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政治自由享受政治民主 美國自由價值觀的體現

　　“民族聯盟黨”不是所有加拿大華人的利益代言人，黨應尊重自由世界賦予任何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包括遠離政治的自由，或加入政黨的自由。 　　龍應臺說，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強韌的細線，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杰斐遜說，哪里只要有人就會有黨；只要有自由的人，他們就要表達他們的意見。
　　居住于海外的華人(為避免混淆，此文所提到的“華人”特指已經取得駐在國國籍，并獲得該國平等政治資格和公民身份的華人)，他們或富，或窮；他們或飄零于邊緣社會，或遨游于主流政治；他們或操一口流利的母語，或已經不會講漢語；他們或聚居于唐人街，或散居于駐在國各地，無論怎樣，他們來源背景所指向的共同文化已經使他們在文化多元社會中黏合成一個獨特的群體，逐漸成長為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2007年6月8日，一個由加拿大華人籌組及主導的政黨“民族聯盟黨”正式宣告成立。該黨于年初開始籌建，于4月下旬依照加拿大黨團登記法在卑詩省(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獲得合法地位，目前“民族聯盟黨”登記黨員數量僅20人。黨員數量相較于卑詩省近40萬華人和全加拿大百萬華人，幾乎處于卑微至忽略不計的階段，但因為是加拿大第一個華人組建的黨團，還是引起了轟動。
　　按全球視野，以華人為主體的政治黨派首見于馬來西亞的“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華黨)、印度尼西亞的中華改革黨、印尼融合黨及印尼大同黨。他們往往是開始時舉步維艱、歷經挫折，之后則一馬平川、如魚得水。如果這個規(guī)律在加拿大也適用，“民族聯盟黨”的政治前途還是一片光明的。
　　
　　自由政治
　　
　　自由和平等是華人能夠組黨并發(fā)展壯大的一切邏輯起點和倫理依據。沒有自由政治的保障，華人政治地位的平等化及正常化是不可想象的。
　　以加拿大為例。自由的民主精神不論是在以英國還是法國為主導的殖民統(tǒng)治時期，都沒有離開過這塊北美大陸，但跨種族的平等主義卻姍姍來遲。著名的加拿大華裔社會學家、聯邦政府高級顧問李勝生博士斷言，早期華人受到“制度性種族主義”的追害，他們隔離于資本主義自由政治的人權社會之外。1923年加拿大推出“排華法”《移民法案》，禁止華人移民加拿大，也因此使19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隨著“淘金熱”和“鐵路熱”而遷居楓葉之國的華人礦工和建筑工論為合法的二等公民，失去了參政議政的機會。
　　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歷史創(chuàng)傷。正如著有《美國的民主》的托克維爾所觀察到的那樣，早期人類歷史上同種族不同階級之間相互奴役很常見，但人類文明歷經兩千年之后，像美洲大陸這樣，系統(tǒng)性和制度性地把另一種族淪為被奴役對象，仍足以令人類蒙羞。
　　同樣，上世紀東南亞的歷次排華事件，尤其是1998年震驚世界的印尼辱華慘案，均是種族主義凌駕于自由政治之上釀成的人間悲劇。
　　又回到加拿大。反法西斯戰(zhàn)爭結束后，加拿大于1946年頒布了《加拿大公民身份法》，開始匡正之前的種族歧視政策，華人的地位逐步走向正�；�。上世紀60年代，加拿大宣布走向文化多元主義社會，華人得以自由出入于文化“同化主義”和“特色文化主義”之門庭。今天的加拿大已經不是早期的加拿大，而是一個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在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任何公民均有結社自由，有建黨自由。華人組黨的出現，是最不可能出乎意料的一樁平常事，只是當人們習慣性地回顧時，居然有種說不出的蒼涼。
　　
　　政治參與多樣化
　　
　　華人組黨與華人入黨是兩個概念。正如前文所述，隨著自由平等政治降臨于加拿大，華人參政的覺悟進一步被喚醒，許多華人加入了加拿大各主流政黨，并在各主流政黨內成立了華人黨團。如在多倫多，既有自由黨華人黨員總部，也有進步保守黨華人黨員總部。也就是說，華人入黨早已有之，華人組黨并不能視為華人政治覺醒的獨特現象。只是放在象征主義的放大鏡里審視，依附型的入黨政治的確不如獨立型的組黨政治更有說服力。
　　這里有必要列舉一些在華人組黨現象之前就已經在加拿大政壇上有所作為的華人。舉例的目的只是要說明一個道理：在加拿大，華人與其他族裔一樣，參與政治的路徑是開放的。
　　鄭天華，被譽為加國華人參政第一人，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于1957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吳冰枝，加拿大第26任總督，也是加拿大史上第二位女總督；莊文浩，保守黨人，曾任現保守黨少數黨政府內閣部長，因堅持自己觀點，不滿于哈珀總理提出的魁北克“國中國”動議而辭職，成了首位辭職的華人內閣部長，打破了長久以來華人參政的“花瓶”形象。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著名華裔教授黎全恩博士對華人參政作了精細的研究，他把華人在加拿大的歷史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土生華裔參政階段；第二階段是第一代老移民參政階段，這類人士一般從小就移居加國，在本地接受中學甚至小學教育，他們英語流利，同時認識中文，兼得中西文化所長，代表人物如余宏榮(加拿大溫哥華市第一個華人市政議員)、葉吳美琪(前溫哥華市政議員，中僑互助會創(chuàng)辦人)；第三階段是新移民參政階段，這批參政的華人在原居地長大，在加國接受大學教育或大學畢業(yè)后才移居加國，中文是他們的第一語言，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優(yōu)于本地主流文化，現任卑詩省議員的黃耀華、李燦明便是這類參政者。新移民參政，在時間上晚于第一代老移民參政，以林思齊1988年擔任卑詩省督為標志。
　　在加拿大也有許多華人社團，他們或動員華人積極投票來行使公民社會賦予的神圣權利，或為華裔等加國少數民族的利益與其他政治力量展開政治談判，懸而未決的華人“人頭稅案”獲重大進展一定程度上是華人社團積極爭取來的。正如葉吳美琪所說的那樣，加拿大是個公平社會，但公平有時是靠斗爭得來的。
　　總之，華人政治參與的途徑是開放的，不以自己組黨為唯一方式。華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明哲保身觀念也會使許多華人選擇遠離政治，這是他們的一種消極的參與政治方式，也是在自由世界里的一項自由，他們用不著擔心半夜三更有人敲門強迫他們投票或參與某個組織。
　　
　　隱憂與克服
　　
　　華人組黨，改變了華人“政治合作者”角色，成了“政黨競爭者”，必然要受到各方的壓力和非議。如何把這些壓力轉變?yōu)殡y得一遇的政治公關機會，這是加拿大“民族聯盟黨”創(chuàng)辦人和追隨者們必須謹慎應對之事。
　　首先要擺脫“受虐心態(tài)”。假如把華人組黨一定要指向華人在加拿大曾有過的沉甸甸歷史，或把華人組黨的眼睛只盯在少數華人移民因一時不能融入加拿大社會而沒有實現移民期望的個體性事件，那么華人組黨的動機會讓人懷疑�！懊褡迓撁它h”注意到高學歷華人移民在加拿大當割草工或搬運工等苦力或丈夫獲得加籍后返回母國而出現的“留守妻兒”等現象，但過分解讀這些非持續(xù)性或普遍性現象會在政治利益博弈中適得其反。
　　其次，華人組黨要提防“種族主義”帽子。任何以某一種族或族群為本的封閉型政治黨團是不受歡迎的，號稱“白人主義至上”的改革黨應是前車之鑒。目前在加拿大主流政黨中，有以法裔魁北克人為主體的魁入黨，他們雖主張魁北克獨立，但把可能的獨立納入了現有的合法程序的拘束中，在經濟利益的訴求及治國方略上則體現了加拿大整體利益，所以他們可能是民族主義政黨，但不可能是種族主義政黨。
　　第三，華人組黨要敢于面對“華裔威脅論”的濫調，但沒有必要獨自承受加拿大其他族裔所散布的不安全心理引發(fā)的壓力。“華裔威脅論”實質上就是母國威脅論在華人社會中的延伸，如最近所謂的孔子學院為中國間諜大本營的論調，或已經在媒體上報道的華人經濟間諜案，都有可能給華人組黨形成輿論壓力。但這是個非常宏觀的問題，不是致力于華人移民等個別利益的黨團所能解決的。加拿大百萬華人活躍于加拿大經濟領域，隨著中加關系的緊密使中加兩國受益，華裔威脅論自然會喪失市場。畢竟，“民族聯盟黨”不是所有加拿大華人的利益代言人，加拿大華人的價值觀經過幾代人的洗禮和沉淀，已經分化為多元化的價值觀體系，黨應尊重自由世界賦予任何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讓華人在政治自由中充分享受政治民主的好處，否則，就有濫用自由之嫌，行專制思想之實。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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