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啟示錄】從辛亥革命得到的啟示

　　推薦理由 　　該書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學術(shù)界對辛亥革命又有了不一樣的表述，不管這個表述有多少能被大眾接受，都應(yīng)該為作者的探索精神感到高興。 　　 　　對于辛亥革命，100年來前輩學人乃至辛亥親歷者都有許多敘述和研究，大致上說這場革命的表達模式受制于傳統(tǒng)中國成王敗寇價值理念，差不多都是在一種革命史觀影響下揭示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張揚革命者的不懈努力，對于辛亥革命的其他參與各方，大多以為貢獻不大。只是到了最近若干年，方才比較重視立憲黨人的貢獻。而對于袁世凱和清政府，幾乎所有研究者、記述者都持否定立場。
　　100年過去了，我們今天實際上與清朝遠隔著一個斷代，我們應(yīng)該有氣量重新評估這場大革命的意義。現(xiàn)在得讀馬勇先生新著《1911年中國大革命》，令人耳目一新，不管這個表述有多少能被大眾接受，都應(yīng)該為作者的探索精神感到高興。
　　馬勇先生在《1911年中國大革命》中強調(diào)，前賢和時賢的研究和表達是正確的，辛亥革命的前半場確實是按照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提供的腳本在演出，革命黨人從最初的武裝暴力開始，直至1911年春天的黃花崗起義，他們確實一直用一種不妥協(xié)的精神與清政府進行斗爭。但是到了武昌起義爆發(fā)，特別是當清政府陣前換將，啟用先前被一度廢棄的漢人高官袁世凱取代滿洲貴族出身的陸軍大臣蔭昌，南北對峙立馬由滿漢沖突轉(zhuǎn)變成漢人之間的對決，孫中山十多年來倡導的民族革命由此似乎失去合法性和正當性。
　　更為蹊蹺的是，在武昌南北對決的軍事主力之間有著非同尋常的親密關(guān)系。南方的為湖北新軍，北方的是袁世凱的北洋六鎮(zhèn)，也被稱為中央軍。這兩支軍隊都是清廷在過去十幾年培養(yǎng)出來的新式軍隊，都是大清王朝政治穩(wěn)定的堅強柱石，誰也想不到南方新軍主力湖北新軍會首舉義旗突然發(fā)難，啟動了大清王朝的毀滅程序。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作為清廷嫡系的中央軍，北洋六鎮(zhèn)會陣前倒戈，向北威逼朝廷接受共和，光榮退出；向南強硬要求革命黨人尊重歷史，無論如何不能讓清廷喪失顏面和尊嚴。他們認為，清朝的歷史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部分，也是當時每一個中國人的歷史，歷史主義地對待一個王朝的退出，不僅是對一個王朝的尊重，而且必將彰顯中國人的素養(yǎng)和智慧。
　　于是，歷史按照一種全新的模式演繹著發(fā)展著，法國大革命的下半場那種暴力和殘暴，終于沒有在中國上演，中國人以特有的智慧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達成共和，清帝退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理想實現(xiàn)；立憲黨人的君憲主義變成了共和立憲，也算實現(xiàn)了。清廷200年來所期待的萬世一系皇位永固也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實現(xiàn)了。多方共贏，一場涇渭分明的大革命竟然以誰也沒有提前想到的方式結(jié)束。這是馬勇先生為我們重構(gòu)的辛亥記憶，應(yīng)該承認這個敘事模式或許還不太圓融，或許還可修正和補充，但畢竟是一種新的表達，其基本框架還是令人深思的。
　　根據(jù)馬勇先生在這部書中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南北和談中，公平地說，革命黨人損失最大，這也就是過去的話語體系所說的“中國資產(chǎn)階級的軟弱性妥協(xié)性”。在辛亥前十幾年，孫中山領(lǐng)導的興中會、同盟會和其他革命團體一起流血犧牲，不妥協(xié)不放棄不氣餒，始終如一堅持暴力推翻清廷，重建漢族人的國家。但到了南北和談，革命黨人從全國大局和人民福祉出發(fā)，對清廷對立憲黨人對南北新軍等各方面勢力都作出重大讓步，不再堅持將“韃虜”即滿洲貴族“驅(qū)逐”出中國，不再堅持完全意義的民主共和，而是作了適當妥協(xié)，求同存異，與立憲黨人、新軍領(lǐng)袖乃至袁世凱進行了充分合作。表面上看，革命黨人的退讓損失巨大，使革命的純潔性打了折扣，但從國家社稷立場說，這個讓步從今天的眼光看意義深遠，值得敬佩。試想，假如革命黨人不讓步，進行北伐或準備北伐，那么一場惡戰(zhàn)必將爆發(fā)，不要說鹿死誰手還不一定，即便是革命黨人經(jīng)過一場或持續(xù)數(shù)年的艱苦奮戰(zhàn)，那么受傷害被影響的肯定還是廣大勞苦大眾。革命黨人適時適度妥協(xié)使中國避免了一場浩劫，是人民之福，也是革命黨人受到人民擁戴的根本原因，同時也使革命黨人贏得了國際尊重，為其后來的政治活動革命斗爭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這個判斷應(yīng)該是一個有意義的發(fā)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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