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戰(zhàn)爭 [對這場戰(zhàn)爭，中國人應怎樣看]

　　 　　編輯本期話題的最后一天，也是美國對伊拉克開戰(zhàn)的日子，“反戰(zhàn)”與“挺戰(zhàn)”的聲音仍不絕于耳。其實，早在伊拉克危機開始時，這兩種聲音就與之相生相伴。而隨著危機的一步步演進，“反戰(zhàn)”之聲也在全球范圍內擴展，圍繞“反戰(zhàn)”與“挺戰(zhàn)”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的爭論也愈演愈烈。前不久在中國也由一份反戰(zhàn)聲明引發(fā)了一場激烈爭論，網上和媒體沸沸揚揚。我們發(fā)現(xiàn)在這場有關國際問題的爭論中，幾乎沒有國際問題研究者的聲音。我們想，他們一定有其專業(yè)性的見解。為此我們制做了這期話題。
　　現(xiàn)在，這場爭論并沒有因為戰(zhàn)爭的開始而停息，而我們對相關問題的思考也有了更加現(xiàn)實的意義。
　　
　　不是空穴來風
　　
　　●爭論反映了國內公眾輿論和“精英輿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已經對我國面臨的重大國際政治和中國對外基本環(huán)境問題產生了相當認真、廣泛和深刻的思考，并產生了困惑和辯論。
　　時殷弘：關于這次美國對伊戰(zhàn)爭問題，在國內的公眾輿論中出現(xiàn)了不同聲音，甚至出現(xiàn)了相當激烈、有時大動感情的爭論。它們既涉及國際政治的重大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我國的重大對外戰(zhàn)略和政策問題。與此同時，它們不僅關系到具體的美國對伊戰(zhàn)爭問題，還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國際政治觀和不同的情感，連同對于某些重要問題的大相徑庭的基本判斷，因而引起了普遍的關注。我認為總的來說這是正常的，甚至一定意義上是可歡迎的。它反映了國內公眾輿論和“精英輿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特別是1999年以來，對我國面臨的重大國際政治和中國對外基本環(huán)境問題進行了相當認真、廣泛和深刻的思考，并產生了困惑和辯論。這次關于美國對伊戰(zhàn)爭的爭論是所有這些的繼續(xù)，并且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高峰。
　　為什么會有如此眾多和明顯的分歧、困惑、思想矛盾和爭辯？首先，它反映了我們還不能清楚地認識冷戰(zhàn)后、特別是9.11以來的世界政治�？陀^的國際政治形勢如此復雜，當然容易引起困惑和爭論。美國對外政策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冷戰(zhàn)前后相比有頗大差別，9.11前后相比也是如此，因此美國本身就非常復雜�，F(xiàn)實的世界政治這么復雜，美國本身這么復雜，所以對它們的全面和準確的理解自然比較困難。
　　不僅如此，中國目前的國際處境和未來的對外關系前景也多有復雜之處，存在不少未知因素，不少重大事情還未有定論或定局。中國在國力和國際地位上升過程中會遇到什么困難；中國的外部環(huán)境是安全因素居多，還是不安全因素居多；是機遇大，還是挑戰(zhàn)大，都是可以引起思想矛盾和公眾爭論的問題。在一個多有變動的世界上，關于某些重大國際問題的中國國內公眾的歧異是不可避免的。
　　還有，我國現(xiàn)在處于社會、經濟的轉型期，存在多種變化、矛盾和困難，以及導致國內社會成分和思想成分發(fā)生變化的愈益增加的多樣性。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在經濟、社會改革和政治進步的過程中，中國實際上已經出現(xiàn)了顯著的現(xiàn)代大眾政治，公眾了解國際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寬，參與國際問題討論的機會越來越多，關注的國際問題越來越廣泛，關注的程度總的來說也越來越深。與此同時，公眾內部意見的分化、觀點的歧異也難免越來越顯著，有時甚至相當突出�？梢灶A料，這種分化、歧異以及對某些重大問題的爭論在今后幾代人中間會更加多見。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過程便是公眾輿論的形成和發(fā)展，它也是中國現(xiàn)代大眾政治發(fā)展、包括在對外關系和對外政策形成中大眾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逐漸增進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會表現(xiàn)為，公眾對國際政治和外部環(huán)境有不確定感和相應的困惑，許多新的重大國際政治事態(tài)、新的對外政策問題尋求往往不易得到的確鑿解答�！�
　　
　　爭論為何如此激烈？
　　
　　●我們對國際輿論要全面看待，不要偏激和片面。
　　●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問題上沒有絕對的“非黑即白”的評判標準和簡單答案。
　　●有的人可能出于道德與價值上的判斷，有的人可能對中國外交政策不滿，而有的人可能就是想制造點不同的聲音。
　　楚樹龍：圍繞目前中國人關于伊拉克問題的爭論，我對政府的看法和對公眾的看法都持積極態(tài)度。首先，這次政府給大家提供了相當寬松的輿論環(huán)境。另外，公眾的反應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積極成果，是20多年來我們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國際接軌、融入世界、對外開放的結果。廣大公眾以及社會各界對國際問題的關注和看法都有了質的飛躍。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片面地看待國內外關于伊拉克問題的爭論。由于我們對近期世界上反戰(zhàn)運動報道得很多，所以大家的印象是世界公眾輿論主要是反對戰(zhàn)爭的，包括美國的國內輿論。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我們要實事求是地看待世界和中國公眾的各種意見。
　　以美國為例，各種民意調查都顯示，支持打擊伊拉克的民眾比例一直是60%～70%。同時，美國兩黨在國會就打擊伊拉克的問題沒有大的分歧。美國現(xiàn)今要解除伊拉克武裝、推翻薩達姆政權的政策是基于1998年國會通過的一個決議，并為之撥款9000萬美元。四年過去了，美國兩黨對這個問題仍沒有多大的分歧，無論政界還是公眾，多數人都是支持攻打伊拉克的。
　　
　　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反戰(zhàn)運動是比較多，但是支持或者不反戰(zhàn)的人沒有去游行并不代表他們是少數。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稱，對國際上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問題的支持率感到非常滿意。3月19日，鮑威爾稱已有45個國家支持美國攻打伊拉克。同時，一些國家同意派兵參戰(zhàn)，提供武器、軍事人員、軍事設施和裝備，其中也包括中東國家。所以，我們對國際輿論要全面看待，不要偏激和片面。對意見的意見要公正、要尊重事實。
　　時殷弘：現(xiàn)在對伊拉克問題為什么有這么大的爭論？首先一個原因，在于問題本身高度復雜，布什和薩達姆對戰(zhàn)爭局勢的形成各有各的責任。美國政府現(xiàn)在基于很難使國際社會和世界輿論大多數信服的、充分的理由，非要打一場以“解除武裝”和“政權變更”為目的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為此不顧武器核查正在取得進展，不顧戰(zhàn)爭本身將會造成巨大破壞，不顧它將給整個國際體制、國際法和國際秩序帶來非常嚴重的沖擊，并將導致世界大多數國家對國際體制、國際法、國際秩序和世界政治的可預料性喪失很大部分信心。就目前情況來看，伊拉克對美國的威脅遠沒有大到非打不可、而且一定馬上要打的地步，但美國政府的意向和決心與此截然相反。因此，國際社會和世界輿論的主要態(tài)度是反對美國發(fā)動戰(zhàn)爭，主張和平解決危機。
　　然而另一方面，伊拉克沒有全面和切實地按照聯(lián)合國安理會第1441號決議規(guī)定的“解除武裝”，在大規(guī)模毀傷性武器方面仍留下了一些嚴重疑點。因此，美國政府的戰(zhàn)爭理由至少對美國多數公眾有相當大的說服力，對于其他某些國家也有一定的說服力。因此，正如中國政府反復指出的那樣，避免戰(zhàn)爭的責任在美國和伊拉克雙方，而不僅僅在美國一方。當然，現(xiàn)在美國方面的責任是主要的，但伊拉克方面也有重大責任。這說明現(xiàn)在的事態(tài)有其復雜性，公眾中間一部分人在伊拉克問題上容易站在美國一邊（有些甚至歡呼即將到來的戰(zhàn)爭），同時多數人會站在反對美國戰(zhàn)爭的立場上，其中不乏有人進而同情（個別甚至贊賞）薩達姆政權。實際上，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問題上沒有絕對的“非黑即白”的評判標準和簡單答案，因而在公眾輿論中間存在基本歧異、甚至激烈爭論實屬正常。
　　張曉東：我認為這次在網上出現(xiàn)的反戰(zhàn)爭論是我們在目前這種比較特殊的社會狀態(tài)之下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有些人認為世界各地都在游行反對戰(zhàn)爭，難道中國就沒有反戰(zhàn)的聲音和社會力量嗎？不是，而是因為中國缺少表達反戰(zhàn)意見的渠道與合適的方式，或者說民眾表達意見的渠道不是很順暢。所以這種現(xiàn)象一出現(xiàn)，好像很有爆炸性。再者，IT時代提供了網絡這種交流思想、傳播信息的特殊工具，否則，網上簽名這種事情根本不可能發(fā)生，反戰(zhàn)的聲音可能會以過去人們比較熟悉的方式、有時可能是比較極端的方式表達出來。就事情本身而言，這是一種很正常的爭論，中國這么大、人口這么多，有一些不同的聲音也是很正常的；如果整個中國鴉雀無聲，或者說全中國人民都和新聞發(fā)言人的聲音完全一樣，反而不正常了。
　　
　　對于反戰(zhàn)的動機，我想是多方面的，什么理由都可能有。有的人可能出于道德與價值上的判斷，有的人可能對中國外交政策不滿，而有的人可能就是想制造點不同的聲音。同時，反對美國發(fā)動對伊戰(zhàn)爭，并不一定意味著這些人就贊許薩達姆。同時，參與簽名的人未必都來自學界，把這次簽名概括為“學者簽名”恐怕也不是十分準確。
　　這次爭論可以說是過去很多爭論的一個繼續(xù)。正如前面所言，參加反戰(zhàn)簽名的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于對中國外交政策不理解，他們不只針對伊拉克問題，而是從總體上對如何處理“韜光養(yǎng)晦”和“有所作為”存在分歧。特別是圍繞中國對美國的態(tài)度問題，爭論尤其激烈。對1999年的炸館事件，中國外交的表現(xiàn)與最后的處理結果使許多人產生了壓抑感和屈辱感；還有南海撞機事件的處理結果、臺灣問題等，在很多人看來，尤其是一些青年學生感到不滿意。他們認為中國外交過于軟弱，對美國太過遷就。其實，事實是不是那樣，很值得商榷。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某種程度上有些不滿是由于與我們的輿論導向和新聞宣傳有誤所致有關系。在一些敏感的、重大的問題上，輿論界經常傾向于使用一種非常民族化、情緒化的語言來報道，這對大眾的情緒和判斷有相當的影響。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是一個樣，而給人的印象卻是另外一個樣。所以針對這次反戰(zhàn)簽名，我傾向于認為，一是參與者的動機非常復雜，再者這種爭論可能更多的不是圍繞伊拉克問題產生的，從更廣的意義看，它是對過去中國對美外交及在重大國際事務中的表態(tài)所形成的爭論的繼續(xù)。△
　　
　　為什么國際問題的學者沒有應和？
　　
　　●專業(yè)人士大都比較充分地認識到了問題的復雜性，大都明白任何單方面的、絕對“非黑即白”的政治判斷、形勢界定和道德評判都不適當。
　　時殷弘：現(xiàn)在使人憂慮的一個問題，是爭論中的許多言論表明或提示，現(xiàn)在中國遠沒有在一些非常重大、非常尖銳的危機性問題上形成一種健康和健全的公眾輿論。因此，這次“論戰(zhàn)”出現(xiàn)后，不少人在思考優(yōu)良的中國國際問題公眾輿論應該具有哪些基本素質。我認為，這樣的輿論至少需要以下幾項品質。第一，看待問題要謹防過于片面。第二，對待任何國際問題，一方面要充分尊重道德上的是非和道德情感，但另一方面必須觀察和尊重政治現(xiàn)實，特別是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的現(xiàn)實。必須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第三，無論對自己的觀點，還是對與己對立的意見，在道德評判上要適度。要反對“扣帽子”現(xiàn)象，反對道德上的自以為是和自大，對對立的意見要具有起碼的容忍心，具有健康的公眾輿論應有的氣度和風度。
　　為什么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學者沒有卷入這場“論戰(zhàn)”？我認為，專業(yè)人士大都比較充分地認識到了問題的復雜性，大都明白任何單方面的、絕對“非黑即白”的政治判斷、形勢界定和道德評判都不適當。在國際問題研究界，專家學者們對于美國對伊戰(zhàn)爭和一些重大的相關問題也有不同意見，潛在和實在的分歧有時也相當大，但總的來說大家還是認為世界政治非常復雜，尤其在通過大眾傳媒表達我們的判斷和情感時，要更多地注意觀察問題的全面性。另外，中國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到目前為止不喜歡非常動感情地互相指責。爭論是存在的，但一般只限于研究性、討論性的范圍。
　　對于目前的“論戰(zhàn)”，我們既不必見怪，也不必歡呼。同時，對于國際政治和對外政策問題上的“民間議政”和民間爭吵，我們應該有它將長期存在的思想準備。中國政府和專家學者在這方面應當、也能夠做的，是想辦法來營造或促進營造一種健康、良好的中國國際問題公眾輿論，這對中國未來的發(fā)展至關重要�！�
　　
　　伊拉克問題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問題在于價值觀、是非觀、道德觀的分歧。
　　●如果對伊拉克20多年來做一個全面、真實、客觀的回顧，那么大眾肯定會對這個國家、對其現(xiàn)政權、對薩達姆總統(tǒng)本人有一個真切的認識。
　　楚樹龍：我認為伊拉克危機的核心問題在于價值觀、是非觀、道德觀的分歧。美國政府為什么一定要打伊拉克？因為伊拉克擁有大規(guī)模毀傷性武器。這個理由是不充分的。以色列也有大規(guī)模毀傷性武器，而且已經是事實，但對于伊拉克還只是懷疑而已；英國、法國也有核武器，俄羅斯是除美國以外擁有核武器最多的國家。美國為什么不管這些國家？美國人就是不認同伊拉克，認為它擁有大規(guī)模毀傷性武器就會制造戰(zhàn)亂。其次，支持攻打伊拉克的人還認為薩達姆在位20多年來幾乎沒有中斷過對外戰(zhàn)爭，對本國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破壞作用，所以如果說美國在對伊問題上有霸權的意圖，那么伊拉克也有責任。不說別的，伊拉克遠非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但這次核查期間人們都看到，僅在首都巴格達，薩達姆就擁有八處總統(tǒng)府邸。人們從電視上也可以看到，薩達姆召集黨政會議時身后總有配槍的人員，這是要造成什么樣的氣氛？在他的政府中，軍人占多少?大家可以想想，這是個什么性質的政權!
　　張曉東：對于伊拉克和美國之爭，單單從價值判斷上來講，美國攻打伊拉克以及伊拉克本身有多少問題，是很難進行量化的。但是我們所報道的關于伊拉克的一些情況，可能使公眾更傾向于選擇反對美國；同時，與美國相比，伊拉克是一個弱者，這樣人們同情弱者的心理就自然而然地表現(xiàn)出來了。總體上看，我們的輿論報道是有相當的傾向性的，而且我們對伊拉克國內情況的報道非常少。我認為媒體只要對伊拉克從薩達姆1978年做黨的領導人、1979年做總統(tǒng)到現(xiàn)在執(zhí)政20多年來這個國家怎樣一步步地落到現(xiàn)在這個樣子，做一個全面、真實、客觀的回顧，那么大眾肯定會對這個國家、對其現(xiàn)政權、對薩達姆總統(tǒng)本人有一個真切的認識。
　　伊拉克是所有中東國家里自然資源、人文稟賦最好的國家，它有油又有水，有兩河流域肥沃的土地，國民總體教育水準比大部分中東國家也要好得多，不存在實力強大的宗教極端主義，現(xiàn)代化進程開始較早，所以伊拉克沒有理由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歐洲在伊拉克問題上與美國的分歧，一個原因是歐洲人對中東地區(qū)在地緣上的感覺完全不同。由于歐洲在地緣上更加接近于中東，中東如果有什么風吹草動，首先受影響的就是歐洲。從經濟上，歐洲和中東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在石油上，中東對歐洲的影響也比較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移民、難民的問題。由于歐洲在地緣上更接近中東，如果中東出現(xiàn)了問題，歐洲社會受影響的程度會很大。前幾年歐洲提出了一個環(huán)地中海合作的計劃，計劃的一個主要前提就是讓南地中海和東地中海地區(qū)的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盡快發(fā)展起來，避免大量的移民、難民擁往歐洲。由于在種族、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來自中東地區(qū)的移民很難融入當地社會。在許多情況下，為了在一個全然不同的社會與人文環(huán)境中生存下去，來自不同區(qū)域的移民最終會在歐洲社會形成許多相對獨立的社區(qū)。對于許多歐洲國家來說，這樣的社區(qū)不僅對社會整合提出挑戰(zhàn)，而且會對社會治安形成壓力。在許多國家，正是移民問題引發(fā)了極右勢力的崛起與泛濫。另外，歐洲社會傳統(tǒng)上不像美國社會那么開放，在移民問題上不像美國那么寬容。所以在中東問題上，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分歧很大。
　　時殷弘：伊拉克戰(zhàn)爭危機作為一種象征，還向世界展示了另一種危險，那就是大規(guī)模毀傷性武器的擴散。伊拉克問題的核心絕對不是石油問題，而是：（1）美國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和黷武傾向，它們看來正在威脅國際政治的基本秩序和基本正義；（2）伊拉克的大規(guī)模毀傷性武器問題，這類武器如果在世界上某些地區(qū)由某些基本上處于國際規(guī)范之外、行為方式高度冒險（包括軍事冒險）的國家擁有或擴散，同樣是一大危險。因此，現(xiàn)在即將爆發(fā)的伊拉克戰(zhàn)爭，其主要責任在美國；但與此同時，問題的一大直接來源是伊拉克的大規(guī)模毀傷性武器。伊拉克不但曾經眾所周知地擁有并使用過這類武器，而且聯(lián)合國過去多年的核查史證明，難以確信伊拉克沒有藏匿這類武器。
　　總之，現(xiàn)在伊拉克戰(zhàn)爭危機將兩大危險昭示于世人，它們都危及世界的基本穩(wěn)定和有關國家的安全，對它們都需要警覺�！�
　　
　　
　　中國人應有怎樣的視角？
　　
　　●要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據中國人的國家利益、價值觀、理想、道德、文化來決定我們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和立場。
　　●中國人的國際眼界、對美態(tài)度以及總的對外態(tài)勢和心理，仍然處于一個勢必長期的構建過程中。
　　●外交是軟硬兼?zhèn)涞摹?
　　楚樹龍：如何看待中國人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看法？我認為我們也是從道德觀、價值觀、是非觀出發(fā)的。但是，我們還應該有責任觀的視角。另外，在思考國際問題時，我們中國人應該克服歷來對國際問題的傳統(tǒng)思維，看待國際問題也要與時俱進，因為世界時刻都在發(fā)生著變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在發(fā)生變化，我們不能老是用過去看待國際問題的思路來看待今天的問題�？偲饋碚f應該注意以下問題：
　　第一，要克服傳統(tǒng)的“體制外”心理，認為世界是美國的、西方的，我們不是這個體制內的，所以我們就要反對這個體制。我國是聯(lián)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享受這個地位的同時，我們就要有責任感；我們加入了世貿組織，并在多邊談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再次，我們已經申請到了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應該享有的權利我們也都享有了，所以我們已經是世界體制內的重要成員，如果還抱著“體制外”心理，就與自己的身份不相符了。
　　第二，克服“以美劃線”的傾向。中國人對待國際問題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包括對國際問題的看法、立場、觀點。要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根據中國人的國家利益、價值觀、理想、道德、文化來決定我們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和立場，不要總是以美國劃線。不能“凡是美國同意的，我們就反對；凡是美國反對的，我們就擁護”。這次公眾在伊拉克和朝鮮問題上的觀點與政府有一定的差距，原因就在于觀念上仍然存在著以美劃線的傾向。我國政府的立場比較明確，非常強調伊拉克的責任和問題，在朝鮮問題上也強調半島的無核化。這些都表明我們的對外政策已經不像過去那樣總是以美國劃線，而是以對國際事務的了解、對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國的國家利益來決定我們的對策。
　　第三，我們對國際問題的態(tài)度、立場和觀點要克服“感情型”決策方式。一談到國際問題，中國人就往往會產生一種“悲情”感，聯(lián)想起美國人過去是如何如何壓迫我們的，等等。比如1999年的炸館事件后，我也義憤填膺，但是冷靜下來后，我認為我們的認識、思維長期以來并不科學。所謂“不科學”，就是用感情、情緒去思維，而不是用事實、程序去思維，容易感情用事。如果誰平穩(wěn)一點、實事求是一點、溫和一點、全面一點看問題，誰就會被認為是右傾、親美、親西方。這是需要認真克服的。
　　第四，要克服“反”文化的思維模式。中國50多年來的外交大都帶有強烈的“反”文化色彩，50年代“反帝國主義”；60年代以后既“反帝”又“反修”，再加上反對各國反對派；70年代雖然和美國等國家關系和緩了，但還是繼續(xù)“反帝”、“反修”……一直到十六大報告，我們的外交思維才有了根本的變革。與以往不同的是，十六大報告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根本目標的規(guī)定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fā)展”。這是第一次以正面的方式闡述我國外交的根本原則、根本目標。十六大報告雖然也談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但屬于一般性陳述，而不是放在國家戰(zhàn)略目標根本宗旨的層次上來講的。對于違反國際關系準則、違反國際法，尤其是損害中國戰(zhàn)略利益的事情，我們要堅決反對。但是，如果總是帶著“反”文化的思維來看待國際問題，就不是一種健康的輿論取向。
　　張曉東：對外政策只是我們整體國家戰(zhàn)略中的一小部分，而整體國家戰(zhàn)略不是要和美國打、和伊拉克怎樣。評判一項對外政策時，我們要考慮國家的整體戰(zhàn)略是什么；在國家整體戰(zhàn)略中，外交戰(zhàn)略、外交政策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外交戰(zhàn)略服從于國家戰(zhàn)略，還是國家戰(zhàn)略服從于外交戰(zhàn)略。在外交政策這個層面上，對美外交和對中東外交之間有沒有主次關系、先后關系，等等。假如能把這些指標性的東西做一個冷靜的判斷，那么在對美問題上或者在對伊拉克問題上的政策就比較容易理解、比較容易進行選擇了。某些情形下，短期利益受損，可能會帶來長期的收益。放棄一些小的利益，可能更有利于在總體上獲得更大的收益。
　　時殷宏：中國公眾、廣而言之中國人的國際眼界、對美態(tài)度以及總的對外態(tài)勢和心理，仍然處于一個勢必長期的構建過程中。這個過程大致由兩類因素決定：一類是外在力量，首先是美國將對中國采取什么態(tài)度，連同它對東亞國際政治和世界政治采取什么基本立場；另一類是我們自己的因素，因為這個過程也是由我們自己決定和構建的。如果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既足夠穩(wěn)妥，又前進得足夠迅速，以至我們的社會和文化發(fā)展真正進入一種經久的優(yōu)良狀態(tài)，那么公眾中間就不會有過多的歧異、困惑和激烈爭論，中國優(yōu)良的國際問題公眾輿論就能構建起來。
　　我比較擔憂的一個問題是，在國內關于國際政治和中國對外關系的爭論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輿論傾向，甚至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民族心理，它們都比較嚴重地妨礙了國家戰(zhàn)略的有效形成、貫徹和優(yōu)化，都可能對中國應有的發(fā)展帶來比較大的障礙甚或風險。其中一種心理實際上在目前的伊拉克問題上，在9.11事件發(fā)生后，并且在近年中國面對的某些對外關系重大事態(tài)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反映，它從某種程度上大概較多地見于“弱勢群體”中間。在國際風浪面前，在中國遭遇困難的國際環(huán)境時，不少人會表現(xiàn)出過度的“受困者心理”、“受害者情結”和過激的“民族主義情緒”，簡單、粗糙和片面地看待中國面臨的外部困難，缺少全局觀念，缺少對國家戰(zhàn)略在其軍事工具以外的經濟工具、外交工具和政治工具之重要性的理解。而且在不少問題（特別是美國問題、東亞區(qū)域政治問題和臺灣問題）上表現(xiàn)得比較缺乏歷史信心、戰(zhàn)略耐心和戰(zhàn)略思維的起碼精細性。
　　然而與此同時，也要批評另外一種心理。這種心理比較多地存在于“強勢群體”，存在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在改革過程中得到實惠較多，以及個人對外聯(lián)系較多的人群中間。當然，這完全不是說這類人群中的多數人有這種心理，而是說它在這類群體中相對較為常見。不少人對于中國外部環(huán)境和國運的看法相當程度上已經“經濟化”、“個人化”了，不大有民族的憂患感，也不大有我們民族應有的合理抱負，不大關心中國的外部安全環(huán)境問題。另一些人確實關心中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前程，有真正的本民族國家關切，但是同樣缺少大戰(zhàn)略的全局觀念，一般只看到外交工具和經濟工具的重要性，不知道中國這樣的大國要有堅硬的牙齒，而且這牙齒有的時候還要用一用。不僅如此，他們對外交工具的內在豐富性或外交策略的多選擇性的認識也比較片面，認為外交僅是一種“軟戰(zhàn)略”工具。其實，外交應該是軟硬兼?zhèn)涞摹?
　　
　　我認為這兩種心理都不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應有的健康心理，然而它們在當今中國人中分布得比較廣泛，將成為不同程度地困擾中國對外態(tài)勢和戰(zhàn)略的主要長期性問題之一�！�
　　
　　下一個目標是誰？
　　
　　●美國政府高官卻講，美國不是世界警察，美國不想為別人的利益做太大犧牲。
　　●在可以較明確地預見的將來，中國同美國協(xié)調與合作的戰(zhàn)略機遇肯定顯著大于來自美國的安全挑戰(zhàn)。
　　楚樹龍：我非常不贊成這種流行的看法。一些人激烈反戰(zhàn)的理由之一，是不能讓美國的這種危險傾向繼續(xù)下去，否則，“打完伊拉克，下一個打誰？”事物是復雜的，不能靠直線思維、簡單思維�？扑魑謶�(zhàn)爭前后，西方曾提出“人權高于主權”，我們就擔心，這是一個危險的模式�？扑魑种�后，美國再打誰，這個模式會不會被濫用。但美國政府高官卻講，美國不是世界警察，美國不想為別人的利益做太大犧牲。所以科索沃戰(zhàn)爭后美國沒有打誰。其實，與美國利益無關的事情美國是不會管的。前幾天布什也講，美國要以軍事手段解決伊拉克問題；以促進伊朗國內用積極變革的方式解決伊朗問題；要同韓國、日本、俄羅斯、中國一起合作解決朝鮮問題。這些國家都是美國認為的“邪惡軸心”，但是美國是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對策。所以事情是不同的、復雜的，發(fā)展是曲折的。
　　時殷宏在伊拉克戰(zhàn)爭之后，中國不應過于驚惶地估計形勢，以致自己亂了陣腳；與此同時，中國公眾輿論也需注意決不這么看和這么做。說到底，中國不是強烈反美國家，也沒有搞大規(guī)模毀傷性武器擴散，因而美國決不會把矛頭轉向中國，何況現(xiàn)在臺灣問題基本穩(wěn)定，尤其自去年秋天以來，中美兩國政府很好地調整了各自針對對方的戰(zhàn)略和政策，促使兩國政治關系大為改善和發(fā)展。因而，在可以較明確地預見的將來，中國同美國協(xié)調與合作的戰(zhàn)略機遇肯定顯著大于來自美國的安全挑戰(zhàn)�！�
　　
　　如何看待美國的霸權主義？
　　
　　●實際上冷戰(zhàn)一結束，美國就有兩項處于最前列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和對外政策目標。
　　●美國長期的戰(zhàn)略模式就是一定要找對立面，要找問題。找到了就下決心要解決，一直到解決為止。
　　楚樹龍：美國外交中確實有霸權主義，對此我們要反對；有些是從道義上、政治上、原則上反對，涉及我們切身利益的要堅決反對。但是也不能說美國外交就是霸權主義。我們要樹立符合時代潮流、符合新時代發(fā)展的是非觀。薩達姆在國內處境究竟如何，得到本國人民、本黨多少擁護，我們都不是很清楚。為什么海灣地區(qū)與伊拉克地理上最接近的幾個國家要求薩達姆下臺？因為對于這些國家而言，薩達姆比美國更危險。另外，我們的對外政策也不能一點道義都不講，只講利益，只講同美國的關系，全世界都反對的，我們卻支持、同情。我們要講國際道德，要講責任觀，而且要與時俱進。
　　時殷弘：美國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實際上冷戰(zhàn)一結束，美國就有兩項處于最前列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和對外政策目標。第一是預防、遏制強烈反美的地區(qū)性強國，并在美國認為非常必要時用武力打擊之。冷戰(zhàn)一結束，美國就定義了三個這樣的國家，那就是去年年初被美國總統(tǒng)指控為“邪惡軸心”的國家。冷戰(zhàn)結束前后被置于最前列的另一個目標是防止大規(guī)模毀傷性武器擴散。美國認為伊拉克占全了這兩個。因此，從冷戰(zhàn)后美國根本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和對外政策目標來看，伊拉克的戰(zhàn)爭危機有其相當的必然性。當然，另外兩大事態(tài)――布什上臺和9.11事件，對于驅使美國再次走上對伊大規(guī)模戰(zhàn)爭之路也起了決定性作用。今后一個時期內，這些因素仍將繼續(xù)支配美國安全戰(zhàn)略的主要取向。
　　楚樹龍：美國攻打伊拉克是其根本的戰(zhàn)略模式問題。美國長期的戰(zhàn)略模式就是一定要找對立面，要找問題。找到了就下決心要解決，一直到解決為止。以前在蘇聯(lián)問題上就是如此。蘇聯(lián)解體后，開始針對中國，但是中國對美的戰(zhàn)略政策是既不把它看做朋友，也不把它看做敵人，因此沒有和美國完全對立�，F(xiàn)在美國對中國屬于三心二意，既把中國看做潛在的威脅，但某些方面又覺得可以演變、利用中國，對中國的政策并不確定。但是美國對伊朗和伊拉克是確定的，所以現(xiàn)在開始將矛頭針對伊拉克�！�
　　
　　營造一個健康的爭論環(huán)境
　　
　　●不同看法、不同觀點和意見的爭論是可以的，但要尊重人，尊重不同意見。
　　楚樹龍：最后談談爭論問題的方式。我們國家在走向法制化、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的思維、意見、評論也要跟著國家、社會的進步與時俱進。不同看法、不同觀點和意見的爭論是可以的，但要尊重人，尊重不同意見。人都是平等的，意見也都是平等的，不能覺得自己高人一等，無論是意識上、觀念上、道義上都不要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而且不要比誰更愛國，沒必要。好像誰要說點客觀的話，誰就是不愛國。愛國不是政治概念，而是一種樸素的感情，是所有人都有的。所以對于問題的爭論方式要符合社會主義民主化、法制化前進的方向。▲
　　
　　
　　閱讀參考事件回放
　　
　　戰(zhàn)前，美國倒薩風聲越來越緊。2月10日,韓德強、王小東、張廣天等發(fā)表了一份反戰(zhàn)聲明，堅決反對并嚴厲譴責美國的戰(zhàn)爭政策。聲明認為，這場戰(zhàn)爭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公然侵略，是對全世界人民，特別是弱小民族和欠發(fā)達國家的嚴重威脅和挑釁”。聲明“呼吁所有愛好和平、堅持正義的海內外中國人團結起來，發(fā)揚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偉大傳統(tǒng)，匯入全球波瀾壯闊的反戰(zhàn)運動的洪流，為制止這一場侵略戰(zhàn)爭做出我們分內的貢獻”。這份聲明在互聯(lián)網上廣泛傳播，據說有數百名知識界人士簽名支持。
　　隨后，2月20日，余杰、徐晉如等發(fā)表了一篇針鋒相對的聲援美國政府的聲明，宣稱人類歷史上存在著這樣一種戰(zhàn)爭，“它們的發(fā)動方基于自由和人道的終極價值，以沉重而悲愴的心情去迎接全人類共同的未來”，美國倒薩戰(zhàn)爭即屬于這種類型。對薩達姆政權這樣一個專制魔王和暴君，當一切和平努力都失去效用時，只能用戰(zhàn)爭解決問題，“為此，我們謹起草此項聲明，表達我們對美國政府摧毀薩達姆獨裁政權的行動的支持，也表達我們對人類的天賦人權與永恒正義的支持”。這份聲明同樣有眾多人士簽名支持。
　　兩份聲明傳播開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爭論的行列，形成一種圍繞倒薩戰(zhàn)爭的公眾輿論。
　　
　　近年來國內有關問題的爭論
　　
　　時殷弘
　　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特別是9.11以后，世界政治形勢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急劇變化，同時，中國也處于上升時期，國內改革和國際安全環(huán)境都出現(xiàn)了一些變化和困難，這種形勢自然引發(fā)了不同的思考、討論和爭論。爭論實際上就是圍繞著國際環(huán)境以及中國在這樣的國際環(huán)境中的地位和處境展開的。這些年來，只要國際上發(fā)生重大事件，就都會引起中國內部實在或潛在的大的爭論。這表明多年來，特別是1999年以來，在對外政策方面我國的公眾輿論和“精英輿論”相當程度地缺乏共識，實在和潛在的爭論已經發(fā)展到相當的程度，可以說發(fā)展到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程度。
　　爭論大體涉及以下一些特別尖銳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全球化和多極化的問題，輿論對全球化存在兩種看法。一部分人本著自由主義的觀點高度贊美全球化，認為即使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會付出一些代價和遭受一些損失，但全球化給我們帶來的長遠的和眼前的利益是無窮無盡的；另外一部分人則特別強調全球化的負面作用，尤其是在我國加入WTO的問題上一些實在或潛在的爭論是很大的，這部分人認為全球化主要體現(xiàn)了美國的優(yōu)勢，體現(xiàn)了國際資本的優(yōu)勢，全球化是對欠發(fā)達世界剝削的擴展和深化，對中國加入WTO至少是抱著很擔憂的態(tài)度。對于多極化也是如此，一部分人從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出發(fā)，非常歡迎多極化，急切地盼望多極化；同時，另一部分人認為多極化盡管代表了中國應有的一種國際態(tài)度和中國在未來國際社會應有的地位，但是如果多極化真正實施起來，特別是在東亞，將會出現(xiàn)很多亂子。在這種情況下，多極化是不是絕對地好，在東亞是不是還需要一定程度的美國霸權和大國霸權來維持穩(wěn)定和平衡，這也是爭論的內容。
　　
　　第二個基本性的爭論是中國應該對美國采取怎樣的態(tài)度，中美的中長期關系如何？中美兩國一個是上升的準強國，一個是已有的世界霸權的國家。我們將來對美國的政策是應該實行和解，還是所謂的沖突？在多大程度上中美兩國將來會發(fā)生沖突，又在多大程度上會實現(xiàn)和平共處？仔細分析圍繞這一問題的爭論大概存在以下三種人群：一種人群希望實現(xiàn)與美國的長期和解，但是又嚴重懷疑這種協(xié)調的可能性，這主要與美國的對外政策，對華政策、態(tài)度和對華戰(zhàn)略防范有關。他們認為，將來中美之間有可能陷入長久的冷戰(zhàn)性對抗，甚至在臺灣問題上會發(fā)生重大的軍事沖突，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的霸權主義、霸權欲望。第二種人群希望中美實現(xiàn)長期的和平共處，甚至友好共處，而且相信將來實現(xiàn)的可能性相當大；同時，他們也強調這個過程是漫長的，并且在這一過程中會有嚴重的互相猜疑和摩擦、甚至會發(fā)生沖突。第三種人群相信中美之間將來發(fā)生重大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認為美國的霸權主義不變的性質決定了將來美國一定會，甚至不惜用沖突的手段，阻止中國的強大；其中有少數人甚至對這種前景抱著樂觀的態(tài)度，認為中美沖突是中國掃除走向偉大強國道路的決定性因素。
　　爭論的第三個大問題是美國霸權的性質。究竟美國的霸權對世界上其他國家而言，對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而言，甚至對中國而言，是壓迫性質為主，還是同時也具有維持世界秩序基本穩(wěn)定的功能；甚至有些人對美國霸權的看法相當溫和，認為維持世界的穩(wěn)定是美國霸權的主要功能。當然有些意見還是比較謹慎的，認為盡管美國霸權主義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來說，壓迫性是主要的；但同時也承認在某些重要問題上，包括與中國有關的一些重要問題上，美國的優(yōu)勢在區(qū)域的范圍內、甚至在全球范圍內起著一種維持穩(wěn)定、維持秩序的作用，也有利于和平發(fā)展。
　　第四個問題，中國加入世界各種不同的國際體制的利弊得失如何？對于這個問題的分歧特別嚴重。一派認為利是主要的，甚至利是壓倒性的，弊是相當有限的。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幾乎都是弊，弊是壓倒性的。所有的爭論都有一個特點：左派的觀點比較激進，而溫和派的聲音很少聽到；相反卻可能是溫和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更大一些，而左派似乎是處于體制之外。
　　第五個爭論，在美國對中國的態(tài)度或政策問題上，人們認為存在兩大派。其一認為美國同中國之間存在共同利益，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兩國需要協(xié)調、合作，即使有分歧，雙方可以以相互妥協(xié)的辦法解決；另一方面人們也承認美國對華也實施戰(zhàn)略防范，施加政治壓力，特別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政策有非常明顯的有利于臺灣謀求獨立的方面。一般而言在中美關系中，這兩個方面究竟哪個是主要的，這其中的爭論也很大。有些人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方面是遏制和包圍中國，阻止中國的強大，為此支持臺獨；同時另外一方面的意見認為，雖然美國對華政策中有阻止中國強大，有對華戰(zhàn)略防范，有對華施加政治壓力，有鼓勵臺灣謀求政治獨立的成分，但是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美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仍需要同中國協(xié)調、合作，所以美國對華政策中防范中國、給中國制造困難的方面也是有限的。
　　第六個爭論的問題是，在多大程度上我們應該“韜光養(yǎng)晦”，在多大程度上應該“有所作為”，也就是“韜光養(yǎng)晦”和“有所作為”在我國對外政策中的大體比例是多少。特別是最近很多人不滿意中國的對外政策，說我們的外交“無所作為”，過于“韜光養(yǎng)晦”，表現(xiàn)在朝鮮問題上、伊拉克問題上；另外一部分人則認為我們“韜光養(yǎng)晦”做得還不夠，我們應該更加避免和美國發(fā)生爭執(zhí)。當然，還有關于中國怎樣“積極有為”的爭論，一部分人認為中國不管怎樣，至少應該主持正義；另外一部分人則認為中國應更積極地支持美國，譬如在聯(lián)合國投票擁護美國，在朝鮮問題上和美國更充分地合作，等等。所以我認為中國在國際社會到底應該起怎樣的作用，將構成中國今后幾十年最基本的“國民辯論性”。
　　最后一個大的爭論是時代的性質。經過了1999年的炸館事件，經過了科索沃戰(zhàn)爭，經過了一連串使人們感到國際強權政治、霸權政治非常猖獗的情況下，時代的性質到底是不是還以“和平和發(fā)展”。關于“和平與發(fā)展”時代主題的爭論現(xiàn)在不但潛在、而且已經公開了。當然另一部分人認為“和平與發(fā)展”的主題不能改，如果改了我們過去戰(zhàn)略上的進步、對外開放的進步都有可能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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