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弱勢群體 德國是如何幫助弱勢群體的

　　社會救助―― 　　讓人過有尊嚴的生活 　　在德國居留的難民，上世紀90年代每個月可以從德國政府得到700至800馬克的補貼，比起他們的生活水平，我們這些領獎學金的學生真算是弱勢群體了。到大學注冊之前，我必須為自己申請一份比較便宜的醫(yī)療保險，因為德國的醫(yī)療保險，不僅是全民的，而且受法律約束。由于國家經費的支撐，越是窮人，越容易得到國家提供的醫(yī)療保險，不僅保費低，而且擔保的項目還優(yōu)惠。而公務員、私營企業(yè)家沒有資格參加法定保險，他們必須參加私人醫(yī)療保險。我已經超過參加學生保險的年齡，四處奔波，到處碰壁。保險公司詳細向我解釋了兩種保險的區(qū)別和應保范圍，并且介紹我到社會局求助社會救濟。所謂社會局類似于中國的民政部門，作為一個外國人，又是第一次跨進他國的社會救濟部門，那份敏感和小心是可想而知的。讓我感到意外的是，社會局官員態(tài)度和藹，她們的言談話語、神態(tài)表情絲毫沒有讓我感到困窘和羞辱，相反，還大大贊揚了我四十多歲才開始學德語，竟有要在幾年之內拿下博士的勇氣。她們的熱情和坦誠使我覺得自己不是來申請社會救濟的，反而是作為有功之臣來領取獎賞的。她們詳細詢問了我的有關情況，當時我的獎學金還未全額到位，經濟收入當屬貧困之列。按照德國法律，我不僅能夠得到醫(yī)療保險補貼，而且還可以得到住房租金補貼以及購買服裝的補貼，事后社會局寄給我一大摞的表格。在異國他鄉(xiāng)去享受人家的社會救濟，從感情上說不過去，我謝絕了社會局的好意。但社會局的宗旨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提供給您過有尊嚴生活的必要條件”。
　　這個宗旨讓我感到很新穎，也很親切。在德國享受社會救濟，不用眼含熱淚、千恩萬謝、喋喋不休地念叨得到的關懷，而是把其當作享受做人尊嚴的必要條件，理所當然地接受，這完全不同于那種降低自己的地位和人格去搖尾乞憐的做法。
　　有尊嚴的生活體現在很多方面，例如不少博物館、體育、娛樂場所（如游泳館）的入場券對于接受救濟的人群有優(yōu)惠。德國的工廠、企業(yè)也有責任為國家消除貧困分憂解難。法律規(guī)定：企業(yè)要招收一定比例有工作能力的殘疾人。否則企業(yè)要多納稅。在一個計算機配件廠打工時，我認識了一位40歲左右的女工，有智力障礙，按部就班地干體力活，過了幾年，我再次到這個車間，原來工作小組的女工朋友都已失業(yè)回家，只有這位女士還保有工作位置，只是改為打掃衛(wèi)生而已。
　　德國對于在校大學生也有一套成熟的救助機制。人人皆知的Bafel助學金就是按照家庭經濟情況給予貧困生的貸款。大學生還享有非常廣泛的救助項目，例如他們可以租住便宜的學生宿舍
　　――單間，甚至多居室的單元房，大學絕對不為教職員工提供住房。學生可以參加法定的便宜的醫(yī)療保險；學生打工交的稅每人每年在1.2萬馬克以下的，均可于第二年初得到退稅優(yōu)惠。
　　在德逗留幾年，經常在市中心的豪華商廈前看到無家可歸者。見得多了就發(fā)現了區(qū)別。中國的叫花子往往表現出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作揖、下跪，口中絮叨著讓人同情的話語。德國的叫花子身上穿的衣服雖然骯臟不堪，但從質地上看，絕對不是從跳蚤市場買來的舊貨。尤其是鞋，少說也得100馬克以上。他們的做派也讓我感到好奇，在離身體很遠的地方放一個破罐頭瓶子之類的容器，與其說是討錢罐，不如說是劃地為限的界樁。在這塊領地中，他們或坐或躺，背包、雜物凌亂地擺放在四周，身下鋪著毯子，旁邊往往還有一條毛皮光澤潤滑的大狗。給這樣的狗購買營養(yǎng)全面的罐頭食品以及玩耍物品的也是需要一定數量錢的，再看這些老兄，絕對不作阿諛乞討的表示，儼然一副看破紅塵大爺的樣子。對偶爾投過來的一枚枚擲盒有聲的硬幣，絲毫不動心，連頭都懶得抬一抬。聽德國人介紹，這些人都能從社會局領取足以維持生活的救濟，只是他們嗜酒如命，討點兒小錢只為多買幾瓶啤酒而已。
　　寬容與社會文明
　　德國是一個快節(jié)奏的社會，競爭激烈。上班族行色匆匆，絕沒有法國人和意大利人的瀟灑和悠閑，無家可歸者卻是街頭一個引人注目的亮點。他們往往湊在一起，吹拉彈唱，哪里熱鬧，就在哪里取樂。弗萊堡大學地處市中心，沒有圍墻，沒有校名標志，樓前是花壇，有一塊空場。每天都聚集著十幾二十幾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無家可歸者，他們靠著教學樓的墻根，一邊彈吉它、一邊引吭高歌，好不悠游自在。他們的愛犬追來逐去，嘶咬打鬧，好不熱鬧。
　　在德國人的觀念中，人分三六九等，尊卑貴賤，每人自有獨特的標準。大教授不會和窮學生交朋友。上等人清高孤傲，下等人同樣孤獨不群。但每一群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只要不觸犯法律，別人無權干涉。對弱勢群體生存狀態(tài)的寬容也體現了對人生存價值的尊重。這不禁使我想起無憂宮磨房的故事：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模仿法國凡爾賽宮修建的無憂宮，占地290公頃，座落在一個沙丘上，故有“沙丘上的宮殿”之稱。沙丘上有一個古色古香的風車。陪我參觀的德國朋友解釋說：這個磨房當時屬于一戶農民，國王要征他的地皮，用以建造皇宮，雖然拆遷補償是少不了的，但這戶農民卻故土難離，就連國王也奈何不了他。于是這戶農民始終住在皇宮的園林中，從事他祖?zhèn)鞯臓I生。我的德國朋友做了這番解釋，還意味深長地問：“您是否感到不可思議？” 讓我感到震驚的是，以尊重和保護個人合法財產為重要內容的政治文明，在兩個多世紀前的封建普魯士王國竟能夠得到如此充分的體現。18世紀中葉，英國一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講中，這樣形容過財產權對人的神圣性：即使是最窮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對抗國王的權威，這就是常常被引為經典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憲政寓言。德國無憂宮山頂上磨房和風車能夠保留至今也是對這一憲政原則很好的注釋。
　　維護自尊的幫助
　　有一件事給我?guī)�來的溫暖和啟示，使我終身難忘。那是我剛到德國的第一個星期，我的先生在德國的另外一個城市，我的六歲的寶貝女兒寄養(yǎng)在剛剛認識才20天的北京人的家中上小學。那時電話還不像現在這樣方便，寫信是我與女兒和先生聯系的主要途徑。我當時住在波恩市郊山上的一個修道院里，雖然恍惚如置身于世外桃源，但到郵局卻得走一個鐘頭。由于沒有經驗，事先就把郵票貼好了，兜里沒裝一分錢。德國的郵局是國家所有，郵局職員的工作態(tài)度之差在德國各個行業(yè)中名列前茅。一位先生拿過我的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叩上一個郵戳，隨后他又漫不經心地把信放在天平上稱了一下，沖著我說：“差一馬克”。那時我的德語只會蹦一個一個簡單的詞，我對他說沒有帶錢，讓我把信拿回去，明天再送回來。他說不行，因為他已經叩過戳了。并要求我在五點下班之前將一馬克送來。當時已經四點過了，這一切讓我感到非常為難，想到萬里之外的期盼媽媽信件的女兒，那種沮喪和無奈真是無以言表。當我悻悻地跨出郵局時，一位剛剛在郵局中的顧客輕輕對我說：“您能夠允許我?guī)椭�您嗎？”說著從口袋中掏出一馬克遞給我。一馬克對于德國人來說確實算不上什么，但他處事的得體和待人的誠懇，真是令我很感動。他幫助了我，既沒有讓我感到尷尬，又沒有給郵局營業(yè)員難堪。一個幫助了我又給了我和其他人自尊的人，我將終生感念他。當我回到北京，走在大街上，碰到需要我?guī)椭�的人，我都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因為我知道，一句親切的話語，會讓人感到這個世界仍有溫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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