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學術思想_賀照田：制約中國學術思想界的幾個問題

　　一個本來對社會正發(fā)生的現實有意識隔膜，立意以純書齋閱讀和遠離當下現實的專業(yè)寫作主導自己生活的人，突然決意寫一篇和自己以前一貫地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甚為相悖的文章，他一定會深感驚異。而這也是我突然決意寫如下這樣一篇文章后相當一段時間內的典型心理狀態(tài)。直到仔細自我省思后，才明白貌似突然的這一寫作決意，背后實有著甚為現實的動力。

　　一是作為一個學者，以往歷史經驗讓我深深共鳴于如下論斷：\"一個問題的解決將會曠日持久，而且需要幾代人都予以重視，這樣一個事實不應成為人們推遲研究該問題的正當理由。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情況最終會證明，是我們所推遲解決或忽略不管的問題，而不是盡了力卻不能解決的問題，會反過來使我們遭殃。\"1歷史閱讀和思考常常會碰到文明興衰、民族興衰、國家興衰等問題，這些興衰的原因往往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他們或者始終沒能將暗中制約他們的一些問題\"問題化\"，或者\"問題化\"后被鄭重面對的時間太晚。我這么說，并不表示我所提出的問題有關系到民族、國家興亡的重要性，我只是想表明，不將暗中制約我們的問題\"問題化\"，讓我深感不安。我擔心我們自以為充分理智化的工作，不過僅僅是歷史情境隨便撥弄的產物。我這么說，當然也不是以為知識分子有超越歷史的能力。但努力深入歷史和現實，努力把現有知識生產脈絡和理論思潮脈絡之外影響和制約我們的歷史現實因素問題化，使其得以被我們凜然面對。這種努力顯然不是在奢望超越歷史，而只是試圖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為把住自己的命運而向歷史中人的惰性進行的一場搏戰(zhàn)。

　　我如此做的第二方面原因，來自于我對近二十余年來中國學界一些現象的深切感觸。一些視野更寬廣的朋友告訴我，這些現象在其他國家與地區(qū)的學界亦存在。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曾借用蘇珊·朗格的說法準確、生動地描述過這一現象：\"蘇珊·朗格（Susanne Langer）在她的《哲學新視野》一書中評論說：某些觀念有時會以驚人的力量給知識狀況帶來巨大的沖擊。由于這些觀念能一下子解決許多問題，所以，它們似乎將有希望解決所有基本問題，澄清所有不明了的疑點。每個人都迅速抓住它們，作為進入某種新實證科學的法寶，作為可以用來構建一個綜合分析體系的概念軸心。這種\"宏大概念\"突然流行起來，一時間把幾乎其他所有的東西都擠到一邊，蘇珊·朗格說，這是由于\"所有敏感而活躍的人都立即致力于對它進行開發(fā)這個事實造成的\"。\"

　　我想很多中國學者讀到這段話都會有默然會心之感，因為這太像在描述中國學界的情況。但相像也就到此為止，因為接下來的情況在吉爾茲筆下是：\"在我們熟悉了這個新概念之后，在它進入我們的理論概念總庫之后，我們對這一概念的期待也更加和它的實際應用相適應，它也就不那么盛極一時了。只有少數的狂熱者固執(zhí)那種過時的萬能鑰匙觀點，而不那么迷戀的思想者不久便會定下心來，探討這個概念真正引發(fā)的那些問題。他們試圖在可以應用、可以拓展的地方，應用它、拓展它；
在不能應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來。它首先真實地成為（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個開創(chuàng)性的概念，成為我們知識寶庫中永久而持恒的一部分。但是，它不再擁有它曾一度擁有的宏偉的涵蓋一切的視野和明顯的萬能應用性……（它）并不闡釋一切，甚至并不闡釋人類的一切，但它畢竟闡釋了什么東西；
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弄清那個東西究竟是什么，把自己從（在它時髦初期）同樣緣它而起的大量偽科學中解脫出來。\"2

　　對比后面這段敘述，中國學界狀況如何呢？中國學界近二十年有太多的思潮走過，每種思潮最初都給人希望和承諾，但當它過后，它給我們留下來的卻多只是在它時髦時\"緣它而起的大量偽科學\"。而我們擺脫這些偽科學的辦法，也不是通過\"定下心來，探討這個概念真正引發(fā)的那些問題\"，不是\"試圖在可以應用、可以拓展的地方，應用它、拓展它；
在不能應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來\"，即通過產生可信賴貢獻的真成果，來埋葬先前的偽科學。而是或者通過更新的思潮引進產生出新一輪的偽科學來覆蓋上一輪的偽科學；
或者通過理論厭倦癥，遠離理論和思潮，只以被原有正統知識生產認為有效的方式來進行自己的工作。所以中國二十年思潮理論引進的歷史偏激些很可概括為\"橘逾淮而為枳\"的歷史，那些使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學界生產了重要成果的理論和思潮，在中國學界往往除留下一批吉爾茲意義上的\"偽科學\"成果和三、五因介紹這些思潮和理論而成名的學術名流外，對我們洞見、把握、思考歷史和現實，不僅很少幫助，而且每每誤導我們對歷史和現實的認識。而中國學界理論、思潮引介者、應用者二十年來的非正面形象，更使得那種簡單地把知識和思想對立起來的看法在學界大有市場。

　　不能想像這樣一種知識生產狀態(tài)，在當下中國這樣一個變動甚巨、問題重重的時代，能承擔起它本應該承擔的責任。因為如果知識生產不能提供有效助力，焦慮的面對現實問題者自然只好更多依憑個人感覺和經驗、依憑看起來有說服力的理論架構進行思考，這種作法有時會產生犀利的立場和洞見，但即使如此，立場和洞見若沒有相關知識作為互動和校正、細化的媒介，也不可能落實為恰切可行的操作措施。因此，在我看來，如何推動中國學界產生富內在張力的、可和現實、歷史復雜性有效互動的知識生產，是欲為民族未來承擔責任的中國知識界必需面對的首要問題之一。

　　那么，怎樣才可能有效地克服這種令人憂心的現實--理論、思潮的引介主要在產生偽科學，而理論、思潮的失敗又反方向固化了那種與理論思考隔絕、僅依憑慣性乏任何時代緊張感的惰性知識生產的良好自我感覺，并使得這種拒絕理論思考和自覺反思的惰性實證研究，而非反思指導下的實證研究在中國學術界占了實質上的主導地位？我以為，解決的途徑之一，就是提出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因為它既可為知識生產提供一個直接的工作目標，又可作消化外來思潮、理論使其與我們現實和歷史密切相關的媒介。當我們整理出的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處于一理論思潮之中，那么，迫使此理論思潮面對這一問題，會使此理論思潮和我們的歷史、現實間發(fā)生一種深刻的扭結。這種逼迫理論拖泥帶水的扭結，就象使蚌痛苦一時，卻能助其生出珍珠的砂子。因為沒有內在于我們歷史、現實的真問題作障礙，而只有匆忙中從歷史、現實中抓取的一些片段，搭建成正好適合此理論、思潮來攻取的城堡，雖可幫助證成此理論、思潮確實威力無邊于一時，卻正如風行水上，激動過后，并不能在我們對自己現實和歷史的理解上刻下真正的印痕。而當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外在于一理論、思潮時亦有其作用，因為它可提供觀察參照點，讓我們迅速覺察出一給人無限希望的理論與思潮在我們歷史和現實中的大致能力邊界。從而使我們在面對新理論、思潮時，不會因過分投注希望，浪費過多的時間和精力。

　　那么，為什么吉爾茲這么優(yōu)秀的學者兼思想家在他的論述中卻不提\"內在于現實與歷史的真問題\"這一討論層面呢？我以為，吉爾茲所提到的理論觀念，本身就是內在于西方歷史和現實的產物。這樣，這些理論與觀念本身就和它們所由之產生的歷史有一種深切的扭結關系。所以在理論和觀念的原產地，只要借助理論觀念的知識生產經過吉爾茲所謂的\"定下心來，探討這個概念真正引發(fā)的那些問題……試圖在可以應用、可以拓展的地方，應用它、拓展它；
在不能應用、不能拓展的地方，就停下來\"這些程序--就基本上完成了理論觀念與知識生產間的互動。不象中國知識界近二十年潮起潮落的諸觀念與理論，由于主要系外來于其它民族現實與歷史，因此，在把它應用于中國的知識生產和現實、歷史分析前，當然需要經過一個在理論和觀念的原發(fā)地應用其于知識生產中不需要考慮的環(huán)節(jié)，即需要確定此一外來理論觀念和本土歷史、現實問題是否真實相關。只有經過這一環(huán)節(jié)之后，邏輯上我們才可進入運用這一理論觀念于我們自己的知識生產階段。

　　并且一旦我們有\(zhòng)"內在于我們現實與歷史的真問題\"為媒介，我們就可相當程度上從\"西方中心主義\"\"普遍主義\"\"文化殖民\"等提醒的左右為難的困境中擺脫出來�，F下，警惕\"西方中心主義\"、\"普遍主義\"、\"文化殖民\"的忠告弄得不少中國學界論者草木皆兵。極端論者更是把西方理論和本土經驗對立起來，以為只有躲開外來理論論述一頭扎進自己的歷史和現實，從中提煉、蘊釀出理論才有出路。我此處不想討論今天躲開一切西方理論的愿望在現實上是否有其可能，而只想討論是否有其必要。我想，我們所以提出警惕西方中心主義、普遍主義的陷井，是擔心我們喪失了自主性，自覺不自覺成了西方中心主義、普遍主義的犧牲品甚至盲目熱情參加者而不自知；
我們更經常提起的另一個不滿西方中心主義、普遍主義的理由，是這些理論、觀念往往不能有效貼近我們的現實和歷史。而這兩方面的憂心，都會因有\(zhòng)"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為媒介，而一定程度解決。有\(zhòng)"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為媒介，對外來理論和觀念之于我們認知重要性的評估，是看它們對我們理解、解決這些真問題的助益程度，因而不存在自主性喪失的問題。有\(zhòng)"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為媒介，我們就可通過考察一相關理論與觀念在這些真問題解釋力上的有效程度，較快確立出此理論、觀念對中國問題認知能力的大致有效邊界。

　　在理論和觀念的應用問題上，要特別警惕過分依賴\"民族國家\"框架來看問題時可能會落入的陷阱。\"某某中心主義\"、\"普遍主義\"、\"后殖民\"之類的問題，在\"民族國家\"框架內仍然會存在。因為本土理論和觀念也存在一個通過審慎的知識和反思工作確定其應用邊界的問題。比如，先前歷史情境中產生的觀念和經驗，其它地區(qū)產生的觀念與經驗，當我們于民族國家時空內部移用理解和分析另一時代、另一地區(qū)的問題時，仍然不可免這些觀念和經驗是否和另一時代、另一地區(qū)問題真實相關這一批判性考察環(huán)節(jié)。仍然不可免要通過審慎的知識工作和反思，以重新厘定這些理論和觀念在新時代、新地區(qū)的有效性邊界。否則，我們在民族國家框架內部就會大犯\"某某中心主義\"、\"普遍主義霸權\"、\"文化觀念上的殖民\"等錯誤。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各地區(qū)風土、民俗、文化、社會、經濟、資源、物產等條件都相差極大的國家，同時又多民族、多宗教，簡單地以民族國家為思考單位更易犯民族國家內部的\"某某中心主義\"、\"普遍主義霸權\"、\"文化觀念上的殖民\"等錯誤。在我看來，在現下中國呼吁警惕\"民族國家\"框架內部的\"中心主義\"、\"普遍主義\"、\"文化殖民\"等危險甚至更重要，因為\"民族國家\"框架內的\"普遍主義\"、\"中心主義\"、\"文化殖民\"等問題還沒有成為整個中國知識界自覺反思視點的一部分。

　　所以，有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作媒介，使得我們不僅可以促常規(guī)知識生產聚意于這些問題，還可幫助圍繞著這些問題的知識生產，和在這些問題上扭結的理論、觀念間發(fā)生真實互動�；�動的結果，一方面是這些理論和觀念愈加深切地嵌進我們的歷史和現實，甚至快速、自然地融為我們知識和思想一有機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知識生產通過具體感受到觀念和理論的力量，會自覺向它們開放，而這樣，就會重構我們自己的知識生產內容和重塑我們自己的知識生產性格。只有知識生產和理論觀念間，通過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間的真問題，不斷互相校正、激發(fā)，我們的學術思想界才可算健康、良性。

　　我以提問題的方式寫這篇文章的第三方面的動力，源自對中國學術思想界相當多數人對待問題的方式的不安--就是很多人在處理原本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時，習慣上把其只在某一觀念架構中或某一理論、知識脈絡中定位，結果，很快這一真問題就被封閉于一理論和知識氛圍中，被脫歷史脈絡和脫現實情境化了。這樣原本鮮活的問題，就變得抽象和封閉，不再具備向歷史和現實直接開放的能力了。要想徹底解決此一問題，就必須在把一問題放進觀念架構和理論、知識脈絡審視的同時，亦不斷的把其置回原歷史脈絡和情境中去體會和理解，并不斷地把它和其它歷史脈絡和情境中具可比性的問題加以比較，以平衡理論和觀念使用不當時會造成的把事實不斷抽象化、去脈絡化的后果。但內在于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所處的歷史脈絡和現實情境并不透明，而如何進入現實和歷史又是一個非此處所能討論的復雜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過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每一個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的提出，都會方便其它問題的關心者，在思考自己關心的問題和這些新問題的關系時，暫時松動理論和學院知識脈絡對這些問題的抽象化控制，使其重新獲得些具體感。而當關心者把自己關心的問題置于一組問題中來理解時，其對原有問題的理解會更加復雜化。何況思考一組內在于我們歷史和現實的真問題間若何關系時，會有利于人們揭示出特定歷史階段中塑造該歷史的所有位于關鍵性推動位置的力量，并進而揭示出這些關鍵性力量所構成地推動特定歷史階段發(fā)生變化的動力結構。這種情況下，理論對事實的壓力問題才基本獲得解決。因為到此階段，不僅內在于此一歷史階段的真問題要在此一歷史動力結構中被定位和理解（但同時此一真問題也在檢驗此一被指認為的動力結構是否是推動此一歷史階段變化的真實歷史動力結構）；
而且某一理論相對于此一歷史階段的意義，也要在此一歷史動力結構中被定位和評估（但同時此一理論往往也有助于該歷史動力結構局部的細致化、清晰化）。

　　我以提問題的方式寫這篇文章的第四方面的動力是，我雖然想到這些問題，并感受到這些問題對中國學術思想界有所損害和制約，但對若何厘清這些問題和中國學術思想界其它問題與現象間的關系；
若何清楚描述和評估這些問題對中國學術思想界和民族的現在和未來所帶來的制約和損害；
尤其對若何才能克服和解決這些問題，等等幾方面，雖焦慮甚深，但因自己能力所限，無能回答，因此把它們公布出來，以待賢者。

　　我所提的九個問題如下：

　　第一個問題是，精英與民眾的分離。從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看，現代精英基本上是從直接面對和思考民族國家富強問題的群體中演變出來的。他們最主導的觀念和方式很大程度上來自西方。即使那些自命立基相當傳統立場的精英們，象梁漱溟等，其中心議題和論辯方式也是被現代重塑過的。在大多數中國精英眼里，民眾主要被作為如何將其有效編織到精英為現代民族國家設計的出路和所欲達致的目標時，費思慮的設計安排對象，民眾的主體感覺、精神欲求很少被認真面對。毛澤東曾要求知識分子向工農學習，但此舉只打掉了五四以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帶有個人解放印痕的民主、自由要求，有助于知識分子們被有效編織進毛所設計的國家、民族道路中去。\"民族形式\"被多年提倡，但真是名符其實地停留于形式上，因為其內容確實是被精英們自上而下安排設計過的。梁漱溟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看起來貼近傳統，但貼近的亦是他再選擇組織過的他認為現代民眾應該具有的傳統價值。其中民眾的主體感覺、精神欲求仍沒有被足夠認真地面對。

　　五、六十年代，國家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結構，權威和資源都被集中到了國家手里，直到中國再度改革，幾十年中精英狀況極度單一。因為在當時的社會結構和氣氛里，已經沒有權威可自外于國家權力單獨存在。嚴格來說，那幾十年，只有權力、政治精英一種。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后，國家必需借重知識分子，加上國家對整個社會控制能力削弱，幾重原因，使知識分子有一定空間相對自主，形成了知識精英群體。經濟改革上，鼓勵私營經濟、集體經濟，加之各種名目的承包制、股份制等，使得相當部分經濟資源已不由國家掌握，這樣又產生了經濟精英群體。權力精英、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加上軍隊等國家要倚賴的武裝精英，在國家利益分配和隱含了利益分配實質的政策、法律制定上都可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都能以有效方式施加自己的影響。唯獨以農民、工人、下層市民為主體的民眾無穩(wěn)定傳達自己聲音的發(fā)聲管道。從某種角度來說，一百余年來精英和民眾的分離程度于今天為最。因為現下能發(fā)出聲音的大多數精英也考慮民眾，但談到他們，往往，或者把他們當作納稅人；
或者把他們當作潛在可再開發(fā)的購買力；
或者把他們當作中國發(fā)展途中欲棄不能的累贅，于是不得不把他們作為需留出起碼活路的愁思對象；
或者把他們當作可能的不安定因素所在；
或者把他們當作人道主義同情對象。他們的需要也每每被量化為一些可估算指標，主要是經濟指標。沒有多少精英深切面對他們的價值觀念、生活邏輯、主體感覺、精神欲求。

　　精英和民眾的分離，對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對知識精英自身的傷害和影響如何？在中國今天尚缺乏正面尖銳的討論。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的理解還嫌狹隘。相對于八十年代對民主的一廂情愿的想象，這些年中國對民主的了解增進不少。不過，進展主要體現在對其它國家的民主經驗知識的增多，并強調民主固然可以解決其它方式不能解決的許多問題，卻不是包治百病、無副作用的美藥良方。它自身也會帶來不少新問題，并不斷有歷史擺到它面前的新問題需要它面對和消化，等等。其中尤其強調指出了民主和我們所認肯的其它價值間不總是一種相互支持關系，在一些歷史條件下，民主會和其它價值相沖突，甚至嚴重沖突，等等。

　　所有這些都可視為今后在中國開展民主不可缺的知識和理論上的積累。但所有這些仍未能使中國對民主的理解和運用想象有一個充分、整體的展開。中國理解民主的重心還主要落在政治民主問題上，這和中國政治改革還有待于進一步開展有關。但即使關于政治民主的思考，也有令人擔心的問題存在。比如，一些精英知識分子由于對民眾的深刻不信任感，在他們關于民主論說的內核實際上包含了精英們自上而下安排出一個民主制度，然后督促和教育民眾參與到他們所設計的民主游戲中來的祈望。

　　相比以前中國知識界一貫把民主問題實質上只放到政治民主領域來講，這幾年關于經濟民主的討論是中國對民主理解和想象的一大突破。尤其這次討論直接關聯到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和社會危機，不象以前談民主主要以反極權反專制為單一背景，反而限制了對何為反專制的理解。但在我看來，僅把民主問題開放到經濟視域中還不夠，而只有當它還被視為社區(qū)、文化、精神、主體、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的改造和重建的根本契機和根本組織方式、根本精神時，我們對民主的想象和理解才可說較充分和完整。

　　我的第三個問題是中國知識界真正政治視域的闕如。由于對以前中國政治壓倒一切方式的不滿和厭倦，人們曾把政治的削弱甚至取消視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從八十年代開始，一批有良知、對未來中國有熱切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他們所能肯定的政治就是移植在其它民主、自由、富足的國家中被認為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對能使社會通向更好地適應這些法律、制度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的有意識引導。這種以抽象理念和簡化后的榜樣為評判政治唯一、絕對的標準的方式，在實質上取消了政治。

　　這些年國際問題的波譎云詭本來是一個絕佳的重新引進政治視域討論的機會。但由于中國精英們太習慣于把其它國家的舉動毫無猶疑地解釋為眼下直接的經濟欲望和權力欲望，而一些國際關系專家表面看起來復雜些，但在經濟利益、實力權衡之外，他們也不過加上些被他們處理成極簡化、僵硬、無流動性的意識形態(tài)、種族、文明差別等幾項他們所謂的結構性分析要素，這樣一種分析方式，當然不會激活而只會實質上固化人們的國際政治理解和想象。難怪許多知識分子一離開前些年對西方大國的玫瑰色一廂情愿立場，便迅速轉到它的反面，變成了簡陋的\"弱國無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言論的信奉者。這樣一種對國際關系的理解和感覺方式，當然不可能引出建設性的國際政治討論

　　這類理解和感覺方式自然不可能提供有質量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討論空間和討論深度。這樣一種政治文化現狀的中國自然也就不可能成長出具政治智慧的集團或階層。有政治智慧的人物不是一個技術官僚、一個理想主義者或一個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被動醫(yī)生，而是能在已有條件下，為民族的生存、民族的長遠發(fā)展、民族的健康和活力最大限度的負起責任的人。一個有責任心有政治智慧的階層或集團為一個民族健康長遠發(fā)展所不可或缺，而且并不是有了多黨制，有了民主選舉，有了議會政治，這一集團或階層就會自然而然出現的。古典傳統時，我們曾有著訓練和培養(yǎng)政治人物的文化方式�，F今，這一傳統方式失落了，新的政治文化又沒建立起來。那么到底一種什么樣的教育、方式與文化，才可能培育出既能帶領民族健康發(fā)展，又能帶領民族為整個世界的文明與和平發(fā)展做出應有貢獻的有政治智慧的階層呢？在我看來，這是關系到民族發(fā)展、民族危亡的大問題，知識分子絕對應該深思以對。

　　我的第四個問題是，中國知識界對意義問題的表面強調、實質擱置。這些年中國學界\"終極關懷\"一詞用得既繁且濫，但究其實，這些高標\"終極關懷\"的人又做了些什么呢？我們不妨以用\"終極關懷\"標志出自己合法性地位的宗教學界為例。由于宗教學界大多數人既不肯追究自己精神和身心感受的不安，又不肯真正深入時代中其他人的精神困境和身心疲敝，又不肯用身心感到的方式體會前人的精神困境和他們對待精神困境方式的勇敢和智慧。因此，在絕大多數談\"終極關懷\"人那里，他們的談論僅僅是談論而已，并無對他人和自己精神痛苦、身心感覺的真正切入。

　　宗教學的情況大致如此，倫理學的情況亦相近�，F下中國的倫理學界，或忙于從時代發(fā)展要求出發(fā)來設計現代中國所需的現代倫理、評論時下的道德倫理表現；
或忙于普世倫理和底線倫理的討論，以為世界的長治久安盡力；
或忙于以中國古典倫理為論說資源和其它文明、文化倫理對話，并以之批評現代性的缺失。凡此種種偉業(yè)，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不去追究和分析現下中國人的倫理困境、精神痛楚和不安定的身心。因此，中國的倫理學和宗教學一樣，雖然不乏論說的雄辯和思想的飛翔，卻既不可能為現下中國人面對實際上的精神痛苦、倫理困境、身心疲敝提供貼近可用的幫助，亦不可能為民間宗教的開展和民間倫理新生活的摸索提供有效的營養(yǎng)。

　　我的第五個問題是，我們自我意識的獲得過于輕率。六、七十年代中國的自我意識主要為當時籠罩一切的意識形態(tài)邏輯和對其它國家有意識的選擇性宣傳甚至虛假性宣傳所塑造。八十年代以來，隨著這套意識形態(tài)喪失信譽，人們更多地通過和其它國家、民族比較，與自己先前經歷比較，來確定對現在狀況的評估。顯然，這些方式無可厚非。我在此處也不是批評類比性運思習慣和在反思對照基礎上評估今天的運思習慣，我此處與其說是有意批評，不如說是表達我的驚異，就是太多關系到全局的大結論，竟經常是建基于過于簡單的類比、過于淺嘗輒止的所謂反思基礎之上的。

　　比如，八十年代文化熱時，日本成功的主要原因被表述為勇于擁抱外來文化，因此是中國的絕佳榜樣；
比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韓國和臺灣的經驗被總結為政治上威權、經濟上放開，名之為東亞道路，認為是我們自己的方向所在；
比如，俄羅斯的激進改革不順利，變成了我們漸進改革、摸著石頭過河正確的確證；
比如，日本發(fā)展順利時，日本一切經驗都被引來作為榜樣，而當日本經濟低迷，便又百般抨擊，認為我們應該向美國看齊，大力發(fā)展知識經濟，應該全力為\"知本家\"開綠燈，等等。在太多重要事情上，我們都沒有嚴格分析、嚴格研究作媒介便產生立場，我們也太容易獲得榜樣和反面教材，結果自然是不斷跳來跳去的對自我意識、自我定位的建議和鼓噪。這不僅無助于了解別人，也誤導我們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識。

　　把自我意識建基于淺嘗輒止的反思同樣會導致輕率、有害的結論。比如，反思俄國和中國共產主義歷史時，發(fā)現理想主義和道德激情為其中一些階段的重要元素，便使得不少知識分子看到理想主義和批判激情就不安起來，以為經驗證明，凡此都是危險的，都是會導向激進之途的。這樣一種反思邏輯自然導致對所有正義感、社會道德責任感的虛無結論。

　　我的第六個問題是，知識界沒有有意識地把中國是個后發(fā)現代化國家這一事實充分問題化。由于中國知識界大多數人骨子里的崇西崇美，使得中國思想理論狀況基本上為源自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論述所籠罩和左右。其它國家、民族資源經常只有點綴性的命運。那些同為后發(fā)現代化國家中的不順利者，被提到也多只是視野浮面掃到，它們的認知價值有意無意被知識精英們忽略了。那些成功的后發(fā)現代化國家，包括對我們自我意識有著重大影響的幾個國家，雖為我們所羨慕，但由于我們羨慕的只是它們的經濟增長--表現為量化數字的經濟增長，并把它們所以順利增長的原因，抽離出它們的歷史、文化語境，特定國際政治、經濟情境，和其時不同于今天的技術脈絡特點，其地不同于中國的資源、人口環(huán)境，等等。這種抽象化、簡單化的對待后發(fā)展國家的方式，不可能深入這些國家復雜的歷史和現實的。而中國的知識視野里缺少對其它后發(fā)展國家真正的知識和理論興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反過來更妨礙了中國對自己作為一個后發(fā)展國家這一事實充分和深入的認識。

　　反思現代性潮流對中國知識界擺脫以前的盲點本是一個極好的契機。但由于大多在這一旗號下工作的學者，往往只是滿足于指出一些現代事件和資本主義政治控制、經濟控制、文化控制間有意無意的關系，并強調這些事件對原有有效社會、文化脈絡和生存樣態(tài)的破壞。這些研究的好處是，能使以前不少我們久已習慣的堂皇敘事變得可疑起來。但由于這些研究沒有更進一步深進所處理時代的根本困境，使得這些研究引出的質疑缺少足以面對歷史和現實困境的力量。因此這些反思性研究工作，并沒有勝任起把后發(fā)現代化的中國充分問題化的責任。而不把中國作為后發(fā)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和現實充分問題化，中國知識界就不可能對中國今后相當長一段將遇到的、而在先發(fā)展國家卻不會遭遇的大量問題有前瞻性的知識和理論準備、前瞻性的對治準備。

　　我的第七個問題是，在知識反思方面，我們總是在一些主題和層面上打轉。這些年隨著后殖民思潮的流行，警惕西方中心主義的呼吁，對�？拢‵oucault）\"知識即權力\"的論斷的響應，加上整個反思現代性的國際大氛圍，和中國本土近年始終沒有真正退燒的學術史熱，所有這些一起發(fā)力，反思知識、反思學術一時成為顯學。但多翻讀有關文章便會發(fā)現，這些文章多習慣觸及一些問題，卻不去觸及另外一些同樣具根本重要性的問題。

　　比如，揭露許多貌似純潔的研究和成果，背后其實都有不純潔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的利益驅動。或者昭示許多看似自律的研究，其實反而是對時代時趨缺少分析批判力或缺少意志抵抗力的結果，等等。但所有這些反思和批判，不僅不能破掉中國學術界習慣把學院與社會、學院與政治截然兩分為二元對立結構的論說模式和感覺模式，尋求建立學院和社會間、學院與政治間更復雜的辨證互動模式，從而為反思現下的知識生產建立一個新的建設性的視角，其實際效果反而有可能與這些反思者初衷相悖。就是從另一角度看這些反思者的成果，這些成果反可以用來鞏固和加強這種兩分法的論說模式和感覺模式。因為，這些批判和反思可以僅被看作不斷表明學院外不純潔力量的無孔不入而已，而這些正可成為學院更應該高張壁壘，知識生產更應該封閉自律的絕好口實。

　　學術自主性問題討論中一些人的邏輯更是讓人目瞪口呆。提出\"學術自主性\"問題本來是件好事，因為它從外來理論無媒介的直接使用往往誤導我們對自己的現實和歷史的把握這一真問題出發(fā)。但我們學界中相當一部分人在從此一真問題出發(fā)后，不是進一步反思我們該若何才能恰當使用外來資源，而是把外來資源，特別是外來理論資源和本土經驗對立起來，認為只有避開外來理論資源，從自己本土經驗中提煉出理論才算解決了學術自主性問題。這就使得本來可能推動我們學術和思想深化的學術自主性討論立刻走向了它的反面。因為這些人的反思邏輯不僅為避開理論的舉動提供了合法性，又暗含了只要多研究本土就能產生有效本土理論的假設。這種倉促的關于自主性的理解，在實際上不僅起不到反思和批評學院惰性知識生產的作用，反而在以自己貌似自覺、反思的方式，緩解了對當前學術中拒絕反省的知識生產狀況，甚至合法化了那些以本土內容作為工作對象的不含任何緊張感和反思自覺的惰性知識生產。

　　以上兩例是我們現在常見的，本來多走一步就會有功于學界，而我們關于它們的討論卻走向反面的習見反思主題。至于那些和我們常見反思主題有距離的真問題在這次反思熱中，更是少有人觸及。比如，現代西方學術思想何以有很強的自我更新能力，使得他們中總有人能及時回應時代問題，并達致相當深度和系統程度？這種能力在傳統中國的許多歷史時段也曾存在，它是若何消失的？我們要若何努力才能再獲這種能力？等等�！�

　　我的第八個問題是，中國知識界沒有把中國現代知識生產模仿和移植的經歷充分問題化。中國的現代知識生產是以西方和前蘇聯為榜樣建立的。但我們在移植和模仿時，并沒有著力考察西方現代學術和它們歷史、文化問題境遇間的復雜關系。我們移植和模仿，等于是把西方學術制度、分科設計抽離出它們的歷史、文化、制度、問題語境。操作對象我們沒法移植，我們便把其學術內容抽象為理論、方法論、實證知識累積幾部分。這種缺少警覺和反思的狀況下產生出的中國知識生產，當然容易出現本身既無和現實、歷史復雜互動的能力，又乏此一問題維度上的反思自覺的局面。而中國現下又問題重重，這樣，本來就對學院知識生產如何才能和現實間有效互動缺乏考量的知識分子們，又不得不用自己缺少反思打量的知識儲備倉促地介入現實。這樣的現實責任心，精神固然可佳，但現實后果很可能是越幫越忙。

　　而把中國現代知識生產移植和模仿的歷史充分問題化，尤其把中國現代學術建立、發(fā)展的歷史和中國現當代歷史間互動是否有效的問題充分問題化，會提醒中國知識精英們，向世界優(yōu)秀的學術思想成果表現和他們的制度表現、物質條件看齊固然重要，但眼光向下，反思如何在知識工作和我們自己歷史現實間建立有效關系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因為缺少對這一層面問題的足夠意識，我們也不可能深入認識它民族最優(yōu)秀學術、思想表現和其本民族歷史、問題境遇間的復雜關系。而不穿透到這一層，我們對優(yōu)秀學術思想人物何以達致其優(yōu)秀的理解上，肯定會有未達其底里的缺陷。而用關鍵處未達其底里的理解來指導安排我們自己的學術研究，自然會因關鍵處差之毫厘，而致精氣神髓多失的后果。

　　我的第九個問題是，當今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對自己倡導的觀念、價值過分缺少身體力行的誠意，偶然發(fā)心，意志力亦不足，更談不上對它們有反身而誠的樂趣。比如，很多知識分子能在非常觀念的層面上跟你頭頭是道地談論一種文明，也能在學院知識層面上跟你頭頭是道地講述一種文明。在這兩個層面上我們不妨說不少文明已成了我們知識儲備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但具體到這些談論者個人，我們發(fā)現這些文明并沒有成為塑造指導他們人倫日用、和他們作為公民、作為專業(yè)人士這三個層次任何一個層次生活的深層有機部分。一些人天天談論和盛贊現代西方文明，但現代西方文明并沒有在真正精神落實的意義上成為他們切己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
另一些人天天談論傳統，但傳統也并沒有成為他們人倫日用和精神中能感到的活的組成；
正像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天天呼吁民主與公共，但很少想，為配合一個健康的民主與公共社會，需要我們在骨子里有一個怎樣的調整。

　　在知識和價值、觀念上，中國知識分子倡導和認肯了不少，但行動上把這些知識和觀念、價值落實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的人卻太少，這必然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正面精神和人格史上缺席。這種精神和人格史上的缺席，是象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損失的僅僅是知識分子在道德和人格上感召力，并無關于我們知識和思想上的表現嗎？所有這些，今天仍只有一些無細致論證的、倉促的結論。這問題，如此深關著我們的事業(yè)和人生，我們又怎能漠然而視。

　　本文初稿曾在2000年12月16日--17日于臺灣新竹交通大學光復校區(qū)舉辦的題為\"科技、美學、權力：跨世紀文化轉折\"的臺灣\"2000年文化研究學術會議\"上宣讀。感謝論文評議人和舒煒、倪偉、倪文尖等與會者的評論，感謝會后孫歌、錢永祥二位先生對初稿的細致閱讀和批評，感謝孫歌、江湄、羅琳、陳光興、甘陽、吳伯凡等師友對第一次修改稿的閱讀和評論。所有這些都對本文的修改深有幫助。當然，本文的一切不足仍由我負責。

　　1T.S.艾略特(T.S.Eliot):《基督教與文化》(Christianity and Culture)，楊民生、陳常錦譯，汪瀰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1版，第3頁。

　　2 吉爾茲：《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納日碧力戈等譯，王銘銘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1版，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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