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敢問路在何方】 敢問路在何方

　　 　　“一個偉大的星期” 　　 　　４月的兩件事，再度引起了人們對歐洲的關注。一是法國政府在數(shù)百萬示威學生和工會組織面前，最終放棄了改革勞動力市場的努力；二是意大利議會大選上演了與去年秋天德國大選驚人般相似的一幕。這兩件事正好發(fā)生在同一周，具有廣泛影響的英國《經濟學家》因此用“歐洲又一個偉大的星期――意大利癱瘓了，法國投降了”作為其封面標題。
　　籠統(tǒng)地說歐洲出了問題，無疑會冤枉保持著較高經濟增長率和就業(yè)率的北歐國家以及大陸之外的英國和愛爾蘭，還有兩年前入盟的“新歐洲”國家，但由于目前歐洲的問題出在法、德、意等在歐洲占據(jù)很大比重的大陸國家身上，因此人們自然而然地還是將其當成了歐洲的代表。
　　
　　福利重壓下的呻吟
　　
　　表面看，歐洲國家目前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改革與反改革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上，但根子卻在這些國家的福利制度上。“兩低”（低增長、低就業(yè)）和“兩化”（老齡化和全球化）壓得這些國家政府喘不上氣來，維持長期以來令世人羨慕不已的高福利早已是力不從心。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qū)要保持較快速的經濟增長，必須在某一或某些產業(yè)領域具有競爭力。法、德等西歐傳統(tǒng)經濟強國在勞動力成本和自然資源方面已經沒有優(yōu)勢，要保持競爭力，就必須通過科技創(chuàng)新，保持技術領先來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２０００年，歐盟制定的《里斯本日程》要求歐盟國家在２０１０年前將用于研究與開發(fā)的資金提高到占各自ＧＤＰ３％的水平，為的是增大歐盟的技術優(yōu)勢，提高歐盟的世界競爭力。但２００４年歐盟平均研發(fā)投入比例僅為１．９％，而同期美國為２．５９％，日本為３．１５％。技術創(chuàng)新的落后削弱了法德等國在全球化中的國際競爭力，導致經濟長期低迷不振、經濟不行導致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高福利制度自然難以為繼。龐大的失業(yè)人口以及法德等國人口的迅速老齡化進一步使其福利制度雪上加霜。目前，法德用于養(yǎng)老、失業(yè)、醫(yī)療等方面的公共開支已占其ＧＤＰ的３０％以上！
　　
　　改革和選票的兩難選擇
　　
　　目前擺在歐洲國家面前的最急迫任務是改革。因為只有通過改革，削減福利開支，同時增加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給雇主更大的自由度，歐洲國家才能夠降低勞動力成本、輕裝前進，也才能拿出錢來加大研發(fā)投資，保持技術優(yōu)勢，從而使歐洲經濟走出困境，進入良性循環(huán)。目前各國政府無一例外地認識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改革在每個國家的阻力都很大。經濟狀況的持續(xù)不佳，特別是大量的失業(yè)，使得法國等國家內部存在一定的“信心危機”和對未來的擔憂，公眾十分擔心改革使其失去原有的福利，因此對改革十分敏感，選票此時成為公眾進行反抗的最重要武器。盧森堡首相讓－克洛德?容克為此慨嘆道：“我們都知道該干什么，只是不知道一旦我們干了，怎樣才能重新當選�！�
　　可見，真正的挑戰(zhàn)在于領導人有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決心實施改革。于是人們呼喚歐洲大陸也能夠像英國當年一樣出現(xiàn)敢說敢干的“鐵娘子”。
　　一種意見認為，歐洲的改革最終要等到經濟危機爆發(fā)之后，即痛苦將令選民們相信變革是必須的。這一觀點的論據(jù)在于：歐洲近期發(fā)生的重大改革大多是在危機之后，如１９７９年之后的英國、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的愛爾蘭、１９９０年蘇聯(lián)解體后的芬蘭、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銀行業(yè)垮臺后的瑞典。
　　上個世紀９０年代前，瑞典等北歐國家和目前法國和德國的情況確有些相似。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北歐的福利制度出現(xiàn)了危機。但經過１０年的發(fā)展，這些國家恢復了經濟增長，也因此保住了高福利制度。人們將北歐經驗用一個的新發(fā)明的名詞――ｆｌｅｘｉｃｕｒｉｔｙ（“靈活保障”或“彈性保障”）來概括。其意思是，雇主、企業(yè)有靈活、彈性，而雇員、工人則有保障和安全。北歐經驗具體來說有三點：一是重視技術創(chuàng)新。通過發(fā)展信息技術、通訊技術，成功地實現(xiàn)了經濟結構調整，保持了在國際上的競爭優(yōu)勢；二是放開勞動力市場。這是其與目前法、德、意等國最大的不同之處；三是加大“投資未來”的力度――加大對研發(fā)、教育（包括終身教育）、信息、通訊技術等新興產業(yè)領域的投資。
　　我們不能確定法德等國是否真的需要一場經濟危機才能痛下改革決心。也不能確定歐洲是否會走北歐道路，但可以肯定的是，若不改革，歐洲人將難以維持基于高福利保障制度的優(yōu)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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