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選擇體制? 體制內和體制外選擇

　　在北大一座舊樓上，一間僻靜的房間里， 一張桌子，一臺筆記本電腦，還有窗外的陽光，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徐湘林博士顯然是一個喜歡在安靜的環(huán)境里，自由漫步于思維空間的人。

　　敘說風云激蕩的政治歷史，他依然保持平穩(wěn)的語調，充滿理性的色彩。他著重強調：拋開各種形而上“主義”的糾纏，直面中國政治制度的本土現(xiàn)實，來審視政治制度這一繁雜的對象，或許是一個不失真的透視角度，這就是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徐湘林博士的角度。

　　新聞周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確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一種什么制度？

　　徐：應該說是一種規(guī)范的憲政制度，具體體現(xiàn)在1954年憲法。憲法規(guī)定，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權力屬于人民，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行使權力，人民代表大會制包含了“人民主權原則”、“選舉制”、“代議制”、“立法權至上原則”、“內閣負責制”等現(xiàn)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要件。

　　新聞周刊：憲政制度作為西方政治文明的產物，為什么會在中國的本土上發(fā)生？是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物的智慧創(chuàng)意，還是有本土性的基礎？

　　徐：任何一種穩(wěn)定的政治制度都不大可能是一次性人為設計的，而是歷史演進的自然結果，憲政制度是20世紀中國各種政治制度實驗的變革與繼承。

　　自上個世紀末戊戌變法和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國封建帝王傳統(tǒng)政治制度開始出現(xiàn)總危機并面臨崩潰，中國存在重建新的國家政治制度的巨大壓力，尋找一種全新的現(xiàn)代國家政治制度成為舉國上下的一項重大課題，從20世紀初發(fā)行在當時頗具影響的《順天日報》可以發(fā)現(xiàn)，當時西方的各種政治思潮在中國思想界都有介紹。

　　在政治實踐上，一開始走以康、梁為主導的本土皇權改良道路，結果“戊戌變法”與“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使中國對本土改良徹底喪失信心，從改良走上革命的道路，引進西方政治制度，如國民黨宋教仁積極推動實施政黨政治和內閣制。但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結果證明是失敗的，于是一部分回歸到立憲�；省�孫中山根據(jù)本土的實情，提出軍政---訓政----憲政的三階段模式，此后的國民黨一直致力于實現(xiàn)這個模式，但在具體政治運作上發(fā)生了偏離，走上一黨獨裁的歧路。

　　1949年中國共產黨主要是通過軍事勝利奪取了政權，在其他一些小的民主黨派的政治支持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共和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軍事勝利和政治正當性雙重基礎之上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當時各種政治力量參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

這種新的政治制度雖然受蘇聯(lián)憲政模式較大的影響，但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結合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實踐經驗和當時的政治需要，具有本土特征的憲政制度。

　　新聞周刊：為什么建國后建立了比較規(guī)范的憲政政治制度，但后來在實踐中發(fā)生偏離，直至出現(xiàn)“文革”這樣的政治混亂？是人為的還是制度的原因？

　　徐：這不僅僅是把責任歸結于個別領導人就能說清楚的問題。首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分享權力的制度安排。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領導人把它看作是一種政治支持體制，而不是“代議制”的體制。因此，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和監(jiān)督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支持，其發(fā)展受到阻礙，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情況才有了變化 ；

　　二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一種用制度化方式管理國家的治理模式。這種模式與中國共產黨多年革命和戰(zhàn)爭經驗中形成的領導體制以及工作方法一時無法協(xié)調。加之當時中國共產黨設置的一些重大任務目標，如大規(guī)模社會改造、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等，需要充分的社會動員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運行機制，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程序化模式的不完善無法滿足這種需求，因此，政治動員模式往往取代了制度化的模式，使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規(guī)范化體制難以建立和完善；

　　三是，本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傳統(tǒng)，導致人格化的權力結構在政治活動中的主導地位。中國社會長期存在著一種賢君、圣人治國的潛在期望，毛澤東的超凡魅力權威正好滿足了這種心理需求。

　　這些因素共同造成建國后的憲政的制度化程度一直很低，以至不能有效防止“文革”悲劇的發(fā)生。

　　新聞周刊：那么是否可以這樣說：由于現(xiàn)代憲政制度產生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有很大的異質性，這就決定了不能盲目引進西方的憲政制度，而應立足于本土？

　　徐：這是人們一個普遍的認識誤區(qū)，要超越外來與本土的范疇，不論是本土還是外來，任何一種合適的制度都是無法進行預先的設計，所謂一種理想的制度是由智者構想的觀念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現(xiàn)實的制度是演化的過程與結果。自本世紀初開始，中國在現(xiàn)代國家治理模式的長期探索中，不存在是應該引進，還是應該立足本土的兩分法選擇，現(xiàn)行政治制度事實上是不同時期政治主導力量在現(xiàn)實情況下進行政治選擇的結果的不斷積累，是繼承和變革相結合的產物。

　　中國的憲政政治的完善是需要時間的，傳統(tǒng)的東西與外來的東西之間的磨合需要一個過程，需要通過漸進式的政治制度改革達到完善，比如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fā)展過程就是這樣，它正從過去那種“橡皮圖章”似的機構向“代議制機構”發(fā)展，發(fā)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中國1978年以來的政治制度改革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為重建政治合法性所進行的一系列理性政治選擇的過程。

　　新聞周刊：在當今的政治制度建設過程中，我們該以什么態(tài)度對待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徐：首先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因為西方的文化、歷史背景不同，具體的制度安排也千差萬別，是由歷史演化形成的，如英、法的憲政制度就存在很大的差別。

　　其次是中國當前的政治制度已是一個具備一定經驗積累的制度，已自成體系，所以外來模式很難作為一個整體制度來借鑒，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其運行體制上不可以借鑒外來的成功經驗。

　　新聞周刊：中國當代的政治制度改革課題是什么？應采取什么合適的途徑？

　　徐：中國當代的政治制度改革課題是，如何在政績合法性弱化的同時，通過各項政策與措施維護社會公正，加快民主化與法制化進程，努力建立制度合法性的基礎。在中共十五大上已經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到2010年建成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與實現(xiàn)依法治國。

　　要達到這一目標，我認為應該立足中國的本土政治現(xiàn)實，走以穩(wěn)定為基礎的漸進式政治改革。

　　世界各國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是，由憲法所確立的政治制度的原則性規(guī)定與實際政治運行體制之間都會多少存在差別。但我國的情況時，這兩者之間的差距一直很大，制度化程度一直比較低，尤其是78年改革之前，但問題應該辯證的看，正是如此，反而使舊的政治體制具備了適應于改革的內在的靈活性。此外，規(guī)范性政治制度與實際政治運行體制之間的差距為漸進改革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制度空間。不像前蘇聯(lián)，舊的政治體制的制度化程度很高，結果是適應改革的能力相對較差，大大增加了漸進改革的成本，最后導致了激進的政治變革，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20年來中國的政治改革是一種主要由政治領導層不斷進行政策選擇的漸進過程。這一漸進改革的模式為中國提供了20年的政治穩(wěn)定和經濟持續(xù)發(fā)展。但中國仍然面臨著許多急待解決的政治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西方的某些固定的政治制度模式未必可以做到，通過提倡某種外來的“主義”也不可能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講，現(xiàn)行憲法所確立和規(guī)范的基本政治制度為我們建立適合于國情的民主法制的穩(wěn)定性政治制度提供了一個現(xiàn)實的制度空間。在這一框架下，通過漸進改革，不斷縮小制度與體制之間的差距，最終實現(xiàn)建立中國式的民主法制國家目標，這是一條很現(xiàn)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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