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 制度建設是最好的公關

　　我們和世界的隔膜與距離，在這個春天再次凸現(xiàn)出來。 　　人們都未曾想到，一場以傳遞和平為目的的奧運火炬之旅，卻導致了中西方民間立場的對立，風波至今尚未停息。 　　雖然中國官方、媒體乃至民間的網民和海外華人，紛紛對海外藏獨勢力、不負責任的媒體和投機的政客予以譴責，并不斷辟謠，傳達我們認為的真相，力不可謂不大，但效果卻不著。媒體報道顯示，西方民眾于中國立場的解釋和認知依然半信半疑。
　　為什么我們如此著力，在獲得西方主流民意的認同上卻依然如此艱難?難道風波中的藏獨勢力、少數(shù)別有用心的政客和不負責任的媒體果真有如此煽動的力量?
　　針對奧運火炬?zhèn)鬟f中凸現(xiàn)出來的沖突，希望通過改進對西方的公關宣傳來改變中國對外形象的呼聲日高。誠然，改變傳統(tǒng)的對外宣傳模式是一個迫切的現(xiàn)實問題，同樣也會產生積極的效果。此前北京奧組委也已曾聘請了世界著名的公關公司為其服務，但卻沒有能避免北京奧運會籌辦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傷害性事件，比如斯皮爾伯格事件，比如此次火炬?zhèn)鬟f中的諸多問題。
　　從歷史看，中西方交往已有數(shù)百年之久，改革開放以后，全球化進程中，中國與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已經是歷史上最緊密的時候。即便如此，雙方彼此間的隔膜和誤讀依然很深，此次奧運火炬?zhèn)鬟f過程中的紛爭，實際上是這種隔膜和誤讀的一次集中爆發(fā)。
　　是什么導致了這種隔膜和誤讀?
　　我們過去曾經更多地把它歸因于交流不夠，但此次風波顯示，這只是一個方面。更大的可能，是我們忽略了背后不同的價值判斷和制度因素。
　　一個明顯的差異是中西方民眾在不同的制度環(huán)境、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塑造環(huán)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價值判斷，比如，彼此對于人權、言論自由、宗教信仰等的認知有很大差別。
　　另一個明顯的差異是，中國社會信息公開的路途起步不久，民眾還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知情權。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中國社會的傳統(tǒng)思路是，相信控制信息傳播更有助于解決問題，因此一味地注重替人們選擇知情權的行使范圍，試圖把影響降低到最小范圍，但這種做法忽視了科技進步帶來的信息傳輸能力的提高，漠視了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提升，結果導致更大范圍的負面影響。比如早些年的千島湖事件和2003年的非典前期處理過程。
　　
　　相反，西方民眾對于知情權和自由獲取信息的權利的理解和實踐要遠早于且深于中國民眾。如果從1766年瑞典制定的《出版自由法》算起，西方社會的信息公開制度的建設已經歷了漫長的時間。一方是試圖壟斷信息傳遞，一方是信息公開，這樣的制度差異背景，加深了西方民眾對于中國官方、媒體和民眾傳遞的信息的偏見。當類似事件再次發(fā)生時，即便你披露的是真相，也很難獲得認可。這是一種潛在的制度性歧視。
　　因此，撇開國家之間政治利益的沖突不談，要化解西方社會民間普遍蔓延的偏見和對中國釋放的信息的不信任，除了要進入對方語境深耕化解外，我們更需要正視這種情緒背后潛藏的制度性歧視，并通過強化自身內部的制度建設，實現(xiàn)與西方社會的制度競爭合作，逐步消弭這種歧視。
　　只有自身獲得了解放的人才能夠幫助他人獲得解放。因此，至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加強在信息披露制度上的建設，首先是保障本國公民、社會組織合法及時獲取全面的信息、以及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惟有如此，才能使每一個中國公民，包括走出國門的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能夠傳遞中國價值的有效信息源；在遭遇偏見和誤讀的時候，理直氣壯代表中國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像過去似的，只能根據政治正確前提下披露的信息碎片來鸚鵡學舌，反遭他人白眼。今次風波中中國網民和海外華人的強烈抗議，就是因為他們掌握的關于西藏的歷史、現(xiàn)狀以及事件過程的相關信息要遠遠全面于西方人群。
　　制度建設的迫切性可見一斑。
　　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雖然該條例只是一部行政規(guī)章，在當下的氛圍中，這一條例的實施具有標志性意義。
　　應該說，“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加上2007年1月1日已開始實施的《北京奧運會及其籌備期間外國記者在華采訪規(guī)定》、2007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審議修改《突發(fā)事件應對法草案》時，刪除先前有關新聞媒體不得“違規(guī)擅自發(fā)布”突發(fā)性事件信息的規(guī)定，以及執(zhí)政黨十七大強調‘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的論述，客觀上體現(xiàn)了中國在信息公開和保障公民知情權制度建設上的努力和進步，也勢將縮小中西方民間對相關問題的認知差異。
　　制度建設一小步，公民權利保障一大步。2008年春天的這場風波，如果能轉變成持續(xù)開放和制度建設的新動力，那將是中國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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