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津魂、白虎隊與日本價值:會津青龍隊

　　武士道抑或是會津魂僅僅是沉淀于文化心理深處的道德倫理，而非基于現實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就好比中國的社會主義不能和儒家文化等同起來。 　　 　　日本朝日電視臺出品的新春劇《白虎隊》首映于去年1月。與近兩年引領風潮的二戰(zhàn)題材歷史片不同，《白虎隊》選定了幕末維新戰(zhàn)爭期間的會津藩少年武士團“白虎隊”作為主角，通過對白虎隊少年命運的敘述，來揭示并重溫蒙塵日久的日本傳統(tǒng)價值觀。
　　客觀地說，這部電影更像是一部不落窠臼的另類青春偶像勵志片。雖然內容涉及百年前那段風云變幻的歷史，卻沒有太多的歷史思考。然而，積極向上的基調，日本電影一貫擅長的細節(jié)刻畫以及簡單而不失輕浮的道德主題都足以支撐起這部耗時4小時的電影。
　　
　　新新人類與主旋律
　　
　　影片一開始就向觀眾展示了日本新新人類的生活圖景：主人公酒井新太郎是個混混，整日與女阿飛廝混于東京街頭。無所事事，夜出晝返，不到早飯時間決不回家。即便是父母打招呼，他也愛理不理�？汕傻氖�，因公來京，正要返鄉(xiāng)的祖母敏子在車站偶遇新太郎，并尾隨到了酒井家。在對新太郎及其好友筱田雄介，還有疏于管教的子媳一番訓斥兼痛陳家史過后，老太太干脆住下，以期將“革命教育”進行到底。
　　不堪絮叨的新太郎和雄介本著最危險的地方往往最安全的想法，逃往祖母老家，同時也是白虎隊故地的會津。結果，兩人還是被祖父送到白虎隊紀念館參觀，館內陳列的史跡將他們帶入了那段激蕩的歲月。
　　拿白虎隊充當道德訓誡的工具，除了白虎隊本身在道德上的典型示范意義外，主要還是因為其成員無論是年齡還是青春期困惑與現代新新人類大致相同。影片中，當兩個混混站在館內白虎隊員酒井峰治和筱田儀三郎，也就是他們的祖先畫像前，時間似乎凝固了。年齡和相貌的共性拉近了他們與歷史的距離，從而產生心理共鳴，而這恰恰是祖母僅停留在話語層面的道德說教所難企及的效果。當二人駐足于畫像前，周圍飄灑的櫻花頗有幾分婆羅花開，醍醐灌頂之感。
　　無獨有偶，片中主角設定為兩個新新人類，而扮演者山下智久，田中圣恰恰正是現實中新新人類的代表人物。用新新人類演繹主旋律，以達到勸戒新新人類的目的，很像是在“以夷制夷”。事實上，這種錯配取得了不俗的轟動效應，并證明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道理。許多從來不看，乃至排斥歷史劇的青少年出于偶像狂熱，竟也堅持看完4小時。而在宣傳獲得成功的同時，從演員到觀眾，新新人類們以一種平和順服的精神狀態(tài)接受了歐吉桑和歐巴桑們希望灌輸給他們的價值理念，從而集體無意識地完成了一次向主流社會的精神回歸。
　　
　　迷失的日本
　　
　　僅從回歸傳統(tǒng)的角度看，《白虎隊》與《男人的大和號》，《吾為君亡》等泛右翼影片可謂殊途同歸。然而，細細品味它要表達的思想，就會感到其間警醒意味要多過傳統(tǒng)懷舊，與2005年的《亡國神盾艦》異曲同工，反映出處于國家轉型期的日本人的心靈困境以及因之而生的集體焦慮和民族危機意識。
　　在《白虎隊》現代部分中擔當訓誡者的是新太郎的祖母敏子。她言語間總是流露出身為白虎隊后代的自豪和優(yōu)越感，甚至給子孫取名也寄寓深意：兒子虎男的“虎”字出自白虎隊，孫子新太郎的“新”字取自會津藩校日新館�？上У氖�，虎男毫無虎氣，新太郎則更像扶不上墻的爛泥。當老太太一邊嚴厲地數落，一邊在晚輩身上重重比畫著“虎”字和“新”字時，觀眾完全可以感受到訓誡者對子孫寄予厚望，卻又恨鐵不成鋼的尷尬和失望。
　　
　　祖孫三代構成一幅反常而滑稽的圖景：祖母精神抖擻，堅強有力；兒子文雅有余，卻男子氣概不足；孫子更是狀態(tài)萎靡，暮氣沉沉。本該孔武有力的中年人像個女人，本該朝氣蓬勃的少年卻更像退休老人。與其說這幅圖景可笑，毋寧把它看作近現代日本歷史的縮影。
　　祖母代表著強健有力的戰(zhàn)前日本，兒子代表著經濟高度繁榮，卻罹患政治侏儒癥的戰(zhàn)后日本，至于孫子，則代表著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蕭條的日本。祖孫三代的精神面貌正是三個時代日本國家的象征。
　　對比之下，難免產生一代不如一代的結論�；⒛幸埠�，新太郎也罷，在祖母的眼中都是不正常的人，她的失望絕不僅限于孫輩，訓斥時也是大罵“四個傻瓜”。這種人格否定昭示著當代日本人對于戰(zhàn)后60年國家道路的審視和反思：戰(zhàn)后日本真的如教科書上寫的那樣成功嗎?其實，由美國設計的日本戰(zhàn)后改造主要針對政治體制，尤其是限制日本武裝及戰(zhàn)爭潛力，以期日本威脅最小化。然而，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造卻是糟粕未盡去，精華多流失。
　　1950年代的日本社會意識混亂，道德糜爛，二戰(zhàn)慘敗迫使日本人對近百年近代史全盤否定；1960～1990年代經濟高度繁榮，現代化浪潮不斷沖刷已然脆弱的傳統(tǒng)價值，而美國式消費主義從根本顛覆了傳統(tǒng)價值，并催生出大批的大和拜金女。當泡沫經濟破滅，日本被打回原形，悲觀主義再占上風，物質富有的日本人卻成為精神世界的貧兒――空虛，散漫，壓抑，缺乏上進心和責任感――日本似乎又重返德川幕府統(tǒng)治下的江戶時代。
　　將當代日本比作江戶時代，除了軍備松弛和經濟繁榮，市民文化發(fā)達的共性外，非正常國家體制以及全民精神迷失也是兩者最大的相通之處。正是因為國家不正常，又恰逢轉型期，國民對于未來的焦慮和不確定感增加，從而導致虛無主義盛行。
　　這樣的日本在祖母敏子眼里是“愚蠢的國家”，她將之歸咎于青少年的墮落和中年一代的不作為。面對著如同失魂野鬼般迷失在現實當中的后代，老人開出了藥方，那就是喚醒他們的“會津魂”，這倒可以看作老一代日本人對今人的集體忠告。
　　
　　何謂會津魂?
　　
　　由于地處偏僻，歷史上的會津多數時候都庸碌無奇。會津藩祖保科正之是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庶子，為躲避將軍正室迫害，做了�？萍茵B(yǎng)子，并被封到極北之地。三代家光將他移封到離江戶更近的會津，并下賜德川本姓“松平”，認可了他的身份，甚至臨死還托孤正之。感恩的正之立下家訓15條，申明“會津藩為守護將軍家而存在，如有藩主背叛則家臣不可跟隨”。這是會津的立藩之本，不僅超越了當時“但知有藩，卻不知有日本”的意識藩籬，堪稱近代日本國家主義的雛形。影片中。藩主松平容保在幕府要求他入京維護治安時，毅然接下了別藩唯恐避之不及的燙手山芋，并堅持到底。在他看來，這是不容推卻的義務，否則，會津藩將如同行尸走肉，再無存在的意義可言。
　　可是，為什么偏偏是會津魂，而不是別的什么魂?翻開幕末史，會發(fā)現一個奇特現象：在捍衛(wèi)幕府的戰(zhàn)斗中最賣力的恰恰都是如會津這樣的偏遠小藩(包括小泉純一郎津津樂道的“米百表”故事發(fā)生地長岡藩)，反倒是那些領地富裕的大藩莫不望風而降。或許，可以用赤腳的不怕穿鞋的俗語來解釋這種有趣的反差。可是，究竟是什么在支撐著 這些人堅持以卵擊石的抵抗呢?
　　提及日本，很難回避武士道的問題。武士道是崇尚義理的戰(zhàn)士之道，是對職業(yè)軍人的職業(yè)規(guī)范。然而，同樣的種子播種到不同的地域，卻結下不盡相同的果。在商業(yè)繁榮的地區(qū)，武士道在經濟大潮沖刷下變成了銹濁的鈍刀；反倒在落后地區(qū)，武士道頑強地存活下來，并綻放出妖艷的花朵。
　　會津無疑屬于沙漠，兵營化社會使得表面禁欲主義，絕對服從主義等日本武士道的原教旨特征得以保留。在那里，人們過著單調重復的奉公生活。母親對兒子唯一的期望就是舍命忠君，甚至在游賞紅葉時，也大煞風景地要求兒子回校奉公。規(guī)范和秩序高于一切，且無處不在。尊卑等級是會津社會的一大特色，年少位卑者必須服從年長位高者�？傊�，集團永遠比個人重要，尊嚴永遠比生命重要，義務永遠比權利重要，精神永遠比物質重要。
　　會津魂如金剛石透明堅硬，會津人的特色則是愚直。其實，單純與堅強常常構成因果，故所謂“無欲則剛，無知無畏”。影片中，當藩主執(zhí)意要接手京都治安時，老臣西鄉(xiāng)賴母就沉痛地說：“那些人算準了會津人的單純，料到我們不會拒絕的!”想到這，不禁憶起司馬遼太郎先生的話：“每當想起善良，淳樸的會津人的時候，就會覺得日本這個民族是不可救藥的�！�
　　
　　日本價值觀的重構
　　
　　當新太郎和雄介抵達會津火車站，發(fā)現門口赫然一尊白虎隊雕塑。白虎隊的痕跡在會津似乎無處不在，連出租車門上也有“白虎隊”字樣。無獨有偶，在會津還有一尊更有名的青銅雄鷹雕塑，上面用意大利文刻著“致武士道精神”。那是上世紀30年代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在聽說白虎隊事跡后，為了表彰這種自我犧牲精神而贈送。這樣看來，會津魂和法西斯似乎可以劃上等號，而敏子喚醒會津魂的藥方就是赤裸裸的軍國主義復辟了。
　　人們在總結歷史時，容易滋生一些不良傾向：或出于惰性，習慣用簡單的理由來解釋復雜的事件；或出于政治考量，拿某種特定思想充當具體責任人的替罪羊；或出于狹隘，總愛拿現代人的標準去衡量古人。而在展望未來時，又往往過分拘泥于過去，忽略現實的變化，犯下楚人渡河的毛病。其實，武士道抑或是會津魂僅僅是沉淀于文化心理深處的道德倫理，而非基于現實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就好比中國的社會主義不能和儒家文化等同起來。軍國主義的本質是極端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再加上軍人干政的混合產物。即使軍人沒有掌權，日本同樣會成為法西斯國家。當代日本無論從內因和外因上都不具備軍國主義復辟的土壤。綜觀整部影片，也一直緊扣道德訓誡的主題，與現實政治無關。而在呼喚傳統(tǒng)價值的同時，又將現代價值觀中的積極元素傾注其中，從而使主題得到升華。
　　古代部分中兩位母親的角色對比構成了新舊價值觀的競爭。峰治的母親阿繁是標準的“武士道教育機器”。她平時有意冷落峰治，就是擔心兒子心存牽掛，影響忠君奉公。在峰治入校第一天，她就鼓勵峰治做個有用的武士，隨時舍命效忠。相比阿繁的古板，儀三郎的母親津子世俗氣息濃厚，在她眼里，兒子永遠是4歲的孩子，甚至還因為兒子在閱兵式上光顧張望戀人，而未看自己而感到嫉妒失落。身為母親，添犢之情乃人的天性，但阿繁和津子卻各自選擇了刻意壓抑和自然流露的處理方式。
　　整體而言，《白虎隊》是一部只關道德和信仰，無關政治的電影。古人因物質貧乏而精神富有，今人卻因物質富裕而精神空虛，兩者都走上了方向相反的極端。這體現在個人權利和社會責任，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上，這種失衡導致整個國家的非正常和社會秩序混亂。當今日本的主要社會問題是民眾太過散漫，社會責任感和國家意識淡漠，近年來日本產品質量滑坡和泄密事件增多就是臨床反映。《白虎隊》僅僅是部電影，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但至少帶來了希望。片尾引用司馬遼太郎的另一句話“想起會津，感到日本民族還不是太無可救藥”無疑是本片的最佳注腳。這對同樣面臨誠信危機和道德困惑的中國，是否能有一些有益的啟迪呢?
　　最后需要說的是：時代變了，不再需要“榮耀地生，壯烈地死”；可是，不管時代怎么變，可為之則為，不可為之則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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