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已盡只待天命 [天命與人事(一)]

　　引言：
從秦始竽開始使用的“傳國璽”刻著八個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薄疤烀�”究竟為何物？真正主宰著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

　　如果我們看看彩色的中國歷史地圖，在前面歷朝歷代的總圖中所看到的都是不止一種顏色，要到清朝時，才能找到那一種顏色的秋海棠葉形狀。千百年來，各王朝疆域時有變化，至此中國遼闊的疆域基本形成了。

　　但如果我們聯系歷史事實來看這套地圖的話，那就絕不會只看到簡單的色塊和雜亂無章的變化，而是興旺與衰落的交替，建設與毀滅的變換，文明與野蠻的較量，夢想與現實的匯合；
數千年的干戈與玉帛，數十對仇敵與兄弟，無數次失敗與勝利；
多少回擴張和收縮，多少次聯合和決裂；
終于鑄成了這同一顏色的神圣圖形。

　　贊揚開疆拓土的圣君賢臣、良將勇士，斥責喪地辱國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謳歌統(tǒng)一，頌揚愛國，應該是人之常情，也是我們學習中國歷史的基本態(tài)度。但復雜的歷史卻不僅是好人與壞人、是與非的簡單組合，也不僅僅是“雖然．．．但是．．．”的機械模式所能評價。

　　人們往往喜歡對歷史的進程回過頭來作種種假設：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要是明朝政府沒有放棄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亞各國歸入版圖的要求，要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沒有喪失那么多的領土，．．．但歷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雖然其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基本上還是客觀條件的必然結果。

　　第一節(jié) 受命于“天”

　　今天的大型噴氣式客機已經可以不著陸地飛至地球上任何地方，萬噸巨輪也可以不靠岸地駛向地球上任何一個港口，所以浩瀚無垠的沙漠、高聳入云的山峰、波濤洶涌的河流、不見天日的叢林早已無法阻止人們的來往了。但是在以往，這些都是先民難以逾越的障礙。

　　中國古代的君主都自稱他們是“受命于天”，這當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話。但要說早期人類發(fā)展的基礎以至君王們建國安邦的條件得之于“天”－－地理環(huán)境，卻不無道理。

　　探索中國統(tǒng)一和分裂的基礎，尤其是在中國文明的初期，地理條件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得天獨厚

　　竺可楨等地理學家的研究成果證明，三四千年前中國的平均氣溫比現在要高。秦漢時期的黃河流域的年平均氣溫比現在要高一、二攝氏度，所以氣候溫和，降水充沛。而長江流域還過于濕熱，雨水過多，加上地勢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未曾清除，疾疫流行，所以在《史記．食貨列傳》中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的說法，使中原人望而生畏。這里的“江南”雖然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和湖北的江南部分，但認為長江下游“卑下”、“下濕”的例子同樣不少，情況大致相同。西漢初的賈誼被任命為長沙王太傅，要到長沙國都臨�。ń窈�南長沙）上任，他聽說“長沙卑濕”，竟認為自己“壽不得長”了。還有的王侯寧可拿在今湖南南部的封邑換在河南南陽盆地較小的封邑，以便回到中原地區(qū)去。直到東漢時，分封在今皖南蕪湖的侯國還要設法往北方換。

　　黃河中下游是黃土高原沖積平原，結構疏松，在生產工具簡單、鐵器還未廣泛運用的情況下，易于清除植被和開墾耕種。黃土沖積平原的肥力雖不如其他沖積平原，但在黃土高原的原始植被還保存較好的條件下，沖積土中的養(yǎng)分還是比較充分的。黃河中游和黃土高原地區(qū)雖然不像南方那樣有整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還不在少數，基本由稀樹和草原覆蓋，水土流失相對說來并不嚴重。黃河下游平原由于黃河及其他河流還沒有人工堤防的約束，免不了要常常泛濫改道。當時海河水系還沒有形成，華北平原北部的河流都是單獨入海的，所以受到這種泛濫改道影響的地區(qū)頗廣。近海地帶由于水位較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暢等原因，土地鹽堿化程度比較嚴重。所以黃河中下游相交一帶便成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選擇。根據考古發(fā)掘的結果和文獻記載，夏、商、周的中心地區(qū)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的南部、陜西省的關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東省的西部，正是當時自然環(huán)境中條件最優(yōu)越的地區(qū)。

　　近年來，隨著長江流域、東北地區(qū)和其他地區(qū)的考古發(fā)掘的進展，人們對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搖籃的說法提出了懷疑。但從地理環(huán)境總體評價的角度，我們可以斷言：盡管黃河流域不是中國唯一的文化搖籃，盡管在其他地區(qū)同樣存在著歷史悠久的發(fā)達文明，但總的說來，黃河流域還是中國最古老、最集中、最發(fā)達的文化搖籃。統(tǒng)一從黃河流域開始并不是偶然的。

　　人民之間的接觸和了解，部族或國家之間的交往是統(tǒng)一的前提。因為只有交往和了解才會產生合并（無論是和平的還是暴力的）的愿望，才能判斷實現這種愿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統(tǒng)一往往是在沒有地理障礙，或者在各地理障礙比較容易克服的地理區(qū)域中首先實現的，例如同一塊平原，同一片草原，同一個盆地，同一條河谷。隨著生產水平的發(fā)展、交通工具的進步和人力資源的增加，地理障礙的影響逐漸減弱，人們翻越山嶺、渡過江河、通過叢林、穿越沙漠的能力加強了，活動和了解的范圍擴大了，隨之而來的是擴張的愿望的增強，統(tǒng)一范圍的擴大。

　　到了戰(zhàn)國時，人們的地理知識已經相當豐富，對中國東部、中部的大多數地區(qū)已經非常熟悉，在這一范圍內人們的交往已相當頻繁。這些知識和實際狀況為政治家提供了統(tǒng)一的藍圖，《禹貢》中九州的設想就是其中之一。后人對《禹貢》九州的范圍有不盡相同的解釋，同時存在的類似設想也不止《禹貢》一種，但它們所包括的范圍大致都是指陰山山脈以南和遼河中游西南，青藏高原、橫斷山脈以東的中國大陸。這一范圍基本上就是秦朝和西漢前期的疆域。在這以后，盡管局部有所擴展，如漢武帝開拓了河西走廊，隋朝在新疆東部設置了郡縣，但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即設置郡縣或府州縣等正式行政區(qū)域進行直接統(tǒng)治的地區(qū)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元朝曾改變過這種格局，但明朝又退回到原來的范圍之內，直到清朝才最終突破這一界限。

　　這并不是說，這一范圍周圍的地理障礙是不可逾越的。事實上， 漢朝的軍隊曾多次北進至今阿爾泰山脈和杭愛山脈，唐朝的軍隊曾翻越蔥嶺，鄭和的船隊曾進入印度洋，但軍事遠征和搶險是一回事，建立政權實行穩(wěn)定的統(tǒng)治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不惜人力物力的代價做短期或一次性的拚搏，后者卻必須有維持長期存在的軍事實力和物質條件，還必須使中原統(tǒng)治者感到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
前者可以花較長的時間加以積累，后者則必須考慮有經常性的穩(wěn)定來源。

　　以農立國

　　一定的生產方式需要一定的地理條件。農業(yè)在中國的發(fā)展有著悠久的歷史，在中原地區(qū)很早就成了幾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產業(yè)。春秋戰(zhàn)國時黃河流域有不少殘余的牧業(yè)民族或半農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漢以后，除了少數民族大規(guī)模內遷或戰(zhàn)爭動亂時期以外，牧業(yè)在中原王朝的經濟中已經毫無地位。農業(yè)是中原王朝賴以生存的基礎，以農立國是王朝的基本國策，由此產生的重農抑商、重本抑末（手工業(yè)、服務業(yè)等非農產業(yè)）的政策更使大多數人民成為土地的依賴者和農業(yè)的崇拜者。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為基礎的經濟結構強調自給自足，家庭、宗族、每個基本政區(qū)以至整個國家無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對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適宜農耕，是否能養(yǎng)活當地的居民為標準的。符合這一條件的地區(qū)可以理直氣壯地占領，而對不符合這一條件的地區(qū)，可以稱之為夷狄蠻荒之地，非華夏聲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圍之內。如果硬要去占領，必然會被正統(tǒng)的政治家和學者指斥為窮兵黷武。除去儒家理論的仁義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實質問題還是對農業(yè)的依賴。

　　在以往的物質條件下，前面曾經提及的那個范圍無疑是適宜的基本地區(qū)，在此范圍之外雖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積太小，不能養(yǎng)活大量人口，或者條件太差，生產的成本太高，或者在當時條件下還沒有開墾的能力。例如在西域并沒有什么明顯的地理障礙，但寒冷和干旱的氣候限制了農業(yè)的發(fā)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卻的時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區(qū)一般也不會超過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地區(qū)，早在秦朝就已經設置了郡縣，但當地的訓族政權與王朝的政區(qū)長期并存，土司州縣一直維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區(qū)不適宜農業(yè)生產是統(tǒng)治者不急于將這些地區(qū)歸入正式版圖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圍以外的開拓往往是軍事性質的，是在對游牧民族反擊勝利后的延續(xù)行動，是一種以攻為守的策略。如漢武帝擊敗匈奴后漢朝的西域的經營，唐朝打退突厥的進犯后設置的幾個都護府，都是這一類型。在這些地區(qū)，

　　中原王朝一般不設置正式政區(qū)，而是建立軍政合一的監(jiān)護性質的機構，其主要使命是保證當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權對中央王朝的忠誠，而不干預它們的內部事務。這并非出于中央統(tǒng)治者的仁慈和明智，而是別無選擇。因為當地缺乏在規(guī)模開墾的基本條件，不可能就地解決糧食供應，而如果取之于內地，如此漫長的補給線決不可能長期維持，所以只能派駐少量的軍隊，集中在有限的據點中。

　　運糧之難

　　生活在現代交通運輸條件下的人們也許無法理解遠距離糧食運輸的困難，北宋科學家沈括的計算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在《夢溪筆談》卷十一中有如下的設計（今譯）：

　　每個民夫可以背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帶五天的干 糧，一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一次可以維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計回程的話，只能前進九天的路程。兩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的話，一次可以維持十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個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天以后，其中一個民夫背的米已經吃光，給他六天的口糧讓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第天吃四升米。）如果要計回程的話，只能前進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米。）三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一次可以維持三十一天。（三人背米一石八斗，前六天半有四個人，每天吃八升米。減去一個民夫，給他四天口糧。以后的十七天三個人，每天吃六升。再減去一個民夫，給他九天口糧。最后的十八天兩個人吃，每天四升。）如果要計回程的話，只可以前進十六天的路程。（開始六天半每天吃八升，蹭中間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八升，中間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三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已經到了極限了。如果要出動十萬軍隊，輜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夠上陣打仗的士兵只有七萬人，就要用三十萬民夫運糧。再要擴大規(guī)模就很困難了。（遣送運糧民夫返回要派士兵護送，因為運輸途中還會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利用這些減員的糧食供應護送士兵。）

　　每人背六斗米的數量也是根據民夫的總數推算出來 的，因為其中的隊長自己不能背，負責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們所減少的要攤在眾人頭上。另外還會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們所背的也要由眾人分擔，實際上每人背的還不止六斗。所以軍隊不容許有吃閑飯的，一個吃閑飯的人二三個人供應他還不夠。

　　如果用牲畜運，駱駝可以三石，馬或騾可以馱一石五斗，驢子可以馱一石。與人工相比，雖然能馱得多，花費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時放牧或喂食，牲口就會瘦弱而死。一頭牲口死了，只能連它馱的糧食也一同拋棄。所以與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應該承認，沈括的設計是以周密的安排、合理的調度而且不發(fā)生意外為條件的，在一般情況下很難達到這樣高的水平。假定一支軍隊能以平均每天４０公里的速度進退，在３０萬民夫的供應下，７萬作戰(zhàn)士兵（另三萬負責輜重）的活動半徑只有６４０公里。漢、唐的軍隊以長安為起點，還到不了今天的蘭州（公路距西安７１２公里）；
如果要到達今烏魯木齊，至少要６７天半的時間（２６９９公里）。即使不考慮糧食的產地，而以漢唐的玉門關或陽關（今甘肅敦煌市西）為起點的話，往返于今新疆西部或北部的行程也不止１６天；
要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的行程就更難想像了。

　　鹽鐵會議上的難題

　　漢唐極盛時的勢力都遠達中亞，但持續(xù)的時間都不長，有時只短短的幾年，糧食供應的困難限制了派遣軍隊的數量和次數是一項重要原因。這一點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被后人大加贊揚的開疆拓土的壯舉，在當時卻往往遭到激烈的反對。翻開一本《鹽鐵論》，當時的“文學”、“賢良”（各地推薦到朝廷的有學問、品行高尚的人）對漢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邊疆設置新的郡縣等政策的猛烈攻擊比比皆是（今譯）：

　　邊疆的郡不是設在山上，就是處于谷中，氣候不正常，天冷行土地都會凍裂，大風吹得飛沙走石，這樣的地勢實在沒有什么可以利用。．．．現在離開中原去開拓邊疆，擴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這等于是放著江河邊上的好田不耕，卻跑到山上或沼澤地去開墾。用糧倉中的儲備和國庫中的錢財供應邊民，中原人加重了勞役。邊了苦于守衛(wèi)。辛勤耕種卻收不到什么糧食，又不能種桑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連穿衣都得靠內地的絲和絮棉。

　　秦朝用兵夠多了，蒙恬擴大領土夠遠了，而現在已經超過了蒙恬的邊塞，把郡縣建到了異族那時去了。路途越來越遠，百姓越來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長安以北設置新郡和修筑長城的耗費已經不計其數；
但不遠遠不止這些：司馬相如和唐蒙開通向西南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勝重負。橫海將軍征伐南越，樓船將軍出兵東越，荊楚一帶為征服甌、駱而被于奔命。左將進攻朝鮮、設臨屯郡，燕、齊帶都要承擔對穢、貉戰(zhàn)爭的沉重負擔。張騫開通了遙遠的地方，帶回來的都是沒有什么用的東西，倒把國庫里的錢都流到外國去了。

　　現在關東服役的士兵要駐守在遙遠的邊郡，人在匈奴、越人的地方，心里想著家鄉(xiāng)的老母。老母和妻子也在家鄉(xiāng)想念他們，想到他們挨餓受凍。

　　張騫說大宛有汗血天馬，安息有真玉的大鳥，皇帝聽了他的話就出動大軍攻伐大宛，經過很多年才打下來。行程萬里去攻人家的國家，還沒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雖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寶馬，也不是什么好辦法。

　　這些言論自然也不無夸大，但基本還是事實。矛盾最尖銳地集中在這些軍事行動都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結果新增加的領土根本不能進行農業(yè)生產，是朝廷和內地百姓的沉重負擔。所以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花費很大代價才獲得的疆土，統(tǒng)治者有時不得不主動撤退；
為什么直到１９世紀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復新疆后，還會有人反對建省而主張放棄。

　　胡騎南下

　　中國歷史上農業(yè)民族的政權，其穩(wěn)定的疆域一般不超過當時的農牧業(yè)分界線。它們占領過牧業(yè)區(qū)，但大多不能鞏固；
它們也接納過游牧民族，但最后將它們改造成了農業(yè)民族。從這點上說，農業(yè)民族不具有統(tǒng)一中國的條件；
相反，牧業(yè)民族卻能做到這一點。

　　牧業(yè)民族的生存條件比農業(yè)民族低，因而農業(yè)民族無法適應牧區(qū)的生活，牧業(yè)民族卻完全可以生活在農區(qū)，尤其是黃河流域的農區(qū)。牧區(qū)大多無法辟為農區(qū)，而農區(qū)卻一般都能變?yōu)槟羺^(qū)。所以農牧界線往往隨著游牧民族的南遷而南移，卻不能隨著農業(yè)民族 的北上而向北推進。從東漢后期直到唐朝初年，黃河中游黃土高原不少地區(qū)都由內遷的游牧民族居住著，這些地區(qū)大多變?yōu)槟恋鼗虬朕r半牧區(qū)，而除了遼、金等北方政權時期外，農業(yè)區(qū)的北界一般都沒有越過陰山。

　　牧業(yè)民族對農業(yè)民族有一定的依賴性，而農業(yè)民族對牧業(yè)民族卻很少或沒有依賴性，所以牧業(yè)民族對農業(yè)民族大多采取攻勢，而農業(yè)民族一般采取筑長城、閉關、斷互市 、禁出入這樣的守勢。隨著生產的民展和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絕對的牧業(yè)民族幾乎已不再存在了。如西漢時的匈奴已有了一定規(guī)模的農業(yè)，對農產品、紡織品和手工業(yè)品也有了一定的需求。唐以后的牧業(yè)民族對茶葉、紡織品、鐵器的需要量很大。中原王朝往往以禁止這些物品的輸出作為向牧業(yè)民族施加壓力的手段，卻不考慮由此引起的嚴重后果。獲得這些必需品又成為牧業(yè)民族武力掠奪或入侵的出發(fā)點。

　　農業(yè)民族的文化程度一般比牧業(yè)民族高，農業(yè)區(qū)的生活水平一般比牧業(yè)區(qū)高。牧業(yè)民族在占據農業(yè)區(qū)后，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農業(yè)民族的文化，逐漸改變它們的生活習慣和政治制度。如拓跋鮮卑在建立北魏政權并進入黃河流域以后，已經在多方面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到孝文帝在位期間（４７１－４９９年）更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徹底的“漢化”措施，他不顧群臣的反對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都洛陽，規(guī)定南遷的鮮卑人不許返回平城，一律在洛陽入籍，死了也必須葬在洛陽，甚至將皇族的姓拓跋也改為元。除非受到致命的打擊或強大的軍事壓力，這些政權的統(tǒng)治中心總是要逐漸南移，越來越深入農業(yè)區(qū)，而不會留在牧區(qū)，更不會向北遷移。如拓跋鮮卑開始建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以后遷至平城，最后遷到洛陽。又如遼朝（契丹）起初建都于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后期遷至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縣西大明城）。金朝開始的都城在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縣南白城），以后遷都燕洋（今北京市）。蒙古在窩闊臺汗時建都和林（喀拉和林，今蒙古哈爾和林）；
忽必烈時建上都，在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
以后建都大都，在今北京市。

　　中國農業(yè)區(qū)的統(tǒng)一是由漢族完成的，但中國歷史上農業(yè)區(qū)和牧業(yè)區(qū)的統(tǒng)一都是由牧業(yè)民族完成的，牧業(yè)民族的三次南下為中國的統(tǒng)一作出了更大的貢獻。第一次南下可以追溯到東漢后期，魏、晉時都未停止，以拓跋鮮卑的南下建立北魏為高潮，在統(tǒng)一北方的基礎上上隋朝完成了消滅南朝的使命。唐的統(tǒng)一實際上也是以此為基礎的。第二次南下從唐朝中后期開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鎮(zhèn)就是南下的少數民族的首領，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從契丹（遼）、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滅南宋，建立元帝國。第三次則是滿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終完成了統(tǒng)一中國的偉業(yè)。

　　農區(qū)的盈縮

　　當然，適宜農業(yè)的區(qū)域和農牧業(yè)界線不是固定不變的。這種變化取決于三個因素：第一，自然條件和人為因素引起的地理環(huán)境的變化，如氣候，水文、地貌等條件以及水土流失、河流改道等變化。這些變化總的說來是緩慢的，變動的幅度也不大。但在某些具體時期或局部地區(qū)，變化的幅度較大，甚至相當劇烈，這就給農業(yè)區(qū)的布局帶來很大影響。第二，農業(yè)生產率的提高，例如改革農作制度，改良家具，興修水利，引進新品種，采用良種等。其中引進新的作物品種對擴大農業(yè)萄的作用尤其明顯，如明清時引進了甘薯、玉米、花生、馬鈴薯等美洲糧食作物，使原來不能種植稻麥的干旱地、坡地、山地都能得到利用，引起漢族農民大批涌向長江中游和南方的山區(qū)。南方少數民族聚居區(qū)的縮小、改土歸流的實行和王朝正式政區(qū)的擴大顯然也是有這方面原因的。第三，人口增長的需要。人類在有可能的情況下，總是要選擇最理想的生活和生產環(huán)境的，所以優(yōu)先得到開發(fā)和利用的總是條件最理想的土地。而當這些土地已經不足以養(yǎng)活現有人口時，只能相應降低條件，以便開墾更多的土地。反之，在人過少的情況下，即使其他條件都已具備，農業(yè)區(qū)也不可能擴大。至于人口與統(tǒng)一的直接關系，這將在以后專門討論。

　　還必須指出，在中國這片基本農業(yè)區(qū)內也存在著一些相當大的地理障礙，將全區(qū)分割為若干相對獨立的區(qū)域，如秦嶺、南嶺、太行山、黃河、長江、淮河等，這些也為農業(yè)區(qū)內的分裂和分治提供了地理方面的條件。

　　周邊與中原

　　從地理環(huán)境的角度分析，除了以中國東部大陸為主的主要農業(yè)區(qū)以外，還存在著其他幾個地區(qū)，它們與農業(yè)區(qū)的關系因生產條件的不同而變化。

　　青藏高原 這一世界屋脊雄踞在中國的西部，不僅海拔高、地形復雜，氣候惡劣，而且與其他地區(qū)的交流非常困難，很容易造成與外界隔絕的狀態(tài)。盡管環(huán)境如此艱險，吐蕃及其先民還是以驚人的毅力和智慧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文化。史籍記載和至今還存在的大量遺物和實物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近年來在阿里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了強大的古格五國的遺跡。當然，在與外界的交往和對外擴張方面，吐蕃的選擇余地就比較小了。

　　青藏高原與外界最短的交通線無疑是在南方，只要翻越喜馬拉雅山口，很快就可以到達平原地區(qū)，進入恒河流域。但這些山口一般都在六千米上下，喜馬拉雅山的南坡遠比北坡高峻，高差很大，從高寒的高原至濕熱的河谷和平原地帶缺少過渡地區(qū)。這樣急劇的變化，多數人在生理上不易適應，生產方式更難作如此重大的調整。另外，在南方的印度半島上，一直沒有出現強大的統(tǒng)一國家，缺乏政治吸引力。因此，雖然向南的交通線提供了文化、經濟交流的捷徑，南方卻不是吐蕃的發(fā)展方向。事實上，吐蕃的極盛時期的疆域也只是今尼泊爾和不丹的喜馬拉雅山區(qū)為止。

　　吐蕃向東進入四川盆地的道路也非常艱巨，但是從高原至平原的過渡地帶相當廣闊，中間還有很多地理條件相似的地區(qū)，而且總的說來地勢有利于吐蕃的東下，而不利于中原的西上。所以吐蕃極盛時的疆域可能達到四川盆地的西緣，而對成都平原的入侵僅限于短暫的擄掠。反之，中原政權即使在全盛時期，其正式行政區(qū)也只能到達川西高原的東部，直到清朝才有所改變。在四川盆地人口壓力增大或發(fā)生動亂時，移民也沒有西遷的跡象。這與其說是吐蕃或藏族的強大，還不如說是地理條件的限制。

　　對比之下，向北、向西是吐蕃最合理的擴張方向。青藏高原的北部比較平緩，高度、坡度的變化不大，存在著一個廣闊的過渡地帶，自然條件差異不大。在吐蕃與唐朝的較量中，吐蕃憑借著有利的地形地勢條件，很容易占據河西走廊，切斷中原與西域的聯系；
占領隴東高原后就可以直接威脅唐朝的政治中心。這些條件，再加上中原王朝的經濟、文化對它的吸引力，吐蕃以北方為主要目標是理所當然的。不過這一擴張還是受到地理條件的制約。盡管吐蕃占有居高臨下的優(yōu)勢，很容易進入關中平原，但基本是以隴山為界的，并沒有在平原久呆。除了軍事、政治方面的原因外，吐蕃人不習慣于低海拔地區(qū)生活，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從阿里高原循印度河谷進入喀會米爾以及穿越昆侖山口進入今天的新疆西部，也沒有什么大的障礙，只要不遇到敵對勢力。吐蕃很容易擴展到天山南北。

　　作為一個高原民族，吐蕃是以青藏高原及其周圍的過渡韌帶為活動范圍的。８世紀后期至９世紀初，由于唐朝的衰落，哇蕃取得了它的最大疆域，即南至喜馬拉雅山南麓，北至天山山脈，西至帕米爾高原，東至隴山和四川盆地的西緣。但這也是吐蕃勢力的極限了。在當時條件下，要維持從邏些城（今拉薩市）到各地的交通并非易事，部隊的調動更加困難。吐蕃的資源有限，在邊緣地區(qū)如今新疆、河西走廊、隴東、川西、主要靠當地被統(tǒng)治的人民的供養(yǎng)，一旦受到當地人民的反抗就難于維持。當唐朝聯合回鶻、南詔打擊吐蕃時，吐蕃就疲于奔命，窮于應付，鞭長莫及的弱點暴露無遺。隨著吐蕃的衰落和內部的分裂，它失去了這些過渡地帶，但青藏高原特殊的封閉性地形，使它保持著這一基礎。

　　由于北方和中原對青藏高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到１３世紀時終于成了元朝總制院（后改宣政院）的轄境。當然宗教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交通的困難一直是中央政府對西藏施行主權的嚴重障礙，也大大影響了內地與西藏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河西走廊 這是一條名副其實的走廊，在聯系新疆和內地方面起著特殊的作用。如果不經過河西走廊，新疆和內地的聯系就只能穿越青藏高原、戈壁沙漠或高原，不僅路程增加，而且條件艱難，危險很大。河西走廊祁連山冰雪的補充，有一定的水量可供生活和生產之用，既能發(fā)展農業(yè)，又可經營牧業(yè)，因而既能成為農業(yè)區(qū)的延伸，又可作為游牧民族挺進的前沿。但河西走廊東西長達一千公里，實際上又可分為若干不相連屬的綠洲，所以極易被攔腰切斷。尤其是在受到來自北方沙漠的軍事威脅，中原王朝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就很難維持走廊的暢通。

　　西漢以前，月氏（支）、烏孫、匈奴曾先后是河西走廊的主人。漢武帝擊敗匈奴以后，奪取了河西走廊，設置了四個郡，其居民幾乎全部是中原移民，使這一帶成為糧食自給的農業(yè)區(qū)，為漢朝抗擊匈奴和開拓西域提供了一條真正的走廊。以后隨著四面幾個政權勢力的消長，河西走廊或屬于中原王朝，或屬于地方割據政權，或屬于吐蕃、西夏。明朝由于國力有限，中期后僅占有大半條走廊，以嘉峪關（今甘肅嘉峪關市）為終點，憑借長城，屯兵據守。至清朝統(tǒng)一漠北，平定了天山南北路，走廊最終成為一條國內的交通要道。

　　歸屬的多次變化，正顯示了河西走廊作為過渡地帶的特點。但由于該地區(qū)具有發(fā)展農業(yè)的基本條件，又以關東移民為基本居民，因此盡管多次為游牧民族所有，但還保持了農業(yè)社會的基本特點。在黃河方興未艾及關中平原遭受戰(zhàn)亂時，河西走廊成為流民的避難所，往往建成游離于對抗雙方之外的獨立政權，如東漢初竇融據有河西，西晉末張軌以地方官建前涼政權，十六國中的后涼、南涼、西涼也都是如此。一旦對抗結束，大多重新歸入中原政權。走廊的主要依托還是在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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