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裝是我們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嚴歌苓性格
發(fā)布時間:2020-03-18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和嚴歌苓的很多小說一樣，《赴宴者》甫一出爐，也被電影導演看中，買下版權準備改編成電影。但是，直到版權過期，這部諷刺荒誕現(xiàn)實的片子也沒拍出來。如今，另一家影視制作公司版權又看中了它。但結局怎樣，嚴歌苓并不樂觀。
“事實上，我寫的那個宴會蟲是裝得最淺層次的，甚至可以說他是最無辜的。其他人的裝比他惡劣，也比他危害大多了�！�
盡管距《赴宴者》的寫作已經(jīng)過去了五年，和《中國周刊》記者提起自己在2006年寫的這第一部英文小說，嚴歌苓依然諳熟小說中的每個細節(jié)。《赴宴者》英文版2007年在美國、英國等國出版，中文版2009年出版。
《赴宴者》的故事發(fā)生在當代的中國，主人公是一名下崗工人。他去一家五星級的酒店應聘當保安，卻被誤認為是記者，糊里糊涂地被拉著去參加了一場新聞發(fā)布會的宴會。
在宴會上，他不僅品嘗到了生平從未吃過、從沒聽過的山珍海味，而且還得到了一小筆車馬費。于是，吃宴會成了他的正經(jīng)營生。他以冒牌“記者”、“自由撰稿記者”的身份整天周旋于各大新聞發(fā)布會的宴席上，領取車馬費，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宴會蟲”。
他戴著假面，一邊在宴會中悶頭暴食各種美味，一邊歪打正著地與社會各界人士，如官二代、藝術家、廠長、地產商、農民、妓女等人相識，并得以看到這些人在飯桌上以及飯桌后的各種表現(xiàn)：房地產商建房賣房坑蒙拐騙；農村惡霸貪贓枉法，陷害農民無法無天；藝術大師被權錢包圍迷失自我；按摩女郎因為生活的艱難走向墮落……
最終，隱藏在美食背后的社會真相觸動了這個農村出生的“宴會蟲”，他真的開始寫文章揭開他看到的重重黑幕。但他的自我救贖最終導致的是牢獄之災。他在一次“女體宴”――讓全身赤裸的美女作為盛放食物的容器――上被抓。
真實荒誕的故事
《中國周刊》：《赴宴者》是你第一部英文小說。為什么選擇“宴會蟲”的題材？
嚴歌苓：這個題材是我的好朋友陳沖1999年告訴我的。她說在國內看到一個電視訪談節(jié)目采訪了一個“宴會蟲”，很好玩。
這么荒誕有趣的故事確是真實發(fā)生的，這引起了我的興趣。2001年我回國的時候，就讓我的經(jīng)紀人找到了這個節(jié)目的錄像帶，拿來一看，看得我哈哈大笑。
《中國周刊》：為什么會哈哈大笑？
嚴歌苓：這個人很幽默。他說他每天吃宴會都可以看到三四十個他這樣的“蟲子”，他的眼睛比警察還厲害，一眼就可以看出誰是真的記者，誰是宴會蟲子。
在接受采訪時，談起他的宴會蟲子的生涯，他沒有什么不安和愧疚，講得很興奮很忘情。他完全入戲了，分辨不出自己是真的還是假的了。
《中國周刊》：1999年、2001年就知道這些事和這個人，為什么直到2006年才開始動筆寫？
嚴歌苓：我希望能通過一定時間的沉淀、收集資料和調研，認為自己寫得像的時候，才動筆。有的東西，也需要一定的時間，看自己是不是還很愛這個題材。
有很多題材，搜集了一些資料可能就逐漸失去了熱情，沒有寫作的沖動。但這個題材，卻能夠讓身處國外的我，不斷地“回”到國內。從那之后，我就特別關注到，從國內寄來的報紙，這樣以假亂真的事情，假冒偽劣的商品、假的身份、假的情感……比比皆是；和國內的朋友聊天，也經(jīng)常會講些。
這些事情讓我驚訝，國內已經(jīng)變成這個樣子了？我在小說中提到的各種造假、各種社會問題――頭發(fā)造醬油、房地產商造假、人體宴假冒高雅藝術……其實都不是我杜撰的，都是在報刊上看到的實在發(fā)生的事情。
《中國周刊》：但你過去用中文寫作，年代題材較多，現(xiàn)實題材其實較少涉獵。第一次寫英文小說，就寫現(xiàn)實中的“假”和“騙”，不擔心么？
嚴歌苓：我更擔心的是，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幾件是真的？剩不下什么是真的東西了。中華民族確實是在強大起來，但是在強大的同時，到處聽說中國人的造假，假藥、假奶……很多很多事情，中國人沒有任何底線的造假。說假話，成為全世界的丑聞。
現(xiàn)在，每個人，每天應該問問他自己做了幾件真事，說了幾句真話，不要再問他說了幾句假話。已經(jīng)到這個程度了，我覺得很可怕。
《赴宴者》中董丹用假的身份發(fā)現(xiàn)了更多假的東西。實際上，他只是大量虛假中小小的部分。比較起來，他是最無辜的，只是拿了幾個紅包，騙了幾頓吃而已。
小說雖然是早幾年前寫的，但現(xiàn)在看來，一點都不過時，這些年，現(xiàn)實非但沒有轉好，還越來越糟糕。大量的假依舊橫行，危害社會，危害道德，危害生命。更加糟糕的是，似乎大家對這些糟糕的情況，已經(jīng)習以為常了！
有利益無不裝
《中國周刊》：聽說你為了寫好《赴宴者》，還親自去當了幾回“宴會蟲”?
嚴歌苓：是啊。2005年我回國的時候，通過朋友找到一個組織大型宴會的人聊。后來，我專門印了一張名片，上面就寫著“自由撰稿人”和我的名字，就拿著這名片去參加宴會了。我一點都不怕，一點都不覺得會有人跑來抓我。也沒有人來問我是誰，我很輕松就親歷了整個宴會的流程：登記、拿紀念品紅包、坐下來吃……
《中國周刊》：和你以自己真實身份去參加的宴會相比，飯桌上大家的表現(xiàn)有什么不同？
嚴歌苓：這種宴會似乎很簡單，大家相互很少交流，就是悶頭吃。我自己本身是不太喜歡參加宴會的。尤其非常不喜歡和領導們吃飯。不斷地干杯，還沒有坐穩(wěn)就又要站起來開始干杯，別人走到你身邊干杯，你走到別人身邊干杯，不碰不干……有領導在，也不能造次，不能隨意說話，敬酒還有專門的手勢，種種繁文縟節(jié)，讓人難受。
有領導在的時候，大家都很拘束，表現(xiàn)得最假，也最讓我感覺不舒服。有選擇的話，我就不去。
《中國周刊》：還有什么飯局上的裝腔作勢讓你感覺難受？
嚴歌苓：簡單說，只要涉及到利益關系，在任何場合，每個人都極有可能會裝。目的是獲得自己想要的利益。這種裝不僅僅是在飯桌上了。在其他場合、領域也比比皆是。可能只有和自己熟悉的老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因為沒有利益勾連，人們才有可能不裝，可以胡說八道，可以率性而為。
《中國周刊》：為什么涉及到利益，就一定要裝呢？你在國外生活那么多年，碰到這種情況多嗎？
嚴歌苓：美國當然也有假面具。為了自己的利益，大家也愿意把自己拿得出手的一面對他人、對社會展示出來。不過，在美國人們生活相對獨立，個人私密空間非常大，不需要進入別人的生活。沒有一個人會問你的房子有多大，你穿的這條褲子花了多少錢，你掙多少錢――這些都屬于個人隱私。因為個人空間大，在這個空間里人也是絕對真實的，所以短暫的與人交流，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也是自然的，即使裝一會兒撐著也問題不大。因為時間短，人與人的交流相對也簡單，沒有那么多利益糾葛，人們并不太需要裝。
但中國不行，中國人與人之間相互的往來非常多，相互之間的利益也呈滲透狀態(tài)，假面維持的時間就相當長，不得不靠說假話、做假事來維持。這些年，總有朋友熱心地建議我在這兒或那兒買房子，說我不買就虧了什么的……我就用一個理由拒絕：買不起。省得我還要編出各種其他理由拒絕。
裝是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
《中國周刊》：裝的危害是什么？
嚴歌苓：每個人一定程度或多或少都會裝，但要分清楚到底什么是裝。一個人在公眾場合，在社會的眼睛下，希望自己以一種好的狀態(tài)出現(xiàn)，你進入了這種狀態(tài)，這并不叫裝。人嘛，總要給自己提點神，提點氣，有個好的外在形象和表現(xiàn)。如果不妨礙他人利益，無可厚非。
但如果是為了不良的目的，說假話、做假事，讓自己處于假的狀態(tài)中的，那才叫裝。裝到一定程度，就是欺騙。別人信了他，就可能信任被騙，資產被騙，善心被騙……
《中國周刊》：如果一個人選擇不裝呢？
嚴歌苓：在我們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下，也要付出很多代價。首先，你怎么說都是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在中國現(xiàn)在，政治就在生活當中。什么話什么時候可以講什么時候不可以講，可以對什么人講，對什么人又絕對不能講，都需要小心對待。即使是無害的，也不能隨便講，比如有段時間，我們可能連某種花都不能提。要不裝，在我們這個民族真的很難――千百年來，這已經(jīng)成為我們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中國周刊》：《赴宴者》里，董丹被抓后，電視臺記者來采訪他，私下里兩人聊得很真實自然。但直播的時候，記者交代他不要說官二代的事兒，他就很自然地回答：你讓我說什么，我就說什么。
嚴歌苓：是的，我們很虛弱，整個民族都很虛弱，已經(jīng)習慣了假，承受不了太多真的東西。就連家人得了癌癥，我們是絕對不敢和他說真話。
在國外提倡的是要和病人說真話，這樣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該怎么活。他們從小就被培養(yǎng)要接受真實，直面現(xiàn)實，即使現(xiàn)實很殘酷，也能堅強面對。
我們是孔孟的子孫，孔孟提倡的是克己復禮。要求人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要隱忍。隱忍，其實也是一種裝。
《中國周刊》：你在早期反映第一代美國華工生活百態(tài)的小說《扶�！防�，專門寫到了中國華工那讓人絕望的“隱忍”。
嚴歌苓：過去提到中國人的國民性，會覺得隱忍是一種美德，是值得稱頌的。但這其實是雙刃劍。隱忍，實際是違反人性的。而中國人總是過分隱忍。把所有的屈辱都壓下去了，壓到了極限。但壓下去之后就什么都沒有了嗎？當然不是，總是要暴發(fā)的――很多暴力的仇恨其實就在忍的同時聚集的。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不是提倡孔孟的忍，不是總講“小不忍則亂大謀”，不需要各種為了掩蓋什么的裝，很多聲音就應該被聽到――哪怕是最底層最粗糙的聲音也應該被聽見，他們的利益訴求應該被重視。這些生活在底層的人就不需要用很多慘烈的方式讓人關注他們的痛楚。
裝不下去的時候最可怕。
《中國周刊》：裝的后果，其實也差不多。最終導致的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混亂，社會混亂。
嚴歌苓：是的。底層的人裝忍，上層的人裝蒜――我認識太多所謂上層的中國人，壓根就是裝蒜，裝有社會責任感，裝關心他人，但事實上，教養(yǎng)極差，完全不懂得尊重他人，不把底層人當人看。
就拿我認識的一個朋友舉例。她很有錢，整天在外做慈善，但她家里三個保姆一周七天是沒有任何休息日地服侍她，而且，她對這些保姆從來沒有任何好臉色，總是惡聲惡氣。在外裝大慈善家，回家就原形畢露，這種人絕對是個裝大孫子的人。這樣做的慈善有什么意義？連身邊的人都不能稍微慈善，還能指望她對陌生人慈善？
裝來裝去，等大家都裝不下去的時候，就是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最可怕的時候。
《中國周刊》：從裝到不裝，我們到底還要走多遠？
嚴歌苓：我們不要忘了，這個國家有過一段歷史是鼓勵人講假話的。在那個時候，人人都戴著假面生活。這個時期離我們現(xiàn)在并不遙遠，現(xiàn)在很多人都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這個時代留給我們的是什么？直到現(xiàn)在，這個歷史階段的流毒都沒有被認真對待。
比如，我們經(jīng)�？吹诫娨暽弦恍┖⒆訐u頭晃腦的，就認為是天真爛漫，其實，這都是大人教出來的假天真，可大家都認為那就是天真，小孩還競相模仿。
關于課本中的假，寫作文時的假，說話的假……在我們從小的學校教育依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裝”算是我們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很難從根本上剔除。
但是，至少，我們每個人還可以告訴自己，從自己做起，從一些力所能及的最小的事情做起，去求真。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包括最卑微的人，尊重每一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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