東努力爭取胡適
　　
　　胡適終其一生，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不贊成暴力。而毛澤東恰恰是一生服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認為階級斗爭可以解決世界上的任何難題，不僅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要靠階級斗爭，甚至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可以解決經(jīng)濟建設、經(jīng)濟發(fā)展問題。
　　國共兩黨內(nèi)戰(zhàn)期間，沒有見到胡適對共產(chǎn)黨暴動的批評，但可以肯定，胡適是不會贊成中共的武裝斗爭的。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胡適在一些文章里對蘇俄還不時地給予贊美。直到1945年美蘇勾結的雅爾塔秘密協(xié)議的內(nèi)容暴露于世，胡適才徹底改變了對蘇聯(lián)的看法。有趣的是他對國民黨也不間斷地批評，直至發(fā)起人權運動，抨擊國民黨的一黨專制。
　　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尤其是西安事變發(fā)生后，胡適終于倒向了國民黨和蔣介石。但這并不意味著胡適就放棄了自由主義立場，與國民黨同流合污。他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身上，卻又不滿蔣的獨裁專制。
　　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共產(chǎn)黨為了爭取人心，大打統(tǒng)戰(zhàn)牌。像胡適這樣的名人自然是中國共產(chǎn)黨努力爭取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最突出的有兩件事。一件事是1945年3月27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發(fā)布公告，胡適為出席舊金山聯(lián)合國大會代表團代表。4月25日，聯(lián)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澤東指示與胡適長談，希望胡適支持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主張。談話中，胡適搬出《淮南子》的無為主義，規(guī)勸中國共產(chǎn)黨從事單純的政黨活動，作為國內(nèi)的第二大黨參加選舉。中國共產(chǎn)黨怎么可能聽你胡適的“胡說”！
　　第二件事還是發(fā)生在這一年。7月1日，國民參政會的民主黨派人士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褚輔成、冷?、左舜生共六人訪問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適的學生，又是胡適的摯友。毛澤東當然不會放過這一統(tǒng)戰(zhàn)機會。在見面之后，毛澤東便以學生的身份請傅斯年代他向遠在美國的老師胡適問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對延安的感受與黃炎培對延安的感受截然相反。從延安回到霧都重慶，黃炎培出版了《延安歸來》，對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大加贊賞，說延安“一片光明，溫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卻說毛澤東的氣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風似乎并不民主。在重慶的報紙上，傅斯年通過文章向自己的老師兼朋友胡適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也談了對毛澤東的上述印象。
　　胡適見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沒有改變自己對共產(chǎn)黨的看法。是年8月24日，胡適在紐約發(fā)了一封著名的電報給毛澤東：“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nèi)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nèi)戰(zhàn)而完全消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jié)福生（現(xiàn)譯杰弗遜）十余年和平奮斗，其手創(chuàng)之民主黨遂于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斗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shù)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fā)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此時正值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而斯大林于胡適電報之前兩天，也強硬要求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會談。對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我們現(xiàn)在知道，毛澤東非常不滿，窩了一肚子火。
　　不論是胡適的“規(guī)勸”，還是斯大林的高壓，毛澤東是不會聽的。胡適的這種態(tài)度決定了毛澤東不再對胡適存有幻想了。但毛澤東還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放出話來：“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后笑了：“不要相信共產(chǎn)黨的那一套！”這樣一來，胡適終于從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統(tǒng)戰(zhàn)名單中被剔除了。1949年1月26日，新華社在廣播中將一生反對暴力的胡適列為戰(zhàn)犯。這以后，胡適又多了一個頭銜――重要的戰(zhàn)爭鼓動者――戰(zhàn)犯。
　　
　　毛澤東發(fā)動批胡運動
　　
　　進入20世紀50年代后，中國共產(chǎn)黨經(jīng)過鎮(zhèn)壓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政權已經(jīng)完全得到了鞏固。1954年，毛澤東毅然發(fā)動了“胡適思想批判”運動。而在這之前，大陸就開始了批判胡適，只不過當時僅限于知識界的小規(guī)模會議。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學舉辦討論“胡適思想問題”的學術會議，接著在上海召開“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在美國的胡適知道后說道：“我一向是樂觀的人，總覺得這種局面不會長久。他們清算北大，我覺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對某種思想的回憶。想想那時學術平等，思想自由空氣，大家會更加深刻了解。他們清算‘胡適思想’，等于溫習胡適的書�！焙�適估計“這種局面不會長久”，是錯估了形勢。到1954年，大陸思想文化界終于掀起了一場全面大規(guī)模地批判胡適思想的政治運動。
　　這年的10月16日，毛澤東就《紅樓夢》研究致函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有關人員，號召開展“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一時間，批判會不計其數(shù)，批判文章如雪片飛舞，大家口誅筆伐，當時確實使胡適在內(nèi)地的威信掃地。一大批專家學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從1951年算起，這場運動前后斷斷續(xù)續(xù)進行了七年，直到1957年“反右”時才告結束。那時內(nèi)地還派人向旅居美國的胡適說：“我們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們反對的不過是胡適的思想�！焙�適笑了起來：“沒有胡適的思想就沒有胡適！”
　　就在大陸批判和清算胡適思想的時候，臺灣“國防部總政治部”在“特字99號”《特種批示》中稱胡適“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
　　
　　毛澤東說21世紀再為胡適恢復名譽
　　
　　在“批胡運動”轟轟烈烈之時，毛澤東還是實事求是地說要正確評價胡適。那是1955年，毛澤東與科學家錢學森、吳景超等人共在一桌吃飯，他對同桌的人說：“胡適提倡白話文，要給他記一功，但是現(xiàn)在還不行。”到1956年，毛澤東在內(nèi)地發(fā)動的批胡運動已經(jīng)進行兩年多了，這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出席全國政協(xié)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時，當眾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式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9月，中國外交部顧問周鯁生利用到瑞士出席“世界聯(lián)合國同志大會”之機，輾轉向胡適傳達了有關信息。之后，周鯁生在倫敦會晤武漢大學原教授陳源，向他轉達了周恩來希望陳源回大陸看看的口信，同時通過陳源動員胡適回大陸。受人之托，陳源給胡適寫信轉達了中共領袖毛澤東、周恩來的意思。然而，胡適不為所動。胡適在陳源的信中所說的“對于你，是對你的思想，并不是對你個人”一句話的下面畫了一道線，并在旁批注說：“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這一年7月1日，離開祖國已經(jīng)六年，旅居南洋的著名作家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和新加坡工商考察團記者的身份到北京訪問。10月3日，毛澤東單獨接見了他，作了長談。毛澤東提出，希望他給胡適寫封信，邀請胡適回來看看。告別時，毛澤東親自送曹聚仁上汽車，還給他關了車門。這是毛澤東給他的禮遇！正是受毛澤東的委托，曹聚仁回到新加坡后，于1957年給胡適寫了封信。胡適收到信后，在日記中記道：“此信大意是說他去年秋間曾到北京上海去了‘兩次’，‘看到了朝氣蓬勃的新式中國’！‘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國，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斷語何如’，他說他‘愿意陪著先生同行’！”曹聚仁的信雖然寫得情真意切，可是，他信中語氣多有不恭，大概曹聚仁自認為是受毛澤東的委托，所以，語言也多有些“教訓”的口吻，使得胡適大為反感。胡適在3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彼�遂在信上批了“不作復”三個字。
　　胡適不愿回到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并不表示他就滿意臺灣的政治體制。胡適對蔣介石也是不滿意的。他認為蔣介石的那一套與民主政治也是相去甚遠。
　　胡適信仰堅定，獨立思考，不盲從。這正是胡適了不起的地方。毛澤東也了不起，他說“21世紀再為胡適平反”。
　　20世紀50年代，內(nèi)地在批判胡適的同時，也在從事文化建設――“文字改革”。那時，內(nèi)地每出一份“簡字表”，胡適就立刻叫學生唐德剛給他找來看。而每次認真看完之后，總是贊不絕口。唐德剛說：“真想不到胡適還能如此心平氣和，言出由衷；那種為學術而學術，為文化而文化的崇高風范，真令我萬般心折！我那時就想，如果1949年胡適被共產(chǎn)黨活捉了去，‘系獄云陽’，他在牢內(nèi)‘覃思十年’可能還會搞出一套更好的簡體字來�！蹦且魂囎�，胡適經(jīng)常對唐德剛說：“漢字一定要簡化！一定要簡化！”不過，胡適對毛澤東的一些舊體詩詞，卻頗為挑剔，他對唐德剛說：“像《蝶戀花》、《浪淘沙》等詞作都是不合韻律的�！�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臺灣去世。他的秘書胡頌平找來了胡適的遺囑。遺囑是胡適1957年6月4日在紐約做胃潰瘍手術之后立的。一共有八條，其中的第二條寫道：“確信北京大學恢復學術自由時，將留存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委托保管的一百零二箱書籍捐贈給該大學�！睆闹胁浑y看出胡適對祖國內(nèi)地還是留戀的，對北京大學也有著無論如何也割舍不斷的感情�！�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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