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出陽光無牌友】陽光牌燈具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溝通至為艱難，不要說和諧的兩性關(guān)系甚是艱難，就連湊一桌牌友打“80分”也非易事。因此，若把哈貝馬斯的“溝通共同體”理論完全在現(xiàn)實生活中實踐，結(jié)果往往是悲劇。
　　哈氏的理論，讀來每每使人鼓舞，而拉康的論述，愈讀心頭愈生陰郁�！皠窬�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guān)無故人”，就是用酒來澆這樣一團(tuán)郁悶：知曉牌局(世局)艱難，湊牌友并維持這份關(guān)系實屬不易。而“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則是哈貝馬斯式的樂觀，相信憑自己真實、正當(dāng)、真誠的溝通性行動便能在世界范圍內(nèi)找到牌友。
　　然而，跟無法溝通的人硬是處于一個共同體，那會出人命的。這并不是危言聳聽，就讓我們進(jìn)入歷史，來以古人為鑒吧。
　　在我看來，三國時的名士禰衡先生其實很明白這個人生道理，他知道自己這輩子就只有兩個牌友――“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然而他的文舉兄就不曉此理，跟小禰打牌無比盡興后，就把他推薦到了曹操的牌桌上，盛贊其“見善若驚、疾惡若仇”，“性與道合、思若有神”。結(jié)果不久就搞出了那個轟動建安時代、傳說中很黃很暴力的“禰正平裸體事件”――小禰當(dāng)著曹公牌桌上滿座當(dāng)世名士的面“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和今天的“80后”美眉們在網(wǎng)絡(luò)視頻頭前露形顯體讓網(wǎng)狼一飽眼福不同，正平旨在以清照濁，譏諷阿瞞這一票人所采用的玩牌規(guī)則“許昌共識”(即，著名的政策“挾天子以令諸侯”)。
　　這個事件之震動不止在建安時代，后世的“詩仙”李太白嘗自謂“顧慚禰處士，虛對鸚鵡洲”：禰衡慷慨雄壯的“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令太白公一聞傾心，只恨自己晚生了整整500年，不得與此等人物酣飲打牌。然可想而知，當(dāng)時那個連荀文若(“許昌共識”始作俑者)最后都容不下的牌客共同體，怎容得下跑來許昌打洛陽牌的禰正平，最后曹阿瞞將他趕到荊州劉表那里去假手以除之。
　　讀史者閱書至此怎能不掩卷長嘆：若禰衡一生只與孔融楊?為牌友，斷不至遭遇此等悲劇――在一次甩牌離桌時，被憤恨的江夏牌客(名列“八駿”的劉景升又將禰處士遣送到以性急著稱的江夏黃祖那里)從背后追上一刀戳死，連與老黃正面單挑決一雌雄的機(jī)會都沒有。
　　悲劇發(fā)生的個體原因，就是史家范曄對稱衡之贊語――“殊狀共體，同聲異氣”。此種人物，用現(xiàn)在的俚語說，就是從“外星球來的”，“跟地球人不是一個思維”，而用文言就是“思若有神”。能跟上火星人思維的，世間二三子而已，身為孔子20世孫、少時即得東漢末年黨錮清流李膺刮目相看的北海孔文舉即此中一個。然而好心辦壞事者，也正是這位懷有哈貝馬斯式樂觀的文舉兄一千不該萬不該，認(rèn)為小稱可以同自己與楊德祖之外的人在一桌上打牌。《后漢書》載“融既愛衡才，數(shù)稱述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shù)有恣言�！笨梢娦《[不肯去曹操那里打牌，是被老孔硬是給慫恿去的。而孔融本人，也是在自己玩不來規(guī)則的牌桌上玩牌直到玩出性命，“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亦是他最終喪命的肇因之一。
　　幾十年后嵇康、山濤重復(fù)了禰衡、孔融的故事――如果這幾個人就在竹林里自己打牌，當(dāng)不至于“廣陵散自此絕矣”。小嵇堅決不肯出來跟司馬氏一起打牌，而老山則好心辦壞事地向后者力薦，結(jié)果嵇康斷然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直言“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這等“蕭蕭肅肅，爽朗清舉”、“肅肅如松下風(fēng)，高而徐引”的人物，怎可能同司馬昭等人在一個桌子上玩牌呢?
　　禰衡和孔融可算真的神合之友，而嵇康和山濤其實只是一度經(jīng)常打牌，打出了能互為照顧彼此家庭的交情而已，嵇康與“竹林牌友”里的阮籍，才真是“火星人組合”――嵇康在那篇《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稱阮嗣宗“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吾每師之而未能”。司馬昭曾想讓阮籍的女兒給司馬炎做王妃，阮籍為了避免這場婚事，醉60天，別人無法與之通話，最后司馬昭只能取消這個打算。其后司馬昭更是讓鐘會試探阮籍對世事的看法，但阮籍總是大醉，無法發(fā)表任何看法。換言之，不打你們的牌。阮籍這個“至性過人”的火星人，之所以沒有落得嵇康身首異處之悲劇，唯靠佯狂痛醉而已�！袄先畈豢裾l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元遺山之論詩知人的眼光，不可不謂透絕。
　　故此嵇、阮二君除了以“竹林”方式打牌外，根本就打不了別家的牌，而山濤則可以在別人的牌桌上也混得不錯。然畢竟出自竹林，后來看到司馬氏爭權(quán)的狠辣手段，山巨源也就隱身不問事務(wù)，不在那種牌桌上繼續(xù)混了。盡管老山本人沒出事，但在他好心辦壞事的推薦之下，竹林舊友小嵇卻最終被其心路人皆知的司馬老大給殺害了，并由此稿出“廣陵散失傳事件”，成為中國文化人的一個千古之恨。
　　那種“莫愁前路無知己”的溝通共同體，禰衡嵇康“西出陽關(guān)”后至死未聞也。這就是日�，F(xiàn)實生活里的“主體間性”。哈貝馬斯恐怕正是因為上茶館牌室單挑群毆的機(jī)會太少，以至于如此篤信在三真(正)原則下清白交往的規(guī)范性力量，盡管哈公實際上在學(xué)術(shù)辯論中也承認(rèn)，這種共同體是“反事實的”。
　　康德認(rèn)為，只有極少數(shù)的人才能通過他們自己精神的奮斗，有勇氣對自己的理性作出公共的運用，然而，當(dāng)代康德主義大哲哈貝馬斯，卻在“所有人都會公共運用理性”的預(yù)設(shè)下發(fā)展了一套“溝通行動”與“辯談民主”的理論，哈氏比之康德，實更像是一輩子未涉江湖的書生，哪怕出門和其他退休老公公一起打牌也好啊，看看“更好理據(jù)的力量”在公共場所實際力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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