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西樓會議與經濟調整_經濟會議

　　陳云從1962年北戴河會議后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崗位，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再次成為中共中央領導集t5的重要成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無疑是與陳云西樓會議講話對國民經濟調整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分不開的。
　　
　　七千人大會結束后不久，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經濟形勢問題。由于是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的，后來被稱為“西樓會議”。陳云在這次會議上就當時的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重要講話，這次講話對當時的國民經濟調整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1962年的困難處境
　　
　　七千人大會上，對于“大躍進”以來所犯的錯誤，中央領導人帶頭檢討，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民主氣氛。但是，會上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左”的指導思想，大家對當時財政經濟方面困難的估計仍不夠充分。隨后召開的西樓會議在討論中發(fā)現(xiàn)，1962年國家預算收支指標，“有些收入不落實，有些支出有缺口，表面上平衡，實際上有一個相當大的赤字”，計50億元。這些情況是原來不了解的，使中央領導人感到震驚。劉少奇強調：只有暴露了問題，才好解決問題。
　　應劉少奇的要求，陳云在23日的會議上，就當時的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長篇講話。他直率地指出：“目前的處境是困難的。”他認為困難主要表現(xiàn)在五個方面：
　　一，農業(yè)在近幾年有很大的減產。1961年與1957年相比，糧食產量減少了800多億斤，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和畜牧產品減產也很多。糧食不夠吃，人民群眾肚子里沒有油水，身上缺少衣著，這都是農業(yè)減產帶來的直接后果。
　　二，已經攤開的基本建設規(guī)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現(xiàn)在的工農業(yè)生產水平不適應。職工和城鎮(zhèn)人口增加過多，不僅農業(yè)負擔不了，工業(yè)也負擔不了。
　　三，鈔票發(fā)得太多，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yè)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的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一方面多發(fā)鈔票來彌補財政赤字，一方面農業(yè)、輕工業(yè)減產，國家掌握的商品少，這兩方面不能平衡。
　　四，城市的鈔票大量向農村轉移，在物資少、鈔票多的情況下，出現(xiàn)了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現(xiàn)象。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收入下降很多。
　　針對此，陳云提出六條克服困難的重要措施：
　　把1963至1972年的10年經濟規(guī)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恢復，后一階段發(fā)展。在恢復階段，工業(yè)只能放慢速度，進行調整。陳云估計農業(yè)的恢復大約要三至五年。
　　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陳云認為，這是克服困難的一項根本措施。應在1961年已壓縮城市人~1000萬的基礎上，繼續(xù)壓縮，不僅要動員“大躍進”中進城的農民返回農村，充實農業(yè)的生產力，還要動員一部分家在農村的職工“回家吃飯”。
　　采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一是嚴格現(xiàn)金管理，節(jié)約現(xiàn)金支出；二是盡可能增產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三是增加高價商品，品種要少，回籠貨幣要多；四是堅決同投機倒把活動作斗爭，在農村建立供銷社，在城市建立消費社，互相配合，經營三類物資和一部分工業(yè)品，并通過稅收、物價及行政手段把自由市場管起來。
　　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城市每人每月供應三斤大豆以補充營養(yǎng)；每年供應幾千萬雙尼龍襪子，以減輕市場棉織襪供應不足的壓力；把山珍海味等高級副食品用于高價飯館，既可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又能多回籠貨幣。
　　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農業(yè)增產。除了增產糧食外，還要采取獎勵的辦法保證經濟作物的增產，如棉農交售一斤棉花供應二斤糧食，使棉衣有足夠的口糧。國家每年郝要撥出一部分鋼材、木材，制造中小農具。
　　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yè)、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yè)增產和制止通貨膨脹方面來，并且要在國家計劃里得到體現(xiàn)。
　　劉少奇建議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請陳云再展開講一講，以便進一步統(tǒng)一全黨的思想。他對陳云說：“光是你在這個會上講，我們贊成還不行，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的全體會議，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同志都了解我們的經濟情況，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
　　2月26日，國務院召開有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會議。陳云在會上作了《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報告，再次闡述他在西樓會議所講的內容。鄧力群回憶說：“會議的氣氛超乎想象地熱烈�！薄瓣愒仆�志也越講越興奮，身上出汗了，他就脫掉毛衣繼續(xù)講�！标愒频膱蟾鎸�統(tǒng)一高級干部的思想認識起了更大的作用。他指出：目前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農業(yè)生產元氣大傷，恢復不可能很快。而農業(yè)生產恢復的快慢，直接影響到進口糧食、基建規(guī)模和工業(yè)生產，因此經濟工作要放在“爭取快、準備慢”的基點上。
　　據鄧力群回憶，陳云講話時，“原本秀才們(指當時在釣魚臺與鄧力群一起參加文件起草工作的幾位同志――作者注)相約，分散入座，聽到好的段落，帶頭鼓掌。結果超出想象，部長們熱烈鼓掌在前，秀才們一直緊跟在后。那幾年，人人談困難，會會說困難。聽到陳云同志講困難，大家的心里踏實了，托底了。大家聽后共同感到：困難可以緩解，希望就在眼前。”
　　
　　西樓會議后的經濟調整
　　
　　陳云西樓會議講話，成為隨后中共中央出臺的進行大幅度調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礎。
　　――根據陳云“把十年經濟規(guī)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恢復，后一階段發(fā)展”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把十年規(guī)劃分為調整和發(fā)展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調整階段，主要是恢復，部分有發(fā)展，后一階段是發(fā)展階段，主要是發(fā)展，也有部分的恢復。這就使各部門、各地方的領導同志從“超英趕美”和“十年規(guī)劃”等框框中擺脫出來，對于集中精力搞好調整工作，起了極大的作用。
　　――根據陳云“在恢復階段，工業(yè)只能是放慢速度，進行調整”的意見，大幅度調整了1962年國民經濟計劃。在1962年3月7日至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陳云提出1962年的年度計劃需要有一個相當大的調整，重新安排。他說：“要準備對重工業(yè)、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要痛痛快快地下來，不要拒絕‘傷筋動骨’。現(xiàn)在，再不能猶豫了�！卑凑詹慌隆皞�筋動骨”的精神，中央財經小組確定：1962年的絕大多數重工業(yè)生產指標比原計劃分別降低5％到20％。其中，煤產量從2.5億多噸降為2.39億噸，鋼產量從750萬噸降為600萬噸。經過調整，緩和了財政、物資供應緊張的狀況，加快了扭轉經濟比例失調的步伐，為國民經濟走出困境打下了可靠基礎。
　　――根據陳云“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的意見，繼續(xù)壓縮城鎮(zhèn)人口。1960年全國城鎮(zhèn)達到1.3億多人，比1957年增加3124萬人。1961年減少城鎮(zhèn)人口1000多萬人，其 中精減職工873萬人，但城鎮(zhèn)人口仍比1957年多出2758萬人。西樓會議后，中共中央決定繼續(xù)壓縮城鎮(zhèn)人口。為此，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全國城鎮(zhèn)人口應當在1961年年末1億2000多萬人的基礎上，再減少200077人”。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央精簡小組《關于精減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減工作的意見的報告》說l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了188777人，城鎮(zhèn)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了280077人。這對加強農業(yè)戰(zhàn)線，減少工資開支和糧食銷售，提高企業(yè)勞動生產率，改善城鄉(xiāng)關系，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起了很大作用。
　　――根據陳云“采取一切辦法制止通貨膨脹”的意見，增加高價商品以回籠貨幣。賣高價的商品主要有高檔煙、酒、糖果、點心以及手表、自行車和縫紉機等。當時一輛永久脾自行車，本來賣二三百元的，最高賣到1200元。后來陳云回憶說：三年困難時期，“通過炒肉片、高價糖果等，回籠貨幣60億元�！薄�1962年貨幣流通量達到130億元，而社會必需流通量只要70億元，另外60億元怎么辦?就是搞了幾種高價商品，一下子收回60億元，市場物價就穩(wěn)定了�！绷硗�，中央還盡可能地安排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工業(yè)品的生產，平衡商品供應量與社會購買力之間的差額，以制止通貨膨脹。
　　――根據陳云“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的意見，除城市每人每天供應一兩大豆外，1962年3月7日至8日的中共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又提出“要撥一點鋼材，造一些機帆船(裝有動力機械如柴油機的帆船)，爭取使大中城市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魚吃，還要保證每人每月半斤豬肉，爭取明年年底再增加半斤。”陳云說：“這樣的問題，是國家大事，是政治問題。人民群眾要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關心不關心，有沒有辦法解決生活問題�！�
　　――根據陳云“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農業(yè)增產”的意見，中共中央決定在材料分配上優(yōu)先滿足恢復農業(yè)生產的需要，盡可能擠出一部分原材料來增產農業(yè)所需的生產資料。以1962年為例，在可供分配的500噸鋼材中，劃撥7577噸用于農業(yè)，比原計劃增加8.5萬噸：在可供分配的2158萬立方米木材中，劃撥310萬立方米用于農業(yè)，比原計劃增加50萬立方米，基本上滿足了生產大、中、小型農具和維修農業(yè)機械的需要。并且把機械工業(yè)的10個企業(yè)轉產農業(yè)機械。同時，增加了化肥、農藥的生產量和供應量。這些措施對于恢復農業(yè)生產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開始從極端困難的狀況下擺脫出來，出現(xiàn)了從下降到上升的決定性轉折。
　　到1963年，經過繼續(xù)貫徹調整方針，工農業(yè)生產得到進一步恢復，國民經濟開始全面好轉。
　　到1965年，工農業(yè)生產都完成和超額完成了年度計劃，人民生活有了進一步改善。國民經濟經過五年調整，已經得到全面恢復和發(fā)展。
　　1995年6月13日，江澤民曾贊揚陳云在全國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為有效地克服當時國民經濟遭受的嚴重困難作出過突出貢獻。”
　　2005年6月13日，胡錦濤在陳云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經濟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困難關頭，人們總是希望聽到陳云同志的意見，他也總是能夠不負眾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時拿出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陳云西樓會議講話雖然對當時的國民經濟調整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卻對他后來的政治生涯產生了深遠影響�！拔幕�大革命”期間，陳云為西樓會議講話吃盡苦頭，幾乎每次中央全會都對陳云西樓會議講話的所謂“錯誤”進行批判，陳云也多次為此檢討。陳云從1962年北戴河會議后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崗位，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再次成為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與陳云西樓會議講話對國民經濟調整所作出的重要貢獻無疑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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