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使用最日常的材料_徐冰

　　1999年,徐冰參加了芬蘭赫爾辛基Kiasma現代美術館的“喜瑪拉雅計劃”。這個策劃邀請6位藝術家去喜瑪拉雅山“深入生活”一個多月,把那里的靈氣帶回各自的居住地,再轉化為作品。
　　一行人來到尼泊爾。從加德滿都機場出來正趕上罷工,徐冰坐上了一輛三輪車。出于多年的工作習慣,他拿出相機和速寫本,想搜集些素材。但他忽然不知道自己該對什么東西感興趣了。他覺得自己本該有興趣的。
　　加德滿都人的窮困?不是很有興趣。
　　深山里的可口可樂標志?一種有意思的景觀,但真的有價值嗎?
　　
　　宗教或者民間藝術?世界各地的民間藝術都差不多。
　　同行的歐洲藝術家各自“深入”去了(其中一位突發(fā)心臟病,把醫(yī)治的過程拍了下來,當作品交了差),他卻生出疑問來了:現代藝術跟這個人群的現實生活哪里有什么關系?
　　紐約(徐冰當時的居住地)和加德滿都間的巨大反差,使徐冰換了一種眼光。他想起當年到中國旅游、觀看中國和中國人的西方人,自己此刻似乎在用他們的眼光看中國當年的狀況。這是來自歐洲的藝術家感受不到的,他們沒有那種被看的經驗。
　　徐冰身體里早年種下的“藝術為人民”的基因被調動了。他最后提交的作品,其實是一項公益事業(yè)。
　　他把自己在喜瑪拉雅山用文字作成的畫印成小卡片,又復制了尼泊爾山村路口的一個捐款箱,擺在Kiasma展廳。來看展覽的觀眾自由索取卡片、自愿捐款。展覽結束后,捐款箱內的5000多美元從芬蘭轉到尼泊爾,當地人用這筆錢建造了一所山區(qū)小學的校舍。
　　10年后,2009年11月1日,徐冰把他的《木•林•森》計劃帶到深圳何香凝美術館展出。一個聽完他演講的人給朋友打電話:這里有個藝術家演講很有趣,你來看看他的展覽吧!
　　這個計劃緣起于美國幾個美術館、影片庫和國際資源保護機構共同策劃的“人類/自然”項目――邀請8位藝術家到8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地,用藝術來提高當地人保護環(huán)境的意識。
　　徐冰選擇了肯尼亞,之前他做過一些與動物有關的作品,他想象中的肯尼亞,遍地都是野生動物。
　　2005年,他來到肯尼亞考察,發(fā)現當地所有事務――政治、經濟,人和野生動物的狀況都跟樹有關。100多年前,肯尼亞就有政策:給農民土地,讓他們種地種樹;等樹長大了,再給他們新的土地,繼續(xù)種地種樹,直到幾年前,尼日利亞環(huán)境部副部長萬加麗•馬阿薩伊取消這種“耕林結合”政策。萬加麗帶著人到偏遠地區(qū)種樹,希望恢復真正的原始森林,因此獲得2004年諾貝爾和平獎,但很多當地人認為樹和人其實可以共生,不必如此改弦更張。
　　徐冰還發(fā)現,肯尼亞有很多捐助基金會,有些人不斷從西方找來資金用于當地。但這些資金都屬于單向捐助,不容易長久。他琢磨著應該設計一個能自動“轉”起來的系統,使它能一直維持下去。這就是《木•林•森》計劃。
　　徐冰編寫了教材,讓6-12歲的肯尼亞兒童學習用祖先發(fā)明的文字、符號,組合成樹的圖畫,再將這些畫在美術館和網上畫廊(www.省略)展出,供熱愛藝術、關心環(huán)保的個人和機構購買和收藏,所得款項轉到Bill Woodley肯尼亞山基金會,用于在當地植樹。
　　由于不同地區(qū)之間的經濟落差,兩美元在美國只能買一張地鐵票,在肯尼亞卻可以種下10棵樹。同時,參與到循環(huán)中的人則各有各的收獲。在徐冰看來,這是《木•林•森》能夠長期循環(huán)下去的理由。
　　2008年,結束第二次肯尼亞之行后,他把孩子們畫的樹臨摹、組合成大幅的森林風景畫。在完成的第一幅畫上,他寫下一段題記:
　　我像臨摹大師的畫一樣臨摹這些孩子的畫。我不敢對它們有任何改變,如果改變,就像砍掉了樹木的某些枝干。在我看來,它們像生長著的樹木,是自然的一部分。
　　于是孩子們畫在紙上的樹,變?yōu)檎娴臉?生長在肯尼亞的土地上。
　　1980年代,這位前衛(wèi)藝術家“偽造”漢字,創(chuàng)制了沒有人能讀懂的《天書》。多年后他又用各種通行符號創(chuàng)制了所有人都能讀懂的《地書》。在西方主流藝術圈輾轉近20年,徐冰不再掩飾自己的社會主義背景,反而對中國的傳統方法更為看重了。在他看來,了解西方的中國藝術家等于掌握了兩個同樣偉大又截然不同的系統,比西方藝術家多一種思維。他做的一些“項目”則越來越超出藝術而進入社會公益范疇。
　　當年還在美院時,他佩服在長征途中畫下大量寫生、記錄這一歷史事件的黃鎮(zhèn),因為“他活得比別人多了一個角色”。
　　如今,他自己也多了一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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