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筱萸案背后：制度的生死時速] 生死時速

　　從涉嫌受賄“雙規(guī)”到判處死刑，鄭筱萸案前后只花費了不到半年的時間，這在共和國的高官腐敗案件歷史應該是絕無僅有的。 　　我們這里暫且不追究鄭筱萸之流的個人作風如何，是否應該判處極刑，我們所感興趣的是：是什么因素導致轉(zhuǎn)型改革中的中國會產(chǎn)生如此猖獗的大規(guī)模集體腐敗呢?根治腐敗的根本癥結(jié)究竟在哪里呢?殺一儆百的中央嚴打決心，能否真正控制住中國當前日益猖獗的腐敗?
　　
　　利益的底線
　　
　　100年前，名聲顯赫的阿克頓勛爵給世人留下了一句廣為傳頌的腐敗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庇纱�，轉(zhuǎn)型改革之初的大多數(shù)經(jīng)濟學家和社會學者都堅信，是計劃體制下的政治權力壟斷導致整個社會的大規(guī)模集體腐敗，而連接權力和腐敗之間的紐帶是利益。也就是說，利益是現(xiàn)代社會腐敗滋生的根源所在。如此一來，我們似乎已經(jīng)找到了腐敗的罪惡之源，但我們不禁要問，在如今發(fā)達的市場經(jīng)濟體制，還有什么不需要利益紐帶之橋嗎?離開了利益的市場紐帶，我們的社會還能走多遠呢?
　　著名經(jīng)濟學家張五常曾用過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澳銓⒁粋�美女赤裸裸地放在我的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難乎其難矣”，來影射腐敗與利益誘惑之間的非必然聯(lián)系。
　　在現(xiàn)代社會的市場經(jīng)濟機制中，利益是普遍的，中立的，并不帶有天然的罪惡感和道德束縛。盡管我們也贊成這些經(jīng)濟利益背后所蟄伏的巨大腐敗危機，盡管在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中利益被我們的先人所不齒，但所有這些并不能認定利益是導致社會腐敗滋生的最主要原因。把腐敗歸結(jié)為絕對利益的罪惡未免有些牽強附會之嫌，這不僅忽略了腐敗的本質(zhì)因由，同時也掩蓋了市場利益的正義性，或者說中立性。
　　換言之，我們并不能天真地以為，只要制止住利益的“萬惡之源”，就可以治理當前中國社會紛繁復雜的權力尋租、腐敗滋生等一系列發(fā)展問題。事實上，“經(jīng)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兩個世紀之前就已經(jīng)看到，隱藏在自私自利這一人性背后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更有甚者認為正是人的這一自私自利本性才形成一個有效、和諧的社會發(fā)展過程。
　　
　　盡管我們并不―定認同這―古典自由主義的觀點，但由此可看出利益在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中是無所不在的，而且每個人都有追逐這些利益的合法權利。按照公共選擇學派創(chuàng)始人布坎南的憲政觀點來看，社會正義必須保持在一個最大最小值的策略空間之內(nèi)，那么合理的社會制度設計也就應該在理性經(jīng)濟人假設的最大值這一底線得到有效實施。由此看來，在大多數(shù)主流經(jīng)濟學家眼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動機不僅是權利自由的基本保障，而且還是構(gòu)建一個具有最大容忍尺度的制度底線標準。
　　當然，利益也并非具有天然的正義性，斯密所云的正義性還是有一定的相對性。在一定的尺度范疇內(nèi)，利益便可以從正義的“天使”變成罪惡的“魔鬼”化身。但是，一旦游離這一尺度，整個社會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恐慌、混亂、沖突和停滯不前的漩渦之中，而不可自拔：向下跳離這一尺度，就進入道德的“桎梏”，利益也變成萬劫不復的道德譴責對象，利益似乎天生就帶著原始的血腥味，是邪惡的化身。
　　剛從計劃經(jīng)濟中走來的轉(zhuǎn)型中國，就有不少人強烈地帶有這一意識，不屑于或者不敢提及利益，因為利益已經(jīng)被世俗的道德觀念完全地邊緣化為罪惡。那么，人人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唯恐觸及社會的硬處。如此一來，有利的交易活動如何才能形成呢?社會又能憑借什么得到存續(xù)呢?經(jīng)濟的繁榮和崛起又該從何談起呢?
　　
　　霍布斯的叢林狀態(tài)
　　
　　向上躍出這一合理尺度，利益也就最終淪為毫無約束的自私自利，在這里，也就根本不存在道德和制度的束縛。的確，經(jīng)濟學家一再告誡世人，社會過程中的每個理性人都會謀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樣才能獲得社會發(fā)展的動力之源。但是，正如絕對自由是不存在的那般，絕對的利益也并不會有。
　　這些利益的最大化必須維持在合理的空間內(nèi)，或者是在共同的規(guī)則下博弈調(diào)整。一旦進入毫無約束的空間爭奪，那么每個人都有很強的暴力傾向來維持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完全不顧及可能帶來的各種“外部性”。如此一來，整個社會也就進入“所有人對所有人戰(zhàn)爭”的“霍布斯狀態(tài)”。人就會像獸類一樣，處于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之中，生活也就變得孤獨、貧困、卑污、殘忍、短壽。
　　可以想象，長此以往，人類社會的歷史長河會有什么樣的改變呢?孤獨的幽靈霍布斯發(fā)出了驚世的一聲悲鳴，“如此下去……地球上不存在文明，沒有航運，也沒有通過海運進口的商品；沒有寬敞的樓群；沒有移動和搬運沉重物品的工具；沒有時間觀念；沒有藝術；沒有通訊；沒有社會，更糟糕的是，充滿了持續(xù)不斷的恐懼和暴死的危險；人活得孤獨無依，貧困潦倒，污穢不堪，野蠻不化，人命短暫逝去。”
　　可悲的是，有些人往往會夸大了利益的絕對性，而忽略了自由市場的利益相對性。要記住，從來都沒有一個不需限制的自由市場!當然，在理想的“魯濱遜孤島”上，一旦擁有無限供給的資源條件，這樣或許才能實現(xiàn)“魯濱遜”的絕對自由和絕對利益。然而，在一個沒有規(guī)則或者規(guī)范的現(xiàn)實市場交易中，暴力或者由此形成的強權就變成這些交易的主導，市場利益盡管是存在，但已被直接演變成權力的尋租或者腐敗。原先有利可圖的市場雙贏交易會被大大扭曲，交易者最終會由于沒有良好的穩(wěn)定預期而退出交易過程。原因很簡單，在夸大利益絕對性的同時，事實上無形地脫離一些基本規(guī)則的約束，而進入充斥著非法暴力的交易中，必然會重回“霍布斯叢林”的混亂局面。
　　
　　政治市場中的交易盡管錯綜復雜，但與經(jīng)濟市場的交易性質(zhì)是如出一轍，本質(zhì)上仍是一致的。經(jīng)濟利益并不是產(chǎn)生政治腐敗的充分必要條件，既然利益不是關鍵的，而只是一個普遍的、中性的紐帶而已，那么什么才是關鍵的呢?究竟什么導致了現(xiàn)代社會的腐敗滋生呢?
　　
　　莫問“利益”。只求“制度”
　　
　　讓我們追溯到亞當?斯密時代的市場去看看市場的形成與發(fā)展!在那些具有濃厚重商主義氣氛的國家中，特別強調(diào)市場交易所帶來的社會長期發(fā)展，當時的英國就是這一思想的最大受益者，全力發(fā)展對外貿(mào)易。但是，毫無次序的交易規(guī)則還是不能夠發(fā)展，斯密不得不再將已打入最底線的“守夜人’政府重新拿出來充當司法體制執(zhí)行者的“第三方”身份出現(xiàn)。這樣既可以保證市場的有序發(fā)展，保證每個人的正當利益不受別人的侵犯，同時也可以激勵政府在一個有效的獎懲體制中促進經(jīng)濟增長。
　　但是，政府并不是天然就具有“第三方”的強制實施能力，他們很有可能會利用權力或者在利益的誘惑下進行腐敗行為。因此，政府必須限制在一個基本的正義約束空間之內(nèi)，扼制“利維坦”這一洪水猛獸的隨時爆發(fā)�！袄�益”這一紐帶是時時刻刻都存在于個人與市場之中：或是魔鬼，或是天使，正義與邪惡的毫厘之間完全依仗于合理的標度。這一標度也自然地決定了政府的存在和性質(zhì)，但是它同時也給出了其社會邊界。也就是說，為了利益的正義性才有了政府存在的理由，剩下的關鍵還就在于如何形成有效的制度來治理這一只猛獸，以確保利益的正義性。如此看來，如今猖獗的腐敗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根源絕不是這種普遍的利益導向，而根本還在于沒有一定的合理制度約束。
　　利益是普世的，也是相對的，同時又是現(xiàn)實的，但并不能一概抹殺狹隘縫隙下正義的合理性。腐敗的確是不可容忍的，它扭曲了整個社會正義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邏輯，但我們?nèi)詻]有必要把“利益”就泛化成“魔鬼”，將一切腐敗的罪惡都追溯為“利益”。只是在謀求利益的同時，需要注意不要侵害別人的利益，也就是要在一定的制度規(guī)則空間來實現(xiàn)。古人常云：生財有道。其中之“道”，就要遵循―定的規(guī)則，也便是此處我們所說的“制度”�，F(xiàn)代社會滋生的“腐敗”問題同樣也是如此，非要將此凌駕在“利益”之上，也就意味著虛無主義的不可知論；而將“腐敗”納入制度的框架中，也就意味著腐敗在根本上可以解決，而且可以在最小成本的路徑中穩(wěn)步推展。
　　莫問“利益”，只求“制度”。與其將腐敗歸結(jié)為利益的道德缺失，倒不如說是一個制度問題。利益是普世的，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間都需要利益的紐帶和中性，而制度卻是有差異性的，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會形成不同的制度環(huán)境。也正是這些不同的制度環(huán)境，產(chǎn)生了不同國家、地區(qū)的不同腐敗形式和程度。因此，需要告誡諸位的是，請大家不要再用利益的道德性來搪塞腐敗的本源。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經(jīng)濟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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