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島大樹倒影 [謝啟大　臺灣小島上的一棵大樹]

　　 　　謝啟大口述 本刊記者 何三畏整理 　　十年教師、十年法官、十年“立法委員”，再到新黨主席，她把人生鍥入到臺灣的法律和制度建設中 　　 　　謝啟大女士原本是臺灣草根，在始于二十多年前的社會變革中，她成長為一個推動社會進步的政治人物，把她的生命鍥入了臺灣的法律和制度建設中。她認為臺灣社會能立于種種政治亂象中而不倒，并保持一定的繁榮，乃是因為法律制度能正常運行，這里包含著前期一大批人士勇敢而堅定的奮斗所奠定的基礎。
　　謝啟大1949年2月10日生于江西，同年隨父母去臺灣；1982年起，由小學教師轉(zhuǎn)任法官；1993年開始“問政”，先后任三屆“立委”。其間推動和參與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建設，見證了臺灣法制的改革和進步。她曾為阻止一條“危險的法案”通過而在立法院“打架”，被連人帶椅架出“立法院”。2001年3月到12月任新黨總召集人。后在所謂“私運美鈔案”中，被李登輝太太曾文惠訴誹謗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個月。
　　
　　從學生領袖到法官
　　
　　我的父親是安徽人，母親是江西人。我出身在江西，滿月后就隨父母逃難到臺灣。我原來讀的是師范學校，當了十年小學老師。后來考入臺大法律系夜間班。書念得好，每門功課都是第一。畢業(yè)后，考上臺大法律系研究所。
　　我從小受到的教育，總結(jié)成一句話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這個理念影響了我的一生。此外，在中學每一年的學期中間，學校會給我們放抗日戰(zhàn)爭的紀錄片，叫《八年的怒吼》。講日本明治維新之后，意圖吞并中國、亞洲，乃至世界。我看到中國士兵的浴血奮戰(zhàn)，及中國快要亡國，每次都掉淚，并產(chǎn)生一個念頭，只要我活著，我會盡自己的力，不讓任何一個國家欺負我們。
　　我其實不喜歡從政，沒有政治企圖。在美國與大陸建交、與臺灣斷交的時候，我加入了國民黨，因為我愛臺灣。我沒有覺得臺灣要完蛋了，我們也不仇恨大陸，覺得我們遲早要回到大陸。但我們的感覺是，今天輪不到美國耍弄我們臺灣。當時美國臺灣特使說，臺灣已經(jīng)被我們安撫好了。我正在研究所讀書，有個同學在“中國日報”翻譯外電，看到美國的這封信函。他馬上跑到研究所告訴我，我一下跳起來，就去找臺大各社團、政大等，并且跟學校說，這是學生愛國運動，政府不能干涉。學生運動迅速開展起來。我們幾所大學的學生迅速集合到機場，看到美國特使一下飛機，就拿雞蛋砸。
　　
　　現(xiàn)在想起來，我都為自己的舉動很吃驚。當時，我不是什么學生領袖，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但只要我站起來，我就會產(chǎn)生神奇的控制能力和領導能力。也許是天生的吧。那是我第一次組織運動，但鬧得很大，運動蔓延到全臺灣。在運動鬧得轟轟烈烈的時候，我沒有在現(xiàn)場，而是趕去參加司法官考試了。
　　1982年，當法官以后，我發(fā)現(xiàn)臺灣的司法環(huán)境不好，很大程度是受政治控制的。
　　臺灣的司法官從第一期考試，就要求必須通過特考，難度很大。通過后，還要經(jīng)過一年半到兩年的培訓，之后先當候補法官，最后才會正式成為法官。這個過程要五六年。
　　在法官訓練所的時候，老師對我們要求非常嚴格。等我們真正走到司法界時，還是感到明顯受到行政管制，比如說送審，要給官方看你的判決對不對。但官方更改的情況不多，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墒牵�法官的升遷受官方控制，這對法官的判案態(tài)度有很大影響。很多不聽話的法官就被列入乙等行列。我當時很明確自己不要獎金和升遷，只要公正地審理案子。這樣行政機關就拿我沒有辦法。此外，我沒有一個把柄落在他們手里，頂多每年都給我評一個“乙等”罷了。我當了11年法官，拿了10年的乙等。我真正是做到了無欲則剛。我的朋友跟我開玩笑：謝啟大，說什么行政機關欺負你，明明是你欺負他們。
　　我沒有審理過很大的案子，永遠都被放在普通的案件審理庭中，比如說青少年犯罪法庭。當時院長把我調(diào)過去，因為法院覺得我很不聽話，很怕我，希望我去辦小案子，不要惹事。
　　去了以后，天哪，我的人生發(fā)生了天大的變化。我發(fā)現(xiàn)少年犯罪的防治是非常有問題的。一次，一個孩子在我面前跪下來，說謝法官你不要把我關進去，我被打得很慘。我非常驚訝，還有這樣的事情。后來我去翻法條，發(fā)現(xiàn)法官有督導權，于是就光明正大地進去“督導”，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是真的。
　　我馬上覺得，若是再不改變這種環(huán)境，孩子會被越關越壞。我去研究臺灣的監(jiān)獄制度和少年犯罪防治制度，拜訪權威法官，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他們對此都沒有研究。我只能自己來做，利用孩子關押的階段去教育他。每天，我進到少年關押所，給他們談人生，還引進老師，義務教孩子音樂和繪畫。這樣的教育方式保留下來，延續(xù)至今。
　　
　　在立法會“打架”
　　
　　后來當了“立法委員”，我改變了兩套法律，其中之一就是將少年感化院和少年監(jiān)獄變成學校。
　　我在當法官期間，還做了司法改革。當時，行政力量對司法的干涉是暗著來的。我們這批人膽子很大，1999年，民進黨曾有過要挾，說要觀察法院的審判，我當時就跳起來，寫了一篇文章，發(fā)起一個法官自清運動，叫“還給我們一個純凈的審判空間”。結(jié)果，全臺灣的法官聯(lián)合署名，支持我們的活動。那時，我真真切切第一次成為了新聞人物。
　　之后，法院把我從新竹調(diào)到桃園，企圖起到殺雞儆猴的作用。我直接找到“司法院院長”，當場質(zhì)問。結(jié)果他們把命令給撤銷了。這個運動非常成功，喚起法官的意識，我們辦案不能受到行政干預，必須要有獨立的空間。
　　第二年，有一個叫高新武的檢察官，看到有檢察官公然受賄，由此主動辦理這件事情，其他法官做證人，將這位受賄的檢察官及太太在司法節(jié)的當天逮捕，而且是在法院都反對的情況下做了。這個案子在臺灣沸騰了將近四個月。后來，法院下了無罪判決，我們參與此事的五個法官全部丟辭呈，最后，“司法院”官員約我們見面，表示歉意，不了了之。但高檢察官還是堅持辭職不干了，他到臺灣各高校的法律系演講，座無虛席。他辭職的時候，我勸阻他，他說，現(xiàn)在的司法環(huán)境一時無法改變，但可以改變的是還在法學院讀書的大學生。果真，6年后，吳蘇案就是這些當時的法律系學生辦的。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當我準備向法院辭去法官一職時，法院沒等我遞上辭呈，就批準我了。結(jié)果不久后，我選上了“立法委員”，他們差點沒昏過去！
　　選擇離開法院的背景是，李登輝將黨政軍三權都抓在手上，且挑起族群的對抗，一步步搞臺獨。國民黨的忠貞黨員開始跳出來，和他對抗。我的一個好朋友跟我說，臺灣有難，李登輝再這樣下去的話，不得了，現(xiàn)在我們需要從政。我進入政壇的一個機緣，最主要是臺灣有難。這話我當時不敢跟其他人說，聽起來會覺得很假，且很多人當時并沒有意識到李登輝的臺獨企圖。
　　李登輝想修改檢察官的羈押權，我甚至還跟人打了一架。之前，法官和檢察官都有這個權利。但他想把羈押權集中在23個檢察長手上，這些檢察長都由“法務部長”任命，“法務部長”經(jīng)“檢察總長”任命，“檢察總長”是由“總統(tǒng)”任命的。所以最終羈押權收歸到“總統(tǒng)”，即李登輝手上。當時念到這條，我立即站起來反對，有人說你這樣阻擋是沒有用的，要坐到主席臺上。我就坐上去了，新黨的同事告訴我，李登輝一伙決定這項法律必須要通過，不然就是把謝啟大架出去也得通過。我馬上對新黨同事說，你們要保護我，要保護這項法律，務必要阻擋。后來，國民黨真的派人來，把我壓在主席臺上，抬起椅子把我架出去，我開始反擊，打那些人，我的同事也上來幫忙打，雙方廝扭成一片。
　　
　　“轟李登輝下臺”
　　
　　李登輝是一個日本人。他的父親是日本人，再加上他從小受到軍國主義教育，所以他絕對是一個日本人。我覺得他在臺灣的企圖是幫助日本搞倒臺灣。我很清楚，我們的政府越來越獨裁，不得了。所以，我一直主張要培養(yǎng)法官的獨立能力和意識，不能受政府控制。只有把后備人才培養(yǎng)起來，才有可能阻止李登輝的臺獨勢力。
　　到了李登輝后期，他覺得他的使命還沒有完成，還想修改憲法，結(jié)果美國不同意，臺灣民眾也反對。同時，大陸的經(jīng)濟發(fā)展還沒有起來，他想逼大陸打臺灣。原因很簡單，他是日本人，如果大陸人打臺灣，臺灣軍人都是統(tǒng)派的，都是外省人，用大陸人殺統(tǒng)派軍人，多厲害！他就可以組織流亡政府，貪污證據(jù)也可以銷毀，并說大陸是個邪惡政府。國際對中國進行軍事制裁，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肯定會倒退三十年。李登輝到美國發(fā)表兩國論，就是想挑逗大陸打臺灣。在臺灣大選前，他還想進一步挑逗，他都算好了的。
　　就在這時候，“9?21”大地震發(fā)生了，我說犧牲的兩千多個臺灣人是菩薩，他們阻止了這場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死亡人數(shù)可能是兩萬、二十萬。這個時候，李登輝再也無心挑逗，大陸也提出要給臺灣提供援助。這場地震為兩岸解了圍。
　　后來，李登輝一直沒有辦法動。
　　他坑宋楚瑜，弄出新票案。宋就叫冤，我跟宋說，你敢給我查嗎？他說沒有問題。我就組織了一個調(diào)查小組，在媒體的全程跟蹤下，查。結(jié)果證明，宋沒有動過一毛錢。
　　我還幫宋楚瑜選舉。國民黨的選舉就是請客吃飯、組織靜坐啊什么的，很不會選舉，像游擊戰(zhàn)一樣。我跟宋楚瑜承諾，只要你上，我立即走開，不會要任何東西。結(jié)果票數(shù)出來，宋楚瑜輸了，李登輝成功了。
　　我打電話給宋楚瑜的競選總部，告訴接電話的小姐說，你現(xiàn)在把這些人帶到“總統(tǒng)官邸”，口號只有一個：李登輝下臺。這位聰明的小姐說，我知道了。就去執(zhí)行。接下來就是電視上一遍又一遍的畫面：人潮涌在“總統(tǒng)官邸”，轟李下臺。
　　我打電話給一個媒體朋友，讓他派人全程直播，所以，整個行動都在媒體的拍攝下進行。據(jù)說李登輝的太太嚇哭了，如果有人沖進去，將會搜出許多現(xiàn)金。
　　我又打電話到高雄，連夜調(diào)人馬。第二天早上，增援如期到了，繼續(xù)鬧。一直鬧到晚上。我則跑到宋楚瑜家，說，你不要停，我們一起去把李登輝趕下臺。
　　隨后，我接到一個電話，說曾文惠帶著五十幾口箱子趕到中正機場，準備飛到美國。后來我知道飛機是6點50分飛的。這個事情隨后傳遍全臺灣。我則對媒體發(fā)言，要大家小心，不能再讓李登輝這兩天把現(xiàn)金運出去。3月19日，鬧了一夜。
　　23日下午，美國宣布新到的錢是李登輝的，24日又公布一筆錢，兩筆錢加起來就是8600萬。24日早上，李登輝念完辭職書，就離開了。
　　后來，法院的判決說，沒有這筆錢。臺灣的司法就是不要臉到這種地步。
　　
　　不安于現(xiàn)狀的新生活
　　
　　與李登輝太太的官司(在“私運美金案”中，曾文惠訴謝啟大誹謗)，判決非常多地扭曲事實。我打定主意回去坐牢，但要選擇時間，我在臺灣大選前四個月回去，坐完牢我又回到大陸。
　　我對臺灣了解了50多年，但對自己的祖國大陸卻不是很了解。我很希望在我的余生能增加了解。
　　我有一個信念，我知道一塊大石頭可能需要錘很多次才能錘破，我一次、兩次、三次地去錘它，錘到98次時，可能還只有一條小裂縫，但99次時，它可能已經(jīng)嘰哩嘎啦了，100次時它可能就裂了。一件事情的成功需要持續(xù)的努力。我有能力錘10次，就錘10錘，別人會接著錘。這是一個必須要面對的過程。我在臺灣的成功也是多年積累的結(jié)果，前三年都是空轉(zhuǎn)。
　　我來大陸還有一個原因，我在臺灣已經(jīng)沒有意思了，我的同事、下屬都是我的學弟學妹，共事還是辯論，都是熟人，那有什么意思？我不是一個安于現(xiàn)狀的人，或者說，我是一個活得很理想化的人。
　　我也有挫敗感，曾經(jīng)很想自殺，小時候從來不快樂。我的逆境很多，遭遇了很多挫折。帶著孩子等我先生四年，也很辛苦，他回來后不問我這段辛苦，我也不提。當然很難過，不可能不難過�？墒俏也浑y過，難過也沒有用。
　　那個案子判我誹謗罪我倒不難過，我覺得就會是這樣的,它不足以傷害我。親情和家人的事情會對我有打擊。
　　我做了三十年，沒有退休金�！傲⒎ㄎ瘑T”相當于部長級，但沒有人說這官職有退休金。有人提出要修改政務官退休條例，想把“立法委員”拉入政務官行列。他來找我，說，只要你不反對，我們就這樣做。我說，抱歉，我一定會反對。否則，這會變成集體自肥，比如，“司法院院長”離職時，已經(jīng)拿了一份退休金，當上“立法委員”再拿一份，這不是雙份么。這一反對，每人少掉兩千萬的退休金。
　　我這樣想，我是一棵大樹，在臺灣這個小島、這個小盆子里面生長的一棵大樹，我也長枝葉，也開花，也結(jié)果，看起來也挺不錯的，可是我真的想要離開，移到寬闊的土地上去。樹要移是很累的，移多了會死的。我想了半天說我要移，那怎么辦，就要把枝葉統(tǒng)統(tǒng)剪掉，開的花結(jié)的果都拿掉，然后移到這片大土地上，我要活在北京，在上海扎根。我要抓住這片土地，先從臺灣取水來澆，然后根往下長，直到找到水源�，F(xiàn)在我找到了，樹已經(jīng)活了，我度過了危險期。我就開始長枝葉了，再有可能就會開花結(jié)果了。
　　
　　(潘曉凌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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