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罵緣于“不主流”]挨罵的拼音

　　 　　在對話和爭論機制不合理的地方，主流話語的換位就會充滿暴力。 　　 　　茅于軾又挨罵了。這一次，他關于“大學應該提高學費”的主張再一次讓網民板磚橫飛、唾沫四濺。不知道這位年逾七旬、自稱雖然上網但很少關心別人評論的老者，是否真的能做到“充耳不聞天下罵”。
　　說起來，在咱們這么一個發(fā)明過世界上最為復雜的禮儀套路的國家，罵人歷來是不為社會主流所提倡的�？墒�，凡事皆有例外，罵人雖在大多數地方不被提倡，但總有幾個地方容得下罵人，甚至惡語相加也不在話下。從前，被皇帝所拋棄的臣子，總是會招來一片罵聲。朝廷深知掌握主流話語權的重要性。貶斥一個人，僅僅剝奪職務和榮譽遠遠不夠，重要的是要把他塑造成主流話語的對立面。所以，中國歷史上常見不世忠臣和亂臣賊子集于一人之身，前一天還是主流話語的制造者，后一天就被主流話語所唾棄。典型者如明朝名臣張居正，生前被萬歷皇帝尊為相父，萬人敬仰，身后被掘墓鞭尸，舉國上下，也只有向來不怕死的李贄和鄒元標替他說過幾句公道話。
　　同樣一句話，可能彼時是主流，此時就變成了主流的對立面。茅于軾――還不只是茅于軾――的不幸，十之八九即源于此。一套理論不加包裝地說了30年，終于遭遇了“彼時主流，此時非主流”的尷尬。這兩年名聲不佳的“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社會主流話語變遷中的命運沉浮，著實值得玩味。
　　
　　主流之前的“主流”
　　
　　主流不是正確的代名詞。在改革開放之前，“主流經濟學”不是今天各個大學經濟系所教授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那時候被稱作“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是“主流經濟學”著重批判的對象。蔚為主流者，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實是斯大林時代蘇聯的兩本官方性質的經濟學教材《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即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斯氏經濟學通俗易懂，在略去了馬克思艱深的抽象哲學思維之后，將我們這個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劃分成五個階段，也就是我們從小耳熟能詳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其實馬克思從沒有這種觀點)。據斯氏經濟學的理論，在中國這樣一個工業(yè)不夠發(fā)達的國家，如果想盡快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農業(yè)就要搞集體化，廢除包括集體承包在內的任何非公有產權。不僅如此，還要通過計劃經濟的價格控制手段，壓低農業(yè)收入，借以補貼工業(yè)建設。在這么一幅偉大的經濟改革藍圖下，我們的父輩開始了過上了“大躍進”、“吃大鍋飯”的日子，沒幾天，集體食堂吃垮了，大煉鋼鐵煉廢了，吃不飽飯的日子也隨之而來了。
　　盡管斯氏經濟學在重工業(yè)和國防工業(yè)的發(fā)展方面別有一功，但最大的壞處是普通社會成員吃不飽肚子。吃不飽肚子不僅沒有力氣搞革命，時間長了還會有牢騷，牢騷多了，主流話語就有變質的可能。斯氏“主流經濟學”之所以雄霸中國數十年，“得益”于階級斗爭為綱的形勢下，主流話語服人以力，而不是服人以理。30年前，與主流話語對抗的成本是很高的，甚至高到與張居正的年代相類，有掉腦袋的可能。
　　
　　深得人心的“主流”
　　
　　
　　據杜潤生老先生回憶，中國農民對“土地承包制”的內心渴望和私下里的嘗試，在建國以后從未放棄，尤其是在餓肚子的時候，總會有腦子活絡的基層干部和農民，偷偷地搞搞“土地承包”，以多種點糧食避免挨餓。杜老先生是建國以后中國最有經驗的農村經濟專家。而那時幾乎沒有經濟學家敢提“土地承包”這幾個字，因為這跟“主流經濟學”的話語是完全對立的。不要用茅老今天的遭遇來想象當年的形勢――直到1978年，小崗村的村民們簽下了“分地承包”的生死文書時，抱著的仍是寧可殺頭不愿餓死的決心。人被主流話語逼到這個份上，才調轉槍口，開始了中國改革的“承包革命”。
　　這場革命也是對占據主流話語權威地位的斯氏經濟學的革命�？此祁崜洳黄频摹凹�體化、公有制、經濟經濟”，開始受到了挑戰(zhàn)。說來有趣，正是在1979年，茅于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擇優(yōu)分配理論》。那時，主流經濟學還是斯氏經濟學，不過，以前那些被當作“內部讀物，供批判用”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已經開始蠢蠢欲動，準備挑戰(zhàn)和清算“主流”，進而取主流而代之了。茅于軾的書，無疑屬于后者。
　　也許是在物質極大短缺的日子里，對理想生活的等待時間太長了。人們對斯氏經濟學勾勒的計劃經濟美好藍圖顯得越來越不信任。在有了“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尚方寶劍之后，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搖身一變，成為“西方經濟學”，甚至堂而皇之地成了教材。“私有產權”、“效率至上”、“自由競爭”，開始從象牙塔向外擴散。盡管經歷了多次沖撞，“西方經濟學”所具有的強大的實踐意義和其背后的自由主義實質，使之很快成為改革力量最熟悉的理論話語。
　　其實，在改革的激蕩歲月中，改革的社會實踐話語與“西方經濟學”理論話語的合流遠比人們今天所知的更早。1982年，時任蛇口開發(fā)區(qū)管委會書記的袁庚，就將“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大牌子，樹到了自己辦公室的門前。彼時，中國人壓抑不住的改變自身命運、追求個人財富的沖動，恰好被袁庚的這句標語所定格。而“西方經濟學
　　”的核心命題，就是在有限的資源下，最有效率地進行生產和分配。但這還遠不是兩種話語合流的根本。只有當“西方經濟學”從個人主義出發(fā)的方法論原則，與改革年代中國人所迸發(fā)出來的空前的個人熱情碰撞到一起的時候，理論與實踐的話語，才真正伴隨著改革帶來的巨變一同深入人心。“西方經濟學”也終于才能奪下“主流經濟學”的桂冠。
　　
　　從效率到公平
　　
　　“主流”多傾向“保守”。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劇烈轉型的社會中，主流經濟學從“革命”滑向“保守”，也不過二十幾年的時間，速度之快讓人為之目眩。
　　茅于軾們的主流話語，曾幾何時開一時風氣之先，深得人心。而今同樣一番話，待遇卻大相徑庭。若是撇開此間不入流的誅心之論，似乎只能得出下述結論：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對改革過程中社會變化的洞察力過于不敏感，以至于沒有意識到，眼下這個個人暴富神話輩出，利益集團各居一隅的社會，不再對效率表示漠視了。被漠視的另有其他東西。
　　30年前，階級斗爭理論把中國人分為三六九等，這種政治上的不公平是一種起點上的不公平，這也正是整個社會效率低下的深層根源。而今，時勢兜了一個圈子，主流話語重歸“公平”，再次向30年來高居主流地位的效率話語索要被漠視的公平，尤其是分配的公平。所以，當“主流經濟學家”繼續(xù)鼓吹效率的時候，已經不再主流，甚至與索要公平的主流話語相矛盾了。
　　在對話和爭論機制不合理的地方，主流話語的換位往往存在語言暴力。茅老與“主流經濟學家”挨罵，已經將話語轉換時的“暴力氣氛”彰顯無遺。但這種氣氛與當年小崗村的農民簽訂生死文書時候的緊張，畢竟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時代的進步，這些進步與“主流經濟學”的貢獻是分不開的。一些挨罵的“主流經濟學家”如茅于軾，30年來倡導主流話語應該寬容和理性，這些工作畢竟沒有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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