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日四島紛爭:六十六年難解的死結]無限紛爭月島

　　四島問題解決無望，前原無功而返。2月13日，日本外相前原誠司結束了對俄羅斯的訪問，離開莫斯科。雖然訪俄前他在東京宣稱，他將努力實現(xiàn)北方四島的回歸，“即使以犧牲我的政治生涯為代價也在所不惜”，但俄新社的一篇綜述卻稱：“俄日外長就一系列問題達成了共識，但除了南千島群島問題以外�！�
　　1945年2月，美蘇英三國雅爾塔協(xié)定就與對日作戰(zhàn)相關的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歸屬問題達成共識。俄羅斯與日本四島之爭就此出現(xiàn)。66年來，它就像一個死結牢牢套住了俄日關系，兩國在其他方面的合作無論如何努力，被四島拴住的雙腿就是無法邁開大步。
　　
　　從原點到原點
　　
　　自2010年秋以來，俄日在南千島群島問題上的新一輪交鋒受到世人關注。事情的起因似乎是11月1日俄羅斯總統(tǒng)梅德韋杰夫登上國后島，但其實不然。
　　2009年6月和7月，日本國會眾參兩院先后高票通過一項題為《促進北方領土等問題解決特別措施法》修正案，并于2010年4月生效。該法案在戰(zhàn)后歷史上首次將有爭議的“北方四島”明確為日本“固有領土”。在兩國相關談判時斷時續(xù)、尚無結果之際，日本以國內立法方式單方面確立爭議島嶼的法律地位無異于改變了談判性質――從解決歸屬轉為解決如何歸還。在隨即進行的外交斡旋中，日本的態(tài)度十分強硬：俄方沒有理由對日本國內立法“說三道四”。
　　如此，深受日方極端舉動刺激的俄羅斯必然要予以反擊：既然日方首次以立法形式宣示主權要求，俄方就以元首首次登島考察加以回敬；既然日方強調是處理內部事務，俄方就以保證國土安全、促進地區(qū)發(fā)展為由組織一系列高官視察，且強調無需經過“任何方面”許可；既然日本堅持對四島的主權，俄羅斯則明確說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日就南千島群島問題的爭端已持續(xù)66年，而冷戰(zhàn)結束后的20年里兩國在此問題上的博弈就更加頻繁，但每次都是從原點出發(fā)再折回原點。幾乎每個回合都是俄方態(tài)度靈活，日本立場僵硬；俄方積極主動，日本被動應付：俄羅斯說領土問題不應影響兩國其他方面的合作，日本堅持“政經不可分離”；俄羅斯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fā)，日本說搞不清主權，不可能參與；俄羅斯表示歸還兩個島為解決問題開始，日本堅持“四島一并歸還”。更有意思的是，每當日方態(tài)度有所松動、談判進程露出些許星光之時，四島問題往往又因日本國內政治斗爭和社會情緒再次烏云密布。
　　其實，就在2009年2月，俄日兩國還曾吹起暖風。雙方領導人表示不把糾紛拖延給下一代，要避免走極端、要通過不拘形式的新方式加速領土談判工作。然而，麻生內閣剛剛流露出“跳出傳統(tǒng)框架，尋找第三方案”的念頭，便立即招來國內各種勢力的強烈抨擊，以至此后俄方也降低了調門：時機還不成熟。
　　類似情況在普京擔任總統(tǒng)時也曾出現(xiàn)。2001年3月，普京和森喜朗在伊爾庫茨克會談時也出現(xiàn)過某些積極的因素，雙方表示要尋找相互可以接受的方案解決領土爭端。但4月小泉上臺后就因爆發(fā)“鈴木事件”而風云突變。日本前議員鈴木宗男彼時在自民黨和議會中主管日俄關系，在森喜朗時期是日俄領土問題談判的政策制定者之一，素有日本“幕后外相”之稱。此公在處理日俄領土問題上立場十分“開明”，不僅同意“只還兩島”，甚至私下表示“歸還不歸還都行”。鈴木此番言論被披露后，引發(fā)日本政界和外交界的巨大震動。以鈴木的親信、時任歐洲局局長東鄉(xiāng)和彥為首的一批精通俄羅斯問題的外交官相繼被逐出外務省。此后，盡管包括普京和拉夫羅夫外長在內的俄高層公開放話，愿將齒舞、色丹兩島歸還給日本，以解決領土爭端，但小泉內閣都予以了明確拒絕。
　　從某種意義上講，俄羅斯幾個月來一系列激烈舉動既是對日本在領土問題上極端做法的反擊，也是對日本政策起起伏伏、朝秦暮楚難以容忍的表現(xiàn)。同時，影響莫斯科方面失去耐心的另一個背景是，到2010年，隨著與挪威、烏克蘭劃界工作取得突破，俄羅斯與鄰國間有爭議的領土（水）問題都已基本解決，唯獨俄日間領土問題不僅沒找到解決的出路，甚至還在倒退。
　　
　　四島之于俄羅斯
　　
　　俄羅斯近來在四島問題上突然發(fā)力，當然不僅僅是針對日本的極端做法，其間也透露出莫斯科在政治、戰(zhàn)略方面的考量。
　　2010年俄羅斯舉行了一系列活動，隆重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65周年，梅德韋杰夫總統(tǒng)在此時登島也具有這種色彩，其關注并要傳達的是濃厚的現(xiàn)實政治含義：第一，強調二戰(zhàn)及蘇聯(lián)在戰(zhàn)爭中的所作所為的正義性，肯定蘇聯(lián)在二戰(zhàn)中的歷史地位，回應所謂蘇聯(lián)“侵略”他國的攻擊。第二，突出二戰(zhàn)中國際合作，特別是大國“共治”的現(xiàn)實意義，顯示俄羅斯不僅在歐洲，而且在亞太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和作用。第三，明確戰(zhàn)后疆界不可更改及與二戰(zhàn)有關的國際秩序和安排不能顛覆的原則。從亞洲方面看，當年關于戰(zhàn)后涉日領土的處置就不僅涉及四島。
　　蘇聯(lián)解體后，南千島群島對俄羅斯的戰(zhàn)略價值進一步提升。一方面，南千島群島就像一條鐵鏈將俄羅斯遠東的鄂霍次克海封閉起來。失去四島，這條鐵鏈將從中斷開，俄羅斯遠東的戰(zhàn)略屏障將形成一個大缺口，海上大門將被關閉。另一方面，北約擴大后，俄羅斯原本就“先天不足”的北、西、南三個方向的出�？诟�易受制于人，地緣環(huán)境相對較好的遠東成為俄羅斯策應、前出各戰(zhàn)略方向的重要出口。
　　“美國因素”其實一直時隱時現(xiàn)地伴隨著南千島群島之爭：當年為促蘇聯(lián)對日宣戰(zhàn)，美國同意將此地交予蘇聯(lián)。冷戰(zhàn)開始后，美國不顧蘇聯(lián)及許多國家的反對，在1951年9月的舊金山和會上，又有意在相關文件中留下對四島地位含混不清的表述，且規(guī)定未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的國家不享受相關條款之權益――這也構成了日本此后否定四島歸屬蘇聯(lián)的理由之一。1960年美日安保同盟形成后，蘇聯(lián)宣布不會將任何島嶼交給參加反蘇陣營的日本。
　　2010年，美國高調宣稱“重返亞洲”，自然引起俄羅斯的警覺。在北約東擴基本完成對俄西部圍堵之后，在日本外交明顯與美國綁在一起的情況下，在俄美戰(zhàn)略矛盾并未徹底消除的背景下，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qū)的投入是否構成對俄新的戰(zhàn)略包圍？是否削弱俄羅斯在亞太地區(qū)影響？從這個角度看，俄羅斯在南千島群島問題上強硬的立場也是展示給美國看的：俄羅斯不能允許自己的東大門被美日控制。
　　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并非沒有重視對日關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都一直排在俄羅斯亞洲外交的前列，但日本在領土問題上的糾纏及其外交政策的親美化，導致兩國關系一直處在不尷不尬，費勁不少、前進不多的狀態(tài)。自普京的總統(tǒng)第二任期開始，對日關系在俄羅斯亞洲外交排序中已明顯后移。外交戰(zhàn)略重點決定了俄羅斯對日需求的不足，自然也導致推動解決既有問題的動力不足。
　　
　　四島之于日本
　　
　　作為一個島國，日本丟城失地后那種痛心疾首、挖心掏肺之感當然會來得更加強烈。從某種程度上講，四島之于日本與其說具有戰(zhàn)略和經濟價值，不如說更大程度上為一種情感的體現(xiàn)。多年來，日本朝野各界有著深厚的“四島情結”，在對俄領土問題上保持著基本一致的共識，任何靈活的態(tài)度或政策往往都遭致強烈的抨擊――2月6日，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所謂解決問題要有新思維的言論惹怒政府，就是一例。俄日領土問題一再走入死胡同蓋源于此。
　　日本的“四島情結”能夠長期存在并不時發(fā)作還與日本希望成為“正常國家”這一政治訴求緊密相關，與其國內政治勢力的理念與偏好相關。經過戰(zhàn)后幾十年發(fā)展，日本經濟迅速成長，上世紀70年代時已是風光十足。加之其國際局面的打開及與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聯(lián)系的增加，日本國內開始彌散起“擺脫戰(zhàn)敗陰影”、成為“正常國家”的情緒，并構成此后日本重要的政治文化。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日本于1981年確立了“北方四島日”。
　　受各種因素影響，日本國內這些年政治氣候更加趨向保守、外交政策隨之右傾化。民主黨執(zhí)政后，“正常國家”的觀念、“平等外交”的主張進一步與民族主義情緒相結合。在利用普天間基地問題爭取走出“美國影子”的嘗試失敗后，民主黨一些勢力轉而把背靠美國、向其他國家發(fā)泄民族主義情緒當做外交政策的一種“特色”，而在四島問題上重走極端當是這種“特色”的反映。
　　與此同時，日本朝野對四島的領土觀又是植根于缺少對歷史深刻反思、沒有準確理解二戰(zhàn)及其性質這一土壤中的。2月11日，俄日領土交鋒火熱之時，前原誠司外相到訪莫斯科。選在雅爾塔會議結束66周年之際去俄羅斯，前原應該有他的考慮，這就是他在出發(fā)前表述的：日俄應該解決二戰(zhàn)遺產問題。然而，前原卻偏偏“漏掉”了一個問題：“遺產”因何而來？
　　如何看待俄日領土糾紛其實不是個簡單的問題。歷史上，俄日曾對千島群島激烈爭奪，該地所屬也幾度變更。但是，現(xiàn)在的俄日四島問題所包含的卻不僅是歷史上領土糾紛的因素，其中關鍵涉及結束二戰(zhàn)的法律與政治文件的有效性，涉及當年日本為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所需付出的代價。雖然蘇聯(lián)占領千島群島有利己的考慮，但也是對日本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懲罰，是當年處置法西斯軸心國一系列規(guī)定的一部分，這不同于歷史上列強割地分贓的范疇，也不能簡單地將其理解為兩國間一般的領土分歧。同期蘇聯(lián)割占德國之東普魯士（現(xiàn)在的加里寧格勒）也屬此性質。如同戰(zhàn)后日本一些勢力對許多戰(zhàn)爭歷史問題不能正確理解一樣，在四島問題上它們也刻意脫離當年的歷史背景，曲解戰(zhàn)爭的性質及對戰(zhàn)敗國的處置方式。
　　
　　解決領土糾紛本是世界性難題，南千島群島問題牽涉因素更多、情況更為復雜。從過去60多年的經驗看，如果雙方難以明確突破方向，至少可以明白什么事情不可為。第一，問題的解決不是一方向另一方屈服的結果，一廂情愿地劃線只會導致死結難開。第二，民族情感固然可貴，但無理性地宣泄、把民族情感當做政治工具，就十分危險。俄日談判中多次反復、尚未嘗試就被唾沫淹沒的事實證明，炒作民族情感只會使政策選擇成為情感的“人質”。第三，正因為四島問題的復雜、敏感，解決路徑之一是要營造地區(qū)和解、和平與共贏的大環(huán)境，外交政策該有多向性、全方位的視角，“拉大旗作虎皮”往往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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